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命树》最沉重的地方不在于它讲了一个英雄牺牲的故事，而在于它揭示了：只要所有制关系没有调整，只要资源收益的分配机制不改变，那么一代代多杰的牺牲，就难以换来真正的公平。

              “谁的土地，谁的发展”

她的DS也是先谈了环保问题，我侄女举出丽江旅游爆火与张桂梅的学生没钱吃饭的矛盾，让它用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分析《生命树》，于是，这个被她驯服的DS，就老老实实地给出了下面这个结论。

所以，《生命树》最沉重的地方不在于它讲了一个英雄牺牲的故事，而在于它揭示了：只要所有制关系没有调整，只要资源收益的分配机制不改变，那么一代代多杰的牺牲，就难以换来真正的公平。

林县长的最后表演，就是旧时代泛滥成灾、至今仍挥之不去的原创烂尾，是这座横空出世卓然不群的灯塔里蠢动的暗影。

李总的爱女夫妻俩都是我们所里的职工，因为只有大专学历，他的女婿在所里只能在后勤服务部门工作，在我们所，不参与技术工作，提级升职的空间就十分有限，所以有热心人便背着李总将他女婿调进了离科研项目更近的总师办公室。

这个行为并不违规，当年我们的重点科研项目的实际执行负责人老张，就只是中专学历出身，在总师办作行政工作，后进修才得到专业的硕士学位成为技术领导。热心人可能想帮李总的女婿也走老张的成长之路吧。

但是李总得知这个消息，油盐不进大发雷霆，坚决把女婿退回原单位。

这件事，是后来他的爱女家破人亡的一个重要起因，李总夫妇都健在，女儿也还在所里工作，具体详情我不想多说，当时连我都觉得李总太不近人情了，怎么能因为你是总师，就挡住女婿的前程呢？如果李总不是领导，他的女婿也未必就一定没有升迁机会啊。

当年，所里有三个人，被剥夺了进修机会。一个是李总的女婿，一个是项目组里深受李总器重的爱将——我北航的大师兄，还有一个就是我。

他的女婿专升本他不让，我要读硕士他不许，大师兄要考博，他坚决不放人。

就像《生命树》中的白菊给多杰写辞职报告一样，我和大师兄都“恨透了他”，他的女婿更是愤然离职，据说跑到多杰的家乡去做生意，反正是从此杳无音信。

作为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辽宁省委奖励李总一套房子，座落在风景秀丽的科学家公寓，他不但自己从没看过一眼，家里有人提起这套房子，他都会大发雷霆不许家人染指。

八九十年代的六院一所，并非一块净土，所长刘大鼻子（所里人背地里都这样称呼他，我一直不知道他的真名）早就把他的儿子——只有本科学历比我才高两届——的“刘小鼻子”提拔成副所长了。刘大鼻子退了之后，所公安处从红灯区华山路的派出所把搞民品会赚钱的孙某接回来，直接就接替刘大鼻子上任当起了所长。

那时候我们不能理解李总的严于律——己和己身边的人，看着比大师兄能力、资历、学历都差着一大截儿的刘小鼻子和孙某腾云直上，而我们在李总麾下除了拼命加班熬夜科研，连正常的职称升级，都要来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我们不平到牙根发痒，对李总这番“吃里扒外”的操作“恨之入骨”了。

当年国企干不过私企，还说是大锅饭作的孽，其实，我是很能理解当年国企的难处的，就我们这个研究所，技职工人数不及同类国企的十分之一，但是，我们在军备一线有项目的科研人员，只有基本工资和几十元的年终奖，虽然国防科工委给了我们二倍于工资标准的前线补贴，也不过每月三四百元，可是孙某他们搞民品的科室，人家年终那叫“分红”，都是以“万”为单元的。

