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书生学海鼓帆，忆西大激情岁月

——《千帆过尽一书生·郭琦口述历史》读后

             作者:董惠安

“西北大学中文系七九级毕业生”——是我个人终生享用、永不褪色的名片。我们“七九级”七十人的团队，从当年思想解放高潮中弄潮上岸，四十多年来涌现出了一批作家诗人、政府官员、教育专家、律师慈善家等等。出身于我们这个“七九级”中的西大副校长兼长江学者李浩后来曾描述我们这群为“有生气、稚气、灵气也有匪气”的人才群，而这个才气横溢、个性张扬的群体，是在怎样一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呢？

当今的青年才俊在现实迷茫中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时，常常将目光投向虚幻的境界——诗与远方，而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当年的西大校园（位于西安城西南角的老校区），就是曾经实实在在的“诗与远方”。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是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高潮期，而我们从七九年入校到八三年毕业离校，正值“高潮中的高潮”。掬几朵“浪花”瞧瞧吧——

西大中文系创办《希望》杂志、举办交谊舞会、唱邓丽君歌曲，对大胆突破当时爱情禁区的小说《公开的情书》展开激烈讨论、看香港书展、观现代派画展、为国足赢了沙特而欢呼游行、逃课逛古旧书店、看外国电影、体验冒险生活等等。更重要的是，老师倡导批判性思维，鼓励学生质疑现有的定论。讲课对一些固有的常识概念提供几种答案，或者告知没有答案。如“龟兔赛跑”，可以有多种结局，而不是骄傲的兔子半道睡大觉被慢节奏却坚持爬行的乌龟率先到达的一种结局。“孔子听韶乐，三月不知肉味”的含义，在上大学前“批林批孔”时理解为“孔老二听了复辟的韶乐，陶醉的三个月不知肉香”，可在西大课堂上，董丁诚老师讲给我们的另一种理解是，古人有“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的说法，意思是“乐器的丝弦发出的声音不如竹器吹奏的声音，而竹器的声音不如人的肉嗓唱出的歌声”，而孔子听了韶乐之后，居然陶醉的三个月不觉得肉嗓唱出的歌声好听。

经济系七八级的蔡大成，敢于退学（放弃当时金贵的大学文凭）志愿到西南山区支教。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民俗研究大家。

西大历史系敢于为学生食堂的服务质量差而罢课，并轰轰烈烈的参与西大所在的碑林区热大代表的竞选，在当时闹得满城风雨。

毕业四十年返校纪念庆祝活动中，我写过一篇文章，强调西大学生在那个时期的思想解放壮举，其背后首先是老师的思想解放，是他们敢于冒险录取“出身不好”的学生，并支持学生办《希望》杂志等等。而读过由郭琦口述，郭彤彤整理的《千帆过尽一书生——郭琦口述历史》一书后，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这一切“思想解放壮举”的背后，所有敢于涉猎“禁区”的行动都得到了“容错”宽待的背后，站着一个扬过千帆、经历过巨浪暗礁的船工舵手领航人——郭琦。

郭琦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他从延安的风雨中走来，从中国当代历届政治斗争的昧火淬炼中走来。用形象化的比喻说，他经历过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有过菩提树下的苦修，经历过不止一次的羞辱而敢于“唾面自干”。他的胸襟，不亚于一个能“撑船”的宰相肚皮，更超脱了一个精神贵族的丰盈内心。1943年，在延安整风运动扩大化期间，他被诬陷为特务，蒙受冤屈，1944年，经甄别后获得平反。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时，他在西安师范学院（后并入陕西师范大学）主持工作，积极保护知识分子，但自身也经受了严峻的政治考验。在“文革”中，他被打成“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执行者”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关入“牛棚”，遭受了精神折磨。尽管如此，他仍尽力保护其他干部和老教授。可笑的是，他说过“厨师的政治挂帅，要体现在手中的炒勺上”，这句话居然被当成受批判的罪证。

在陕西师大，他倡导“出潼关，进北京，争取全国发言权”。后来到了西北大学，为打破沉闷气氛，更提出要办“少年西大”“青春西大”，鼓励积极参与竞争，走向世界，很快使这所百年老校焕发了青春。我们“七九级”活跃在他治理下的西大校园里，想不热血沸腾、迸发青春活力都难！

