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谈“随教”

文/尹文举

清同治年间陕甘回民武装暴动，屠杀了大量无辜的汉民，清军镇压以及过程中回汉民族间残酷仇杀交织而成了一场复杂的历史事件，河州（现在的临夏州）亦不例外。

两年不到，陕甘两省人口锐减两千万。史书上冷冰冰的“陕甘回乱”，在当时是遍地尸骸的人间炼狱。好在，河州一带回汉杂居区的回民针对同一地区的汉民提出了一个比其他地区较为优厚的"待遇“和条件：凡随为回民（伊斯兰教）的汉民挂出白旗，头戴白号冒，一律免杀。针对这一条件一些拖家带口、病残有疾等因种种原因不能逃走的逼迫随教者固然有之，如将这类人称作随教，从逻辑上讲也是合理的。但是，我们的先辈们坚贞节操，傲然不屈，坚守文化信仰、宗教传统不动摇，冒着生命危险带着妻儿家小，手捧点燃的香柱乘着夜色跨越洮河，却被回军察觉随即追赶，追至岸边时看到对岸一片星火点点，以为是左宗棠的部队在接应，（旧时的军队夜间行军都是打着火把），顿时，才至步撤军。以这样的方式他们浩浩荡荡徒步辗转来到了定西安定，这正是为了不随回教而被逼无奈的选择。

据资料记载：清同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1872年），左宗棠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称，安置河州移民陈富贵等447人于青岚山、董永海等108人于新套河（现西巩驿营坊村南坪、北坪社以西的一段河湾）、水应江等428人于夏家营坊（由于当时移民从河州扶老携幼步行到西巩驿花沟时，实在已无力继续前行，又见这里水源充足、地势平坦，故申请就此安置，被准许。因此，原计划安置在夏家营坊的这部分先民实际被安置在了花沟）。

当初我们的先辈就被安置在定西安定西巩驿的花沟（即今天的新街村），后又搬迁至周边以北的瓦岔（今新集所辖）。内官、符川、青岚等地均有河州移民的安置点。

我们的先辈们为了逃此一 劫，从河州辗转迁徒到安定，截止现在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光景，但有人还把一个子虚乌有的“冠名”——“老随教”强加给我们这群河州移民。我作为河州移民的后裔，有必要对“随教”一词进行一点说明。

“随教”并不是一个标准或广泛使用的汉语词汇，也不是一个民族、不是宗教，它是一些有意或无意或不明真相者针对我们这群河州移民含带贬意或不解的一种低俗的不合逻辑的称谓，然而，被有意或无意中逐渐引申或扩大。

时至今日，定西的当地人一直习惯性的称我们河州移民为“随教”，据说，当初我们的先辈们非常忌讳直呼此名，若有如此称呼常会引发冲突。是决不允许的。

随着年代的久远，时间慢慢冲淡了那个悲伤和遭遇，因为时间是最无情的旁观者，也是最温柔的治愈者。它像一条永不停息的河流，冲刷着我们的记恨，淡化着曾经的悲哀，无论是刻骨铭心，还是难以释怀，心中的怒火最终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冷却，变的逐渐模糊。

一个偶然的河州人社火视频聚焦了众多观众的评论，顿时，“随教”这个词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不曾想有这么多的人对于我们这群居住安定的河州人概念糢糊、认识不清，评论区有的人纯粹说我们是随了回教，有的人说是随了回教又改过来了，甚至还有人骂我们是“叛徒”，但恶意攻击者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是对这段历史认识不清，判断糢糊。因此，我作为河州移民的后裔，有责任对这段历史作一些大慨的说明，请大家不要人云亦云，“随教”并不是一个标准的汉语词汇，它函盖着一段心酸的历史，是一个既沉重又伤感、既悲伤且忌讳又不愿提及的话题。请记住一句话：当初我们的先民们从河州迁逃到安定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不妥协、不接受回军的胁迫随教，是为了不挂白旗、不戴白号帽，如此简单的道理，何需解读的意味深长？！

时至今日，我们这群安定的河州人始终不渝的保持着先人本色，保持文化底蕴不动摇，把一个厚重的历史悲伤感几代人坚守初心不变传承一代又一代，把老先辈们传留下来的文化和传统纹丝不动的展现给社会大众，我们并不是时代的淘汰者，也不是与时俱进的落伍者，而是原汁原味的文化传承者。我们有责任、有使命对老祖宗留传下来的文化古风和精神风貌进行发扬和光大。因此，针对我们这群安定的河州移民来说，“随教”是一个附含贬意、低俗又不合逻辑亦没有任何根据的无稽之谈。

我们并无任何恶意或种族歧视瞧不起谁的味道，只是我们民族间的习俗习惯不同，包括饮食、居住、服饰、文化礼仪以及宗教信仰，因而，生产生活方式也就自然不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强制性改变一个民族、一个部落的风俗习惯，那就是不尊重人权、不尊重民族或团体之间文化差异的表现。中华民族一家亲，回民同胞以及各个民族都是我们社会的团体，中华儿女大家庭的成员。我们汉族要和55个少数民族共同构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互相尊重、互相团结、相互保持关系和谐发展，我们都是龙的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