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丽娟诗访谈”第二季：安琪｜我曾有过烈焰的青春

“崖丽娟诗访谈”第二季：安琪｜我曾有过烈焰的青春精华热点

2026-03-11 11:43:14 7163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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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传递着相互的小闪电》

安琪答诗人崖丽娟十问

崖丽娟：安琪老师您好，最近关于“70后诗人”的谈论颇受关注，我想起您很早就提出过“中间代”概念，果然查到2001年您和诗人黄礼孩老师联合主编《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在此书里正式提出的，这是很有意思的话题，也是观察当代中国诗坛的视角。但也有人提出代际划分概念其实很可疑，以十年为时间界限对诗人进行划分有点简单粗暴。比如您出生于1969年，虽然最靠近1970年，就不能算“70后诗人”吧。我尚未查阅到统计学意义上的准确数据，也许出生于70后的这一代诗人，是中国诗歌史上最庞大的群体。请您谈谈提出“中间代”概念的契机和动机。

安琪：代际概念跟命名一样，为的是便于指认。好比每个人一出生父母就得为他/她取名，以便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并不是他“说”之前没有“光”，“光”一定本来就在那里，因为无名，人们叫不出它，一旦被命名了，它就有了。这就是命名的力量。没有无名的事物，无名就是不存在。诗歌中的代际概念亦是如此，我们说到“朦胧诗”，脑子会浮出一拨人，说到“第三代”，脑子也会浮出一拨人，代际概念其实就是每一拨诗人的“身份证”，是文学史叙述和诗歌批评最称手的工具。代际概念也是非常简单粗暴，它把不同诗人不同的艺术个性和独特的创造力一笔抹杀，塞进一个统一的概念里进行评论，个体在代际概念里不得不屈服于集体。它的另一个残酷之处在于，那些不在代际概念里的诗人，则被无视，自生自灭，一旦不再写作了，就自动消失。以“朦胧诗”为例，我们福建的谢春池年龄和舒婷相仿，经历相同（都上山下乡过），同时写作，舒婷纳入了朦胧诗这一个概念而谢春池没有，谢春池就无法进入任何与朦胧诗有关的历史叙述里，他的写作也就无法引起更大范围的关注。可以说，任何一个代际概念都是对少数人的成全，对多数人的遮蔽。70后诗人们敏感到这一点，每一拨新70后出来，就会或编书、或搞活动，试图让自己汇入之前已经确认的70后诗群，从这点来看，70后诗人是比较有历史意识的。新时期以来，诗歌的代际概念是比较清晰的：朦胧诗——第三代——中间代——70后——80后——90后——00后……我觉得完全以出生时间来界定是有点荒诞，现在我们知道70后是二十世纪的70后，二十一世纪的70后还称70后吗？其实，1967-1972年出生的这一拨人更为接近，无论接受的教育还是社会大背景，他们才应该是一代人，但命名就是这样无情，一个70后，便把我们这些1969年出生的人排除在外。这也是我2001年和黄礼孩发起“中间代”诗歌运动的原因。

我们给中间代的定义是，生于1960年代没有参加第三代诗歌运动的这拨诗人，他们大部分生于1960年代中后期，不像出生于1960年代初期的那拨诗人有机会参加徐敬亚、蒋维扬、姜诗元联手打造的“两报大展”，并迅速被收入《1986——1988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成为诗歌史上少年早成的“第三代”。中间代的命名有一种事后追认性质，也就是，先有了这么一拨诗人，再进行命名确认。如果没有70后在新世纪初的横空出世，中间代未必会成型。2000年，广东诗人黄礼孩连续推出两期民刊《诗歌与人——中国七十年代出生诗人作品展》，70后诗人以集体的力量引发关注，登陆成功。而在第三代和70后中间的我们这代人便尴尬了，说实话，我一直认为，尴尬二字最适合用在中间代诗人身上，迄今依旧。我因为在黄礼孩做70后大展的过程中应邀组稿，自发写评论、推荐大展给《诗选刊》编辑赵丽华在刊物做系列专辑而跟黄礼孩建立了战友般的情谊，于是斗胆开口请黄礼孩也用《诗歌与人》这个品牌民刊做一期“我们这代人”的专辑，黄礼孩慨然应允，2001年5月的某个晚上，礼孩打来电话，说他决定要做这个选本了，并约请我为他做全部组稿、编辑工作。在多次的商谈探讨和征求意见之后，礼孩和我最终确定下“中间代”这个可以做多重理解却又是直观简约的称谓。“中间代”的推进依循的是“编选本——邀请理论稿——寻找刊物推送”的路径，整个运动持续了将近7年，编辑出版了《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第三说——中间代诗论》《中间代诗全集》《诗歌月刊》（下半月）“中间代理论特大号”、《诗歌月刊》（下半月）“中间代诗人21家”，规模和声势十分浩大，那7年，中间代成为诗界关键词，不断在诗人、批评家的笔下和刊物上出现，中间代人是最为沉潜的一代人，在漫长黑暗期的默默写作中锻炼出了超强的语言能力和思考力度，时至今日，中间代人依旧是中国当代诗界创作力非常强健的一代人。当然，伟大的诗人是任何一个代际概念也圈不住的，他/她独立成峰！但这样的人毕竟少之又少，大部分人还是得在一个概念里成为被关注、书写的对象，这就是代际概念的意义。

