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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晦明中的叛卖和坚守之二
带着犒赏北上的特使团
文丨陆幸生
弘光小朝廷既然制定了“联虏平寇”的基本国策，就要付诸于实施，那么派出北使团前往北京与清廷进行沟通联络就成了当务之急。
这时有一人毛遂自荐愿意充当特使前往北京对吴三桂进行封赏和携带金钱财物对于清廷平息李自成叛乱进行感谢并商讨共同携手平定农民军叛乱的有关事项。此公为东北辽阳人陈洪范，曾任前都督同知总兵，和吴三桂算是故交。甲申年(1644年)六月十三日，陈洪范来到南京
六月十九日原应天、安庆等地巡抚左懋第“以母死北京，愿同陈洪范北使。”这位左懋第却是一位忠直耿介之儒臣。
《明史·左懋第传》载：
左懋第，字萝石，安徽莱阳人。崇祯四年(1631)进士。初任韩城知县，成绩突出。在为父亲守丧期间，他三年内不曾入过内室，服侍母亲极尽孝心。十二年(1639)懋第升任户科给事中。他上书讲述了国家的四种弊病，分别是百姓贫困、兵力虚弱、群臣萎靡不振、国家财政空乏。又讲述了提高米价的办法，让天下赎罪的人家都出米赎罪，用盐制度恢复开中的老办法，让边塞的用户出粮充军粮。有一天彗星出现，朝廷下令停用刑罚，懋第请马上向四方传布诏书，又请求严禁将士剽掠，官府剥削百姓。他还请求散发铜钱、开仓赈济都城的饥民，收养婴儿。第二年正月，剿饷停征，懋第也请求赶快传达这个指示，唯恐远方的官吏不知道，在头前已经征收，百姓得不到实惠。崇祯帝都采纳了他的意见。
后来他又上疏请求对极度灾荒的州县，赶快下诏停止征收各种赋税，让官府停止对百姓的起诉，专门把解救百姓的饥荒当成大事来抓。”庄烈崇祯皇帝再次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上等灾害的七十五个州县新、旧、练三饷一并停征，中等灾害的六十八个州县规定只征练饷，下等灾害的二十八个州县拖延到秋收后催征。
崇祯十四年（1641年）左懋第受命负责督办漕运，赴任途中飞章进言说：
应该说上述建议都是有利于改善朝政，舒缓民间灾情，有利民生的善举，在朝政普遍腐败的明廷，他是难得的头脑清醒清官好官。因而也深得崇祯帝的赏识。
崇祯十六年（1643年）秋，懋第被委派外出视察长江防线，实际是为崇祯皇帝准备王朝南迁考察沿途军备。第二年（1644年）三月甲申事变大顺军攻破北京，左懋第已经无法回京城复命，于是滞留南京。同年五月，福王即位，任用他为兵科都给事中，不久刘宗周辞职回乡，左懋第被提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徽州等府。当时大清兵接连打败李自成，朝廷决定派遣使节跟大清和好，懋第的母亲陈氏死于河北，懋第想借此机会安葬母亲，便主动要求前往。考虑到左懋第的干练和能言善辩且富有忠义之气节的秉性，他被任命为北使团首席代表。
七月初五，左懋第以右佥都御史加兵部右侍郎衔，经理河北、联络关东军务；兵部职方郎中马绍榆进太仆寺少卿；都督同知陈洪范进太子少傅共为使团副代表。以这三人为首组成北使团共赴北京犒赏吴三桂，感谢大清协助剿匪，联络携手共同剿灭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匪帮。
以这三人为首的北使团，完全是临时拼凑良莠不齐的乌合之众，除副团长陈洪范心怀鬼胎外，这位马绍榆原兵部郎官（司长）也曾经在崇祯朝秘密负有首辅陈新甲，其实是崇祯皇帝的旨意去建州大营和谈。因为老马是陈首辅的缘亲。后来和谈事泄，迫于公议，老陈被崇祯作为替死鬼被处死。马绍榆曾经遭到左懋第等人的弹劾。所以左懋第对于这样的组团人事安排非常不满，曾经上疏弘光帝说“马绍愉昔年赴建州大营谋和，为虏所折，奴颜卑膝，建虏送他人参、貂皮，台臣陆清源曾经弹劾他。他与建虏交情深浅，我实在不知，但是听说他私自承诺建虏酬金十万两、银一百二十万两。”于是心直口快的左懋第逢人便说，“臣不便与之同行也。” （《圣安本纪》卷之二 顾炎武著 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明史》本传也记载：
