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志进
提起南泥湾，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会泛起一种特别的情感。它是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那个小点，是一段耳熟能详的动人旋律，是一种深埋心底的坚定信念，更是一个民族永不褪色的集体记忆。从荒僻的山沟到动人的歌曲，从艰苦的创业到永恒的精神，这片土地完成了它神奇的蜕变——而我写下这些文字，便是想走近它、读懂它，向着那片黄土深深俯首，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南泥湾是一个地名。
它静卧于延安城东南九十里外的深山之中。汾川河从上游蜿蜒而来，在这里冲刷出几片地势低平的河湾地。因为地处延安之南，人们便依着地形唤它作“南泥湾”。
八十多年前，这里只是黄土高原深处一个荒僻的角落——荆棘遍野，梢林密布，除了野兽出没的痕迹，几乎见不到人烟的荒凉地方。那时的南泥湾，被称为“南泥洼”“烂泥湾”，属于延安县金盆区的一个乡。藏在深山人未识，小的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那个点。
南泥湾是一首歌曲。
1943年春节，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秧歌队准备去南泥湾慰问三五九旅的战士们。编创人员构思了一个名为《挑花篮》的秧歌舞，由八位女演员挑着花篮表演，需要配上一首插曲。十九岁的诗人贺敬之接到创作任务后，一气呵成写出了歌词，作曲家马可采用陕北民歌的调式为它谱了曲，这便是《南泥湾》。
秧歌舞《挑花篮》在南泥湾慰问演出时，深受三五九旅官兵的欢迎。
其插曲《南泥湾》由王昆首唱走红，传遍了陕甘宁边区的每一个山峁沟壑、角角落落，随着大生产运动和南泥湾精神的宣传，又传遍了各抗日根据地，传遍了大江南北。从此，人们只要听到这熟悉的调子，眼前便会浮现出一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好光景。
1964年，这首歌曲被编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经著名歌唱家郭兰英演唱后，更加广为流传，家喻户晓，成为几代人心中共同的旋律记忆。2015年8月，它又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选的“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穿越八十余载光阴，这首歌依然是音乐课本里的必教曲目，总能在每一代人的童年里响起。一个曾经默默无闻的地名，就这样化作了亿万人民心中的歌。
南泥湾是一种精神象征。
所谓精神象征，是指一段历史在人们心中凝结成的某种品格——它看不见、摸不着，却能在一个民族面临困境时，一次次被人想起、被人呼唤，成为支撑前行的力量。
南泥湾的精神象征，是自力更生，是艰苦奋斗，是在绝境中不依赖、不等待、不退缩的骨气。一九四一年的春天，英雄的三五九旅将士走进了这片荒凉之地。迎接他们的，是没膝的荒草、密不透风的梢林，和空荡荡的四野——没有房、没有粮、没有衣，甚至连生产工具也稀缺，所有生活中衣食住行所需要的东西，几乎样样都匮乏。
可他们没有等。没有房，就砍树枝搭窝棚，在山崖上挖窑洞；没有粮，就挖野菜、打野兽充饥；没有工具，就拾废铁自己打镢头、造锄头。最难的是开荒——那些长了不知多少年的狼牙刺，根扎得比人还深，一镢头下去，震得虎口生疼。第一天，很多人的手上就磨出了血泡；第二天，血泡破了，血肉模糊；第三天，伤口结了痂，再抡起镢头时，痂又裂开，血一滴一滴渗进黄土里。
他们靠自己的一双手，从春到秋，从黎明到黄昏，镢头起落，汗水砸在干裂的土地上。慢慢地，荒草不见了，荆棘不见了，垄沟一行一行地出现在山坡上。秋天来时，那片曾经荆棘遍地、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终于长出了金黄的谷子、沉甸甸的糜子。
四年时间，这支英雄队伍硬是用一把把镢头，开垦出了二十六万多亩良田，打下了一千多孔窑洞。昔日荒凉的“烂泥湾”，真的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后来有人问那些老兵：最难的时候想过放弃吗？他们摇摇头，说：没想过。本来就没指望依赖别人，只能靠自己。靠自己，就没什么好怕的。
这就是南泥湾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遗产。它不是写在纸上，而是用血泡和老茧刻进土地的；它不是空喊的口号，而是一群人在绝境中低下头、弯下腰、一下一下刨出来的。荒山不会自己变成良田，困难不会自己消失——能够改变它们的，只有那双手和那双脚，下定决心不再等待的勇气。
南泥湾是一个文化符号。
所谓文化符号，是指一个事物超越了它本身，成为一个民族共同的记忆载体——人们提起它，想起的不只是那个地方，还有与它相关的一切：歌曲、故事、人物、情感，以及一代又一代人对它的理解和传承。
南泥湾的文化符号，是那把传了三代的镢头，是那一排排依山而凿的老窑洞，是那首唱了八十多年的歌，更是那些从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又飘散到四面八方的精神种子。
一九四九年之后，南泥湾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它像一条看不见的河流，悄无声息地流淌进更广阔的土地。在天山脚下的沙漠戈壁里，在北大荒的林海雪原上，在无数个荒无人烟的角落，人们用同样的姿势弯下腰，用同样的镢头刨开土地——只不过，那里的人管它叫“地窝子”，这里的人管它叫“马架子”。名字不同，模样却一样：都是半截埋进土里的窝棚，都是四面漏风的墙，都是第一批拓荒者遮风挡雨的地方。