崖丽娟：接着上面话题，我们再深入讨论，必须注意到，文学概念与写作场域之间还是有距离的。正如您前述：“代际概念也是非常简单粗暴，它把不同诗人不同的艺术个性和独特的创造力一笔抹杀，塞进一个统一的概念里进行评论，个体在代际概念里不得不屈服于集体”。如果过分强化诗歌的社会功能，以及社会学意义，那么以语言、修辞、诗性，乃至个性写作为前提的创造力、独创性、风格化等肯定会被简单一笔勾销或者粗暴抹杀。话说回来，您当年写的那篇振聋发聩的长文《他们制造了自己的时代——诗歌运动在中国70年代人身上》仍有某种预见，经历三十年诗坛的风风雨雨，如今作何评说呢？

安琪：我个人是觉得诗歌应该有它的社会性，也就是，百年后人们能从你的诗中读到你写这首诗时你所处的时代你所生活其间的社会是怎样一个时代怎样一个社会，但要做到这点很难。回看《诗经》、唐诗宋词，大部分还是自然山水、悲欢离合，这些属于自然、属于人类情感共性的作品。也因此，社会性、时代性的作品尤为稀缺，我们所念念不忘的杜甫“三吏三别”，白居易《琵琶行》《长恨歌》，就是很珍贵的能够反映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优秀诗作。为什么时代性强的作品很难留下来？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很多具有时代性的作品在语言、修辞、诗性乃至个性写作上水准欠缺，这个我们可以从当代作品来反推。当代主流刊物都是在力推与时代紧密结合之作的，但能被记住能成为经典的却是寥寥。另，本时代诗人写本时代，有很多限制，题材限制，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该写的怎么写，这都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潜要求在。凡此种种，如何能写好？所以无论如何强化诗歌的社会功能，此类诗作呈现在可以传世的诗歌选本中的，永远是少数中的少数，而诗歌史就是选本史，百年后人们读到的我们，大概率依旧是自然山水、悲欢离合这些属于自然共性、人类情感共性的作品。这是很无奈的事。

为了回答您的访谈，我重读了《他们制造了自己的时代——诗歌运动在中国70年代人身上》和《中间代，是时候了！》，这两篇分别作为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70后诗选和中间代诗选的序言，这是礼孩对我的信任，也可局部见出当年我在诗歌事业上的投入。那是多么疯狂、自信、把自己全身心投入到诗歌烈焰中的我。我相信激情的力量，激情像火，一旦燃烧，如果你无能扑灭，整个世界都能在火中化为灰烬。我庆幸我曾有过烈焰的青春、烈焰的诗写、烈焰的行动，那种奋不顾身、那种甘愿赴死，带给我福建时期的近百首长诗并最终带我冲出福建，奔赴北京。惭愧的是，到北京后，我反而陷入了生活的大坑里，所有的力气只用来挣扎出坑，反而丧失了福建时期的勇敢，诗也跟着平缓乃至平庸下来。

