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在广袤富饶的冀中平原，有一颗璀璨迷人的水上明珠。它烟波浩淼，风光秀丽，物产丰富，人才辈出。它就是春芦璧翠，夏荷妍红，秋稻飘香，冬冰似玉的白洋淀。
1936年夏天，一个文质彬彬、飘逸洒脱的英俊青年，携着一身书香，乘着一叶扁舟，来到了接天莲叶无穷碧的白洋淀。这位儒雅的青年，就是后来成为荷花淀派开山立宗的文学大师孙犁先生。
他是受同学之邀，到同口镇小学担任国文教员，至今已由一百年了。从小就钟情于语言文字的孙犁，怀着美好的憧憬与文学之梦，来到水秀人灵的白洋淀，在河北省安新县的千年古镇同口担任小学教师。
在教书育人之余，孙犁徜徉荷淀苇荡，走访渔民船工。白洋淀的诗情画意滋养着孙犁的文学心扉，冀中儿女的刚毅柔情也感染着孙犁的灵魂。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孙犁加入抗战工作，一直到1944年，孙犁在冀中参加敌后的抗日宣传教育工作，先后在抗战学院、华北联大任教；也在晋察冀通讯社、晋察冀文联、《晋察冀日报》工作，同时进行文学创作。 1941年，在冀中区参加编辑群众性的大型报告文学集《冀中一日》，并写成《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后改名《写作入门》《文艺学习》，并多次重印）。
1942年后，孙犁的兴趣点转移到文学创作上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发表了《走出以后》《丈夫》《第一个洞》《春天，战斗的外围》《他从天津来》等十多篇作品，其中《丈夫》获得了边区鲁迅文艺奖1942年第三四季度奖。1944年，赴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和工作。
1945年5月，抗战胜利的曙光初照神州大地，孙犁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著名的小说《荷花淀》。犹如一道绚丽的彩霞，给饱经战火的华夏大地带来如诗的风景和暖人的慰籍，也给历经磨难的炎黄子孙带来精神的鼓舞和美感的享受。此后，他的《芦花荡》《嘱咐》《采蒲台》《光荣》等小说的相继发表，为当时的解放区文坛送来阵阵清风。
新中国成立后，孙犁在《天津日报》社负责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解放初期的天津还不是直辖市，而是河北省的省会。1952年河北省会迁到了保定市，天津依然是河北省的一个地区城市。隶属河北省管辖的还有现在北京的通州等，以前叫通县。我之所以在这里交代这些，是为了给后面的人物与孙犁负责的《天津日报》文艺副刊交往有一个背景介绍。
五十年代初期，孙犁在主编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时，还抽暇创作出版了长篇《风云初记》，中篇《村歌》和《铁木前传》，短篇《山地回忆》等小说。
《风云初记》是孙犁创作的唯一长篇小说，书中的主人公高庆山，据说原型是七七事变后被党中央毛主席亲派到冀中的红军团长孟庆山。孙犁还整理了他的《荷花淀》《芦花荡》《采蒲台》《嘱咐》等反映白洋淀地区人民斗争和生活的小说、散文，并辑录为《白洋淀纪事》出版。 这些带有冀中平原和白洋淀水乡气息的小说出版后，在中国文坛再次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特别是《荷花淀》、《芦花荡》等小说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引发了众多爱好文学的少年学子对孙犁及其作品的崇拜与研读。他们学习孙犁的文学语言，师法孙犁的艺术风格。其中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苑纪久、房树民等人，在孙犁的直接教诲和引领下步入了文学殿堂，写出了一篇篇情节生动，语言清新，描写逼真，刻划细腻，富有孙犁《荷花淀》风格的小说。这批文苑新秀，像淀边初春的芦笋，披着水灵的阳光，带着紫绿的颜色，生命旺盛地出现在文坛上，文学界把他们和他们的作品誉称为“荷花淀派”。
刘绍棠是人们比较熟悉的著名作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就读过他的小说。上大学的时候，刘绍棠被他的潞河中学师兄，他的入党介绍人丛药汀先生请到了我们所读的那个大学，给我们中文系的学生们做了一次精彩的文学讲座。那时的刘绍棠，体态略胖，红光满面，身体健康。
1990年夏，我奉调中油呼炼子弟学校，有幸结识了他的表妹——呼市新城区教育局教研室主任王爱勤老师，拜读了王老师连载在《呼和浩特晚报》上的《忆绍棠》一文。后来又读了刘绍棠的一些作品，对他有过一些了解。
