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车自珠海出发，順广珠高速沿潭江溯流而上，一路向北，至新会城南约三十里处，但见一山如凤展翼，自平地间腾跃而起，这便是凤山。凤山脚下，田畴井然，阡陌纵横，蕉林摇曳，榕荫如盖，一座座青砖灰瓦、镬耳高耸的村落静静卧于山水环抱之中，这就是清末民初百日维新的风云人物梁启超的故里茶坑村。步入村中，祠堂俨然，古榕垂须，池塘如镜，梁启超故居已是游人如织，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就出生在这茶坑村普普通通的耕读之家。站在这座古朴沧桑的岭南小院，抚今追昔，一位“无负今日”的杰出先行者——梁启超大师，正在穿越百年时空，笑容可掬的向我们徐徐走来。

一、少年负笈，无负今日之自律

梁家世代耕读，祖父梁镜泉、父亲梁宝瑛都是秀才，先后在村中设馆教书育人。父亲梁宝瑛为人“勤俭朴实，事亲至孝”，对子女要求极严。梁启超六岁便随父亲读书，《千字文》、《三字经》、《声律启蒙》之类启蒙读物早早耳熟能详。母亲赵氏虽识字不多，却贤淑知礼，“以贤孝闻于乡党”，常以古代贤哲的故事教导子女。

祖父镜泉公为人正直，热心乡里公益，常为村人排忧解难。他对子孙教育极严，每日黎明即起，亲自讲授经史。梁启超后来回忆：“吾与弟尚幼，每日在塾中，听讲《四子书》、《诗经》，未尝一日旷课。”梁家有薄田数亩，农忙时节，梁启超也要下田劳作。他在《三十自述》中写道：“四五岁，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书》、《诗经》……夜间王父与诸孙睡，每与论古人豪哲轶事。”特别使童年梁启超着迷的，是祖父讲的那些“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讲到动情处，老人常常声泪俱下。幼年的梁启超常在祖父讲述古代豪杰哲人、忠臣孝子的故事中长大，“亡宋、亡明”的家国情怀早早在他心中播下了爱国的种子。

梁启超天资聪颖，更可贵的是那份“无负今日”的自律治学精神。他在《治学杂话》中写道：“一个人总要养成读书兴味。打算做专门学者，固然要如此，打算做事业家，也要如此。”他提倡钞录笔记的“笨功夫”，“这种工作笨是笨极了，苦是苦极了，但真正做学问的人总离不开这条路。”茶坑村的老人至今仍传说着梁启超早慧的故事，说他六岁读完《五经》，九岁能写千言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这样的科举奇迹，即便在文风鼎盛的现代，也堪称少年英才和神童。但“神童”二字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自律与勤勉。

梁启超在《读书法讲义》中回忆少年读书情景：“余自六岁以后，受业于先君，习《中国略史》、《五经》……日昃则学诗，听夕则受业于先王父。”一天的学习安排，从早到晚，几无闲暇。他还养成了一种独特的读书习惯——钞录笔记。后来他教导学生，“若问读书方法，我想向诸君上一个条陈：这方法是极陈旧的，极笨极麻烦的，然而实在是极必要的。什么方法呢？是钞录或笔记。”这种“笨功夫”，他从少年时代便开始做，一生坚持不辍。

十二岁那年，梁启超考入广州学海堂。这所由两广总督阮元创办的书院，以实学为主，不尚空谈，藏书之富为广东之冠。梁启超在这里如鱼得水，白天听课，夜间读书，常常“燃灯夜读，达旦不寐”。他不仅读经史，也开始涉猎《皇清经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大型丛书，学问视野为之大开。

正是这种不肯辜负每一个今日的精神，让他在日后流亡日本颠沛流离的岁月中，每日坚持学习日文，短时间内便能阅读日文书籍，并借助日文翻译西学著作。他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时，常常一人包揽主要撰稿，夜以继日地坚持写作，笔耕不辍。他只活了五十六岁，却留下了一千余万字的著述，编为《饮冰室合集》一百四十八卷，这份成就，绝非偶然。

二、投师康门，家国情怀寄维新

光绪十六年（1890年），十七岁的梁启超入京会试，落地而归，途经上海，接触到《瀛寰志略》等西学书籍，眼界大开。同年秋日，十七岁的梁启超第一次走进广州万木草堂，经学海堂同学陈千秋介绍，梁启超认识了康有为。初见时，少年得志的举人梁启超多少有些自负。然而康有为却“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痛陈旧学的无用，历数中国积弱的根源。梁启超后来回忆这段经历：“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从此拜入康门，入万木草堂读书，这段师生缘，开启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

