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埃山那片红

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 夏体强

市直机关党员干部到埃山历史文化陈列室开展党性教育活动

一段时间以来，我以埃山为背景，讲了罗氏家庭的一些故事，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今天我再说一说埃山那片红的缘由。

埃山罗氏家族的罗君彝、罗有余、罗红、罗磷兄弟四人,虽然只是自1921年7月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一朵浪花，但也是遵义市早期投身革命事业的优秀代表，他们是近现代以来的爱国者，是中国觉醒年代催生的革命志士，是加入中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士，是为了彻底改变国家面貌和自己命运的一代豪杰,是在浴血战斗中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

开明人士罗明华老先生

他们为什么会积极投身革命。其实有一个不断萌发和形成的历史过程。罗磷曾在《为中华民族解放和幸福奉献一切——回忆我的一家》中这样写道：“时值我国处于世界美英日列强妄图瓜分灭亡中国，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沃土上抢占其势力范围，挑起国内军阀混战，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国家民族到了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广泛掀起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开展武装斗争，发展革命势力，挽救祖国垂亡的时候……1933年，君彝兄不再经商，经常去遵义县城和正在省立三中读书的有余、罗红兄，通过他们又认识了在三中图书馆工作的谢树中等同志，经常接触和和交谈，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开始了他的革命活动。”（引自《我的一家》手稿第7至第9页）

罗磷还写道：“1933年曾在北平参加救亡活动和中国共产党的余正邦返回遵义，并担任省立三中语体文和地理的教学工作。他利用讲坛传播革命思想……罗有余、罗红、胡瑞熊、肖汝福、张继良等学生……初步懂得了一些马列主义的理论知识……明确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树立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心，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他们成为省立三中学生中反蒋抗日的骨干分子。”（引自《我的一家》手稿第10至13页）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不断发展，罗君彝、罗有余、罗红、罗磷等人救国救民的初心逐渐形成，最终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

历史文化专家和罗氏家族代表赴埃山参观

“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径遵义，召开了有名的遵义会议，纠正了长期统治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在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继续向前发展。当时红军为了牵制敌人配合主力作战，组建了红军遵湄绥游击队，活动于遵湄绥三县交界地区，了解敌情，打击地方豪绅和国民党民团武装，建立秘密联络点。我的家正在三县交界边缘地区的遵义新舟区杨绿乡埃山村。游击队政委王有发同志派谢树中到我家同几位兄长联系，经研究由我大哥君彝带着曾在夜校上过学的农民徐绍臣到游击队见政委王有发同志。政委听了君彝兄汇报了敌情后，决定当晚消灭宋家坝区公所民团武装。”（引自《我的一家》手稿第14至15页）

“1935年冬，有余兄和罗红兄，经中共地下县委考察，杨天源、谢树中同志介绍，第一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小学举行了入党仪式。1936年春，君彝兄也经中共遵义县委批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冬，罗红兄由新民小学回到埃山村家中，与有余、君彝兄商议，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发展革命势力，积极主张恢复遵湄绥游击队活动，他们在埃山村罗氏宗祠召开酝酿恢复游击队的会议，当时参加会议的有罗君彝、罗有余、罗红、胡瑞熊、夏克明、杨玉林等十八人，决定由罗君彝负责组建。他们一方面筹集资金给游击队购置武器：在家君彝、罗红兄背着父母将家中存放烟土变卖，并向俸仪姐借光洋二百元，购买了手枪两支；一方面随即向中共遵义县委宣传委员谢树中同志汇报了恢复遵湄绥游击队的建议。”（引自《我的一家》手稿第20至21页）

不难看出，罗君彝、罗有余、罗红、罗磷等逐步从懵懂少年变成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也就是说，他们参加革命既有当时的时代背景，也有“精忠报国”的革命志向。

革命烈士罗俸宽

一、罗君彝从“经商小贩”到“游击队员”——从上下求索者到为了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革命烈士