刘绍棠1936年出生于通县大运河边的儒林村。据他自己说，他的先祖是北方的某个少数民族。刘绍棠天资聪慧，自幼深受民间戏曲说唱文学的影响，上学时文才超群，9岁就进行文学创作，13岁开始发表作品，15岁成名，被誉为“神童”作家。刘绍棠文学创作取得成功，与孙犁对他的悉心培养和扶持是分不开的。
一九五一年八月，刘绍棠给孙犁写了第一封信，并给孙犁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投寄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小说经过孙犁的修改，很快就发表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上。五十年代初，河北省文联招收了一批编辑创作练习生，聚集了十几位不足二十岁的文学青年，其中就有刘绍棠，苑纪久等人。孙犁经常为这些练习生讲课，指导他们的创作和编辑。从此，孙犁与刘绍棠、苑纪久等人结下了师生之谊。
刘绍棠在孙犁的精心指点和热情帮助下，文学创作如大河奔流，一发不可收。1951年9月至1957年春，刘绍棠在文艺周刊上累计发表了10多万宇的作品。这些早期作品如《青枝绿叶》《运河的桨声》《夏天》等，清新、淡雅、含蓄、优美，带有十足的“荷花淀味”。
1954年，刘绍棠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但只上了一年就自动退学，原因是嫌功课烦琐，影响文学创作。此举惊动了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胡耀邦劝说刘绍棠应该完成大学学业；刘绍棠向胡耀邦解释他退学的原因。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使这两位心直口快的性情中人结为好朋友。退学后的刘绍棠潜心小说写作，不仅取得了创作上的丰收，而且也收获了甜美的爱情。一位叫曾彩美的归侨少女嫁给了他，并陪伴刘绍棠度过了悲欢交加的一生。
1957年，刘绍棠被错误的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农村。在刘绍棠离开北京市前往农村之前，胡耀邦又与刘绍棠进行了一次亲切的谈话，鼓励刘绍棠坚定信念，永不倒下。刘绍棠记着好朋友的嘱咐，回到了故乡通县儒林村参加劳动，一去就是二十年。在农村劳动的时候，刘绍棠认识了一个名叫杨广芹的姑娘，两人惺惺相惜，衍生出了一段感人肺腑的情愫。四人帮倒台后不久，刘绍棠的右派问题也得到了改正。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行各业都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刘绍棠的创作也迎来了第二个春天。他先后创作出版了《蒲柳人家》、《瓜棚柳巷》《荇水荷风》《小荷才露尖尖角》《春草》《地火》《狼烟》《京门脸子》《豆棚瓜架雨如丝》等几十部作品。这些作品依然带有浓郁的“荷花淀”气息，只是后来刘绍棠又把它们自立为乡土文学门派。八十年代前期，昔日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担任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在任期间，推行干部“四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革命化）。刘绍棠完全具备“四化”条件，被胡耀邦提名为文化部长候选人。刘绍棠听说后，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婉言谢绝了。后来王蒙被提拔当了文化部长，干了几年，也辞职了。
1988年8月，由于长年伏案写作，积劳成疾，刘绍棠突发脑血栓。经抢救治疗，生命保住了，但身体还是落下了偏瘫。大病之后的刘绍棠凭着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依然坚持写作。命运对这位神童作家太不公平了，当生活和创作环境都非常美好的时候，刘绍棠又大病一场。而这次生病，刘绍棠并没有摆脱可恶的死神。1997年3月11日，著名神童作家、荷花淀派代表作家刘绍棠病逝于北京，终年只有61岁。