先说《希望》杂志之事。这本仅仅出版了三期，封面简单无华、印刷装潢粗糙的杂志，当时竟如一道闪电，至今余光不灭。我从《希望》杂志中看到了什么呢？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有“文雨”的连载爱情小说《斑竹泪》，有我的同班同学周建国的短篇小说《请......》（说的是一位老樵夫卖柴后用所得之钱买了一尊领袖石膏像“请回家”，由于无知而用一根绳系于石膏像颈部搭在肩头行走于街市，被人认定为侮辱领袖而打得满地找牙）。但值得一说的是七七级中文系才子邢汤风评介前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人》的文章《什么是人性》。小说《第四十一人》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是因鼓吹“资产阶级人性化”而受到严厉批判的反动小说，但读过邢汤风的文章后，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这篇小说竟然是鲁迅临终前主张翻译出版的、由他的挚友曹靖华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的，被鲁迅评价为“保有生命的、亲切有味的”优秀作品。而在对鲁迅观点“选择性”宣传的年代，我们是断然看不到这样被鲁迅赞扬的作品以及鲁迅是如何赞扬这类作品的。不久我在图书馆阅读了《第四十一人》，感觉果然是耳目一新、亲切有味。这让我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感悟到人性之复杂，绝非正统文学主张中的“非白即黑”。当时就很热卖烫手（在钟楼站街售卖时被抢卖一空），如今翻看仍然是一本很有欣赏价值的文学综合杂志。当时听说西安市公安局找到西大，要求处理《希望》杂志及其上街售卖之事，但西大淡然应对处置。读罢《口述历史》后，我才知道郭琦校长大力支持中文系七七级学生创办综合文学杂志《希望》的一片苦心。他在口述史中说到：“当时出了个《希望》刊物。办这个杂志的几个学生的名字我还记得……他们办《希望》我以为是个好事情，在学校经费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我给批了一笔专款作为启动资金，当时不少了。这几个学生把杂志办出来，送给我看，我也都看了。从我个人来讲，杂志办得不错，里面的文章还好。据说杂志在社会上也有影响，是好的影响。我碰到周培源、韩天石，他俩都知道西北大学有个《希望》杂志。”西大中文系七七级的杨德生（后担任西大宣传部长）撰文道——“郭校长对《希望》是充分肯定的，甚至能感觉到他对此不无欣慰和赞赏。后来由于管理规定的原因，《希望》杂志不得不停办，并因此产生了风波，但在郭校长的精心把握和运筹下，得到了稳妥的处置。对于《希望》编辑部的八位同学的毕业分配，郭校长关照要特别分配好，并提前约定与中文系七七级学生一起照毕业合影”。

再说西大老师队伍的“高配组合”之事。《口述历史》中谈及了郭校长在陋室中走访中文系著名老教授傅庚生的过程，谈及了从外界挑选优秀教师进入西大的过程。这些举措很有助于让西大进入“群贤汇聚，有仙则名”的时代。其中他“力排众议，调来安旗老师”的事情很值得铭记。安旗作为“蜀中第一才女”，其诗情、其风骨，称她为“安旗先生”毫不为过。我曾听过她主讲的“唐诗研究”课，获益匪浅。首次听她讲授《唐诗研究》，我有昏昏欲睡之感。突然间听到她讲了一句“某某人就像唐玄宗一样，‘安史之乱’就像‘文革’一样”，当时如雷贯耳，一激灵便惊醒过来，从此对唐代历史饶有兴趣地开始钻研。后来写出《追寻盛唐雄风》的电视政论片脚本，发表于《陕西日报》主管的《报刊荟萃》。

《口述历史》中提到了多名被有关部门要求除名的学生，其中有后来大名鼎鼎的陕西文艺评论家杨乐生，还有声名显赫的经济学家张维迎。

作为杨乐生的七九级同窗，我想多说说杨乐生的早年的趣事。七九年入校时不满十七岁的杨乐生，妥妥的一个屠龙少年模样。正如“不吃羊肉泡就等于没到过西安”一样，不认识杨乐生就等于不知道西大有中文系七九级。李浩对“七九级”同学所概括的“有生气、稚气、灵气也有匪气”的所谓“四气”，在杨乐生身上均有体现。他长相彪悍，一身粗犷，典型的渭南大荔人的“不讲理”架势。记得有同学在谈及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时，笑问他“你是不是最后一个匈奴？”他自豪地应答：“差不多！”他甚至考证过他家族的血统可以追溯到汉代南匈奴定居渭南的史实。

