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我目睹了战争打响那一刻。

2月28日早上九点半，我和摄影师来到德黑兰的市标建筑——自由广场做台庆三十周年的宣传出镜。这一天风和日丽，蓝天白云，空气清新，阳光下的自由塔非常好看，我的心情也格外的轻松。广场边车辆照常来来往往，路边有些许行人在那里散步，一切都和往常一样。

我正在做出镜，突然不远处听到连续的闷响，就像天上锣被敲响了。摄影师突然停下了拍摄急着叫我。一瞬间我看到远处冒起浓烟，然后我听到一种掠过的飞机引擎声，转眼又消失，抬头看又看不到飞机。我突然意识到：战争可能开始了。

摄影师忙去拍浓烟画面，我转头看旁边的人，大家都在惊愕地抬头看到处寻找哪里被炸了，那是惊讶和害怕的神情。此时又传来几声闷响，我看到鸟都惊到了飞到天上。在我旁边有搬箱子的两个路人，他们都拿手机拍着远处浓烟的画面，我问他们怎么了，他们说不知道，然后迅速搬着箱子逃离了。也有一个带着帽子打扮时尚的女性和一个年轻人路过。她对我说她正在散步冥想，突然听到巨响，她感到很高兴，终于这一天来到了。她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不知道要打仗是和平，还是会发生什么好事。她希望对全世界来说都是好事。旁边的年轻人对她说不要说了快走。

我站在街头看到远处的浓烟，突然接到伊朗朋友的消息，她告诉我Pastur（德黑兰的一条街道）那边（领袖和总统官邸）被以色列炸了，以色列已经宣战，叫我快回家。

路边的行人都快速离去。也有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气愤地对我说，这一次要把以色列夷为平地，绝不会让以色列“打了就跑”。广场边也有出租车和摩托车停在那里等着搭载客人。一个司机告诉我，刚刚听到两声非常巨大的爆炸声。有些人说可能是以色列干的，“如果真是这样，愿真主保佑，我们就把他们的事一次性彻底解决掉。”

也有很多人神色凝重，匆匆走过，不愿多说。一位男士说他觉得这次伊朗政权会狠狠地回应，但老百姓夹在中间很无奈没有选择。我看到一位穿黑袍的女士匆匆经过，她说她很担心，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她还要去上班，又说这是在强迫人，他们这样开战是不对的，说着又听到一声轰炸声，眼见她都要快哭出来了，我们互道保重。

旁边等着搭载客人的出租车和摩托车司机都在那里议论，我说你们怎么不回家。他们说回家有什么用，得工作求生计。我说你们怕不怕战争，他们说伊朗人不怕战争。我说你们觉得安全吗？他们说哪里都安全。我问摄影师，摄影师穆森一直很温和，此时却让我出乎意料，他气愤地说他们这是欺负人，伊朗一直是愿意谈判的，谈判且有了进展，为什么现在他们又要打我们。这是我从未看过的穆森的另一面：爱国心。

其实就我自己而言，上一次经过伊朗和以色列12天战争后，我也不像上一次那样害怕战争了，也许是因为经历过，也知道都是定点轰炸，所以普通民宅是安全的，所以这一次我没有那么害怕了。我们的车一直在路上堵着，一寸寸地往前走。旁边加油站排起了长龙。在伊朗，人们对战争或紧张局势的第一反应就是去加满油。

载我们的出租车司机说，他送我们到家后就回去接老婆孩子去卡尚（Kashan，伊朗中部城市）老家，他母亲在那里留下了一座老房子。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说要到战争结束。他说他家就在武装部队总部附近，担心会受到波及，所以他必须得离开。这时摄影师穆森的老婆打电话来哭着说孩子还在学校怎么办，穆森的儿子还在上小学。穆森安慰她不要慌，他会去接孩子。但路上堵车太厉害，穆森想打个摩托车，但就算给高价也没有人愿意载。人们行色匆匆。