刘绍棠的确是个天才作家。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中，他把“荷花淀派”的柔媚、清丽之美与“燕赵文化”的阳刚、劲健之美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建立了独具风采的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出版《乡土与创作》《乡土文学四十年》等9部散论、随笔集。全部著作共60种，约700万字，被公认为是高产、优产、稳产作家。他还提出了“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今昔交叉，城乡结合，自然成趣，雅俗共赏”的乡土文学理论。描绘、讴歌走在时代前列的人民群众，挖掘、扶持代表时代前进方向，显示时代本质与主流的美好事物，描摹、展示充满诗情画意的乡风水色、世俗人情。在创作上，刘绍棠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学的民族风格，追求传奇性与真实性相结合；通俗性与艺术性相结合，并积极向世界一切进步文学学习，借鉴一些好的表现方法和艺术技巧。刘绍棠小说的语言生动、活泼、含蓄、优美、形象、富有诗情画意和音乐性，受到广泛的赞扬和很高的评价。刘绍棠及其作品深受国内外读者喜爱，十多部作品荣获全国奖，多部作品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
韩映山是孙犁一手栽培的作家，一生都与孙犁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是孙犁的得意门生，荷花淀派的真正传人。韩映山，又名韩祖盼，笔名杜鹃。1933年生于高阳县城关，但从小就生活在地处白洋淀边的保定高阳县教台村（现属雄安新区安新县），是在白洋淀边戏水长大的孩子。他的小学是在我们孟章府高级小学念的，与我是校友，我的启蒙老师就曾是他的班主任老师。
在小学高年级，韩映山喜欢上了文学。1951年高小毕业后，韩映山头戴白毛巾，身背行李，步行来到保定，投考了保定市第一中学。保定一中，历史悠久，文风浓郁，是河北省的重点中学。韩映山考入这所著名的学校后，经常与同学们聚在丁香花前，大杨树下，谈诗论文。在这里，韩映山迷上了孙犁的小说。特别是孙犁的那些白洋淀题材的小说，达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他看到孙犁在《天津日报》主编的“文艺周刊”经常为青年发表作品，他非常羡慕。1952年，刘绍棠的《大青骡子》在天津日报副刊发表后，对他启发很大，知道文章写最熟悉的生活才能写好，他决定从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写起。
韩映山自小在白洋淀边打草、淘鱼、放鸭、摇船，这些往事象电影一样在他的脑子里放开了。于是，《鸭子》《高洗子》《瓜园》《弯弯的河堤》等文章就写出来了，他大胆地把它们投寄给孙犁。很快，《鸭子》《苑苇和小芝》等相继在孙犁主编的报纸上发表出来了，这是1952年的事。后来有一次，孙犁在保定作报告，还问一中的韩映山来了吗？见到韩映山，说：“你写那篇《鸭子》，有个细节，说是中秋昏过去了。我把它改了，我觉得值不得昏过去。还有你写村边那条河，向西流，怎么倒流？把我闹糊涂了。后来我考虑，可能是实际情况，于是就没改。还有另一篇《学习》题目不明确，我改成了《苑苇和小芝》”。韩映山就是这样在孙犁的引领下一步一步走上文坛的。
1953年，韩映山初中毕业，因家庭贫困，无力再上高中，他回到了家乡一边参加劳动一边从事写作。后来，因为文学创作突出，他先后调河北文联，天津文联、保定文联工作，做过《河北文艺》、天津《新港》文学杂志编辑。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理事、保定作家协会主席等职。1998年病逝。
主要作品有：短篇集《作画》《一天云锦》《跃进图》《水乡散记》《紫苇集》《绿荷集》《红菱集》《香溪集》；中篇集《串枝红》《绿苇丛中》《满淀荷花香》；长篇有《明镜塘》；散文集有《作家之路》《孙犁的人品和作品》等。这些作品使他成为“荷花淀派”重要作家。韩映山一生的写作内容基本上没有离开过白洋淀，堪称是“荷派”的忠诚卫士。韩映山长期生活和工作在保定，他象他的老师孙犁一样，把培养文学新人当作一项光荣任务。他曾多次深入保定市的学校、厂矿、农村进行文学讲座，发现文学苗子，认真细心培养，受到了广大文学爱好者的欢迎和称赞。
韩映山的人品和文品都是非常高尚的。他的恩师孙犁在他的《紫苇集》“小引”中说：“映山是很诚实和正直的。一次我对他说：我有很多缺点，其中主要是暗于知人，临事寡断。映山坦直地说：是这样，你有这种缺点。如果我对别人也说这种话，所得到的回答可能相反，但一遇风吹草动，后者的情况，就往往大不相同。”他还说：艺术与道德并存。映山无疑具备这种素质。韩映山做事老实，为人坦诚，不会趋炎附势。文革中有些人卖身投靠，出卖朋友，他顶看不上这些人了，他毅然离开了天津，回到了家乡，与朴实的农民为伍。
