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台湾校园歌曲“外婆的澎湖湾”在大陆十分流行。那优美的旋律、真挚的情感，为校园内外的少男少女们所痴迷。那时间，我早已不属于少男少女之列了，但却也时时为这首校园歌曲所感动、所颠倒。因为，听到这首歌，我就忆起了我的外婆。     

外婆是我家老一辈人中在我懂事时惟一幸存的老人。我的父母都是孤儿。在父母亲三岁时，他（她）们均永远的失去了自己的父亲——我的爷爷和外公。不久后，我的奶奶也相继离开人世，父亲是靠讨饭、帮人放牛、做长工而成人的。我母亲命稍好一些，她有相依为命的母亲——我的外婆。外婆一生生育了14个孩子，但不是夭折，就是短命，惟有最小的女儿我的母亲存活了下来。母亲出嫁后，她在天门代湖边的一个小渔村孤独的生活了几年后，就来到我的故乡天门龙骨湖畔的胡市小镇，随我的父母亲过日子。虽然那时她已过花甲之年，但一生勤劳的她还是帮我的父母挑起了操持家务的担子。    

外婆生性刚强，但待人慈祥可亲，尤其视我这长外孙为心肝宝贝，我是在她的疼爱下长大的。幼年的我虽然顽皮，但聪敏过人，尤其是读书，可谓过目不忘，刚上小学，每门功课都是100分，是我们那条小街上小孩子中为数不多的“学习尖子”之一。我们家有一栋三间瓦屋，租了一半给一唐姓人家。唐家原是胡市街上开蔑货店的，土地改革时被划为工商业兼地主，没收了家产，没地方住就租住在我家。这家有三个孩子，特喜欢读书，潜移默化中，我也爱上了读书。每当这三弟兄回家，我就和他们搅在一起，读书说文，好不热闹。看到这情景，我的外婆十分高兴，所以她那时就认定我长大后一定会靠知识吃饭。    

 我幼时那年月，吃粮讲供应，小孩子的供粮指标一般根据年龄来定，当然也不乏人情世故在其间。记得有次街道开会研究调整小孩子的供粮指标，我的母亲与时任居委会的主任发生了争执，无奈之中，居然搬出了外婆的“我要靠知识吃饭”的“理论”，这在当时的小街上一时传为笑谈。几十年过去了，当时的“笑谈”成了现实，这大概是那条小街上已经作古但曾经讥笑过我的外婆和母亲的人始料不及的吧。所以现在，当耍了近半辈子笔杆子的我，每每含着笔杆凝思苦想而笔下却流不出文字之时，想起外婆的这个预言，我就文思泉涌了。看来，真是外婆几十年前的一个推断，仅然左右了我一辈子的人生轨迹！    

我幼年时代，恰逢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灾难祸及黎民百姓，每家几乎都是缺衣少食。而屋漏偏遇连阴雨，我母亲又患了严重的胃病，长年在邻县县城的一家医院治疗，家里全靠外婆带着我和弟弟艰难度日。我和弟弟幼不更事，饿了就只知道要吃，吃不饱后又只知道哭闹吵要，外婆为用那点可怜的口粮照顾好我们的生活，想尽了苦法。记得有一天下午，外婆到田边挖了很多地米菜，又到菜园里扯了一把白菜，加了一丁点儿米粉子，给我们烤菜粑粑吃。   

 菜粑粑烤得焦香焦香，几乎香遍了半条街。我们街上的居委会头头姓熊，人称培麻子，他闻到了香味，跑到街上咋咋唬唬道：谁家还有这多粮食，烤粑粑吃呀？！可怜外婆脸都吓白了，连忙端出那看不到米沫的菜粑粑，跑到培麻子面前说：你看你看，尽是野菜、尽是野菜呀┈搞得那培麻子也十分尴尬。这一幕深深的剌痛了我。直到至今，我还常常用这情景来教育我那吃比萨饼和肯得基还嫌味不佳的儿子。    

外婆去世那年，我六岁，是三年自然灾害最艰难的一年，她终于没有熬过那苦难的日子，她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外婆逝世没有半点征兆。那天清晨很冷，天麻麻亮她就上街去买柴，买柴回来付钱时她就晕倒了，就此再没起来，到中午时她就趴在床沿上永远的离开了人世。说来惭愧，因为我年小体弱，仅然没有把外婆抱到床上让她安卧而去，这成了我永生的遗憾。外婆去世后，从大人的谈话中我才知道，外婆是活活饿死的，在此之前，为了把很少的那点口粮匀给我们俩兄弟——她的宝贝孙儿，她总是用野菜充饥，或者干脆忍受着饥饿的折磨。可她那时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呵！  

  六十一年过去，外婆的形象渐渐地在我的记忆中模糊，但她刚直、勤劳、善良、勇敢面对困难的精神，却在我的心中愈来愈清晰，激励我在人生的征程里也做一个勤劳、善良、勇敢、刚直的人，毕竟我的血脉中也流荡着外婆的血液呵！ 

孙明星，社科副研究员。生于湖北省天门市胡市镇胡市街，下过乡，插过队；1976年荆师毕业后，工作于荆州市(地区)党政机关。2014年后任北京《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编辑部副主任。发表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作品数十万字。

李炳银，中国著名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常务副秘书长，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