穆森打电话给家长朋友请他帮忙接孩子，又给他爸爸打电话请他爸爸在半路上等着接孩子，又给他丈母娘家打电话请他们到他家里安慰他老婆。他不停在打电话，我在看路两边。路边行人很多，人们或是从上班的公司或从机构出来或冲去学校接孩子放学，因为打不到车，有的要么在路边等，有的要么就选择走路回去。马路上车辆都在一寸寸往前走，但没有人按喇叭，都在沉默中前进，时不时传来警车和消防车的鸣笛声。到了一个拥堵的路口，有几个大学生巴斯基民兵在那里自发疏导车辆。我看到有超市店家在拉卷帘门关门，有人要离开，有人要留下。

路上穆森等不及摩托车，就先下车了。他说他会想办法。路上花了快三个小时，终于我回到了家，我看到邻居买了一车卫生纸堆在门口。去年伊朗和以色列战争期间他们全家去了北部，她还得了急性阑尾炎找不到医院，好一顿折腾。我说你们这次不走了？她说不走了，太堵车，先呆两天看看情况再说。现在大家应对空袭都有经验了。毕竟工作收入也很重要。经济这么不景气，不工作没有收入，也很难活下去。要么战争被炸死，要么窝在家里饿死，都很难。

我回到家不停接到朋友电话问询，互相报平安，会说千万别出门，在家里待着比较安全。也有好朋友说他们还是听到战争爆发就开车出发去北部，但是一路都是堵车，一寸一寸往前走，花了五个多小时才刚刚出了德黑兰。

下午我住的街区非常安静，窗外的马路上看不到车过。等到了晚上又开始听到巨大爆炸声响，晚上九点我听到有人在窗外大喊“打倒独裁者”“打倒哈梅内伊”，但是只有一个女子在喊，没有人迎合。如果你问我：现在大家会不会上街？会不会在这种时刻去做推翻政府的事？我的直觉是：短期内恐怕不会。因为在伊朗，没有人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被炸。伊朗人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通常一旦外族入侵战争打起来以后，人群的心理会变，会一致对外。就像去年12日战争一样，伊朗人非常抱团。但经历了1月份的动荡和残酷镇压后，很多人对这个政权感到失望甚至是憎恨，但大多数普通人最本能的选择不是去支持侵略者，也不是表达政治立场，而是接孩子、家人都在一起确认彼此平安。

也许是因为经历了上一次战争，人们有了经验，很多人选择留下。但也有很多人会往外跑、像潮水一样撤离；去年战争期间要走的人，甚至那些曾经一有动静就会跑的家庭也不跑了。三楼的邻居太太说，年纪大了他们能去哪里呢，还是在家里待着比较安全，反正美国和以色列不会打民居。摄影师穆森上次战争期间带着妻儿四处转移，这次他说，不管怎样，他选择留在家里。因为在德黑兰，很多人已经相信一句话：哪儿都没有家舒服。

战争最先打断的不是高层政治，而是通讯和网络。28日手机时断时续，后来可以打电话，但是网路断了，连内网也是断的。与去年12日战争期不同的是，人们可以用内网甚至是伊朗的Rubika和Bale这样的软件联系国内外，但现在完全中断。我认识的医生朋友说，28日下午本来应该去门诊，但很快就变得不现实。路堵了，消息乱了，病人一个个打来电话：他们来不了。医生只能选择呆在家里。人们行色和往常一样，我看到的就是一路上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龙，人们都开车回家，路拥堵到几乎停滞，但却是异常的安静。一切都在沉默中。

此时通讯也不稳定。网络会断，消息发不出去，但伊朗国内的电话很多时候还能通。于是人们开始回到最原始的方式：打电话。不是为了讨论真相，而是为了确认“你还活着”，大家都没事，我和伊朗干爸干妈约好每天都要互报平安。我听到朋友一遍遍说“没事，你别担心”，也听到有人在电话那头哭，担心孩子还在学校，担心家人路上被堵住，担心晚一点就回不了家。