“罗君彝，又名俸余，遵义县新舟区杨绿乡埃山村人，出生于1910年，成长在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幼年聪敏，六岁就读于地方私塾，专攻旧书和古典文学。其父毕业蚕桑学校，操养蚕、缫丝和繁殖银耳之业，并经营商业，力务农耕。罗君彝在十四五岁时，跟随父亲经营养蚕、缫丝和繁殖银耳等生产活动，在生产中经常同一些出卖劳力的贫苦农民接触，深体劳动人民生活之艰辛，非常同情劳动人民，父亲叫他去田里分收租谷，他总是叫农民多挑一些回去，平时对生活困难的人慷慨解囊，经常送钱给邻近的季光兴、徐绍臣、柏树清等贫苦人家……罗君彝禀性刚直，富于正义感，爱打抱不平。火烧舟（今新舟镇）街上，有一位做熟食生意的敖三娘，有一次赶集到羊舞场卖面条，碰到了当地有名‘吴士霸王’，招呼一些人去吃了她的面条不付钱。敖三娘人单势弱，只好忍气吞声。罗君彝知道这事后心中愤愤不平，马上叫敖三娘到茶馆泡好茶，代她请了当地一些知名人士到场，找来吴士霸王评理，把吴士霸王整输了，罗君彝当众指责他是欺压穷人，白昼行劫，狠狠地打了吴士霸王几耳光，扫了他的面子，为敖三娘出了气……1935年元月，中央红军长征入黔，曾打算在乌江以北、长江以南建立革命根据地。因此，红军在云南扎西会议后，缩编时派出干战组织川滇黔边区游击队，在川滇黔边建立游击区。3月初，中央红军回师黔北，再占遵义，又派出了以红九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王有发同志为政委，组建了红军遵湄绥游击队，准备建立遵湄绥游击区，在遵义、湄潭、绥阳三县接壤地带开展游击斗争。3月初，红军遵湄绥游击队从遵义出发到湄潭，并在各处建立活动据点。几经转战来到罗君彝家乡附近的磨刀溪，3月17日晚，游击队中有罗君彝的朋友谢树中同志，他深知罗君彝的为人，并熟知罗君彝家住处。游击队要侦查敌情，由谢树中通知罗君彝到游击队报告敌情。当罗君彝得知游击队来到磨刀溪的消息，马上约徐绍臣一起赶到游击队驻地，向游击队政委王有发同志详细讲了当地的敌情。于是，游击队决定连夜攻打国民党遵义东三区宋家坝的地方民团武装。罗君彝同徐绍臣毅然参战，作游击队的向导。当夜，红军游击队一举攻入民团驻地，将敌全部缴获，战斗结束后，为了不让罗君彝同志暴露，游击队要他回家隐蔽。第二天，游击队在磨刀溪遭到了三县国民党军联合围剿。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游击队分头突围，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引自《我的一家》手稿第225至231页，有省略）

革命烈士罗君彝

后来，罗君彝一直坚持革命斗争，到了1937年7月卢沟桥事件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实行国共合作。罗君彝根据党中央的这一精神，与当时驻遵义的国民党贵州军柳继明暂编第五旅接洽谈判，达成协议：由罗君彝协助柳继明的副官张继武，在火烧舟一带招募新兵一百名，新兵送交柳继明部后，委以罗君彝少校处员职衔，并给予快慢机短枪20支，组成黔东北抗日武装宣传队，负责募集抗日经费，支援抗战前线。国民党向来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国共合作期间，既有合作也有摩擦，当年12月14日，由国民党遵义县第三区区长王席珍与东二区区长李崇伦合谋策划，派地方反对武装窜进羊舞场，乘其不备，将罗君彝及另外两名游击队员突然抓捕。罗君彝被捕后，坚贞不屈，始终不肯投敌，于1938年元月2日在九龙场阎王寨被敌人杀害，年仅28岁。“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三、遵守党的纪律；四、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五、要作群众的模范；六、保守党的秘密；七、对党有信心；八、百折不挠，永不叛党。”这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人抗日战争时期的入党誓词，也是罗君彝的毕生追求。

二、罗有余从“要相信革命”到“不要相信命运”——从创办农民夜校到组织农民参加革命

要相信革命，不要相信命运；相信命运，只有死路一条。跟共产党走，前有生路；不跟共产党走，只有死路一条。

这是遵义县早期共产党员罗有余1934年在火烧舟开办农民夜校自编识字课本中的两则课文。

罗有余不仅这样教育人家，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为党勤奋工作，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对国民党反动派作不懈的斗争，直至献出了他年轻的宝贵生命。

罗有余又名俸宽，1913年5月5日出生于遵义县新舟区杨绿乡埃山村，他从小就顽强刚毅，是埃山村的娃娃头。罗有余1932年考入省立三中，那时，正是“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之后，国家民族蒙受耻辱，全国人民抗日浪潮高涨。当时的贵州省虽然交通闭塞，但在北平的遵义县籍青年陈沂、余正邦、谢丰、肖之亮等同志和在广州的杨天源同志，都给罗有余寄来进步书刊，对罗有余的影响很大，他立志干革命。始终为人民谋幸福，是支配罗有余一生的灵魂，是激励罗有余为革命奋斗终生的不变初心。