关于韩映山的创作，韩映山的少年文友、作家刘绍棠在韩映山的中篇小说集《串枝红》的序中曾这样写道：“1951年暮春初夏时节，我15岁的时候，到过白洋淀，白洋淀翠堤绿水，荷田苇巷，雁行鱼凫，柳林烟村，真是风景如画，人在画中。第二年，我读到韩映山的处女作，又像身临其境。呼吸着白洋淀的花香水汽。后来，我见到映山本人，眉清目秀，温文尔雅，正是文如其人。”他对韩映山的人和文的评价是“秀气”。他还说：“同在同一门下学艺的我们几个人里，映山长于散文。他把他的散文有时运用到小说创作中，便有诗情画意，优美雅致；然而他在刻画人物的笔墨清淡了一些。”
刘绍棠的评价应该说是比较中肯的。不过我不认为这是缺点。运用散文的笔法写小说，这正是韩映山小说创作的一大特点。正因为如此，他的小说有一种诗情画意的意境美，有一种以情感人的抒情美，有一种清新疏朗的散淡美。
刘绍棠还曾说过：“我要说，韩映山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然而，我相信，当文学评论中的看重实用而忽视艺术的积习得到扭转之后，韩映山的作品也必将得到公正的对待。”我确信，刘绍棠的话是对的。只要重视艺术的时代到来，“荷花淀派”的重要作家韩映山的作品就会得到公正的评价。我们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2007年秋天，韩映山长子韩大星在网上看到了我的博文《从白洋淀走出的作家韩映山》，通过留言，与我有了联系，我们曾多次在QQ上聊起他的父亲韩映山，从而使我更多地了解了韩映山。这件事作为写作本文的一个注脚。
荷花淀派的另一员大将是从维熙。从维熙，笔名碧征、从缨。1933年出生于河北省玉田县。中小学生时代就喜欢文学，1950年8月考入北京师范学校，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作品，深受孙犁和屠格涅夫的作品影响，并在写作上刻意学习和模仿。
1950年12月，从维熙在北京《新民报》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战场上》。后来，与孙犁建立了通信联系，在孙犁的帮助指导下，先后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了《七月雨》《曙光升起的早晨》《美国之夜》《共同的仇恨》《红旗》、《社里的鸡鸭》等作品，从此以后开始了他的文学之路。从维熙1953年师范毕业后当了一年的小学教师。1954年调到《北京日报》社担任记者和文艺编辑。《七月雨》《曙光升起的早晨》是从维熙的两本短篇小说集，也是代表了他“荷花淀派”风格的主要作品。
1957年，从维熙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在“反右”中被戴上“右派”的帽子，从此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非人生活。从24岁到44岁，他在大墙内外当过煤矿、铁矿掘井工，砖窑制坯工、出窑工，化肥厂车工和漂粉工……
1979年，从维熙平反后回京重返文坛，创作了《大墙下的红玉兰》，将大墙内非人的劳改生活剖开在世人面前，开“大墙文学”之先河，笔墨震撼人心，格调冷峻沉郁。此后，又创作发表了《第十个弹孔》。（《大墙下的红玉兰》和《第十个弹孔》都被拍成了电影，成为拨乱反正的生动教材）。出版了《杜鹃》《泥泞》《遗落在海滩的脚印》《雪落黄河静无声》《伞》《驿路折花》《燃烧的记忆》《远去的白帆》《鹿回头》《南河春晓》《北国草》《断桥》《裸雪》等中长篇小说。结集出版了《从维熙短篇小说选》《从维熙中篇小说集》，文艺论集《文学的梦》和《从维熙文集》等。由于生活环境的巨变和创作题材的转移，从维熙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已经与“荷花淀派”分道扬镳，但他与孙犁等“荷花淀派”作家们的感情和联系没有变过，他依然尊孙犁为其引路人和宗师，他与刘绍棠、韩映山、房树民亲密往来，情同手足。十几年前，从维熙出版了自传体小说《裸雪》，又让人们看到了“荷花淀派”的影子。
“荷派”的风骨，在从维熙的心灵深处和笔下的字里行间，仍然生气勃勃地存在着。《亡命天涯》是从维熙潜心创作的又一部长篇力作。2019年10月29日7时35分，从维熙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 “荷花淀派”另外两位重要作家是房树民和苑纪久。房树民，1935年出生于河北通县（现北京市通州区），与刘绍棠同乡。1956年毕业于通县师范学校。当过小学教师、新闻记者；《中国青年报》文艺部编辑、副主任、主任；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协理事。1952年，读初中的房树民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了最能代表他“荷派”风格的小说《渔婆》。此后，也是在孙犁的引领下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著有短篇小说集《诞生》《九月的田野》《樱桃园村》《雪打灯》，长篇报告文学《向秀丽》(与人合作)《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与人合作)等。苑纪久，1932年生于河北省高阳县。13岁参加革命工作，曾在冀中军区司令部机要科担任通讯员，1950年毕业于河北安国中学。早在冀中军区司令部机要科担任通讯员之时，苑纪久就喜欢和崇拜孙犁和他的作品。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1951年，河北省文联招收的十几位青年编辑创作练习生，其中就有苑纪久。