臣此行致祭先帝后梓宫，访东宫二王踪迹，臣既充使臣，势不能兼理封疆，且绍愉臣所劾罢，不当与臣共事，必用臣经理，则乞命洪范同绍愉出使，而假臣一旅，偕山东抚臣收拾山东以待，不敢复言北行。如用臣与洪范北行，则去臣经理，但衔命而往，而罢绍愉勿遣。
内阁商议，改派原任蓟州提督王永吉，但弘光下令仍照旧不变。
大儒顾炎武后来在便批评此事：
“今懋第虽堪应选，而误以洪范、绍愉佐之，且所颁三桂、玉田诸诏，种种指挥有同呓语，于是而欲祈事之济，难矣。”（《圣安本纪》卷之二 顾炎武着 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七月二十一日这支勉强拼凑的北使团由南京出发，携带“大明皇帝致书北国可汗”的御书，赐“蓟国公”吴三桂等人的诰敕，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绸缎一万匹；“前往北京谒陵，祭告先帝；通谢清王，并酬谢剿寇文武劳勋”，为了笼络吴三桂还特地派上吴的舅父祖大寿的儿子锦衣卫指挥使祖泽溥随行。弘光朝廷还下令运送漕米十万石，后来此议因为镇守淮安东平伯刘泽清看中了这批通过运河的运送粮草的百艘大船，派兵据为自有，且弘光朝根本无意通过水路挥师北伐，用船队接济吴三桂粮草的计划才没有付诸实施。
其实弘光朝对于派出北使团赴清廷进行谈判方案根本没有仔细筹划，也没有详细的计划。作为首辅的马士英甚至提出“彼主尚幼，与皇上为叔侄可也。”偏安一隅的南明小朝廷竟然不知天高地厚依然以天朝上国对待外夷番邦的架势，去赏赐安抚已经昂然崛起的大清帝国实在是有点愚蠢地不识时务。因而庞大的北使团轰轰烈烈浩浩荡荡的出使闹剧最终演变为一场得不偿失的丑剧，唯一成就了拒不降清的团长左懋第等一行六人的烈士英名，暴露了陈洪范首鼠两端充当清廷内奸的丑恶嘴脸。八月初一日副团长马绍榆致书吴三桂说，讲定和好之后，“便是叔侄之军，两家一家，同心杀灭逆贼，共享太平”云云。
由此可见，南朝君臣一厢情愿地沉浸在自己凭空构造的叔侄亲情白日梦之中，沉醉不知苏醒。连那些戍守东南半壁的军事统帅也一样生活在梦境中，虚幻地勾画出未来明清分疆而治的蓝图。当然这张蓝图是弘光帝和内阁大学士们授权下笔描绘的，朱由菘在使团出发前“命会同府部等官从长酌议。或言：‘以两淮为界’内阁大学士高宏图曰：‘山东百二山河绝不可弃’必不得已，当界河间尔’”实在如同痴人说梦。
使团尚未出发，想象中叔叔已经准备事实上默许侄儿对于北方土地的占领。这种叔侄分疆裂土而治的偏安心理说明了南方朝廷以“联虏抗贼”的名义来做自己窃据南方安享帝王欢乐的美梦，从朝廷建立开始就已经埋下了败亡的伏笔。草蛇灰线绵延了整整一年即告败亡，然而他们的梦想底线已经完全地向投降清廷吴三桂合盘托出。
七月三十日，驻守淮安的总兵官此刻已经晋封为东平伯爵的刘泽清在致吴三桂的信中告以弘光朝廷已经任命了山东总督、巡抚、总兵，建议由吴三桂于“京畿东界内开藩设镇，比邻而驻”，并且借用苏秦佩六国相印的典故，要吴三桂“劻勷两国而灭闯”，“幸将东省地方，腑垂存恤”仍然将吴三桂这个叛徒看作是明王朝的代表向清廷借兵以复明，只是希望他的藩镇从山东开始与之携手协防抗击李自成。此时的吴三桂早已被清廷许为拜爵封王的允诺，成为剿灭明军的急先锋。
唯有为官正直，尚存些许正义感的使团团长首席谈判代表左懋第在《辞阙效言疏》中对于这样的方略提出了疑问：
陛下谴重臣以银币酬之，举朝以为当然。臣衔命以山陵事及访东宫、二王的耗往，而敕书中并及通好之事。陵京在北，实我故都，成祖文皇帝、列宗之弓箭已藏，先帝先后之梓宫未奠，庶民尚依坟墓，岂天子可弃陵园？虏（明末称满洲军为虏，称农民军为贼）酋若好议处榆关（山海关）以东，而以勋臣吴三桂为留守，春秋霜露，不损抔土。而南北互市，榆关为界，如往年辽东故事。中国之商利参貂，建虏之人利缯絮，华虏各安其所，各得其欲，中国之利，亦虏之利。此臣所知也。然道路传闻，闯贼盘踞晋中，以多寇守紫荆、倒马、井陉等关，似贼不甘心于虏与虏为难者。果尔，吴镇鼓君父不共之仇，建虏效始终不渝之义，鼓行而西，追贼及秦，必歼之而已。即我国家亦当兴师十万，以声闯贼之罪而诛之。东虏效命可代我师。