1934年，罗有余从省立三中毕业回到埃山村，他与罗红一道创办农民夜校，动员附近的七八十名青年农民夜间上学。他们不仅教青年识字，还大讲特讲抗日与革命的道理，要青年农民摆脱天命论的束缚，跟着中国共产党闹革命。在他们的影响下，庹能鹏、李坚平、罗俸道、肖鉴等青年走上革命道路。谢树中在《遵义抗战纪事·抗日时期奔赴延安的遵义青年》一文中写道：“在我的记忆中，遵义于1935年开始了建党工作，首批被吸收入党的同志，大多是受余正邦等共产党员影响的青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遵义县的30多名革命青年，不畏千里跋涉，克服种种困难，冲破重重险阻，徒步奔赴延安圣地投身革命，为党工作。”谢树中列举的遵义青年有罗红、胡瑞冥、孙玺常、杜纯、曾明霞、余红、徐沛澜、夏淑芳、尹维、罗茜、晓征等。

后来，因内奸陈文范告密，罗有余、谢树中和周济同时被捕，几经辗转，最后关押于巴县监狱。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罗有余盼望能获得自由，好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但由于在监狱里过着非人的生活，头发掉光，身染重病，虚弱不堪，又长期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折磨，虽经难友谢树中、周济等同志的尽心照顾，还是回天无力，于1937年9月29日含恨长眠于狱中，时年方24岁。

三、罗红从“老红军、八路军”到“工业部、机械厅”——从注重修齐治平变成优秀的共产党人　　

第一、深情的爱国胸怀。罗红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深深热爱的祖国和人民。罗红从青年时代就开始追求真理、维护祖国尊严；追求独立、寻求祖国解放；追求幸福、希望祖国强大。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革命精神,培育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学生职责,义不容辞”的伟大传统。虽然此时罗红年仅两岁，但稍大，“五·四”精神就在脑海里打上了烙印。1935年12月9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是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这时罗红已经18岁，他知道，国难当头，年轻人必须要有所作为，于是他积极宣传群众，与大哥罗有余一道创办农民夜校，传播马列主义。

第二、深沉的忧患意识。中国革命前途光明，道路曲折。1935年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召开遵义会议，在“三挽救一转折”时刻，罗红毅然投身革命，并与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深知，中国革命胜利，青年人必须要有忧患意识，于是利用农民夜校，给附近青年讲述革命道理。

第三、深重的责任担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建立起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反革命政权，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仅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就有31万人惨遭杀害，共产党员达2．6万多人。许多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一些不坚定分子公开宣布脱党，投降敌人。党员人数由6万人锐减至1万多人，国共两党关系由合作变为对抗，党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工人、农民运动走向低潮。民族资产阶级脱离了革命统一战线，使这个战线中只剩下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贫苦的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已进入低潮，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临严峻的考验。这时罗红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也面临严峻考验，为了革命事业的发展，罗红仍然坚持地下斗争，为遵湄绥游击队提供情报，使埃山村成为一个游击队的落脚点。

第四、深挚的奋斗精神。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七七事变后，“有志爱国青年纷纷奔向抗日前线，如潮水般奔向延安。当时谢树中、周济、罗彬等同志出狱后，二哥罗红同罗彬、李坚平、彭镇贤等同志由重庆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4月由办事处送去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引自《我的一家》手稿第32页）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学校。当时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他为抗大规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简称“三八”作风），在抗大学习期间，铸就了罗红顽强奋斗的革命精神。

第五，深博的乐观心态。罗红1938年12月在抗大毕业后，又被送到延安抗大五大队政训队（培养政工人员）继续深造。1939年6月结业后，分配到抗大教导队（干部队）任支部副书记。那时候，国民党重兵封锁革命根据地和边区，断绝抗日军民的物资和粮食供应。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针对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他说：“面对严重的困难，我们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提出了“自己动手”的口号。随后各根据地逐步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在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中，罗红始终保持积极的乐观心态，不向困难低头。罗红后来又历任抗大1团1营政治干事，八路军后勤政治部秘书、股长，晋冀鲁豫工会组织部副部长、失业救济委员会主任，太行区党委城工部新乡市城市工作委员会委员，新乡市解放后，担任新乡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副书记。在这十一年里,“二哥罗红仍关心遵义地区革命青年的斗争情况，经常通过我（指罗磷）了解情况并寄回一批革命书籍，如毛主席著作《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引自《我的一家》手稿第33页）面对崇高理想，罗红矢志不渝，百折不挠。

罗磷

四、罗磷从“智离虎口走新路”到“耿耿丹心志节高”——从为报兄仇到成为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的革命者