崖丽娟：虽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其来有自，但是传承与创新可谓文学演进的一体两面，表现为革故鼎新、拭旧如新、历旧弥新。当下，网络平台和AI写作等媒介融合的语境已经让既往诗坛生态发生革命性变化，尽管AI写作还是基于既有作品数据库的依附产物，属于工具辅助性手段，只能在抽取、拼贴、混搭、杂糅、重组中形成产品样貌，不具备原创性。但是，这种由科技日常化所带来的新经验、新风格、新美学、新观念还是对“传统文学”造成巨大冲击。您对新技术下的传承与创新如何看？

安琪：照相机刚发明出来时人们一度认为绘画将被取代，但并没有。写实绘画依然存在，更多新的画法被发明出来。一切艺术创造是无惧技术的，创造可以从有到有，也可以从无到有，它是人类智慧的奇迹，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标志之一。就连DeepSeek也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我是DeepSeek流行开来后才下载安装的软件，AI没用过。2025年春节期间兴起了一股DeepSeek热，或用它写诗，或用它评诗，我也不能免俗，饶有兴致地玩了几天后便没了兴致，DeepSeek对那些不会写诗又想投机取巧的人有帮助，会帮他们写出很诗的诗。DeepSeek擅长超现实主义语言，也就是那种没有逻辑的跨度很大的词与词的拼接，造成的语言的陌生感会让人惊叹。但我是肯定不会让DeepSeek帮我写诗的，即使写不出诗的现在，我也只能认命停笔，我不能一世英名毁于DeepSeek。既然不会让DeepSeek帮我写诗，我关心它做什么呢？还不如回到常态，回到没有DeepSeek的常态，该阅读阅读，该刷视频刷视频，该无所事事无所事事。总体上我认为，DeepSeek时代更要求诗人写出独属于自己生命感的诗作，更要求一个诗人呈现不可替代的语言表达和生命认知，DeepSeek没有个人史，你有，写出你的个人史，让DeepSeek无计可施。唯此，你的写作才不会被DeepSeek代替。

崖丽娟：您著述颇丰，也获过不少诗歌奖项，我对您旺盛的创造力颇为感佩。诗人燎原先生在《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序言中说“她是为当代前沿性写作氛围所激励，始终以加速度的状态以及抱负与雄心，纵身于前沿的写作”，您从福建漳州到北京“北漂”，如果从1990年代开始至今为自己的创作做阶段性总结，您如何划分每个阶段的写作特征？每个阶段有没有自己满意的作品？

安琪：先说奖项，其实我获的奖项并不多，我也不知为何会给人获奖多的印象，反思一下，可能与自己爱发微信有关。偶有获奖，我就会转发微信，我觉得，获奖是主办方对你的认可，如果连获奖者都不转发，是不是有点辜负主办方了？我也看到很多获大奖的其实很少转发，这就给人安静、低调的印象。我曾经也认为自己著述颇丰，直到2013年我在编北漂前十年（2002-2012）短诗选时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那一本取名为《极地之境》的诗集收入了348首短诗，平均下来，一年才35首，而那十年，还是我经历最曲折、生活最困顿的十年，天天以诗为出口、为日记（我没得抑郁症还得归功于诗歌写作），我以为我写很多了，结果并没有。2013年至今，我的创作力和年龄成反比，年龄越大，写作力越弱，产量也就越小，没有去数写多少，肯定不如北漂前十年。是的，我已北漂23年了，已把北京过成了漳州，初来乍到的那种新鲜、兴奋、惶惑、茫然、焦虑、纠结……种种有利于诗歌写作的情绪都已缓和到几近麻木，那种激励诗歌写作的烈火状态已经消失，无灵感、无冲动，有时也苦恼，但也安于这稳定，不敢再折腾。曾读过一篇写丁玲的文章，题目是《一个不靠谱文艺女青年的折腾史》，作者真是太了解女性作家了，确实不折腾不出彩啊，现代文学史上的女作家，哪一个不折腾？反而到了当代，大家都规规矩矩了。陈仲义老师、燎原老师、吴思敬老师，都曾为我的写作划分阶段，都很有道理，大抵以2002年底北漂为界，分为漳州时期（1992-2002）和北京时期（2003至今）。北京时期又以2012年我结婚落地为界分为前北漂时期（2003-2012）和后北漂时期（2012至今）。漳州时期我主要以长诗写作见长，写了近百首长诗，主要是赶上了全国范围的长诗写作热潮，那个时期诗人们不写长诗就感觉没份量，所谓时势造英雄，我们这代人写长诗的很多，大都收入《中间代诗全集》了。这一时期满意的有短诗《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长诗《任性》《九寨沟》《庞德，或诗的肋骨》《轮回碑》等。前北漂时期满意的有《像杜拉斯一样生活》《父母国》《极地之境》，还有一首我个人很喜欢的《菜户营桥西》，遗憾传不开。后北漂时期《鸦群飞过九龙江》《白葡萄酒为什么也让人脸红》《暴雨和绵羊》。其实对一个诗人来讲，每一首都是自己的心血，都有自己创作的隐秘来源，很难取舍。

