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乡村教育家的平凡人生

    ——序张宝理《教育漫谈》

张兴源

     十天前的2021年4月13日，一个纷纷大雪漫天飞扬、大白天都“伸手不见五指”的日子。吴起县的张宝理先生，就在这样少有的恶劣天气里，领着孩子，开着车子，携带着他的一部厚厚的书稿，从吴起出发，找到了近300里开外我的在延安的家。当他“泥手泥脚”、颇有点紧张慌乱地给我递上他那沉甸甸的书稿的一瞬间，我从他的脸颊上分明看到了一丝一个成年人十分罕见的羞涩。他请我为他的全书在文字上“把把关”，同时想请我给他写一篇序言，以期他的书更趋完美，并能有更多潜在的读者。

    说起他是如何知道我的，他笑着说：“你给咱《张氏族谱》冠了那么一篇文言文撰写的高水准大《序》，只要是陕西、山西、甘肃、宁夏、内蒙古的张氏家族人，谁不知道你嘞！再者说，你的那些文学作品在各大网站上铺天盖地，不断冒出，有诗歌，有小说，有散文，还有评论。其中的一篇，就是你十几年前，给我在延安教育学院上学时同班同学的小说集所写的序言。我这就想到了找你……”

一

    他的第一个愿望，请我给他的全书在文字上“把关”，这恐怕要令他失望了。诸事繁累，我的确没有那么多整块儿的时间。但如果我连他的第二个愿望也不能满足的话，那我在延安、志丹、吴起的张氏家族中，恐怕就很难“混”了。因为他可不是“一般人”，他是我家族中叔祖辈的人物，我该叫他“五爷”。这要是在古代，我之于他，是连他的名字都不能“直呼”的。但因为要写序，为着读者的方便起见，也就顾不得古时候和家族中那么多的“礼数”了。

    从他的这部名为《教育漫谈》的书稿中，我们得以了解他的人生履历。上世纪50年代初，他出生在吴起县的吴仓堡，由打吴起一年制简师班毕业以后，他就以老师的身份重新走进了校园，开始了他一个乡村教师漫长的执教生涯。先是教小学，担任小学老师和校长，然后又教中学，担任中学老师、教导主任和校长。退休前，他在吴起县职业技术学校担任校长已有年矣。可以说，他的大半生，不曾走出过校园的四堵墙。就在校园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看似平凡的生活与工作中，五爷一步一步，走着他的人生路，一步一步，完善着他作为一个乡村教育家的丰满形象。

    从他的书稿中我们还知道，他为人朴素踏实而又勤于钻研，加上他细心的积累，执着的精神，顽强的个性，矢志不渝地在从教、治学、育人这条小路上款款走过，直把自己的平凡人生，通向了成就自己的事业和成就他人之人生的大道上来。

二

    翻读着五爷的这部书稿，不知怎么，我一下子就联想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的一位大教育家。我在青年前期，曾经十分迷恋他的那些作品，他的名字叫安东·谢苗诺维奇·马卡连柯。跟我的五爷十分相似，少年马卡连柯从苏联师资训练班毕业后，就开始担任教师工作了。在他的不太长的一生中，他最美好的年华，都与孩子们在一起。他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出了尊重与要求相结合、前景教育以及平行教育等一系列来自一线的教育教学方法，最终由于他把自己的教育、教学、教研工作，以文学的方式得以总结和呈现，写出了厚厚三部超百万言的《教育诗》，于是在成为苏联杰出的教育家的同时，他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学家。我的五爷比之于马卡连柯来，或许尚且没有达到他的高度，五爷之对于彼时彼地的影响，或许也没有马卡连柯那么巨大，那么深远，那么持久，但五爷之人生的充实、人性的光辉和生命的意义，比之于古今中外任何一位教育家来，都毫不逊色。