孙某不但有钱去沈阳著名的“红灯区”狎玩，在被派出所扣押后，还不影响他升迁所长职位，让我们这些眼巴巴观望着前程的年轻人情何以堪？

《生命树》中的赵经理为什么出局？

赵经理原本就是做煤矿的，而冯克清不过是小饭店老板（公开身份），没有煤矿开发的资历。按说在这场投标角逐中，赵经理应该胜算更大。

但是非私营公司里，赵经理的权限只勉强能给林总设大学毕业的儿子安排个体制内的工作而已，可是冯克清可以让林总设的儿子“公派出国”还能有大额国外存款，即刻就能让林总设“不在现场”兵不血刃地保证自己的儿子，在玛治开发尚未开始之前，就优先享受到资本的红利，所以，最终赵经理身残病退出局，玛治县开发矿产这个“大馅饼”砸到冯克清一个人的头上，就一点也不意外了。

由此可见，林总设虽然口口声声为玛治县致富殚精竭虑，可他在决策玛治县开发的这只鹿到底死在谁手的时候，是把自己儿子的利益放在首位，以儿子得到最大利益为必要条件进行评估决策，有了冯克清这样的帮手，即使善后灭口出了人命，也有“不在现场”的证明。

因此，完成了这一波决定玛治命运的骚操作之后，林总设又可以“义正词严”地声称，钱不会装进自己的口袋，但是玛治开发资源的钱还没挣到，就先装进了他儿子的口袋。

比起玛治县的牧民，我们科研人员虽然社会地位劳动环境都好了很多，但是刘大鼻子像林总设一样爱子心切，他让自己的儿子“先登要路津”把住了升迁资源，孙某这样有“污点”的人成了“掌门”，在我们心中，人才选拔的标准就变了味道——要么有钱要么有势。

李总对于我们，也只能像多杰之于巡山队一样，在当时看来，虽然没出人命，但前程也是我们的命，我们对前景的绝望，一点也不逊色于多杰的巡山队员。

大师兄这个人又超级进取，不止工作劲头和科研水准，英语也是一级棒，他工作之余，要求自己每天背1500个英文单词雷打不动，这时一气之下辞职去了美国，把他好斗精进自强不息的精力，都用来对付斩杀线了。

我这边弃工从文，也要改弦易辙寻我的“趁手兵器”去了，既然要战斗嘛，自然要有个战斗的样子，没有趁手的兵器是不成的。

李总还是坚持不肯在我的请辞报告上签字，但是此刻“众叛亲离”的他，也做了一点小让步，他说要非考研不可，就考他的研究生，只要我肯留在所里。

看看我们已经把那个曾率领我们同“造不如买买不如租”错误路线殊死斗争的老总师逼到了什么地步？

可我还是没忍住，口出不逊伤害了李总，这也是这些年我总是念念不忘他的一个原因吧。

我说：“你对我的好我都知道，可是你已经这把年纪了，还能干几年？你光让我们拼命干活，什么好处都不替我们争取，要是你也退了，难道让我跟着刘小鼻子和孙某后面喝他们的西北风吗？你没看见，里面已经没我们的人了吗？我没你那么大度，丢不起那人！”

当时李总气得浑身发抖，他用颤抖的手指着我的鼻子，痛骂我“背叛了祖国的航空事业”……

气成这样，他都说不出我“辜负了他的期望”……到这时候了他也没想起这个“我”字。

他作为一个在“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甚嚣尘上的那个时代里，坚持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地建设发展祖国航空事业的总设计师，就是这样完全彻底的“无我无家”，就像《生命树》中的多杰，即便单枪匹马孤军奋战，燃尽生命也九死不悔。

《生命树》中的多杰，在女儿牺牲在雪暴中之后，曾经独自进山，“像一尊雕像”一样坐在女儿牺牲的地方不肯离去，他的“无我无家”不是没有亲情眷顾——他爱女儿的感情，不亚于林培生之爱儿子——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员，为了社会公平人民幸福付出的惨重代价——九死一生。