在使团出发时，左懋第对自己出使的任务感到疑虑重重：任命他经理河北、联络关东，可以说带着朝廷封疆大吏的重任，而要前往商议金银财帛年年进贡的问题，名义实在是乖谬。况且带着这样的名衔去强虏之处，在先前被抢夺土地上如何经理？他说，臣过去拜读过《春秋》，素来遵循孔子内华外夷的教诲，这次臣前往北京是去酬谢外夷，而臣之所以愿意出使前往原来是为了收拾山东，联络吴三桂，并可收取母亲骸骨安葬的，结果却是去乞怜于清廷，完全有违了本意，臣的内心委实感到十分痛苦。
然而，史可法、马士英等朝廷重臣“联虏”心切，完全听不进他的意见。这个时候史可法的行辕驻扎在泗州城内（今盱眙县境内，现已被洪水淹没在洪泽湖底）与左懋第相见，回答他的疑问说：“所谓经理，也就是场面上的说辞而已；通和才是朝廷的本意，你老先生还是迅速启程，如遇山东各路豪杰愿意为收复故土效劳的，还是不要收用，说说好话抚慰一番予以遣散”（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九《左懋第传》）
在史可法等人的催逼之下，左懋第勉强启程北上，朝廷派兵三千人为使团护行。八月，他乘船渡过淮河。可以说前路渺茫乏善可陈，能够做到的只是不屈服于清廷，保持民族气节而已。 十月初一驻张家湾，清廷传令给他只许一百人跟他进京。
正当左懋第先生忧心忡忡地率领北使团的弟兄们带着犒赏重金向北京方向徐徐而行时，其实北京城精明的统治者摄政王多尔衮早已猜透了南方君臣的真实心态。
这位摄政王也绝非等闲之辈其军事政治和驾驭全局的能力远在南朝君臣之上，是清朝开国定鼎的头号功臣，有超然的领袖群伦之才和庸碌无能的弘光帝及马士英、史可法等辈相比自也是云泥之别，更何况自视甚高，身材矮小的左懋第登上这个实力悬殊的角力场绝非相貌堂堂手握重兵实权的多尔衮对手。因此，左懋第的出使本身就是南朝君臣颟顸无知的产物，无论你左懋第才高八斗豪气凌云节操高迈，遭遇强权就是被扫入历史角落的垃圾。尽管这垃圾本身是清香四溢的奇葩，不顺从我大清者，就只能是带血的玫瑰。
多尔衮生于满族崛起的时代，在皇太极时代已经是一言九鼎的亲王，他从本族利益出发捐弃了与皇太极争位的前嫌，草创了清代“沿袭明制”的政体，对于明代中央政权的官员只要投顺本朝的原官录用，实施满汉合署办公的体制，地方政权的官员只要投靠即官升一级。
这一政策在很快时间内即安定了官场，也即摆平了大多数儒家士民，是安定国内政局的高招。这也是清军所向披靡荡平明代残余势力和农民起义军的成功之处。在明清辽西决战中，他亲临前线，取得决胜。皇太极死他最有可能谋取帝位，但是他放弃了自立的机遇，避免了满族贵族的内讧。李自成占领北京时，他借助吴三桂的实力不失时机攻陷北京，奠定了清朝一统全国大业基础。
多尔衮和中国历史上的权臣一样，一生树敌过多，功高震主。但是他一切措施都是为了维护满族贵族利益，入关后实施剃发、易服、圈地、投充、思想禁锢等政策，对反抗的汉族军民残酷杀戮。多尔衮私生活十分淫乱，尤其是和顺治帝的母亲孝庄文太后叔嫂的通奸，演出了太后下嫁的闹剧，这无疑是埋下了他身后遭遇顺治帝的残酷报复的种子。在被封为成宗、尊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正诚义皇帝后，不到两个月即被开棺戮尸。可以想见顺治小皇帝对于其母亲长期被霸占的乱伦行为的盛怒。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掩盖多尔衮政治上的睿智。
九月初五日，使团进入济宁州，这里已经被清廷占领，随即将南明派遣的护送兵马发回。十五日至临清，原明朝锦衣卫都督骆养性时任清朝天津总督，派兵前来来迎接，十八日抵德州，清山东巡抚方大猷张贴告示公然宣称：
“奉摄政王令旨；陈洪范经过地方，有司不必敬他，着自备盘费。陈洪范。左懋第，马绍榆只许百人进京朝见，其余具留置静海。祖泽寿所带多人，具许入京。”
