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志进
提起南泥湾,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会泛起一种特别的情感。它是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那个小点,是一段耳熟能详的动人旋律,是一种深埋心底的坚定信念,更是一个民族永不褪色的集体记忆。从荒僻的山沟到动人的歌曲,从艰苦的创业到永恒的精神,这片土地完成了它神奇的蜕变——而我写下这些文字,便是想走近它、读懂它,向着那片黄土深深俯首,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南泥湾是一个地名。
它静卧于延安城东南九十里外的深山之中。汾川河从上游蜿蜒而来,在这里冲刷出几片地势低平的河湾地。因为地处延安之南,人们便依着地形唤它作“南泥湾”。
八十多年前,这里只是黄土高原深处一个荒僻的角落——荆棘遍野,梢林密布,除了野兽出没的痕迹,几乎见不到人烟的荒凉地方。那时的南泥湾,被称为“南泥洼”“烂泥湾”,属于延安县金盆区的一个乡。藏在深山人未识,小的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那个点。
南泥湾是一首歌曲。
1943年春节,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秧歌队准备去南泥湾慰问三五九旅的战士们。编创人员构思了一个名为《挑花篮》的秧歌舞,由八位女演员挑着花篮表演,需要配上一首插曲。十九岁的诗人贺敬之接到创作任务后,一气呵成写出了歌词,作曲家马可采用陕北民歌的调式为它谱了曲,这便是《南泥湾》。
秧歌舞《挑花篮》在南泥湾慰问演出时,深受三五九旅官兵的欢迎。
其插曲《南泥湾》由王昆首唱走红,传遍了陕甘宁边区的每一个山峁沟壑、角角落落,随着大生产运动和南泥湾精神的宣传,又传遍了各抗日根据地,传遍了大江南北。从此,人们只要听到这熟悉的调子,眼前便会浮现出一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好光景。
1964年,这首歌曲被编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经著名歌唱家郭兰英演唱后,更加广为流传,家喻户晓,成为几代人心中共同的旋律记忆。2015年8月,它又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选的“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穿越八十余载光阴,这首歌依然是音乐课本里的必教曲目,总能在每一代人的童年里响起。一个曾经默默无闻的地名,就这样化作了亿万人民心中的歌。
南泥湾是一种精神象征。
所谓精神象征,是指一段历史在人们心中凝结成的某种品格——它看不见、摸不着,却能在一个民族面临困境时,一次次被人想起、被人呼唤,成为支撑前行的力量。
南泥湾的精神象征,是自力更生,是艰苦奋斗,是在绝境中不依赖、不等待、不退缩的骨气。一九四一年的春天,英雄的三五九旅将士走进了这片荒凉之地。迎接他们的,是没膝的荒草、密不透风的梢林,和空荡荡的四野——没有房、没有粮、没有衣,甚至连生产工具也稀缺,所有生活中衣食住行所需要的东西,几乎样样都匮乏。
可他们没有等。没有房,就砍树枝搭窝棚,在山崖上挖窑洞;没有粮,就挖野菜、打野兽充饥;没有工具,就拾废铁自己打镢头、造锄头。最难的是开荒——那些长了不知多少年的狼牙刺,根扎得比人还深,一镢头下去,震得虎口生疼。第一天,很多人的手上就磨出了血泡;第二天,血泡破了,血肉模糊;第三天,伤口结了痂,再抡起镢头时,痂又裂开,血一滴一滴渗进黄土里。
他们靠自己的一双手,从春到秋,从黎明到黄昏,镢头起落,汗水砸在干裂的土地上。慢慢地,荒草不见了,荆棘不见了,垄沟一行一行地出现在山坡上。秋天来时,那片曾经荆棘遍地、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终于长出了金黄的谷子、沉甸甸的糜子。
四年时间,这支英雄队伍硬是用一把把镢头,开垦出了二十六万多亩良田,打下了一千多孔窑洞。昔日荒凉的“烂泥湾”,真的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后来有人问那些老兵:最难的时候想过放弃吗?他们摇摇头,说:没想过。本来就没指望依赖别人,只能靠自己。靠自己,就没什么好怕的。
这就是南泥湾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遗产。它不是写在纸上,而是用血泡和老茧刻进土地的;它不是空喊的口号,而是一群人在绝境中低下头、弯下腰、一下一下刨出来的。荒山不会自己变成良田,困难不会自己消失——能够改变它们的,只有那双手和那双脚,下定决心不再等待的勇气。
南泥湾是一个文化符号。
所谓文化符号,是指一个事物超越了它本身,成为一个民族共同的记忆载体——人们提起它,想起的不只是那个地方,还有与它相关的一切:歌曲、故事、人物、情感,以及一代又一代人对它的理解和传承。
南泥湾的文化符号,是那把传了三代的镢头,是那一排排依山而凿的老窑洞,是那首唱了八十多年的歌,更是那些从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又飘散到四面八方的精神种子。
一九四九年之后,南泥湾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它像一条看不见的河流,悄无声息地流淌进更广阔的土地。在天山脚下的沙漠戈壁里,在北大荒的林海雪原上,在无数个荒无人烟的角落,人们用同样的姿势弯下腰,用同样的镢头刨开土地——只不过,那里的人管它叫“地窝子”,这里的人管它叫“马架子”。名字不同,模样却一样:都是半截埋进土里的窝棚,都是四面漏风的墙,都是第一批拓荒者遮风挡雨的地方。
