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也越来越猖狂，连我家租住别人的房子也被日寇烧了，无处安身，镇上老百姓纷纷向农村转移。

我家搬到离小镇有五六里的王家湾，租赁了一户农民多余的一间草房，才安顿下来。

父亲在母亲死后1年多续弦，娶了继母。继母给我们带过来一个姐姐，我们家有6口人了。

父亲的小腿骨瘤疾病仍未全愈，只能拄着拐杖走路。此时生活更加艰难。

我家是怎么选择逃到这个湾子落户的呢?说来话长。这个湾子有一位叫王鸿元的中年人，以种田和驾船为业，早在抗战爆发前，就在彭家场长年帮陈宏泰蛋庄装运鲜蛋至汉口，陈宏泰是他的老东家。

我父亲当时是陈宏泰蛋庄的“管事先生”，认为王鸿元为人忠厚老实，做事认真踏实，放得心，所以一年到头不论淡季旺季，总是优先满足他的船有货装。因此父亲和王的私交很好，他比父亲很小几岁，我们都叫他鸿元叔。

战乱发生后，生意都停止了，陈宏泰因东家病故导致生意倒闭破产。炮火连天，兵荒马乱，鸿元叔不忘旧情，主动到我家来，要我们全家搬到他湾里去避乱，不能在镇上等死。在他真诚劝说下，我们一家搬到了王家湾。

鸿元叔家住的是一栋很矮小的3间瓦屋，他家人也多，我们搬去后，只好一部分住在堂屋里，开行铺，一部分住在他家小阁楼上。住了一段时间，我们实在过意不去，就在湾里租了一间空草房，简单修整一下，一家人就勉强可以栖身了。

有两次彭家场鬼子兵下乡来王家湾扫荡时，父亲腿痛不能逃跑，鸿元叔就找他族里的小伙子们用竹椅子作担架抬着父亲往湖里跑。我们姊妹至今还怀念着王鸿元叔，怀念着那里好心肠的人们。我家逃难在王家湾的一段时间，是生活最艰难的阶段，吃了上餐愁下餐，最后硬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真正成了俗话所说的“家无隔宿之粮”。怎么办，就同当地百姓一道下湖去采野菜。上年年成不好，当地也正闹春荒，麦子未熟，大多数人家断炊。

那时的自然环境与如今大不相同，农村地广人稀，河湖港汊众多，有很多野菜和水生植物是可以充饥活命的，当时人们就靠野菜度日。烧柴也靠自己去割，芦苇、杂草、黄蒿到处都是。当时我只有12岁，割柴都是我去，割一天杂草晒干后扎成一纽一纽的“把子”，可以烧几天。

几个月后，大麦快成熟了，丰收在望。那时沔阳农村种小麦的很少，种大麦居多。大麦成熟早，可以救荒，是粗粮，是当家的粮食。小麦是城里人和地主老财家喜欢吃的细粮，农民吃不起。 

大麦丰收后，农民们笑逐颜开。王鸿元叔主动将自己家收的大麦借了几斗给我家，并帮助我家碾整成麦米。这样一来，我家在春荒期间的温饱算是得到了解决。说来可怜啊!那时说的温饱跟如今说的温饱在概念上是有很大区别的。有麦米和野菜填饱肚子就行了。哪能计较好吃不好吃，有无营养。那只能算是度命。

后来，日军在彭家场正式驻扎了部队，建立了“日化区”，地方上的汉奸也出来组成了为日寇效劳的治安维持会，贴出了所谓的“安民告示”，号召逃出去的百姓回来，尤其是号召各大小商户回去开张营业，并说“皇军”保护你们。

但是回镇去的人还是很少，回去了也无事可做，无业可营，无产可生。街道上路断人稀，人们那能安居乐业呢?

于是我家打算在王家湾暂时住着再说，以观时局变化。在这里，虽然生活完全靠王鸿元叔帮助以及其他亲友的借贷过日子，但这里的人们敦厚、朴实，住在这里比较安全和踏实。

我们在这里住了将近两年时间，我的两个姐姐也是在这个湾里出嫁的。在战争略为平静之时，我还在这个湾子里读了一年多的书，这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日本军队侵占彭家场后，我只读了个小学，六年级上学期尚未读完就辍学了，使我酷爱读书的幼小心灵受到很大打击，认为今生今世再也没有读书的机会了。

人生祸福，难以逆料。正如《老子》书中所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万万没有料到在这兵荒马乱、生活无着的艰难日子里，竟然享受到了一年多比较高级的“经馆”教育。是我在这10年痛苦岁月中的一个“亮点”，我要将此作为一个小小的专题来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