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罄竹难书，给我的家庭造成的苦难切齿难忘。在战乱年月，我有幸逃难到了王家湾这个民风淳厚、文化氛围较浓的村庄，也算是我的福份。
这个村庄住着一位满腹学问、饱经沧桑的老秀才王天榜先生。当时先生已年近六旬，皮肤白皙，清癯修长的身板非常硬朗，一双凹陷深邃的眼睛炯炯有神，一看就知道先生是个秉性刚烈、很有个性的人。
王家湾经馆，是天榜先生主办的。何谓经馆?简单地说，就是高级私塾。这是民间的一种说法，但绝不尽然。经馆与私塾是有很大区别的。其一，经馆首先要有着较宽敞的教学场地。课堂不是蒙童馆两人共一张条桌。经馆的每个学生有一张像吃饭那样的大方桌，桌子上摆放立式大书箱、大砚台、笔架等文房四宝。
毛笔字是日课，每天都要写一至二大张。经馆要有学生宿舍，有饭厅、有厨房、有炊事员。学生住宿吃饭全在经馆，共有学生20多人。
其二，经馆师资与一般私塾先生完全不同。先生绝大多数是秀才出身，即便少数不是秀才，也是经过秀才考试或者因名额限制未能正取的备取生(俗称挂水牌)。如果连这个“准秀才”的资格都没有，那是绝对不能教经馆的。
其三，经馆不收启蒙小孩，也不收读过几年书的少年儿童。收的都是15岁以上的学生，18岁左右的学生居多，还有些学生是结了婚的。
这些学生大多数是周边殷实富户有钱人家的子弟。还有的是中学毕业了，因战乱而在经馆专攻国文准备直接到大后方考大学的。在科举时代，这是黉门秀才的摇篮。开始逃难时，只顾了逃命，没有想到这难要逃多久，更没有想到要继续读书的问题。时间一长，孩子不能不读书，十一、二岁的小孩不读书能去干什么活?
父亲为此又操心了。听王家湾人说，附近一个村子就有一所私塾，这湾里的小孩都在那里读书。
我去那所私塾看了一下，都是些五六岁、七八岁的“鼻涕佬”。回来对父亲说坚决不上那个私塾。那是个典型的而且条件也极差的蒙童馆。听说先生水平也很差。
我是县立高等小学六年级的优等生，同那些“鼻涕佬”在一块学，能学个什么名堂。要我读书，我就要上本湾那座高大门楼的经馆。
父亲很恼火，骂我不听话，不知天高地厚：“小学还未毕业，就想去读经馆。你年龄小，学历也不够格。那里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你又不是没有去那里玩过，人家都成大人了，有的还结了婚，是有了孩子的人。你想去是痴心妄想”。
父亲骂我，发脾气，但他说的也都是事实。我曾经到湾子头上这家高大门楼的经馆玩过几次。
这里每个学生一张大方桌，20多个学生就有20多张大方桌摆满了3间大厅。方桌上放着一个立式木书箱，书箱装满各种线装书，有很多大部头书还有布壳子书套。
桌上还摆放有各种式样的砚台、笔架、笔筒、大小毛笔、铜压铁等文房四宝，真是古色古香，十分气派。
经馆里，有时寂静无声，有时书声朗朗。我只能坐在经馆门前的石礅子上倾听学子们读书，或是听老先生讲书。
坐在学堂门外，望着里面大孩子读书，心里非常羡慕，同时也感到失学的寒酸滋味，心情难过极了。
有些顽皮尖刻的学生看我坐在门楼里，对我做怪相，投来鄙夷的目光，我当即以愤怒的眼神回敬过去，毫不示弱。有的大学生以好奇的眼神望我一下，他们都是成年人，对小孩子也不十分关注，但他们都知道我不是这湾子里的孩子，是街上逃难到乡村来的。
此后，我每天向父亲吵着要上经馆。父亲说，我托人向老先生说了，老先生回话，城镇里的孩子最少要初中毕业才行，这样才能听得懂先生讲授。我立即辩白：“我已听过两次，大部分听得懂，只有少部分听不懂”。
父亲被我缠得不得了，老先生也被我要读书的精神所感动，破例收了我这个小学生。其实先生是十分喜欢勤奋求学的学子的，他主要是爱面子。我自然高兴极了。父亲向亲友借了点钱，先交了一点学费，又为我买了一些先生指定的书籍。
我上学了。由于我年龄小，个子也又瘦又小，穿的衣服也破旧，哪能与那些地主老财的子弟相比。他们中有不少的人对我是歧视的。
我虽年纪小，但很精灵，我不呕气。我遵守学规，处处小心，认真听讲，细心观察，心想你们这些娇生惯养、趾高气扬的纨挎子弟究竟有多大能耐。
入学时，我觉得大学生们读的古版线装书很深奥。如西晋陆机的《文赋》、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宋代朱熹的《四书集注》，还有《诗经》《书经》《纲鉴》《鉴略妥注》《东莱博义》《春秋左传》《古文辞类纂》等。
老师给我规定的书籍是《四书》，即论语、大学、孟子、中庸，这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其次是读《幼学琼林》《尺牍》《论说指南》《历史指南》。
我最初读的书比大学生们浅些，以后逐步加深，读《左传》《古文观止》以及唐诗宋词等。
老秀才先生的国学功底很好，文章诗赋也不错，在当地很有威望。先生一生最大缺憾是写不好字。凡有乡党应酬，求写对联、挽联或喜庆匾额者，皆由学生代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