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静川
引子：磁带转动的青春
二十多岁的时候，我最喜欢听张明敏唱的《我的中国心》了。
那时我住在伊春，小兴安岭脚下的一座小城。冬天漫长而寒冷，汤旺河冻得结结实实，但街头的录音机里，总有那首歌在循环播放：“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歌声穿过零下三十度的空气，钻进每个人的耳朵里，热乎乎的。
张明敏比我大六岁——算起来，他唱那首歌的时候，正是我现在回忆他的这个年纪。那年我和几个朋友合伙买磁带，一个人出不起几块钱，就凑份子。今天你买一盘，明天他买一盘，轮着听。张明敏的磁带卖得最火，《我的中国心》那盘，我们几个人翻来覆去听到磁带都走音了，磁粉都磨没了，还在听。
那时我们都不知道，唱歌的那个人是谁。
我只记得封面上那张脸——戴着金丝边眼镜，系着灰色围巾，斯斯文文的，像个中学老师。他的声音清亮、干净，有一种说不出的真诚。可他的故事呢？他为什么要唱这首歌？他后来去了哪里？没人知道。那个年代，消息闭塞得很，小城里连电视都没几台，更别说追星了。我们就那么一遍遍地听着磁带，在心里自己编着故事——这个叫张明敏的香港人，大概也是个游子吧，大概也像歌里唱的那样，穿着洋装，却想着长江黄河吧。
至于他后来做了什么，我们一无所知。
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慢慢知道，那个在磁带里唱歌的人，用自己的一生，把歌里的每一个字都活成了真的。
一、漂泊与根脉：母亲种下的那颗“中国心”
要理解张明敏，必须先理解他的母亲。
1956年，张明敏出生于香港一个普通华侨家庭。父亲是菲律宾华侨，母亲是印尼华侨。在当时的香港，这样的家庭背景并不特殊——那是一群漂泊者的聚集地，他们或因战乱、或因谋生，离开了故土，却从未真正切断与故土的联系。
张明敏的童年是在香港一间六平米的房间里度过的。一家八口人挤在上下铺和地板上，生活清贫到极致，但母亲从未让“中国”这两个字从孩子们的生活中缺席。她教孩子们说普通话，给他们讲故乡的故事，把省吃俭用攒下的旧衣物打成包裹，寄回那个她口中“家里”的地方。
母亲教给张明敏的第一首歌，是《歌唱祖国》。他学会的第一句歌词，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你一定要记得，你是中国人。”这句话，母亲说了一辈子。
母亲本是印尼华侨，年轻时曾有机会回到祖国内地，却因种种原因最终定居香港。这份未能长居故土的遗憾，成了她一生无法释怀的心结。她把自己的梦想种在儿子心里：有机会，一定要回去看看。
1979年，23岁的张明敏在香港“全港工人演唱赛”和“全港业余歌手演唱赛”中连夺两个冠军，由此踏入歌坛。那时的香港乐坛，粤语歌是绝对的主流，唱普通话歌曲几乎等于选择了边缘。但张明敏偏要唱，因为那是母亲能听懂的语言，那是他血液里流淌的声音。
1982年，日本文部省审定教科书时公然篡改侵略历史，举国愤慨。香港著名词人黄霑愤而提笔，写下《我的中国心》的歌词。他找到张明敏：“这首歌，只有你能唱。”张明敏没有犹豫，哪怕他知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唱这样的歌可能意味着什么。
果然，歌曲推出后，在香港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张明敏被贴上“爱国歌手”的标签——在当时的环境里，这并非褒义。他的歌唱事业陷入停滞，不得不回到电子表厂继续做工。
但命运的车轮，已经开始转动。
二、那一夜，长江黄河在掌声中奔流
1984年，对于中国而言，是极其特殊的一年。
这一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即将签署，香港回归祖国的大幕正式拉开。远在深圳的一辆公共汽车上，央视春晚导演黄一鹤无意中听到了《我的中国心》。他被那旋律击中，更被那歌词震撼：“隔着车窗，我听到一个香港歌手用普通话唱长江、唱黄河，唱祖先烙下的印记。那一刻我就知道，这就是我们找的人。”
当邀请辗转送到张明敏手中时，他却陷入了长达三个月的犹豫。
彼时，香港尚未回归，两地在意识形态上的隔阂真实存在。身边几乎所有人都劝他：不要去。唱片公司警告他，去了内地，你在香港、台湾、东南亚的市场可能全部归零。朋友担心他，这一去，或许再也回不来。
张明敏辗转难眠。最后，他推开母亲的房门。
母亲听完儿子的诉说，只问了一句话：“你唱的是什么歌？”
“中国歌。”
“你唱给谁听？”
“中国人。”
母亲笑了：“那你不去中国，去哪里？歌迷在哪里，你的方向就在哪里。去吧，别乱说话就没事。即使发生了什么，还有我，我去看你。”
1984年除夕夜，北京，央视演播大厅。
穿着浅色西装、系着灰色围巾的张明敏走上舞台。灯光打在他脸上，他看见台下无数双眼睛正注视着自己——那些眼神里有好奇、有期待，也有某种他形容不出的温暖。他深吸一口气，开口唱：