崖丽娟：您的每一本诗集似乎都有或明或隐的主题（主线）：《秘境之旅》是内蒙古诗篇，《时间的证据》是文物诗集，《暴雨和绵羊》是地理诗集，《我的鹿角开花了》是童诗集。这是您刻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如果说，写诗即是写自己的人生，那么，您从生活中寻找诗意是为了抵抗时间流逝的虚无？还是为了生命的繁茂与丰盈？您为此在创作上做了哪些努力探索？

安琪：我是到有了网络以后看到其他诗人致力于主题写作，才醒悟到主题写作之于一个诗人的重要性，可惜这时候我的创作力已开始走下坡路，不似先前随便一个题目即可挥笔成诗。我时常想，要是我早知道主题写作的重要性，在创作力旺盛的时候一个主题一个主题写，不知已写出多少个主题了。主题写作，就是围绕一个特定的、明确的核心意象进行系统性的写作。一个诗人有了一个主题，就像有了独属于自己的一块写作领地，又像有了一个显著的身份标志。主题写作相当于给灵感一个方向，让你不至于精力涣散，让你的笔力聚焦、思想共振于某一频道。主题无限广泛，地理山川、植物动物、工业农业、思想意识，万事万物皆可自成主题。《时间的证据》是一部文物主题诗作，很幸运纳入了《诗刊》社“新时代诗库”第三辑。《诗刊》社“新时代诗库”旨在推出有新时代意象和美学风范的主题性诗歌创作成果，迄今已出版到第四辑，每辑十本，在诗界影响很大。写这部文物主题诗集缘起于为一家私人博物馆馆藏文物配诗，配出了感觉，我就开始搜索各地博物馆馆藏文物来配，恰好2022年疫情期间大多封控在家，安安静静一天配四个文物，三四个月下来一本诗集也就写出了。这是我写作时间最短、出版时间最快的一部诗集，感谢文物！您所列举的其他几本主题诗集，地理诗集、儿童诗集，都是归类整理出来的。早在福建时期，我就写了很多地理诗，几乎是每一次到外地开一次诗会，回来后就有相关诗作出手，像《九寨沟》《张家界》《野山寨》等。我的地理诗不是对某一地自然山川的描绘，而更多的是发生在当时当地的文化、现实的串接、联想和自我意识的反射。我不主张单纯的描摩状物，也反对传统的借景抒情。我希望在一个地理中融入无限多的东西，这是我写作地理诗的追求。北漂至京后，我的业余生活几乎全被北京丰富的旅游资源充满，我基本写遍了我能去的每一处北京名胜，这几年外出机会比较多，顺理成章又写了很多地理诗篇，恰好有一个出版机会，就把地理诗整理了一下，是为《秘境之旅：内蒙古诗篇》和《暴雨和绵羊》。童诗集《我的鹿角开花了》也是从我三十多年写作的诗篇中摘取出那些比较有童趣的诗作集合而成。写作时心中并没有童诗、非童诗的区分，也没有特意想着要写童诗还是非童诗，我的每一首诗，都是当诗来写的，只是它们落到纸面上，有的长着一副成熟的面孔，一脸忧郁或深沉；有的则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满是天真活泼的表情，于是我知道了，我的身上，一直有一个孩子居住着，虽然我已年过半百，早已不孩子了。但谁规定，成人与孩子的研判标准是年龄呢？有的人一出生就老了，从来没有孩子过，也没有青春过，有的人，一直到白发苍苍，都是一个孩子，他/她看待世界、处理世界的眼光和行动，从来都是那般单纯和无邪。我庆幸自己身上的那个孩子一直不曾长大。

