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读《权力、资本与商帮》看600年来中国商人的宿命轮回

文/溪山清远

“中国商人给人一种宿命的印象：但凡大商，无不是政商，一旦涉及政治，他们又命运多舛。何故？”在《权力、资本与商帮》的自序中，作者王俞现提出的这一问，如同一把锋利的匕首，划开了中国商业史华丽长卷下那道深不见底的伤口。

这部追溯中国商帮600年变迁的煌煌之作，以一种近乎残酷的冷静，记录了中国商人的跌宕命运。然而，当我们合上这本厚重的书，那个关于“败局”的疑问依然萦绕不去：为何在权力与资本的博弈中，中国商人似乎总逃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

一、政商关系的三种样本：依附、游离与投靠

在阅读王俞现的著作时，若辅以经济学家的理性视角，我们会发现中国商帮的命运其实早有伏笔。陕西省图书馆所藏的《话说陕商》资料中，提供了一个极具洞察力的分析框架：陕商“助官”、晋商“靠官”、徽商“投官”。这三种不同的政商关系模式，决定了各商帮最终的命运走向。

晋商是“靠官”的典型。他们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早在明末就与未来的统治者建立了关系，清代更是通过为清廷运送军粮、办理票号业务而达到辉煌顶峰。然而，正如经济学家梁小民在《回望商帮》中所尖锐指出的：“成于官，也败于官。”晋商的衰亡，根源在于其商业模式过度绑定政府。当清政府倒台，各级政府欠票号的七百万两白银瞬间成为死账，给予其致命一击。更重要的是，对权力的过度依赖消磨了创新的动力，让他们在转型现代银行的历史关口屡屡错失良机。

徽商则是“投官”的样本。他们通过盐业垄断与皇权深度结盟，甚至不惜花费巨资捐官，将商业利润转化为政治资本，又用政治权力攫取更大的商业利益。历史学者袁灿兴在《政商现形记：清朝的权力、贸易与商帮》中剖析道，这种模式最终使商人陷入了“权力编织的利益陷阱”。当政治风向突变，比如朝廷调整盐法，曾经富可敌国的徽商便如雪崩般溃散。

相比之下，陕商的“助官”模式反而保留了一丝难得的独立性。作为“十三朝古都”的子民，陕西商人见惯了帝王将相，对权力既保持尊重，又维持着“宁吏也贾”的心理距离。这种若即若离的潇洒，让他们在时代巨变中反而多了一份回旋的余地。

二、败局的内核：缺乏独立人格的商业资本

豆瓣上有读者评价此书“叙事多而分析少，有价值的结论不多”。这一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果我们穿越王俞现铺陈的史料堆砌，仍能触摸到一个沉重的内核：中国商人六百年的兴衰史，本质上是商业资本未能发育出独立人格的历史。

从明初的“开中制”催生晋商，到晚清买办阶层的崛起，中国商人的每一次大规模商业机会，几乎都源于政府政策的松绑或特许。这导致了一种路径依赖：商人们习惯于在权力的缝隙中寻找生机，而非通过技术创新或制度变革去开拓市场。

在豆瓣的一条精彩短评中指出，中国商帮史也是“夹缝中的生存史”。这种夹缝生态塑造了特殊的商业人格：一方面，他们拥有惊人的吃苦耐劳精神与经营智慧——晋商的身股制、票号汇兑，宁波帮的整体转型，无不闪耀着东方商人的睿智；另一方面，在面对体制性风险时，他们又显得极其脆弱。正如有读者引用的李嘉诚的话：“建立自我，追求无我。”冯仑对此解释为，做事业要强大，做人要让自己矮到无我。这种“矮化”的哲学，恰恰是政商博弈中商人阶层被迫形成的生存智慧，也是一种无奈的自保。

三、突破宿命的可能：宁波帮的启示

难道中国商人真的走不出这个败局吗？并非如此。无论是王俞现的著作，还是梁小民的分析，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一个异数——宁波商帮。

在十大商帮中，宁波帮完成了一个近乎奇迹的“华丽转身”。当晋商、徽商随着帝制崩塌而灰飞烟灭时，宁波帮却成功转型为近代实业家和金融家，直至今日仍在全球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

梁小民教授分析其成功的原因在于：依靠自我奋斗与不断创新。宁波商人没有像晋商那样死守票号试图获得官方特许经营权，而是将资本投向进出口贸易、近代船运业、近代工业等全新领域。他们从上海转向香港，再走向世界，始终保持着对市场本身的敏感，而非对权力的依附。这证明，当商人阶层将目光从官府转向市场，从特权转向创新时，便有可能打破“政商博弈”的恶性循环。

四、历史的诘问与当下的回响

回到《权力、资本与商帮》这本书本身。平心而论，它并非一本完美无缺的著作。豆瓣6.2的评分与两极分化的评论真实反映了读者的态度：有人盛赞其“体系宏大，叙事细腻”，是“明清商帮史诗”；也有人批评其“史料堆砌，缺乏逻辑”，“哪个也没讲深讲透”。这些批评相当中肯。作者王俞现作为记者出身，确实拥有较好的文笔和宏观视野，但在史识的深度和理论提炼上，相较于专业的史学家或经济学家，仍显功力不足。

然而，这本书的价值恰恰不在于它提供了多么深刻的答案，而在于它提出了正确的问题。尤其是在2025年的今天，当我们重读中国商人的六百年兴衰史，那些关于权力边界、资本伦理、社会责任的老问题，依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位读者在评论中写道：“把握行业之势要顺势而为，最大的顺势就是顺国之势。”这句话听起来无比正确，却也暗藏风险。因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商业完全变成“国之势”的附庸，而不具备独立的风险对冲机制与制度创新能力时，所谓的“顺势”也可能变成随波逐流。

中国商人的败局，不在于他们不精明、不勤奋，而在于他们长期无法确立独立于权力的商业主体性。六百年过去了，权力与资本的博弈场域已然巨变，但那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时刻提醒着每一位企业家：与权共舞，终究是刀尖舐血。唯有建立在法治与契约基础上的政商关系，才能真正让商人摆脱“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宿命轮回。

这或许正是王俞现这部著作留给当代读者最珍贵的启迪——以史为鉴，不是为了重复过去的辉煌，而是为了逃脱历史的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