四年大学生活中，他特立独行，稚气中带有几分特异灵气和霸气。最早留长发，遭班主任晁老师批评后赫然剃成大光头，一副桀骜不驯的架势；打“红桃四”输牌钻桌子时，见牌友四面围堵，愤然来个猛虎挺身顶翻桌子；有次酒后在澡堂洗盆浴，竟然在浴盆中酣睡到凌晨……但很少有人知道，进校不久的他，就写了一篇关于欧·亨利的《麦琪儿的礼物》的评论，对“欧·亨利”式的小说结尾特征阐述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引起了写作课郑定宇老师的关注，觉得这个还不满十七岁的学生的眼光犀利非常，独出心裁，特意把他叫到家里，师生之间展开了一番很投缘的探讨，临别时特意提醒他“不要骄傲！”

毕业前单车千里南下广东，是我们班最早沐浴沿海开放之风的人。他在广州看到了什么景象呢？那些风花雪月他没在意，看到的是广东人对文学的漠视和对经济的热衷。当时，《西安晚报》上正在连载广东作家陈国凯的小说《归来》。但他在广州街头询问人们对陈国凯的印象，回应竟让他很吃惊，居然无人知晓陈国凯，也没多少人对文学感兴趣。经济活动在广东俨然是社会主流，而文学已被人们的赚钱兴趣所冲淡。而这种情况，在内地大约二十年后才出现。

杨乐生在毕业前由于旷课多，上了“勒令退学”的名单。这样的学生，为什么旷课多？不上课他去了哪里，干了什么？带着这些疑问，郭琦校长把杨乐生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口述历史》中描述这样一次特殊的对话过程——

对话发生在1981年冬天，杨乐生因“资产阶级生活习气”（穿牛仔裤、留长发、旷课多）被举报，郭校长找他谈话。 杨乐生起初不服，强硬反驳。 但郭校长没有硬碰硬，而是‌转变语气，问起他平时在学校做什么‌。 杨乐生回答“主要是睡觉和打架”，校长笑着点破他“爱学习，整天泡图书馆”。 这个轻松的切入，让对话氛围缓和，两人越聊越投机。

随后，杨乐生说出了自己的一整套关于中文系课程设置的理念，甚至借鉴了国外大学的文科课程体系，还提出了对僵化理论课的改革建议。 郭校长听后“甚感欣慰”，因为这让他看到了一个有独立见解、热爱学习的青年。最终，这次对话以“没有给杨乐生任何处分”告终，反而‌促成了校长与特使学生的相互理解。‌后来在《口述历史》一书的发行会上，杨乐生高度评价郭琦校长为影响几代人的“精神大师”。他坦言当年那次谈话成为了他人生的转折点，让他从一名“问题学生”最终成长为一名大学教授和文艺批评家。

最能体现杨乐生批评精神和特色的，是他的那本《选择的尴尬》。这是一本理论、评论和批评文字的合集。书中既有对老一代文学艺术家杜鹏程、丁聪等人的学术探讨和评析，又有对贾平凹、陈忠实、高建群、杨争光等今天活跃在中国文坛的年富力强一代的评价和批评；既有对“五四”以来的学术文化的反刍和反思，又有对文艺现状的忧思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特别关注活跃在当代文坛上的作家作品，可以称陕西文坛的一面“镜鉴”。

曾因发表《为钱正名》一文引起轩然大波，被省委领导点名要求出名的西大经济系学子张维迎，由于郭琦校长的挺身护佑而平安毕业，后来成为国际著名的经济学家。张维迎为《口述历史》一书做了序。序言中讲述了当年郭琦校长护佑他的内幕——

在读研究生期间，由于一篇文章惹出的麻烦，我与郭琦校长有过一次面对面的交流。1983年8月9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我的《为“钱”正名》一文。这篇文章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对金钱的负面看法写的。我在文章中写道：“在商品经济下，钱是社会的奖章，得到钱，意味着你对社会作出了贡献，你完成了社会分工所赋予你的任务，社会对你予以嘉奖……获得钱，类似荣获战场上的英雄纪念奖章。”我还写到，中国的改革开放“要求我们几千年所形成的价值观念也来一个根本性转变”。

文章发表后没过多久，全国兴起了“反精神污染”运动，我这篇文章就成了批评的对象。面对报刊上连篇累牍的批评文章，校园也组织了多种形式的“讨论会”，有些文章和发言上纲上线，火药味十足，我还是蛮有压力的。有好心人担心我的学业受到影响，甚至说搞不好我可能被开除学籍，建议我找郭琦校长聊聊，看看他怎么说。