事实上许多优秀的女作家她们的一生其实都在“写自己”或者说“写命”，杜拉斯如是，萧红如是，张爱玲如是，普拉斯如是，三毛如是。我也如此，我的写作都来自于我的生活，我不太擅长书斋写作，阅读无法带给我写作灵感，我的写作基本与生活同步，生活越动荡诗也就越丰富，生活平静了诗也就平了。我的诗风多变、多样，完全不由自主，总是一种写法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只好变。我的现代诗启蒙来自于诗人道辉的语言训练，特别注重语言的新异性。我自己的习惯是，每当要写一首诗，总是要努力寻找与众不同的切入点，找得到的话就能写好，找不到的话就写不好。随着年龄的增长，生命力和创作力都弱了，这是年轻时的我绝对想不到的，那时我以为一辈子都会有饱满的创作状态，还口出狂言写到，“对我而言，写诗是一件手一伸就能摘到果子的事”，现在偶有批评家引用我这句话来肯定我，我都有羞愧感。

崖丽娟：读《像杜拉斯一样生活》一诗，感觉语言是紧贴人物的精神状态与生命处境自然而言生成的，您仿佛将她的生命意识与气息通过语言的贯通而灌注其中，很炸裂。好的诗行里必定藏有自己的小宇宙，请您分享创作此诗的灵感和心境。

安琪：杜拉斯并不是我最崇拜的女作家，连对她的研读都谈不上。说起来我的生命跟杜拉斯发生关系完全拜张小波所赐，没有共和联动图书公司的编辑生涯，就不会有《像杜拉斯一样生活》这首诗的问世。话说2002年12月我离开家乡北漂到京后先供职于一家杂志社，工作4个月来一直没领到工资而我因羞于谈钱又不敢开口，只好黯然离开该杂志社前往大兴远村和祁国的文化公司专心去编《中间代诗全集》，之后非典爆发。6月，非典解除时我已有6个月没有一分收入而带到北京的一点积蓄也基本花光，这时候诗人中岛介绍我到北京共和联动图书公司应聘，这是北京著名的民营图书公司，董事长张小波既是第三代代表诗人，又是一个颇有能力的企业经营者。我在该公司学会了图书编辑之道，并担任第一编辑室主任，既要自己做书，又要培训新员工，虽然劳累，却因为学会了一技之长而感到喜悦。

2003年6月下旬张小波布置给我一个任务，把《天不亮就分手》做成一本书。张小波说，现在市面上最流行的书是《天亮以后说分手》，安琪你一个月内把书给我做出来。当时的情况是，我刚到公司一周，而张小波所谓的“书”就只是一个书名，我必须把书名变成一本书。我既焦急又镇定，用一天时间翻阅《天亮以后说分手》，这是一本口述实录情爱书，既然跟风，就要跟它一样，但一本书至少得16篇每篇至少12000字才能构成，稿源呢？我于是向我的诗人朋友约稿，因为时间紧，向外才约到6篇。剩下10篇我自己写3篇，其余7篇我开始发动全公司员工来写。在我的游说下，几乎每个员工都写了一篇。一周后，稿件到齐，我重新做了修订，题目改得吸引人些，内文字句理顺些，然后和美编一起排版设计，着实忙碌。2003年8月1日，一本紫色的封面印有两行我撰写的广告语的《天不亮就分手》的书分发到了每个员工的案头，那一刻我安静而激动，知道我在北京的生存有了依据。下班后人去楼空，我翻阅挺拔芬香的新书，看着上面我修改过的每个标题，突然有了写作的冲动，我迅速写下了《天不亮就分手》等8首诗，全部用书上的标题，其中就有后来为大家熟悉的《像杜拉斯一样生活》。诗中那种加速度的思维和分秒必争的行动感，那种高频率快节奏的语速语调几乎是北京许多公司呆过的人的共同感受，念读该诗你将有几近崩溃的体验而这正是北漂中人生存状态的写照：脑再快些手再快些爱再快些性也再／快些快些快些再快些快些我的杜拉斯……