如果你走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团场，老军垦会指着地上一个凹陷的土坑告诉你：这就是当年的地窝子，一家人挤在里面住了多年。如果你来到北大荒，老知青会带你去看那早已废弃的马架子——几根木头搭的架子，糊上泥巴，就是家。他们说起这些的时候，语气平淡，仿佛在讲别人的故事。可你若仔细听，会发觉那语调里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东西——和南泥湾的老兵说起当年窑洞时，一模一样。
一九六五年，一批军垦战士来到南泥湾。他们接手的，是几排破土房——墙皮剥落，窗户漏风，土炕上连席子都没有。可他们没有犹豫。在当年的老战士开垦过的土地上，他们重新抡起镢头。有人说，这里的土硬，镢头抡下去手都麻；有人说，这里的春天冷，育秧时赤脚下田，脚冻得跟猫咬似的。可说着说着，他们又笑了——因为那首歌还在，那块地还在，那个故事还在。他们知道，自己正在成为这个故事的一部分。
一九六九年冬天，一群更年轻的人来了。他们是北京知青，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又换卡车，再步行，才走进这片山沟。收工回来，累得躺在炕上不想动，可不知谁起了个头，又唱起那首歌来。唱着唱着，就忘了累。后来他们离开这里，回到城市，做了工人、教师、医生，可每当有人问起“你是哪里人”，他们会迟疑一下，然后说：我在南泥湾插过队。那个地方，是我的第二故乡。
一九九九年，国家开始退耕还林。当年的老战士刘宝斋留下了一把镢头。他的儿媳侯秀珍握着这把镢头，想了很久。公公用它开荒，是为了让人活下去；她拿起它种树，是为了让山活过来。同一把镢头，同一个姿势，同一片土地。只是这一次，刨下去的不再是开垦荒地，而是挖坑整地、植树造林。几十年后，那些树长成了林，当年荒芜的山坡，终于又绿了。 如今，每年有几百万人来到南泥湾。他们走进大生产纪念馆，在那些发黄的照片前停下来，看一张张年轻的脸；他们在锈迹斑斑的镢头前站很久，仿佛能听见当年刨地时“咚咚”的声响；他们站在老窑洞前，伸手摸那斑驳的土墙，土墙上还留着烟熏的痕迹。
而那些老军垦、老知青，也会一次次回来。他们站在曾经住过的窑洞前，轻轻抚着墙，不说话。
可是，如果你走得更远些，去新疆戈壁，去黑龙江雪原，去海南热带雨林，那些同样被拓荒者用双手改变过的土地上，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里的人不常提起南泥湾，可他们住过的地窝子、睡过的马架子，他们抡起镢头时的姿势，他们说起“当年”时那种平淡又骄傲的语气——都和南泥湾一模一样。
也许，南泥湾从来就不只是南泥湾。它是一种基因，悄悄流进了一个民族的血液里。所以当天山脚下需要有人开荒时，有人就去了，住进地窝子；当北大荒需要有人耕耘时，有人就去了，搭起马架子。他们不一定都到过南泥湾，可他们心里都住着一个南泥湾。
这就是南泥湾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的真正意义。它不只是一段历史，不只是一种精神，而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岁月里，一次次重新认出自己、重新找到力量的镜子。人们来到这里，不只是为了看什么，而是为了确认什么——确认那种不指望别人、不等待救世主、靠自己双手改变命运的活法，曾经真实地存在过，并且一直可以存在下去。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南泥湾，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把镢头。
南泥湾，说到底，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代名词。
那首歌唱了八十多年，那块地种了一季又一季，那个故事被讲了一遍又一遍。为什么我们总要提起南泥湾？因为每一个时代都会遇到自己的“荒山”需要开垦，每一个群体都可能面临自己的困境需要突围。南泥湾告诉我们：最艰难的处境里，往往生长着最坚韧的力量；一代代人的现实生活中，最动人最美好的不是坐享其成，而是躬身耕耘。
每当那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我的眼前便会浮现出那片神奇的土地——黄土、窑洞、镢头，还有一群弯着腰的人。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我们一个最深刻的道理：人，可以靠自己改变命运。
这，就是我心中的南泥湾。
作者简介:冯志进，1958年生，陕西延长县人，中共党员，1982年8月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先后就职于中共延安地委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讲师，西安市阎良区政府办秘书、区委宣传部干事、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高级讲师，中共西安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科研处处长，副巡视员。2018年退休，现为陕西省南泥湾精神研究会特邀研究员。长期从事干部理论教育，参与学习型政党、职业道德建设社等五个省部级课题研究，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曾荣获西安市干部理论学习先进个人、西安市党校系统优秀教师。多次参与中央、省市党代会精神宣讲活动，并受邀到省内外机关、企事业单位授课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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