在这种时候，每个人都像被迫变成调度员：接孩子、联络亲属、找车、问路、确认信息。甚至连“撤离”这个词都会在电话里反复出现。有人说有国家在叫撤离，有人说政府机构可能也关了，有人说学校全关了。你很难一条条核实，但你能感受到一种共同的结论：外面不适合久留。回来我一直在连线，穆森终于回到家，父亲母亲也来到他家里，一家人都呆在一起，起码放心一些。我的伊朗干爸一路上从堵车回到家已经是下午五点了，路上花了四个小时。

更复杂的是，人们的情绪不是单一的“爱国”或“反对”。你会听到强硬的声音说要狠狠报复以色列，不让他们打了就跑。你也会听到无奈的声音说“谈判也好，战争也好，能不能早点定下来。”而最多的，是一种疲惫的等待：大家像被关在一个巨大的悬疑剧里，剧情每天更新，但主角从来不是自己。

我写到这里时，外面暂时安静。安静并不代表安全，它只是代表：下一声爆炸还没来。城市在这种间歇里喘息，人们在间歇里打电话、囤东西、关门、安抚孩子，然后又把耳朵竖起来——等。

德黑兰现在像悬在半空：一切都可能改变，也可能什么都不改变。而我们能做的，只有把眼睛睁大，把脚步放轻，把家人护好，把每一个“今天”熬过去。

深夜，远处又传来沉闷的响声。你很难形容那种声音：它不尖锐，但会让人后背发凉，因为你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德黑兰的夜晚很奇怪。你能听到爆炸声，但很多时候听不到像去年12日战争期间那种密集的防空炮火声。

上一次紧张升级时，我记得还会有持续的“乒乓”“噼里啪啦”的声音，看到亮光在空中对撞；这一次，我更多听到的是沉闷的爆炸声，仿佛某些声音被吞掉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防空炮火，也许是被打掉了？此时只是听到一声声的闷响，人会在这种“听得到但看不见”的状态里变得异常敏感：每一次风吹、每一次远处车门声，都可能被神经放大。这一晚异常地寂静，邻居都拉起窗帘，对面的楼都关灯了，不知道今晚会发生什么。

战争第二天，德黑兰一夜未眠。

3月1日，战争进入第二天。对我来说，这一天几乎没有“白天”和“黑夜”的区别——我一直在连线、在写稿、在确认消息，整整三十多个小时没合眼。

一切从子夜开始。2月28日晚上12点，我的电话突然响了，是伊朗朋友，声音急促：“哈梅内伊死了，伊朗国际台先爆了，人们都在欢呼。”我当时半信半疑——哈梅内伊怎么可能会死？可几乎在同一时间，窗外传来一片欢呼声，有人在楼下狂喊，看到天上有人放烟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庆祝。庆祝声大概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一切又恢复了安静。

凌晨两点，我们开始启动早班连线，所有人都在等确认：特朗普随后宣称哈梅内伊死亡，但伊朗方面一度否认。消息在“否认”和“爆料”之间反复拉扯，我们只能一边报、一边等。终于到了凌晨五点左右，伊朗官方宣布哈梅内伊遇难。我看到伊朗主播哽咽着宣布，一时间都难以相信，没有想到居然这么快。原来前一晚的欢呼、爆竹、烟花，并不是谣言引发的狂欢，而是一部分人早已“相信”这件事发生了。

此时，我突然听到对面有声响，打开门看到对面邻居正在收拾大包小包准备离开。我问她对领袖遇难什么感受，她说无感，我们1月份死了那么多人，这有什么区别。我问她你为什么又要走了，她说，现在领袖死了，革命卫队要报复，不知道要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他们现在举家都要去北部避难，把他们的狗也带上。她说她们还要去接她的公公婆婆，他们身体都不好，她还要去买些药。“一团糟！”她抱怨着急忙收拾东西与我告别，离开了。

随后，我看到国家电视台报道说，不同地点开始出现自发哀悼：有人往德黑兰大学、往革命广场方向去，举着国旗、领袖画像，情绪崩溃，痛哭不止。穆森赶去拍摄，我留在家里连线。穆森采访的民众，有人痛哭不止说难以接受，也有人把矛头指向政府和谈判团队，说谈判就是彻头彻尾的错误，让领袖白白送死，也有人誓言要复仇到底。