《像杜拉斯一样生活》，一首狂放的同时也是绝望的诗。像杜拉斯一样生活？可能吗，我曾经在一首诗中这么写过：杜拉斯，女人的梦游者和可能。其实我想说的是，杜拉斯更像女人的梦游者，她代替众多优秀的被躯体捆绑着的女性完成梦游般的任性理想。我幸运地拥有她的一道掌纹——直贯拇指，我知道杜拉斯就是用这道掌纹来写诗的。杜拉斯写诗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用一生解释了什么叫诗。她用真性情的活着来完成一部名为《杜拉斯》的书，每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她的一生都是一部书，阅读名人传记我们将发现，但凡创造出不朽之作的很少有活得风调雨顺现世安稳的。

我曾经在生命的某个时段无限地接近杜拉斯，它最终经由这样一首诗留下接近的痕迹，仅仅只是如此我就将感谢共和联动那教给我生存能力的半年。杜拉斯只有一个，她无法复制！

崖丽娟：诺贝尔文学奖2020年颁发给美国女诗人露易丝·格丽克；2024年颁发给韩国女诗人韩江。作为女性诗人，不管是认同还是反感，“女诗人”的身份总会被鲜明地标识出来。您被誉为女性主义先锋精神写作者之一，写作时，您会特别注意自己的女性身份并强烈感受到性别对写作的影响吗？

安琪：写作时我不会特别去注意自己的女性身份，但这个身份如影随形早已成为我写作的一部分。现在女性受教育的程度越来越高，但她们面临的矛盾和痛苦却依然没有减弱，女性的一些基本问题仍然在周而复始地重复着，所以我觉得“女性主义”应该不断得到重申，哪怕重申毫无意义，也要重申。 “女”，作为与“男”对立的客观存在，他们相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相离则应是各自独立的两个世界。而事实却是，大部分女性无法独立成一个世界，主要原因我以为有两个：生理的和社会的。生理原因属于先天宿命。社会原因则潜藏在或明或暗中。

女性要时时提醒自己不要成为另一个女性的压迫者，从古至今，女性所受的压迫除了来自社会和男性，还有来自女性自身，比如婆媳关系就是很典型的社会问题在家庭中的反映，克服女性自身的狭隘，确实需要女性的自我提醒。

一个女性主义者必定是先锋精神的追求者。你无法既在生活上平庸又要在思想和写作上先锋。这是很难协调的。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语言和生活。我一直提醒自己，先锋，再先锋。中国女性主义诗歌在20世纪并未获得大的值得骄傲的成绩，体现在：1、在历次诗歌大运动大格局的形成中，女性均处于被动参与地位，且介入人数极少。2、女性诗人的“短命”现象，此处指的是诗歌生命。3、女性主义诗歌理论的贫乏使得女性主义写作一直处于感性阶段而难于上升到智性写作的高度。随着高学历有思想的知识女性诗人的不断涌现，21世纪的女性主义诗歌也许会有一个大突破。

我认为女性主义批评与女性主义诗歌一样，必须首先要有性别自觉，自觉女性所处的劣势和位置，承认女性面对的种种问题，为女性发出吁请。我要为女性身份的改变做出什么，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这是我作为一个女性诗人所应该做的，我会尽力而为。只要每个女性都做出努力，女性的生态环境就能得到一点点的改变，每个一点点加起来就很可观了，要让“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成为行动而不是口号。

崖丽娟：您离开福建漳州后，一直生活在北京。我从媒体注意到2025闽南诗歌节期间，闽南师范大学于4月26日举办“安琪诗歌研讨会”。诗人、学者齐聚一堂探索传统与现代是诗意融合，这对您是一次特别难忘的记忆吧？福建有很好的诗歌传统，诞生了舒婷这样著名的诗人。对于家乡的回望，我记得多年前您写过诗，也写过文章，似有一种欲说还休的复杂情感。您有没有那种叫做乡愁的特殊情绪一直萦绕于心？