当我忐忑不安地走进校长办公室的时候，郭琦校长面带笑容，让我坐下慢慢聊，这让我一下子轻松下来。他说，文章发表后有不同意见，这很正常，也说明你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你的观点对不对，大家讨论讨论对你自己深化认识也有好处，但你不要有压力。我问他是否需要我写检讨，他说不要写检讨，不要急于表态，不要自己给自己扣帽子，但如果有了新的认识，欢迎你再写文章。在我走出他办公室的时候，他反复叮咛我，千万不要有压力，不要因为这件事影响正常的学业。与他谈话之后，我轻松了不少。我有预感，郭琦校长是会保护我的。这次风波持续了几个月，我确实没有因为这篇文章受到任何形式的处分。我顺利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分配在国家体改委工作......读过《千帆过尽一书生：郭琦口述历史》后，我才知道，郭琦校长当时面临的压力并不比我小，说我可能被开除学籍的话也并非空穴来风。在我见他之前，陕西省委科教部部长赵长河曾给他打电话，说张维迎的文章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个学生必须开除。郭琦校长针锋相对反驳，赵长河气得把电话摔了。部长说话不管用，就由省委书记亲自上阵！主管教科文的省委书记章泽把郭琦校长叫到他办公室，批评他反应太慢，说这样的学生必须开除！郭琦校长据理力争，说不能跟风，不能因为一篇文章就开除一个学生。他们的“商量”不欢而散。回到学校后，郭琦校长与西北大学其他校领导达成两点共识：第一，不搞批判，但展开讨论。第二，不要学生做检讨，这是原则。这样看来，他与我见面时谈的，既是他个人的意见，也是校领导集体的意见。

张维迎的经济学探索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社会已有公论，这里不再赘述。2025年5月，美国曼哈顿研究所揭晓了2025年“哈耶克图书奖”的入围名单，张维迎的新作《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它是什么，以及为何重要》成功入围，这已是他第三次跻身该奖项的最终评选环节，充分彰显了他在全球自由市场经济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与广泛影响力。张维迎曾于2016年和2017年以《市场的逻辑：一个中国经济改革内部观察者的视角》两次入围该奖项。国际上评价张维迎的著作不仅强调了自由市场竞争的不可或缺性，还对政府干预的潜在局限性提出了深刻见解。他巧妙地结合理论与实践，为国际社会揭示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独特脉络。

张维迎在《序言》中坦言——

“如果郭琦先生是一个唯上是从的校长，没有自己的主见，没有学术自由的理念，没有对学生的爱，我肯定无法继续完成西北大学的研究生学业，我将不是今天的我。他并不是保护作为个体的我，而是为大学的学术自由立规矩。当然，他敢于抗命，也是因为他有底气！”

郭琦的底气何来？我认为他的底气是从延安窑洞和历次政治斗争的风云中来。要求他开除“不合时宜”学生的，虽是省市级领导，可他们有的曾和郭琦校长是并肩的同事，有的则是后来居上者，但远没有郭校长的宽广胸襟和强大气场。他们虽位高权重，但在郭校长面前远没有指手画脚拍桌子底气胆量。郭校长也是铮铮铁骨，而不像如今的某些高校管理者在权势面前的唯唯诺诺、低声下气，酷似患上了精神软骨症。

当年，青年学子在西大校园里高声呐喊，挑战传统，动作过激的背后，有着郭琦校长的折冲樽俎，艰难周旋，精心护佑！当时上了开除名单的一批学生，没有一个被除名的。这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了改革开放中的骨干中坚。

我记得有次在西大食堂外席地就餐，有一学生见郭校长路过食堂，径直朝郭校长猛掷饭盒发泄不满，郭校长身子微微一震，目光坚定，无言前行。他一生在风雨中走过多少荆棘险境，在批斗中亲历过多少屈辱，何在乎头脑发热少年一时的莽撞行为？由此也可以反思我们当年的无知与盲动。那时候我们的血很热，但精神有些贫血。而有幸在郭琦校长掌舵领航的学海中遨游，我们的血液中不仅不再缺“铁”，各种“营养元素”都充足了许多。而用心品读这部《口述历史》，会让我们这些晚辈书生们会有更多的获益。

                             董惠安202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