“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一瞬间，全场寂静。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他心中重千斤。 每一个词，都像一颗石子投入深潭，激起层层涟漪。唱到最后，张明敏看见台下有人红了眼眶，有人悄悄擦拭眼角。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掌声如雷鸣般响起。
那一夜，张明敏在春晚舞台上唱了整整14分钟，成为第一个在央视春晚压轴演出的香港歌手。他不知道的是，此时的神州大地上，亿万家庭围坐在黑白电视机前，被同一个声音打动。第二天，他收到的观众来信堆满了整整一间屋子。
而回到香港，等待他的，确实是“封杀”——作品下架、合约冻结、演出停摆。但当有人从内地背来一麻袋信件时，张明敏读着那些陌生人的来信，泪流满面。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值了。从今往后，我属于这片土地。
那时候，远在伊春的我，正和朋友凑钱买他的磁带。我们不知道这些故事，不知道他为了唱这首歌承受了什么，不知道他收到的那一麻袋信里都写了什么。我们只知道，那个声音，让我们在寒冷的小城里，心里热乎乎的。
三、一个人的“长征”：154场义演与那颗滚烫的心
如果说唱响《我的中国心》是张明敏对母亲的交代，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则是他对国家的交代。
1984年9月，就在张明敏登上春晚的同一年，北京获得第十一届亚运会的主办权。这是中国首次承办如此规模的国际综合性运动会，举国欢腾。但欢腾之后，一个现实难题摆在面前：钱不够。
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算了一笔账：办一届亚运会，至少需要25亿元。国家拨款、地方筹措、社会捐赠，七拼八凑下来，还有6亿元的缺口。那是1980年代，中国的人均GDP不到300美元，6亿元无异于天文数字。
消息传开，全国上下掀起了捐款热潮。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义演捐款1万元——那是当时的“巨款”；孩子们把压岁钱塞进捐款箱；工人们自愿捐出福利金。
远在香港的张明敏，从电视上看到这些新闻，坐不住了。
“我也是中国人，我也该做点什么。”他找到妻子商量：“我想把房子和车子抵押了，筹钱开演唱会，为亚运会募捐。”
妻子听完，只说了一句话：“别抵押，干脆卖了。”
那是他们唯一的房子，唯一的车。卖了，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万一失败了怎么办？”张明敏问。
妻子笑了：“别有心理负担，万一以后没饭吃，我有能力养你。”
带着卖房卖车换来的全部积蓄，带着从香港运来的三大卡车音响设备，带着60多人的团队，张明敏开始了那段后来被媒体称为“一个人的长征”的巡演之路。
从1988年到1989年，整整一年的时间，张明敏和他的团队走遍了全国24个省市，演出了154场。
那是怎样的154场啊！
门票只有几毛钱一张，一场演出的收入有时还不够场租。他们坐最慢的火车，住最便宜的旅店，设备自己扛，灯光自己调。最忙的时候，一天要连开早、中、晚三场。张明敏唱到嗓子沙哑，唱到几乎失声，但只要幕布拉开，他依然站得笔直。
在山西的一个矿区，他下井给矿工们唱歌。在宁夏的西海固，他在露天的土台子上唱到天黑。有一次，演出遇到瓢泼大雨，工作人员给他送伞，他推开：“观众都没走，我凭什么打伞？”那天，他站在大雨里唱完《我的中国心》，浑身湿透，台下掌声伴着雨声。
在一座拥有十万工人的工厂，厂长告诉他：工人们听说你为亚运会义演，自愿把5万元福利金全部捐了出来，只求你多唱三场。张明敏当场落泪。
那不是一场普通的巡演。那是一个香港青年，用脚步丈量祖国山河的过程。 此前，他只在歌词里唱过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一年，他亲眼看见了它们。在东北的旷野，在西北的戈壁，在西南的山城，在华东的水乡，他见到了无数和他一样的人——工人、农民、学生、士兵——他们穿着朴素，生活清贫，但眼里有光。每次他唱完歌，总有人围上来，握着他的手说：“谢谢你，张先生，你是好样的。”
一年后，巡演结束。张明敏把账本摊开，收入减去支出，最后能捐给亚组委的钱是——60万元。
在6亿元的缺口面前，60万元或许只是杯水车薪。但张明敏的行为，像一颗火种点燃了更大的火焰。在他之后，更多的人站了出来。截至1990年亚运会开幕，全国累计捐款金额达到7亿元，超过了6亿元的缺口。
1990年9月22日，北京亚运会如期开幕。当圣火在工人体育场点燃的那一刻，张明敏坐在电视机前，泪流满面。
那时我已经离开伊春，去了南方。但我始终记得那些在松花江边听歌的日子。如果那时有人告诉我，那个在磁带里唱歌的人，正在为亚运会卖房卖车、走遍全国，我一定会觉得不可思议——一个香港人，怎么会这样做？可他就是做了。
四、回归时刻：见证那一面红旗升起
1997年6月30日午夜，香港会展中心。