九死，是痛彻心扉的父爱，一生是无怨无悔的信念。

当李明总师的女儿为了他的无私，付出了失去家庭和亲人的代价的时候，他一定也曾这样痛不欲生，毕竟，我们都亲眼见过李总对女儿的宠爱——就这一点来说，和刘大鼻子爱儿子一样——李总也是一个“女儿控”的慈祥父亲。

这才是一个总设计师该有的“个人修养”。

我当年遇到了一个和多杰一样“无我无家无私无悔”的总设计师，可是我没有像白菊那样，选择与他并肩战斗，而是做了“逃兵”。

我那时难以想象，李总如今不止活着，听师母说，前几年他还带队与外国人谈判呢，虽则心脏已经支了好几个架，还是活得好好的每天去办公室。

我的小私心也难免嘀咕，当时要是知道他能支撑到今天，我是不是会改变主意跟在他左右，那如今的我，应该不至于如此落魄吧？

不过，除了有点觉得辜负了李总的期望，我倒也没什么好后悔的。一是“我的背叛”丝毫也没影响到祖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其次，我与白菊也不同，白菊热爱警察这个职业——她有“持枪权”，有机会为捍卫多杰总设所选的路线而战斗，而我在六院一所没有“趁手的兵器”，路线斗争如此尖锐残酷，无缘参战才是最大的“逃兵”，我不得不转去另外的领域，寻找我最趁手的兵器，投入战斗。

后来再见到李总，我诉说这些年在外面吃了很多苦头，他也只是笑眯眯地说我们“就是没吃过什么苦”，这轻描淡写举重若轻的背后，是一个时代的沉重，无数青春的一生。

所以，一个普通群众有什么样的修养，不至于影响社会大局，可是一个总设计师，如果他把家人儿女放在首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对社会公平对民族发展、对执政党的威信，会造成多么深远的影响，带来多么严重的损失。

杨得志将军曾表达对先富的看法：是让人民群众先富，而不是党员干部趁着机会自己发财。

淡淡的表述，实则是对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应有的修养的深刻认知。

一个总设计师的修养，关系到“谁的土地，谁的发展”的重大原则问题。

六、“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零和博弈”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就是要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站在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一边。

《生命树》中多杰与林培生的斗争，其本质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两种史观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还是错误的一边的不同抉择。

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还是精英创造了历史，这是不可调和的对立。

时代选择了多杰，还是林培生，可能不会直接影响经济建设成果，但是却关系到建设成果的主权和分配问题，关系到社会的公平公正问题，关系到维护谁的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类文明的所有成果，都是人民群众一点一滴用汗水和鲜血凝结而成的。

是鼓舞并带领人民大众一起建设，共同分享劳动建设的成果，还是诱骗奴役人民群众劳动建设，而建设成果为少数精英分子占有，让作为建设大军的劳动者只得到勉强温饱的资料，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两条路线泾渭分明不可调和的分水岭。

用DS的结论——这是关乎“谁的土地，谁的发展”的原则问题。

就比如一个小偷，用投机手段，把钱包从失主的家里，转移到自己的口袋，然后声称钱包是他的。失主不断地劳作，不断地攒钱，小偷不断地盗取，还给失主必要的吃喝以保证他能不断地赚钱。然后，小偷声称是他养活了失主，失主离开他就无法生存，谎话重复千年，连失主都相信了，是小偷在养活自己。

“南巡”途中座谈会上说“我们穷了几千年了”不是事实，但是我们如此“操作了几千年了”却是历史的真相。

这个世界上有少数的小偷，还有大量的失主，失主从未停止过建设，小偷也从未停止过盗取，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文明，从未停止过发展，从速度到规模，都在日新月异，那是因为失主从未停止过建设劳作，我们的失主“穷了几千年了”，一代一代不停地劳作，也从未能改变贫穷的处境，那是因为小偷已经不停歇地偷盗了“几千年了”。