    张氏家族之在吴起、在志丹、在安塞、在延安、在西安，在陕西、在山西、在甘肃、在宁夏、在内蒙古，都算得上“绵绵族史，浩浩人丁，九居世泽，百忍家声”的大家族了。单是横山县张家湾一支，约略算来，计有3000口之众。因此，我在给《张氏族谱》的“序言”中，才有了“瞬息白驹溪间过，三千亲旧收一纸”的诗句。如今，这个大家族中与我的五爷“年相若”者，都已在七十开外了，是一些正在打点行囊，准备做最后一次远行的老者了。受时代的局限，他们那一拨老者中，多数人没能达到五爷的高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从《张氏族谱》中也不难看出，这个大家族中的年轻一辈，那些少年励志、坚执顽强、勇于拼搏、终成事业者，竟也寥寥可数。这让我颇有些失落。如果家族中的年轻人全都满足现状，不思进取，甘于平庸，虚度年华，或者稍有成绩便沾沾自喜，略得薄名即不知谁我，吃不了大苦，受不下大罪，干不成大事，那么，我们这个大家族的未来，便让人不由得忧心了。即以教书育人而言，家族中的教师，应该是“吃公家饭”者中的主体，说是过江之鲫、车载斗量，好像也并不为过。但真能够像我的五爷张宝理先生一样，把自己从青年时代起，生命中那一粒粒闪光的真颗子，悉心收藏，仔细盘点，精储碎研，酿出美酒以享众生者，却连一个也没有。惜哉！

    我在这里写下这些文字，不是要否定家族中的任何人，而是给家族中的年轻人（其中一部分“年轻人”可能就是我的叔父辈哩），开出一剂难以下咽的苦口的良药。如果家族中那些不甘平庸、奋发有为的年轻人，在服过我开的这副苦口良药之后，果然缓解了这样的家族之“痛”，果然医好了这样的家族之“病”，进而砥砺奋进，开创新局，闯得别样路径，换得别样人生，那么，我的“药方”之于我张氏家族的贡献，其意义，真不可等闲视之矣。

三

    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那时我自己也是一个教书的，我们利用署假去宁夏旅游，曾经去过大武口市张升礼我大爷家。大爷在文革中受到错误批判，到了新时期，还因为种种原因，“待遇”问题一直得不到合理解决。为此，他多次去找有关领导，并给自治区领导多次写信反映情况，可全都石沉大海。当他把自己遇到的糟心事给我述说以后，我代他给他的上级领导写了一封信。第二天，我们就去青铜峡等地转了一圈儿。几天后，当我们重又回到大武口市大爷家时，他老人家老远就对着我喊道：“啊呀咱张家可有能人嘞！我反映了几年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你娃娃替我写了一封信，马上就有了回音！领导说我的正厅级待遇问题，他们一定尽早研究解决……”（从《张氏族谱》中可以看出，他的“待遇”问题的确已经解决了）。我们临走时，大爷再三挽留，实在挽留不住了，就打发他的长子、我的满头白发的大大（张智彦），背着我们十分简单的行囊，把我们送到大武口市的长途汽车站。我们已经走出去很远了，大大依然站在原地，默默地挥动着手臂。此情此景，多少年过去了，依然如昨。大爷那些让人暖心的话，也不时在耳边回响。

    此刻，我不是说我自己就是什么“能人”。我要说的是，家族中不光需要县级以上的党政官员（县级以下者，不能算“官”，而只是“吏”），更需国家在经济建设和精神领域等各方面的杰出英才。多一些这样的有真才实学的建设人才，不单于我们国家的繁荣与强大大有裨益，便是在我们张氏家族内部，也会少一些争斗，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浮躁，多一些宁静；少一些戾气，多一些祥和。

    “做甚的务甚，讨吃子务棍”，这是一句乡间俗语。我的这位五爷，一辈子从教，并从教学和管理过程中，提炼出了种种科学而实用的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实现了对“教育宗旨的完美诠释和忠诚践行”（这是我给志丹县《志丹中学校志》所写“序言”中的话）。到最后，把自己也熬成了一部《乡间执教记》《乡间育才录》和《乡间教育史》，熬成了一位堂堂正正走进吴仓堡、吴起县、延安市之“文化名人录”而毫无愧色的大写的人。

    为此，我晋、陕、甘、宁、内（蒙古）张氏家族之所有成员，和吴起县社会各界，都应该给这位受人尊敬的老人点一个大大的赞，并衷心祝福他晚年幸福，万事顺意！

                 2021年4月23日于延安市枣园路之12万卷楼

  注：本文作者张兴源，北京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和北师大研究生院合办的第二届“文艺学·文学创作专业”硕士研究生班毕业，系延安日报社原编辑记者、延安市作家协会理事、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