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现场，张明敏端坐在会场中。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他有幸亲眼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当五星红旗在会展中心冉冉升起，当《歌唱祖国》的旋律响起，张明敏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他想起母亲。
就在香港回归前夕，母亲的阿尔茨海默症突然恶化，记忆时好时坏。她记不清今天是星期几，记不清刚刚吃过什么，但当张明敏给她唱《我的中国心》时，她依然会跟着哼唱。
他多想让母亲亲眼看看这一天。但她已经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了。
“中国是我的家，作为中国人，我们的未来很光明。” 张明敏在会场里默默对自己说，也对远方的母亲说。
那一刻，他终于明白了母亲一生的心愿。那个18岁离开故土的印尼华侨少女，那个一辈子在异乡教孩子唱中国歌的母亲，她等了一辈子的“回家”，终于在这一天，由她的儿子替她见证了。
五、传承：从一个人到两代人
香港回归后，张明敏渐渐淡出歌坛，却从未离开公益。
他转型商界，创办文化集团，但更重要的身份，是两岸青年交流的“摆渡人”。他带着香港青年走访西部山区，让他们亲眼看看祖国的模样。在宁夏，他深入矿区、农村，甚至最偏远的西海固地区；在甘肃，他顶着风沙为当地群众演唱。
2014年，香港发生非法“占中”，社会秩序被严重扰乱。作为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张明敏毅然站了出来，公开发声呼吁青年理性回归校园。他知道，这样的话说出来会招来非议，但他更知道，有些话必须有人说。
这一年，他再次登上春晚舞台，唱的却是新歌——《我的中国梦》。时隔30年，从“中国心”到“中国梦”，他用自己的歌声记录了一个国家的变迁。
他的儿子，生于1986年，取名张颂华——歌颂中华。
那一年，正是张明敏事业最艰难的时候。他为亚运会奔走，积蓄耗尽，前途未卜。但他给儿子起这个名字，是把自己的梦想托付给下一代：无论将来怎样，你要记得，你是一个中国人，你要歌颂你的国家。
张颂华长大后，真的理解了父亲。他没有靠父亲的名气吃饭，而是从香港到上海，在一家房地产公司打工，从不透露自己的身份，直到参加选秀节目才被同事发现。他和当年的父亲一样，低调、踏实，用自己的方式扎根在这片土地上。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64岁的张明敏一周之内连录三首抗疫公益歌曲：《坚信爱会赢》《我们能》《长江之城，长城之疆》。有人想借他的名字宣传捐赠的产品，他一口回绝：“不能借疫情出名。”
2023年，杭州亚运会。当《我的中国心》再次在赛场响起，年轻一代的运动员跟着哼唱，00后的观众挥舞着国旗。张明敏在社交媒体上写道：“40年了，这首歌还活着。”
结语：梦里河山千回萦
当年巡演时，有家媒体曾用这样一个标题报道张明敏：“梦里河山千回萦，了却一片中国心” 。
这句话，张明敏记了一辈子。他说，这就是他一生的写照。
从香港九龙那间六平米的陋室，到北京亚运会的募捐舞台；从1984年春晚那个颤抖的声音，到1997年回归之夜夺眶而出的眼泪；从一个人唱歌，到两代人传承——张明敏的故事，从来不只是一个人的故事。
那是一代人的缩影。是那些漂泊海外却始终心系故土的华侨，是那些在改革开放初期为国家奔走呼号的普通人，是无数个卖掉家当、捐出积蓄、默默付出的无名者。
他唱的是歌，更是一代人的心声。他捐的是钱，更是一代人的赤诚。他走的是路，更是一代人用脚步丈量家国的历程。
今天，当我再次听到那句“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我总会想起伊春的那些冬天，想起那盘听到走音的磁带，想起那个在封面上戴着眼镜、系着围巾的年轻人。那时我们不知道他的故事，但我们听懂了他的歌。而听懂那首歌，就已经听懂了一切。
那颗“中国心”，从未冷却。那份家国情，从未远去。
从一个人到两代人，从一首歌到一个时代——张明敏的故事还在继续，因为每一个听见这首歌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着自己的“中国心”。
正如他在一次采访中所说：“我从不后悔当年的选择。能做一个中国人，能为国家做点事，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
这，就是一个歌者的赤子之心。这，就是“我的中国心”最真实的模样。
而那个在伊春听歌的青年，如今也终于明白了——有些歌，唱的是别人的人生，照亮的却是我们自己的路。
责任编辑：雪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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