掌握了权力的总设计师如林培生如多杰，是站在小偷一边，还是站在失主一边，这是可以和谐的吗？是用“不争论不折腾”就能摆平的吗？

失主向小偷讨要赃款，如何就成了“折腾”呢？

倡导“不争论不折腾”，难道是让失主继续埋头苦干，把全副精力都放在经济建设上，好为小偷挣来更多的钱包，让小偷们“步子再快一点”地先富起来并持续不断地富将下去？

就像建设红旗渠时反对派说的，毕竟林县缺水已经上千年了，怎么现在就忍不了？

毕竟，小偷和失主的关系和认知已经“成型”了上千年，现在瞎折腾什么？

抹去了阶级立场，单纯地说“穷了几千年了”，根本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唯心论史观，连DS都明白，是谁穷了几千年了？这是不容回避的原则问题。

发展经济，是发展谁的经济？发家致富，是发谁的家、富谁的仔？

和珅这样的人，从来就没穷过，元载曾经穷过，后来做了宰相富可敌国，鸡犬升天，内亲外戚都跟着先富了起来。

汉宰相萧何曾经说过，如果我儿似我，何须钱财？如果我儿不似我，钱财何用？

唐宰相张嘉贞也说，“比见朝士广占良田，及身殁后，皆为无赖子弟作酒色之资，甚无谓也。”

并非是萧何、张嘉贞比元载、和珅道德高尚，他们对待钱财的这两种不同态度，完全是识见高下的问题。贪腐之人以为聚敛钱财可以供子孙万代享受富贵荣华，是历史无知的表现。

“穷了几千年”的、是天下广大的建设者、被小偷偷盗了几千年的——劳苦大众，一旦小偷太过猖獗，贪腐聚敛过甚，劳动者就会起而击之，砸烂这个豢养小偷的黑暗政权，没有伟大的革命的先进的思想指导，这些砸烂旧政权的新贵们重蹈覆辙，忘掉初心，又堕落成为元载和珅这样的新一代的小偷，如果没有刀刃向内的断腕勇气和魄力铲除这些愚昧的小偷蛀虫，历史就被他们重又拖进“周期律”的阴魂中周而复始地循环下去。

只有新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的新中国，才有了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失主们觉醒了，向小偷讨回了原本属于他们的赃款。

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了人民有获得感幸福感而冲锋陷阵的英雄，是助阵领导人民同小偷们进行战斗的领袖人物，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将几千年的私有制彻底清除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1975年，主席已经82岁高龄，他说了一段非常具有深度的发人深省又很通俗的谈话：“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者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

《生命树》对主席逝世后时代形势的现实主义再现，印证了主席五十年前的预言。

新一代党中央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一方面勇于断腕刀刃向内一步也不退让地狠抓贪腐，铲除腐败变味的政治土壤，一方面采取措施提升社会智力，提高人民尤其是干部队伍的认知水平，彻底走出周期律的魔咒，让历史不再重演。

《生命树》就是以完全的现实主义手法，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反思过去，直面现实，讴歌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拼搏献身的时代英雄的力作。

七、原创的烂尾结局——《生命树》最令人遗憾的败笔

《生命树》中多杰的原型来自三江源两个牺牲的烈士，但做了很大的改动，让多杰这个人物形象的影响贯穿全剧，作为全剧的情节动力，与反一林副市长保持密切的关联，全剧前39集做了大量铺垫，用镜头语言和相关人物的表演，把所有恶性事件都“不在现场”的林副市长成功地牵进多杰之死，突出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对立不可调和。

全剧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把林副市长从自愿支边的纯洁学子林培生、为玛治经济发展殚精竭虑的林县长，到成功落实《南方讲话》精神的总设计师林副市长，直到最后的两面派阴谋家的林贪腐的堕落过程表现的精准完备淋漓尽致。