其实在28号战争一打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发布公告，称将严厉处置与“敌人合作”的行为；副总统阿雷夫也提到国家进入战时状态。奇怪的是，在这一连串表态中，最高层迟迟没有公开讲话。我们不断刷新伊朗外交部、国家电视台的消息，但很快，网络开始断，电话也时断时续。对外界而言，这是信息混乱；对我们而言，是靠近真相的路被突然切断。就在这个背景下，南部胡尔木兹甘省米纳布一所小学遇袭的消息传来：死伤数字不断上调，现场画面令人窒息。与此同时，伊朗军方的口径迅速转向强硬。

但战争没有给人喘息的机会。3月1日中午11点左右，我正匆匆吃点东西，突然听到一声巨大的闷响——随即是连续的轰鸣，像重锤砸在城市上空。窗户和门开始剧烈晃动，玻璃发出刺耳的颤声。我站在厨房边，明显感觉到冲击波“刷”地扑到脸上，像一股硬风推过来。我赶紧把窗户全关上，心里第一次真正感到战争的开始。这个战争的强度远远超过去年的12日战争。

我看到窗外开始升起浓烟。听到轰炸声小一点了，我跑到楼顶看，八楼邻居们把门敞开，站在走廊里互相询问：炸到哪里了？这栋楼够不够结实？天台上反而没人停留，大家像突然学会了“不要围观”。可空中又传来战机的声音，那种拖着速度的尖啸，让人本能发冷，头皮发麻，我快速做了一个现场出镜就回来了。

中午有华人朋友打电话问我要不要走，我建议他能走尽快走。因为这一次和12天战争不一样，这一次是生死之战，事关体制存亡，恐怕要战到不死不休。我家里附近的治安部队大楼、信息指挥部大楼，还有国家电视台方向都冒出了浓烟。也有伊朗朋友陆续打电话问我安全否。大家都说附近听到爆炸但不知道在哪里。一时间德黑兰四处冒烟，多处传来爆炸声。

下午、傍晚、夜里，我仍在连线。疲惫像石头压在眼皮上，但消息一条接一条：政府号召当晚7点半继续在广场举行悼念集会。穆森再去拍摄。外面又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整个建筑都在晃，门窗在颤动。这一次是我住所附近国家电视台被炸。国家电视台2台突然中断了画面，我很紧张，给摄影师打电话。他说现场人很多，“他们甚至不怕有爆炸，他们也不散，反而更愤怒、口号更响。”我让摄影师不要拍了赶紧回家。我心里担心极了，怕他出事，一直到他回家报平安，我才放心。摄影师问我害怕不，要害怕就去他家里和他们家人在一起。我笑笑说，不用，现在旁边该炸的都炸的差不多了，还是呆在家里比较安全。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座城市正在出现一种矛盾的画面：白天街面冷清，人们尽量躲避；夜里在广场上，却有人用集体出现来对抗恐惧。

我也在想人。想到我们采访过的那些人。想到内贾德，我们采访过至少三次，他到后来其实是批评体制的，站在体制的对立面。这也是一个传奇人物。想到那些阵亡的将领，想到他们在镜头前谈“国家”“信仰”“战争”，而现在他们可能真的成了战争的一部分。想到领袖最后一次出现在我记忆里，是去年投票时的画面——他也是人，是谁的父亲、谁的祖父、谁的孩子。无论你赞成他还是反对他，当“死亡”以这种方式降临时，它依然让人感到残酷。

坊间有很多说法，有人说他“太大意”，以为谈判会带来安全；也有人说他知道危险，但选择照常工作。我无法核实这些传言，但我能确定的是：当一个国家走到这种时刻，个人的选择很快就会变成集体的命运。

夜里爆炸声仍断断续续。我太困了，困到连害怕都变得迟钝。我把被子抱进没有窗户的卫生间，像给自己建了一个小小的安全屋——如果再响，我就躲进来；如果暂时安静，我就睡一分钟。

最终，我倒在床上睡着了。耳边还残留着轰鸣，但身体先投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