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长期关注当代文艺发展与文化生态变迁的评论者，我对郭军的名字并不陌生。这位出生于湖北武汉、扎根岭南数十年的学者，身上叠加了多重身份：研究员、非遗保护专家、前报社、杂志社副总编辑、文化传播学会、品牌研究会副会长、多产作家……三十余部个人专集的体量，足以让任何评论者肃然起敬。然而，当我试图穿透这些头衔与数字的迷雾，去寻找一个能够定义郭军的关键词时，“评论家”三个字或许是最贴切、也最耐人寻味的答案。但他的评论，又绝非书斋里的高头讲章，而是一场穿行于“匆匆赶路”的现实关怀与“仰望星空”的诗性追寻之间的持久对话。

 一、评论者的立场：做时代的“守望者”而非“吹鼓手”

在《网络时代文学批评的突围之道》一文中，郭军曾写下这样一段话：“文学批评应该是文学的一面镜子，也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它需要为文学正衣冠，帮助大众理解文学，帮助文学理解自己，进而更好地理解并诠释一个时代的风向。”这段话可以视为他评论工作的自我期许。在他看来，评论不是作品的广告，不是小圈子的游戏，更不是朋友间的捧场，而应当是烛照作品的“镜”与“灯”，是作家的“知音”与“诤友”。

这种立场，在当下这个被郭军称为“全媒体时代”的语境中，显得尤为可贵。早在2014年，他就敏锐地察觉到，网络、手机、移动电视等新媒体的崛起，正在深刻改变文学的创作理念、传播途径与阅读方式。面对“八股”与“八卦”的分野——传统精英评论的曲高和寡与草根大众评论的蓬勃兴起，他没有简单地站在精英立场上鄙薄后者，也没有盲目地拥抱碎片化的喧嚣，而是清醒地指出：文学评论需要为精英找到共识，同时也要面对草根评论的兴起，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这种辩证的态度，体现了一位评论家在时代激流中的定力。

更具锋芒的是，他对评论界“信任危机”的直言不讳。当评论的价值被忽略、被污名化，当评论者自我游离乃至缺位，郭军发出了“找回独立品格”的呼吁。他主张文学批评要摆脱商业化、功利主义和人际关系的影响，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的独立价值。在一个人情评论盛行的时代，这种“逆流而上”的姿态，本身就是一种值得书写的评论伦理。

 二、诗学的探索：在“断裂”处寻求“融合”

郭军的评论视野宽广，但诗歌研究始终是他用力最深的领域之一。2012年出版的《断裂与融合——当代中国诗歌创作的困境与出路》，可以视作他诗学思考的一次集中呈现。这部著作的选题本身就具有鲜明的时代针对性：当代新诗读者越来越少，影响力日益微弱，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郭军的诊断是犀利的。他认为，造成新诗困境的原因固然有外部因素——整个世界被俗气的潮流覆盖、权力帝国与金钱帝国把持话语、多元文化挤压诗歌空间——但从诗本身而言，根本问题在于“没有思想和先天不足”，换言之，“是诗人没有过分多的智慧和思想”。他将矛头直指诗歌创作中“自由过头”的倾向：口语化写作固然带来了反讽、戏谑等戏剧化手法，使诗歌更有活力，但这种进步是有代价的，“如今许多诗篇都存在令读者云遮雾绕摸不着头脑的感觉，而这无疑是诗歌与读者日益疏远的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郭军并非只破不立的“酷评家”。在对柳忠秧《楚歌》等诗作的个案分析中，他试图寻找突围的可能路径。他赞赏《楚歌》融“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于一炉的追求，认为其找到了一种“让古体诗纳入今日中国的方法”。这种从具体文本出发、在个案中提炼普遍性启示的研究路径，体现了评论家扎实的功底。

到了2019年，他在《光明日报》发表《文化自信是新诗创作的驱动力》一文，将思考进一步深化。他指出，当代新诗面临的文化自信缺失问题，表现为诗人与传统文化的疏离、虚无主义蔓延、商业利益冲击严肃性、“零门槛写作”导致粗鄙化。对此，他开出的药方是回归“诗言志”的初心，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同时坚持“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从丰富复杂的现实中汲取灵感。这种既强调传统根脉、又注重现实关怀的立场，构成了郭军诗学评论的核心底色。

 三、非遗的凝视：为“虚火”降温，为传承寻路

作为曾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的学者，郭军的非遗研究有着鲜明的“问题意识”。2015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降一降“虚火”》一文，直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虽然走过10多年历程，由冷转热，但这种热闹中不乏“虚火”，甚至“提前迎来了自己的‘浮躁期’”。

“虚火”的根源，他直指“非遗经济”。当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异化为一种经济资源，重开发轻保护就成为必然。申报项目夸大其词、已做旅游开发的民俗项目拿来申报、非遗成为地方政府的“香饽饽”和“噱头”——这些现象的背后，是保护初衷的偏离。但郭军并非一概反对非遗与经济的联系，他清醒地认识到，生产性保护对于传统手工艺等非遗项目而言，是使其“重新进入当代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实现传承与发展”的有效方式。关键在于，必须明确保护的目的：“维护和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真正目的所在。”

