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春，我还不满5岁，父亲就把我送到一位学问很好、对学生管教十分严厉的姚瑞卿老先生私塾里去读书启蒙，和六七岁的孩子一块上课。读了一年，我比那些大孩子还学得好，尤其毛笔字写得很漂亮，因此深受先生喜爱，从没有挨过板子。

私塾只教国文、历史等课程，没有算术、自然，更没有美术、音乐、体育等课程。

当时沔阳县政府在彭家场办了一所官学，即县立彭家场完全小学，规模既大，师资又好。姚先生被聘到县立完全小学当国文教师。于是私塾大多数学生都随着姚先生转入到官学了。

当时，国家办的学校叫官学，官学不收学费，只交书本费。因我上学早，成绩好，尽管当时只有6岁，凭成绩直接插班读二年级，并且是班上的尖子生。

我一直读到五年级，每学期在全班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从来没有考过第三名。而且总是和一个姓董的女生争先后，有时她是头名，我就是二名。有时我得了头名，那么二名也就非她莫属了。如果她还健在的话，应该是八旬老太了。

我刚读五年级，开学尚不多时，抗日战争的烽火已逼进武汉。保卫大武汉的战役如火如荼，日寇飞机对武汉狂轰滥炸。

武汉的机关团体和有钱的大商号、工厂、大专院校，早就向四川、贵州、云南等大后方疏散了。大量的老百姓和一般的公务人员、教职员工，纷纷向周边乡镇疏散转移。

彭家场小镇上每天都有轮船和不少的木帆船运来从武汉而来的难民，他们携家带口、拖儿带女，箱子行李挑的挑、扛的扛，来到小镇上及其附近的乡村，有的是暂住避乱以观时局变化，有的是临时歇歇脚，休息整顿之后准备继续西迁。

小镇上突然增加了那么多各种口音的人，所有空闲房屋都被临时租用了，挤得满满的，街面上熙熙攘攘，市场上显得很热闹。

我清楚地记得，从武汉逃难来的人流中，还有许多荷枪实弹的军人。他们是在保卫大武汉战役中被打垮溃散下来的，或许是掉了队的散兵游勇，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军容不振，形象狼狈，但都携带有武器。

这些散兵与逃难的老百姓争抢船只，争占住所，有的强迫百姓为他们挑东西，有的还吃了人家东西不给钱，经常发生争斗。

后来，省政府为难民发了一种用白布制作的上面印有“难民证”三字的胸徽，写有难民姓名，盖有印章，作为难民身份的标记。难民逃到哪里，当地政府要予以安顿，军政人员不得刁难。其实，这是国民政府哄老百姓的官样文章，做做样子，表示关心难民。

这些从前线溃退下来的散兵流勇，找不到原来部队，不管三七二十一，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他们群龙无首，毫无纪律可言。只要有谁能招抚他们，给饭他们吃，给钱他们花，他们就是谁的队伍。

当时在江汉平原确实出了几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草莽英雄，如金亦吾、汪步青、李太平、苏振东等都是国民党杂牌军队的首领，有的是绿林中的“山大王”，他们做着“乱世出英雄”的美梦，趁战乱之机，大量收容从前线溃退下来的散兵游勇，以及各地股匪和地主武装，组成各种各样亦兵亦匪的军事集团，割剧一方，称王称霸。这些败类，后来在日寇侵占汉阳、汉川、沔阳、天门、监利、潜江等县时，摇身一变成了出卖民族、出卖国家的可耻汉奸。在日寇卵翼下，成立了什么“黄卫军”、“定国军”等杂七杂八的日伪汉奸军队，师长、军长、司令等多如牛毛。他们丧尽天良，为虎作伥，引着日本鬼子到处扫荡，烧杀掠抢，无所不为，江汉平原各县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武汉即将沦陷、沔阳正处于兵荒马乱之时，大约是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秋天的一个早晨，天刚亮时，小镇上的河南河北两岸，突然响起了激烈地枪声炮声，许多人尚未起床。当时我有9岁，姐姐13岁，文媛妹只有4岁，父母亲把我们喊起来，穿好衣服，准备随时逃命。整个小镇被枪炮声笼罩着，恐怖极了。

我们租住在一栋深宅大院中，根本不知道外面出了什么事情。枪炮声越来越激烈，有的流弹穿了墙，有的打在瓦上发出砰砰响声，有的子弹头掉在天井里，形势十分危急。

幸好这个大宅院住的人多，大人小孩约30多人。危难时刻人多胆子大，主意多。于是大家想出了个防飞弹的办法，就是在大方桌上铺上几床湿棉絮，让大人小孩都藏在桌子下蜷缩着，据说是可以防流弹的。

老人们口中不断念着“阿弥陀佛，菩萨善过，阿弥陀佛，菩萨善过”!女孩子们在桌子底下吓得哭，年轻力壮的大人们胆子大些，就在这大屋前前后后逛，听听外面动静。这一仗从天刚亮一直打到下午四、五点钟才结束。这栋大房子里，还有像我这样年龄上下的男孩子，怎么可能在桌子底下坐一整天而不动呢?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男孩子坐了不到一个小时，都挣扎着跑出来，在屋前屋后乱窜，听听大人们的议论，跑到前面店铺大门边侧耳听听外面动静。父母亲拿着竹条子前屋后屋赶，有时抽上几条子也不在乎。

大人们害怕，孩子们感到很有趣。这一天，连饭都没有吃，也不觉得肚子饿，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