这部现实主义的力作，只差一点就圆满结束，但是，偏偏就在39集的后半段，留下了一个烂尾的收场——林贪腐自述在多杰牺牲之际的痛哭忏悔——令人作呕。

为什么很多观众表示这个剧太灰，看到结局让人“堵得慌”？

在冯克清志在必得威胁林贪腐之际，林贪腐明示冯克清，多杰是他们合作落实的搬不走的拦路虎，让冯克清找多杰谈谈，这个做法虽然违规违纪，但是貌似情理之中。

但是，随后就将多杰的航班信息给了冯克清，这个举动有两个意义：

其一，买凶杀人一般需要提供目标对象的活动路线。

其二，明示冯克清，如果谈话不顺利还志在必得，就不能让多杰见到玛治明天的太阳。

以林贪腐对二人的了解，必有一死已在预料之中。

用我的一个“汉奸”同窗的句型，谁死他都同意。所以，他后来自述没想杀死多杰似乎也有道理。

但是剧情的推进十分狠辣，编剧让多杰死在他的车上，他便再无回旋余地了。

除了在现场一刀捅死自己给多杰殉葬，落个畏罪自杀的下场，别无他路。

试想一下，他在满是鲜血的车里哭多杰的时候，如果两辆警车经过发现这一场景，他一定被当作第一嫌疑人带回警局，作为现场唯一的“活物”，他用哭诉忏悔能自证清白吗？

最终对他的处理结果中，没有谋杀多杰——或者同谋——这样的罪名，给观众传达的，是他的眼泪和忏悔，抹去了与冯克清合谋害死多杰的罪行，蒙蔽了纪委和白菊等公安干警。

所以观众对结局感到“堵得慌”。

编剧在这里搞这个乌龙，可能是想着重表达选择错误路线是导致他堕落的根本原因，传达人都是有良知底线、路线斗争无关人格的理念。

但是，这样的“忏悔”，恰恰把林贪腐推进了两面派阴谋家的深壑，文过饰非巧言令色，面对人命关天的大是大非，毫无悔过之意，大耍手段装可怜瞒天过海，连带着给反腐斗争的正义事业都抹上了污点。

如果一定要表现林贪腐的悔过之意，合乎人的情感逻辑的正确表达方式应该是：

他的自述自“我从没想到一个人的身体里能流出那么多的血”开始：

“我了解冯克清一贯以杀人解决障碍，被冯克清威胁，我很害怕，担心事情办不成，遭到冯克清报复，殃及家人，所以很痛恨多杰挡路，把多杰行程告诉冯克清，当时也是动了杀心的。但是之后我又很害怕，担心人命官司把我牵进去。赶去机场的确是想把多杰带回来，路上再争取一下。但是晚了一步，我赶到现场时，多杰已经受了重伤。血流到我的车里，我很震惊。”

“为什么没有采取措施为他包扎？因为多杰告诉我，他知道我所做的一切。最后关头，他的决绝态度吓坏了我，‘清水东流浊水西流’，狭路相逢，多杰和我只能有一个保全，既然他命若悬丝，……不如就顺其自然……反正又不是我亲自动手，这样的结果也好，他活着，总要异想天开，他已经成为改革路上的绊脚石了。他这样死掉，对尽快落实《南方讲话》精神，把玛治县的经济搞上去，可能更有利。”

“我也很纠结，多杰不死，我就死定了，可现在多杰死在我的车里，又如何善后？我害怕极了，后来就那样处理他的后事，你们都知道了。”

“为什么打击巡山队造谣污蔑多杰携款潜逃？既然多杰已死，一不做二不休，彻底消除多杰势力的影响，很有必要。我急于结案，也是想着这样就可以无后顾之忧，放下过去，轻装前进，让开发建设的‘步子再快一点’，让玛治县尽快地富起来。”

“我这样一步步走向深渊，就从给儿子出国那笔钱开始，我现在真的很后悔……”