在康有为的指导下，梁启超协助进行变法理论的著述和编校，成为康最得力的助手，时人合称“康梁”。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梁启超赴京参加会试，与康有为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人发动“公车上书”。他发起并领导强学会，主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后赴上海任《时务报》总编辑，发表《变法通议》等重要论文，用进化论观点阐述改造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梁启超受光绪帝召见，授六品衔，积极参与戊戌变法。然而变法仅持续百日便遭镇压，梁启超逃亡日本。在流亡途中，他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继续宣传改良思想，批判封建专制。这时他的思想随时代发展而与时俱进，与固守保皇立场的康有为渐行渐远。1900年2月10日，在八国联军进犯中国、国脉民命垂危之秋，他在《清议报》第35册上发表“中国少年说”，呼唤国民迅速觉醒，抵御外侮，振兴中华，改变中国的腐朽制度和积贫积弱的落后现状，其“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的铿锵言辞至今还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民族的复兴而前仆后继，赴汤蹈火。1901年，他在《中华史叙论》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中华民族”这个至今已被国人普遍认可引以为豪的称谓，被视为中华民族雅称和概念之雏形。民国后先生又支持共和，反对袁世凯复辟，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正告世人不要开历史倒车，这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正是他一生家国情怀的生动写照——无论身处何境，始终以天下为己任，从未辜负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

三、满门才俊，家国理念传后人

如果说梁启超的政治生涯是大起大落、波澜壮阔，那么他作为父亲的角色，则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长女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长子梁思成，建筑学家、中科院院士；次子梁思永，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三子梁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参与淞沪抗战；次女梁思庄，图书馆学家；四子梁思达，经济学家；三女梁思懿，社会活动家；四女梁思宁，早年参加革命；五子梁思礼，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科院院士。“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个个都是行业翘楚、国之栋梁，这在近代中国堪称绝无仅有。透过这份奇迹，我们不妨研讨并总结一下梁启超独特的教子之道。

其一，爱而不溺，情感热烈。 他一生给子女写了四百多封家书，总计百余万字。信中称呼长女思顺“大宝贝”、“我的乖乖”，称小儿子思礼“老白鼻”（老baby），给三女思懿起外号“司马懿”。他直白地告诉孩子们：“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这种毫不掩饰的爱，让聚少离多的一家人始终紧密凝聚。

其二，言传身教，以身作则。 他常说：“我们梁家是寒士家风出身，总不要坏了自己家门本色。”在护国运动中，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反袁；在感情上，他发乎情止于礼，尊重家庭。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子女，什么叫“顶天立地做一世人”。

其三，尊重个性，因材施教。 次女思庄留学选专业时，梁启超本希望她学生物，但当得知女儿不感兴趣，他立即写信：“不必泥定爹爹的话”，让她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思庄改学图书馆学，终成一代图书馆学家。梁思成从美国留学归来，同时接到清华大学和东北大学的邀请，梁启超要求儿子去条件艰苦的东北大学任教，希望“工作要从艰辛起步，切不可贪图安乐”。

其四，重视修身，强调趣味。 1922年，梁启超在苏州学生联合会演讲时提出，教育的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他告诫子女，“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他自己一生倡导“趣味主义”，在病中依然讲学著述，抱着“得做且做”的态度，活得活泼而愉快。

更可贵的是，梁启超始终将家国理念融入对子女的教育中。他常对孩子们说：“人生在世，常常思报社会之恩”，“国家生命，民族生命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做好我们责任内的事，就是爱国”。在他的熏陶下，梁思成积极参与了新中国国徽的设计，梁思忠学成归国即投身抗战，梁思宁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梁思礼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于1949年毅然回国，投身新中国的航天事业。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父亲“无负今日”的教诲，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紧密相连。

四、无负今日，启迪后世

走出梁启超故居，漫步在茶坑村的青石古道上，我们依然还能听到那青砖灰瓦间回荡着的巨响：“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强则中国强，，，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出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这是梁启超服膺的人生格言，也是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愿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中汲取力量，在自己的有限生命时代里，无负今日，砥砺前行。

梁启超只活了五十六岁，却用他的一生诠释了“无负今日”四个字——无负于少年求学的光阴，无负于投身维新变法的热血，无负于教育子女的责任，无负于家国天下的情怀。他用自己的自律治学、家国情怀、教子智慧，为后世树立了一座至今尚无人逾越的精神丰碑。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芸芸众生，名人乎，凡人乎，知行合一，踔厉奋发，再普通的人生也必有建树，梁启超的一生足资证明，人和人的差别在这里可见一斑。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成功的标杆和尺度也各不相同，但只要咬定目标，矢志不移，无负今日，都能达到一个理想的高度。当你人到中年一事无成，压力山大，怨天尤人之时你不方读读梁启超，读读《少年中国说》问问自己：今日之我，是否无负今日？是否无负家国时代赋予的责任？是否无负于父母妻儿期待我们成长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