第一、投笔从戎为复仇。“1938年2月，我怀着大哥君彝被杀害极悲痛的情绪立志为大哥君彝未完成的革命事业继续奋斗。到遵义县城省立师范初中报考，被录取该校四十期学习。我入学后得到谢树中、杨天源等同志在政治和生活上的关怀爱护，也积极热情地投入地下党领导的一切活动中，我先后参加寒暑假青年下乡抗日宣传队，读书会。在这些活动中，我的政治思想得到不断提高，逐步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终身的决心，1940年4月经中共遵义县委批准，我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小时候，罗磷就听老师说过班超投笔从戎的故事，这个故事对罗磷影响很大。从此，罗磷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第二、隐姓埋名为隐蔽。“1938年秋，日本侵略军攻占武汉，诱降活动加剧，国民党内投降派残杀抗日军民和地下中共党员的事件不断发生，1939年9月的平江惨案，1941年的皖南大屠杀……遵义地区国民党反动势力对地下党领导的一切抗日活动遭到禁止，中共党内不坚定分子在敌特的威胁利诱下，叛变党，甚至当了国民党的爪牙。为了适应当时地下斗争要求，遵照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累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我（指罗磷）参加中共党以后，是在杨天源同志直接领导参与活动，不到两个月，杨天源同志告诉我，派出去延安学习的夏思明，到西安后叛变了党，即将回到遵义，你的活动必须隐蔽。领导我当时还有县委副书记李知群，不久李知群又告诉我，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肖矿被捕叛党，要我注意。根据当时情况，请示县委经批准，我将原名罗俸齐改为罗磷。1940年9月考入桐梓省立高中学习，离开了遵义。”（引自《我的一家》手稿第35至37页）

第三、犹记漫天烽火时（引自罗朗《悼念磷弟》诗，《我的一家》手稿第348页）。

随着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加紧策划内战，此时的遵义地区，被反动派掀起的血雨腥风所笼罩，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桐梓县地下党组织也遭受沉重打击。但是，罗磷并没有向国民党反动派屈服，坚持在危机中求生存，同敌人进行不懈斗争。“我到桐梓学习后，得知桐梓地下党早被破坏，我的组织关系转去后，只有一名工人党同我联系，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早已离去，我根据当时桐梓的情况，仅在桐高和县中个别联系接触，传阅进步书刊和党的抗日主张与政策，揭露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反动嘴脸。”（引自《我的一家》手稿第37页）后来，敌特查得紧，罗磷辗转到黔东地区的印江、德江、思南一带隐蔽并开展革命工作。“1947年3月，我从思南出发，6月23日在郑州与解放区派来的地下交通员接上了关系，一同进入解放区太行区薄壁镇……同年7月，我进入太行区北方交通大学工学院学习。”（引自《我的一家》手稿第54至55页）

耿耿丹心志节高（引自罗朗《悼念磷弟》诗，《我的一家》手稿第348页）。

此后，党组织为了培养罗磷，曾先后安排他到华北大学工学院、华北交通学院、北方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学习，在学习期间一直担任学生会主席。1950年担任唐山市学联主席。1951年8月调出学校到铁道部直属团委工作，1953年4月铁道部科学院成立团委，调任副书记、书记工作。历任铁道部干部培养科研管理工作、铁道部科研运输所所长、科研计划处处长等职，1985年光荣离休。

罗红

我再说埃山那片红，基于三点考虑。

其一、是为了传承红色基因，讲好遵义故事。遵义是革命老区、红色圣地，具有光荣的优良传统和厚重的红色基因。从现阶段来说，对于扎实推进党的建设，践行“遵道行义·自强不息”城市精神和罗君彝、罗有余、罗红、罗磷等革命前辈前赴后继的大无畏精神，着力把“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内化于心、外化为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积极发扬忠诚、干净、担当的优良作风，勇担职责使命，焕发干事创业精气神，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切实把忠诚和看齐融入事业中、写在岗位上、落在工作上,都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很大现实意义。

其二、是为了铭记苦难历史，开创辉煌未来。现在的人不能够轻易忘记那些深沉的苦难，也不应该忘记那些惨痛的记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28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多少苦难，仅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6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沦陷，3500万以上同胞伤亡，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的罪行!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战胜强敌、前赴后继、共赴国难，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是这些先辈们， 是他们在血与火中，为后世的我们争取到今日的繁华生活。罗君彝、罗有余、罗红、罗磷是千千万万英雄中的一员，我们铭记他们，是为了更好地开创辉煌未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其三、是为了不忘先烈初心，砥砺后人前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76周年了，但那些屈辱的岁月痕迹在中国人民心中永远不能被抹去。如今的社会，中国已经不再弱小，中国正在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但也不要忘记先辈们所付出的鲜血。罗君彝、罗有余、罗红、罗磷他们没有被貌似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所吓倒，他们没有被国土沦丧所压垮，他们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击败。他们虽然颠沛流离，失去了家人，失去了家园，失去了曾经美好的记忆,但他们心怀理想信念，坚韧不拔。我们不能忘记先辈的付出，因为那是他们给我们留下带来了和平生活；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那些苦难岁月，因为那是时光给留给我们的深刻记忆。

 2026年3月5日于遵义市国际公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