这种辩证思维，贯穿于他的非遗研究与评论。他近年深入粤港澳大湾区进行田野调查，撰写报告文学集《江门传奇》《敢于梦想：从创业到卓越》《洞察：奋斗者的商业逻辑1、2》等作品，正是将学术理念付诸实践的尝试。正如评论者冯楚在《〈江门传奇〉的时代人文关怀》中所言，郭军“潜行于岭南沿海民间，深入调查研究，下基层挖掘和观察发现历史遗存，乡风民俗，传奇人物，国粹工匠，传统艺人”。在描写鹤山龙口镇“温三爷牛世家”的文章中，他将“北牛南育”的牧养技艺与饮食习俗视为一种文化传承，不仅关注其品牌效应，更看重“北牛南养是一种生态文明嫁接，牛世家成就了岭南生活的多元丰富性”。这种从非遗视角切入当代生活、在普通人物的故事中发掘文化意蕴的写法，正是郭军评论风格的生动写照：既有学者的深邃，又有作家的敏感，更有评论家的洞察。

四、文体的融合：在学术、评论与纪实之间

郭军的写作很难用单一的文体来框定。他写学术论文，在《人民日报》《文艺报》《广东社会科学》等核心报刊发表；他写文学评论，结集为《文心与诗魂》《百年诗问》；他写人物传记，有《屈玲妮的周庄世界》《泉之空间——陈之泉传》《惜荣如金——黄惜荣传》；他写报告文学和商业观察，有《洞察：奋斗者的商业逻辑》《江门传奇》。这种跨文体的写作实践，或许与他早年担任《亚太经济时报》副总编辑的媒体经历有关，也与他作为研究者的多元兴趣有关。

但更值得玩味的是，这些看似不同的文体，在郭军笔下常常相互渗透。他的评论文章不乏学术论文的严谨与深度，他的学术研究又往往带有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他的人物传记和报告文学则融入了评论者的观察视角。冯楚在评价《江门传奇》时，敏锐地指出其“行当代融媒体之戏剧化叙述，将一种报告文学调查研究体验沉浸式时代生活带入节奏”。这种“融媒体”式的写作，或许正是郭军面对全媒体时代的一种自觉回应：当文学的边界日益模糊，当传播的渠道日益多元，评论家何以自处？郭军的答案是：走出书斋，走向田野；跨越文体，直抵人心。

在《全媒体时代文学评论的寻路与重建》中，他曾写道：“在全媒体时代，如果仅仅在一种学理层面来完成文学评论，当然会将文学评论带到一个曲高和寡的窘境，但是反过来，没有这样的学理模式，或者因为媒体考量放弃掉学理的严谨性，文学评论还是文学评论吗？”这种两难，是每一位当代评论者都必须面对的问题。郭军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在这两难面前退缩，而是以自己的写作实践，探索着一条既保持学理严谨、又面向公众言说的中间道路。

 五、在赶路中仰望星空

著名学者余三定在评介郭军的文艺评论专著《断裂与融合》时，曾引用书中的一句话：“当一个时代诗意不再，我们发觉身边仰望星空的人少了，匆匆赶路的人多了。”继而评价道：“我觉得，郭军他既在‘匆匆赶路’，又不忘‘仰望星空’，他的人生是不断进取的人生，又是‘诗意地栖居’的人生。”这段话精准地捕捉到了郭军的精神肖像。

作为评论家，郭军确实是在“匆匆赶路”的——他关注当代文艺的最新动态，追踪非遗保护的现实问题，深入基层进行田野调查，每年都有新作问世。但他又始终在“仰望星空”——他思考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追问新诗的文化自信，探寻非遗保护的真正目的，在商业大潮中守护文化的尊严。这种在“赶路”与“仰望”之间的平衡，使他的评论既有现实的温度，又有思想的高度。

回看郭军的评论道路，我们可以清晰地触摸到一条主线：无论是对文学的品鉴，还是对非遗的凝视，抑或对人物的书写，他始终在追问一个根本问题——在时代的大变局中，文化如何传承，精神如何安放？这不仅是郭军个人的学术关怀，也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共同面对的命题。而他的写作，正是在为这个命题寻找答案的过程中，留下的思想足迹。

参考文献：

[1] 郭军.全媒体时代的文学批评[N].文艺报,2014-09-29.

[2] 郭军.降一降“虚火”[N].人民日报,2015-11-15.

[3]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郭军个人简介[EB/OL].https://www.gdass.org/ExpertsIntroduction_3633.shtml.

[4] 余三定.“匆匆赶路”与“仰望星空”[N].中国艺术报,2012-11-28.

[5] 郭军.文化自信是新诗创作的驱动力[N].光明日报,2019-07-31.

[6] 冯楚.《江门传奇》的时代人文关怀[EB/OL].中国报道网,2023-02-13.

[7] 郭军.网络时代文学批评的突围之道[N].光明日报,2018-08-14.

（作者项文廷，系《华人》杂志社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