如果你走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团场,老军垦会指着地上一个凹陷的土坑告诉你:这就是当年的地窝子,一家人挤在里面住了多年。如果你来到北大荒,老知青会带你去看那早已废弃的马架子——几根木头搭的架子,糊上泥巴,就是家。他们说起这些的时候,语气平淡,仿佛在讲别人的故事。可你若仔细听,会发觉那语调里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东西——和南泥湾的老兵说起当年窑洞时,一模一样。
一九六五年,一批军垦战士来到南泥湾。他们接手的,是几排破土房——墙皮剥落,窗户漏风,土炕上连席子都没有。可他们没有犹豫。在当年的老战士开垦过的土地上,他们重新抡起镢头。有人说,这里的土硬,镢头抡下去手都麻;有人说,这里的春天冷,育秧时赤脚下田,脚冻得跟猫咬似的。可说着说着,他们又笑了——因为那首歌还在,那块地还在,那个故事还在。他们知道,自己正在成为这个故事的一部分。
一九六九年冬天,一群更年轻的人来了。他们是北京知青,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又换卡车,再步行,才走进这片山沟。收工回来,累得躺在炕上不想动,可不知谁起了个头,又唱起那首歌来。唱着唱着,就忘了累。后来他们离开这里,回到城市,做了工人、教师、医生,可每当有人问起“你是哪里人”,他们会迟疑一下,然后说:我在南泥湾插过队。那个地方,是我的第二故乡。
一九九九年,国家开始退耕还林。当年的老战士刘宝斋留下了一把镢头。他的儿媳侯秀珍握着这把镢头,想了很久。公公用它开荒,是为了让人活下去;她拿起它种树,是为了让山活过来。同一把镢头,同一个姿势,同一片土地。只是这一次,刨下去的不再是开垦荒地,而是挖坑整地、植树造林。几十年后,那些树长成了林,当年荒芜的山坡,终于又绿了。 如今,每年有几百万人来到南泥湾。他们走进大生产纪念馆,在那些发黄的照片前停下来,看一张张年轻的脸;他们在锈迹斑斑的镢头前站很久,仿佛能听见当年刨地时“咚咚”的声响;他们站在老窑洞前,伸手摸那斑驳的土墙,土墙上还留着烟熏的痕迹。
而那些老军垦、老知青,也会一次次回来。他们站在曾经住过的窑洞前,轻轻抚着墙,不说话。
可是,如果你走得更远些,去新疆戈壁,去黑龙江雪原,去海南热带雨林,那些同样被拓荒者用双手改变过的土地上,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里的人不常提起南泥湾,可他们住过的地窝子、睡过的马架子,他们抡起镢头时的姿势,他们说起“当年”时那种平淡又骄傲的语气——都和南泥湾一模一样。
也许,南泥湾从来就不只是南泥湾。它是一种基因,悄悄流进了一个民族的血液里。所以当天山脚下需要有人开荒时,有人就去了,住进地窝子;当北大荒需要有人耕耘时,有人就去了,搭起马架子。他们不一定都到过南泥湾,可他们心里都住着一个南泥湾。
这就是南泥湾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的真正意义。它不只是一段历史,不只是一种精神,而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岁月里,一次次重新认出自己、重新找到力量的镜子。人们来到这里,不只是为了看什么,而是为了确认什么——确认那种不指望别人、不等待救世主、靠自己双手改变命运的活法,曾经真实地存在过,并且一直可以存在下去。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南泥湾,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一把镢头。
南泥湾,说到底,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代名词。
那首歌唱了八十多年,那块地种了一季又一季,那个故事被讲了一遍又一遍。为什么我们总要提起南泥湾?因为每一个时代都会遇到自己的“荒山”需要开垦,每一个群体都可能面临自己的困境需要突围。南泥湾告诉我们:最艰难的处境里,往往生长着最坚韧的力量;一代代人的现实生活中,最动人最美好的不是坐享其成,而是躬身耕耘。
每当那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我的眼前便会浮现出那片神奇的土地——黄土、窑洞、镢头,还有一群弯着腰的人。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我们一个最深刻的道理:人,可以靠自己改变命运。
这,就是我心中的南泥湾。
作者简介:冯志进,1958年生,陕西延长县人,中共党员,1982年8月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先后就职于中共延安地委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讲师,西安市阎良区政府办秘书、区委宣传部干事、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高级讲师,中共西安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科研处处长,副巡视员。2018年退休,现为陕西省南泥湾精神研究会特邀研究员。长期从事干部理论教育,参与学习型政党、职业道德建设社等五个省部级课题研究,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曾荣获西安市干部理论学习先进个人、西安市党校系统优秀教师。多次参与中央、省市党代会精神宣讲活动,并受邀到省内外机关、企事业单位授课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