这时候，剧中的他，才可以哭，可以忏悔——符合人人都有良心的人性论认知。

现实中的他，也只有在这个时候，——被纪委带走调查，永远失去了继续作恶、升官发财的机会的时候，——才能想起忏悔想起哭。

但是，他的哭和忏悔，也抹不去他杀害多杰、设计、参与、组织玛治县的一系列犯罪行为的罪恶。

多杰死在他的车上，他第一时间只有恐惧，其次是自救、善后，这样卑琐的善后之后，如果没有被双规，他就只能一直活在恐惧中，永远都不会有痛哭、忏悔这样的人性回归。

最后，在他的自然死亡来临之际，他也会让家人把骨灰“顺下水道冲走”，这才是他——作为一个曾经的人——的人性本色最后的回光返照。

编剧也太小看英雄之死了，多杰临死前的一番剖白，把林培生剥得灵魂出窍只剩下一具躯壳，从偷偷埋葬了多杰的时刻起，活着的林培生已经是一个行尸走肉，在每一个独自面对的夜晚，他都被恐惧折磨着，多杰一刻也不曾离开他左右，他的精神无异于一只活鬼。

编剧用伪善的庸俗人性论，去美化一个活死人的精神状况，是这部剧最令人遗憾的败笔。

连短剧作者都知道这个台词，“你哪里是后悔了？你是害怕了。”

按照剧中铺垫的情节，他的行为已经超出了“保护伞”的层面，而成为黑恶势力的同谋或者组织者了。也因为此，剧中纪检公安部门对他的处罚，就太轻了，所以观众会觉得“憋屈”——剧中的坏人并没有付出与罪行相当的代价。

《生命树》这个令人遗憾的烂尾收场，就像——《奇迹》中的农民工建筑工地上弹钢琴、《看得见风景的窗》里不用拉投资就拍电影、《风与潮》中的何贤上不去船、《志愿军》中借彭老总和梁大牙将军之口，用小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污名化“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崇高信仰——等等，是多杰牺牲的那个时代里，文艺作品必不可少的、用伪善人性泛滥成灾、低级趣味横行霸道，来掩盖残酷尖锐不可调和的路线斗争、回避崇高群嘲信仰的基础模板。

这种伪善人性论的低级趣味，放在以往没有崇高精神支撑的低俗神剧中还差强人意，不至于令人作呕，因为那时候的正面人物也十分“灰色”，对比度不高。

所以，很多时候，在著名编剧高满堂的笔下，描绘平庸人物不关涉崇高和正义的生命史生存史的作品中，这种“煽情”手段也还高级，算是人间温情的柔软再现。

之所以在这部《生命树》中，这种煽情变得如此不堪入目令人作呕，正是因为这部剧不容置疑的现实主义立场，揭示残酷尖锐的路线斗争的视角，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焦点，英雄为造福人民抵制黑恶燃尽生命的信仰力量，容不得这些小布尔乔亚的假模假式唧唧歪歪。

在已然激化到你死我活刀光剑影的对抗里，在崇高的信仰和正义的事业被谋杀腰斩的暗黑时刻，让杀人者沾着烈士的鲜血流着肮脏的眼泪，岂不是最不能容忍的践踏和亵渎吗？

如果这肮脏的眼泪，在剧中还蒙蔽甚至影响了正义的裁决，观众觉得“窝心”，就在意料之中了。

双脚还踩在上个时代腐败堕落的泥淖中没有浴火重生的创作者，在关键时刻还是漏出了大尾巴，要是没有这段败笔，《生命树》该有多么完美？

不过，也不能过分苛责作者，每个人都有时代的历史的个人的局限性，《生命树》能突破对于崇高和信仰、英雄和牺牲主题的长期禁锢，产生如此辉煌的成果，已经是这个时代的幸运了，在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的解读尚未完全占领文化阵地的时候，有这样的失误，也在情理之中。

毕竟，创作本身，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本文作者：梦也无声

作者简介：

梦也无声 （本名李晓鸢）， 著名诗人、诗词评论家，中国古典诗歌的爱好者实践者传播者，作家、影视编剧、影视策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