安琪：由我母校闽南师范大学主办的闽南诗歌节创办于2012年，文学院具体承办，迄今已有十届。记忆里由一所高校来主办诗歌节的好像也只有我母校，母校的诗歌节有一个特色，“每届都有一个固定主题，落实起来又丰富多彩，亮点频现。诗与网络、诗与书画、诗与琴、诗与戏剧，通过诗与艺术、诗与媒介等多种形式的交叉融合，体现了诗歌无处不在的审美空间和艺术魅力”（孙基林语）。今年的主题是“诗与闽南精神”，母校特意为我举办了一场诗歌研讨会（2018年曾为我举办过一次，是穿插在会议议程中的），采用学术会议形式直接作为会议主题公开发布邀请函。由母校为自己的学子、为自己尚未经典化的学子举办如此高规格的研讨会貌似也只我一人有此幸运，这是一所对自己的学子给予足够推助的学校，我特别感动，深感当年选对了母校。这次研讨会吸引了海峡两岸及东南亚地区60余位诗人、学者齐聚一堂，除了一场主旨发言，还有四场分会场发言，许多与会专家都说，这样的规模在他们出席的经典作家研讨会里都很难遇见。感谢与会专家学者对我的诗歌创作进行的全方位解读，诗路漫长，我将继续努力。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各省都有很多优秀诗人，福建的一个特点是，优秀女诗人在百年中国新诗的每一个时代都不曾缺席：冰心、林徽因、郑敏、舒婷。确实足够闪亮。说到家乡，我不敢说我是一个热爱家乡的人，早在1999年我还在漳州时我就在一首题为《失语》的长诗里写到“漳州，漳州，我很可能就要背井离乡”，在同一首诗里我继续写到，“因为故乡属于远方之人”，我认为一个没有离开家乡的人不能称之为有家乡。鱼只有离开水才会觉察到水的重要，对离乡背井的人也是如此。我所有对家乡的诗写都在我离开家乡北漂之后。家乡和父母都是一个人无法选择的命定，我命定就是漳州人，尽管我不那么喜欢漳州，我更喜欢那些出入于历史教科书上的地理，比如西安、洛阳、邯郸、临淄、张掖等等，每一座城市自带一种厚重的物质遗产和人文传承。但我确确实实出生在漳州，确确实实只有这一个家乡，这个满耳闽南音乱蹿，满街电瓶车纷涌的城市，这个夜里大排档铺开一条又一条街的城市，这个容纳了我南方一生的城市，这个我回望时怅惘似虚而真似真而虚的城市。倘若我不爱它我的过去就无所依附倘若我爱它，为什么我还是离开了它？

我的漳州，我的回不去的漳州，我提笔写下的竟然是这样的语句——又一次回到漳州，回到的永远不是漳州。我居住过的延安北市场边的预制板楼拆了，新的楼房正在建设中。那条连接父母和我住处的路也因此变得迷离，我使劲地想，也回忆不起当初各栋楼的走向。新的建筑物覆盖了它们的痕迹，并制造出新的肯定句式。故人虽在，却都变新人。2007年2月16日，农历大年29，我在不属于我的北京小屋里，在海尔手提电脑前，敲打键盘写下这第一句“看一个人回故乡，喜气洋洋，他说他的故乡在鲁国”，当这首15行诗作完成时，我泪流满面，这就是后来被大家所经常记起的诗作：《父母国》。

你和故乡的关系从你一落地便已注定，无论你愿不愿意。你可以抛弃故乡，但故乡不会因为你的抛弃而有所损缺，故乡永远不会缺少一代代人的出生与成长，人到中年，我方才明白，是你需要故乡而不是故乡需要你。

但我确确实实已失去了故乡。所有离乡背井的人都有一个回不去的故乡。在《秋天回乡》一诗中我如此写道“她迷失在故乡拆了又建的楼层间恍然已成故乡的/陌生人”于是我抱紧阿多诺的名言来宽慰自己，“对于一个不再有故乡的人来说，写作成为居住之地。”

崖丽娟：除了诗歌，您的钢笔画同样令人刮目相看，很多杂志争相刊用，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画钢笔画的？更喜欢诗歌还是绘画？

