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姐

                        王若愚

大姐是个聋哑人。

这七个字写出来，轻飘飘的，可压在大姐身上，就是整整八十年。她长我十五岁，从我记事起，她就那样无声地存在着。家里没有人觉得异样，仿佛她生来就该是那个样子——会笑，会忙，会用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看着你，只是不会开口。

在母亲的调教下，大姐学了一手好针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里大小人的穿着用度，多半是她一个人担着。我至今还记得她在织布机前的身影：脚一踩，手一送，梭子从这头飞到那头，又从那头飞回这头，“哐当、哐当”的声音有节奏地响着。她就那么坐着，一坐就是一天。阳光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照在她专注的侧脸上，照在她灵巧的手上。织出来的布粗粗的，却结实，染成蓝的、灰的，做成衣裳，能穿好几年。有时候她绣花，绣的是最简单的梅花喜鹊，针脚细细密密，像她这个人，不声不响，却什么都做得妥帖。

那时候大姐已经有了孩子，大外甥才半岁，她还是要回娘家织布。哄孩子的任务就落在我头上，我才五六岁，哪里坐得住？孩子一哭，我就不耐烦，抱着他跑回家，往大姐怀里一塞，扭头就跑，跑到巷子里和小伙伴们疯玩。有一回被母亲看见了，她一把揪住我，狠狠教训了一顿。我挨了骂，心里还不服气，偷偷看大姐，她只是笑着摇头，一只手拍着孩子，一只手还在忙着什么。那笑容我到现在还记得，没有一点责怪的意思。后来长大了，每每想起这事，心里便隐隐地疼——那时不懂事，哪里知道她一个人带着孩子还要织布，有多累。

大姐不光能做家里的活，还是生产队里呱呱叫的劳力。大修农田水利那几年，平整土地，拉架子车，她都在第一线。架子车装得满满的，她弓着腰，一步一步往前拉，汗珠子顺着脸淌，也顾不上擦。别人歇着的时候，她还在一趟一趟地拉。后来嫁了人，在他们村也一样，肯出力，不惜力，村里人都夸她：“那哑巴媳妇，比男人还能干。”她听不见那些夸奖，可她知道人家对她好，就对人更好。

大姐爱她的孩子，一日三餐做得认真，衣裳洗得干净，孩子们走出去，总是体体面面的。她也爱我。后来外甥们都大了，分家另过，我去看她，她还是要亲自下厨，给我做好吃的。最忘不了的是那碗臊子面：面条是她手擀的，臊子是用糖汁燷炒的，传承了母亲的味道，汤宽宽的，醋刚刚好。她看着我吃，脸上笑眯眯的，比她自己吃还香。可我最爱吃的，还是她蒸的馍。用的是老酵子，发面发得透，揉得也到家，蒸出来的馍白白胖胖，掰开一股麦香，咬一口，是那种朴实的、踏实的甜。我也走南闯北，吃过各地的风味，没有一样比得上大姐蒸的馍。那不是馍，那是家，是母亲不在了之后，还能尝到的、家的味道。

现在大姐八十岁了，身体大不如前，耳朵听不见，眼睛也不太好使。可她闲不住，没事就到外面转悠，捡些人家扔掉的瓶瓶罐罐、废纸箱子，攒起来卖几毛钱。孩子们不让，说又不缺那几个钱。她听不见他们说什么，可看表情也明白，就笑笑，点点头，过两天还是照捡不误。一辈子养成的习惯，改不了了。那种节俭，那种勤劳，已经成了她骨子里的东西，像一棵老树，根扎得太深，挪不动了。

孩子们都孝顺。外甥女在茂陵博物馆工作，隔一两周就回来一趟，给父母洗洗涮涮，买吃的，买药。大姐不会说话，可每次女儿回来，她脸上那笑，藏都藏不住。她站在门口迎，又站在门口送，目送着女儿走远，久久不肯回去。

父母都不在了。大姐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牵挂。有时候想起她，想起那些无声的日子，心里就软软的，酸酸的，也暖暖的。她没说过一句话，可她用一辈子告诉了我，什么是爱。她把自己活成了母亲的样子——母亲走了，她就替母亲继续疼着我。

大姐，来世我们还做姐弟。只愿来世的你，能开口说一句话，让我听听你的声音。哪怕只说一句，叫一声我的名字。我就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