在孙犁的帮助下，他开始了散文和小说创作，50年代前期出版的散文小说集《在雁翎队的故乡》，是苑纪久“荷味”最浓的作品。1957年，苑纪久也被打成了右派，被剥夺创作权利20多年。
1978年平反后主要从事编辑工作。先后任《河北文艺》杂志编辑，《莲池》杂志副主编，《长城》杂志主编，保定市文联副主席，河北省文联党组成员，编审等职，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新歌谣》(合作)、《乡村里的故事》(合作)，小说散文集《在雁翎队的故乡》。当然“荷花淀派”作家不止这几位，后来还有许多文学青年和作家，或效仿或直接间接地受孙犁及其弟子们的影响，
例如我的另一个同乡作家冉淮舟教授，在中学时代，就浸泡在孙犁的文学“液汁”之中，对孙犁的作品由喜爱到研读再到效法。早期的散文集《彩云》是原汁原味的“荷派”作品。新时期传承“荷花淀派”文学流派最著名的作家，当属供职于河北省任丘市地税局的蔡楠，他是当代小小说创作领域里的翘楚。其作品在语言上追求优美的意境，文字飞翔的感觉，飘逸抒情且具有非凡的想象力。在此，不再述及。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白洋淀是燕赵大地上最美丽的水上明珠，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荷派”作家获得创作灵感的象征性源泉。尽管“荷派”作家各有特点，但由于同是师法孙犁，同受燕赵水土的滋养，因此在创作的美学特色上，与孙犁是一脉相承的。
荷花淀派作家们的共同艺术特色是： 一、以炽热的情怀描绘河北农村生活场景，地方色彩浓郁。荷花淀派作家们从小生活在农村，对家乡的田园景色、风土人情既熟悉又充满着热爱和眷恋。 孙犁的创作跨越了战争与和平的不同时代，但他的文学之根始终深深扎在河北农村的厚土中，不断开拓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的新境界。其追随者们虽然与他面对的生活有所不同，但作品同样紧贴时代，描绘出了一幅幅气韵生动，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农村生活画卷。
刘绍棠一生都是描写和讴歌运河两岸淳朴的农民和农村生活；韩映山的作品也都是以描写白洋淀边生活为主；丛维熙早期小说散发着冀东农村的泥土味；苑纪久的作品多以儿童的视角描写乡土，格调清新，极富地方特色。
二、侧重于从人的心灵、情感和生活层面上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与优美。无论是孙犁还是荷派其他作家，都注重表现普通劳动人民阔大宽广的胸怀和顾全大局的品格。《荷花淀》中的水生嫂，《蒲柳人家》中的望日莲，以及《七月雨》《串枝红》《渔婆》《在雁翎队的故乡》里的主人公们，他们的美好心灵和质朴纯洁的精神世界，在作者生动的叙述和细腻的描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耐人寻味。
三、善于刻画性格鲜明的女性人物。孙犁的白洋淀题材小说塑造了一大批柔情似水，坚毅如钢的青年妇女形象。水生嫂（《荷花淀》），秀梅（《光荣》），二梅（《麦收》），小菊（《碑》），刘兰（《蒿儿粱》）等，是中国现代文学画廊中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受引路人孙犁的影响，荷花淀派的作家们也擅长以清新淡雅的笔调刻画农村青年女性形象。刘绍棠《小荷才露尖尖角》中的花碧莲；韩映山《水乡散记》中的香玉、玲君；丛维熙笔下的李翠翠、蔡桂凤、石草儿等。这些妇女虽没受过多高的文化教育，但她们秉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大自然的钟灵秀气，性格或含蓄深沉，或欢快活泼，或野性泼辣，给人以质朴的自然之美和积极健康的亲和之力。在她们身上体现着人性善、人情美的极致，更承载着荷花淀派的美学理想。
摄影：贾凤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