安琪：人的一生好像是在不断映证一些成语、俗语乃至歇后语的合理性，譬如我的绘画的突然开窍映证的就是“心想事成”。“想”是一种意念，意念是有能量的，想多了，能量多了，事就成了。我对绘画的喜爱从小就有，初中时我的美术作品还参加了在漳州市博物馆举办的全市中小学生美术展。高中后学业紧，脑子完全没有美术课的记忆，估计没有这门课了吧。这美术幻想一停就30年。近几年随着微信的兴起，诗人们热衷跨界并且经常在微信晒画，每个诗人都说自己没学过但画起来却也有模有样，我也手痒难熬，开始涂鸦，家里空间有限，画不了油画，油画颜料味太重，散不开。我画的是不占空间的钢笔画，从最初的笨拙、不像画，到慢慢摸索到自己的路子，竟也获得一片赞誉。许多被各大刊物选作插画，让我有了诗歌之外的另一种喜悦。虽然如此，我却不想把太多时间和精力放在画画上，曾听过台湾诗人、画家陈育虹老师的讲座，她说，人的一生只能做好一件事，她选择了写作，放弃了画画。我也如此，相比于画画，诗歌创作更接近心灵、更具挑战性。

崖丽娟：笔名安琪有什么特别寓意？您为了诗歌付出很多也收获很多。这么多年，在不同诗歌活动经常可以看到充满激情的安琪，诗歌对您意味着什么？它是您安身立命所在吗？接下来，有什么新的写作计划？

安琪：《红楼梦》中凤姐请刘姥姥给她闺女取个名字因为闺女生在七夕不是个好日子，刘姥姥就取了个“巧”字，说，日后一切都从这“巧”字上来。我给自己取的笔名“安琪”似也有“巧”的用意，一切不安最后都归结为“安”。想当初我用了“安琪”“黄江滨”“子规”“陈语”等诸多本名和笔名写诗投稿，我暗暗地对自己说，如果哪个名字投的稿被选用了就证明我应该用那个名字。结果，1994年3月，《诗歌报月刊》刊登了我的《养雾》一首（责编蓝角），《诗神》刊登了我的《草莓颜色的公园》（外四首）（责编陆地，即大解），我同时在这两家影响极大的刊物刊登的处女作表明，“安琪”已被蓝角和大解定为我日后的笔名了。他们两人可谓我的“刘姥姥”。我们这一代人大都有取笔名的嗜好，似乎以此煞有介事地告诉自己和他人：我要写作了。放在今天我一定不取笔名就直接用本名了，但我的本名说起来也是一本难理的账，我的身份证至今写的是“黄江嫔”，“嫔”在那个铅字照排时代经常找不到，而且“嫔”又经常被读成“滨”，后来我索性就改为“黄江滨”。如果你到漳州，到我曾经读书工作过的学校和单位，你问我的老同学老同事们“黄江嫔”他们多半反应不到是我，你说“黄江滨”他们马上知道我，可以说在漳州，我几乎是以“黄江滨”存世的。从热爱诗歌的那天起，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诗歌现场，不曾离开过，做过一些诗事并且特别敬重同样做诗事的人，诗歌界有一种奇怪的偏见，把那些只顾自己埋头写诗从不做诗事的人予很高的评价，说他们安静、低调，做诗事的反而背负爱炒作等骂名，这是不公正的。我个人的天平永远倾向那些既写得好又有公益心的诗人。你做诗歌访谈的这几年我就一直在默默关注并暗暗喝彩。我认为做诗事和写好诗是能相互成就的，诗需要激情，能做诗事的本身就是有激情在。我永远感谢诗歌，诗歌带给我的比我给予诗歌的多得多。如果没有诗歌，我不敢从福建漳州北漂至京，我会像我所有的同学那样在一所中学当好自己的语文老师一直到退休。如果没有诗歌，我在北京就活不下去，我在北京就职的所有公司都是诗人开办的，是诗人们提供了我在北京生存的可能。如果没有诗歌，我也不会遇到今日的爱人，他内心对诗歌的情意投射到了我的身上，这是我的幸运。诗，就是我全部的生活。没有诗，我什么都不是。在写作上我没有什么计划，我属于激情写作类型的，哪一天激情迸发了，也许会一口气写出一部诗集，就像我写文物诗那样。现在，暂时无所事事，权当休养。

（2025年7月21日定稿）

安琪，本名黄江嫔，1969年2月生于福建漳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常务理事。《诗刊》社“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合作主编有《中间代诗全集》《北漂诗篇》等。出版有诗集、随笔集15部。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