至于陈洪范的主动请缨前往原本就是首鼠两端包藏祸心的政治投机行为。弘光朝派他前行是考虑到他曾经久历战阵和吴三桂又是老乡和远房亲戚，有些交情，便于联络。早在本年度的六月十六日，降清的明朝参将唐虞时就上疏摄政王多尔衮道：
若虑张献忠、左良玉首鼠两端，则有原任镇臣陈洪范可以招抚。乞即用为招抚总兵。臣子起龙乃洪范婿，曾为史可法标下参将，彼中将领多所亲识。乞令其赍谕往召，则近悦往来，一统之功可成也。
多尔衮同意了唐虞时的建议，以摄政王的名义“书召故明总兵陈洪范”。八月廿一日，使团行至宿迁，被清廷封为招抚江南副将唐启龙带着多尔衮的手谕见到了自己的老丈人陈洪范。（陈洪范《北使实录》载“廿一日至宿迁忽接虏使唐启龙等六人赍虏摄政王书与本镇，事涉嫌疑，不敢遽，当即具疏奏闻进”）据《清世祖实录卷八》记载唐启龙奏报：
臣抵清河口，闻南来总兵陈洪范已到王家营；臣随见洪范，备颂大清恩德，并赍敕缘由。洪范叩接敕书。开研讫。所赍进奉银十余万两、金千两，缎绢万匹；其同差有兵部侍郎左懋第、太仆寺卿马绍榆。臣先差官赵钺驰报，即同洪范北上，其行间机密，到京另奏。
就这样前明总兵陈洪范就成了北使团的内奸。而陈洪范后来写了《北使记略》一书对于这段卖身投靠的经历有所隐瞒，目的仍然是为了自己置使团其他同事生命安危于不顾，而单独执行多尔衮招降南方诸将的密令而单独南返所做的欺瞒和粉饰性的掩盖，但是他的卑鄙行为却被清代统治者的文献如实记载。只是当时封存于大内，属于绝密档案，一般人无从窥视，更何况远在江南的南朝君臣，对于陈洪范的汉奸嘴脸一直是模模糊糊的。
陈洪范后来南归后所撰写的《北使记略》为自己的叛卖行为多有掩饰。八月使团行至沧州陈洪范写信先将弘光帝对吴三桂的封册递交吴，吴并不启封，径将文书和封册封呈多尔衮揽之，册内有“永镇燕京，东通建州”等不识时务的狂妄提法，显然使得摄政王心中不痛快，就想着如何折辱北使团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九月，使团至杨村有士人曹逊、金镖、孙正疆谒见，言报国之志。左公大喜将他们任命为参谋随团而行。
从多尔衮对南方小朝廷派出的北使团态度，可以看出北使团面对正在崛起的强大的清政权对于偏安一隅小朝廷的不屑一顾。清政府的傲慢无礼说明了他们的强大和有恃无恐，这无疑把使团置于非常被动地位，双方平等的政治谈判，由于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基础，实际沦为藩邦无名小国对于大国的进贡乞怜，尽管他们依然以天朝上国自谓，其实是纸糊的老虎和泥堆的菩萨，金碧辉煌的庙宇，已经面临全面坍塌，小王爷的登基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北使团只是王朝末路中可供北方铁骑践踏的末路狂花。
此刻北京的沦陷由农民军已经易手为清军之手，故而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对于南方的入侵只是随时随地的事情，南明小朝廷实际已经完全失去了谈判的资格，清廷根本无意与之谈判，所以刻意轻慢侮辱他们。
我们在多尔衮对于使团的称谓排列上，已经将叛徒陈洪范排在了正使和副使左懋第和马绍榆的前面。显然翁婿之间已经达成默契，陈洪范的叛变没有公开的原因是因为他还负有招降南方将领的秘密使命，故而不便公开叛国投敌，他只是打入北使团的一只秘密鼹鼠，执行着秘密的间谍任务。摄政王实际上已经把他和坚持使命意识的左懋第、马绍榆划了一道界限。
十月初一日，年仅七岁的顺治皇帝在北京紫禁城太和殿即位。亲诣南郊祭告天地。颁布《时宪历》，尽除明末三饷、厂卫等弊政，建立太庙，定都北京，大封戚贵功臣，吴三桂、孔有德、耿忠明、尚可喜等明朝叛将皆被拜王封爵，此刻的吴三桂早已由清政府的平西侯晋升为平西王了。可以说清政府定鼎中原，进军东南的大局已定。南明朝廷的“联虏平贼”既定国策已经化为泡影，而左懋第等人依然沉浸在虚幻的泡影之中履行着不切实际的所谓神圣使命。
因为清政府精心筹划的新皇开国登基大典，使团到达张家湾，延迟到初五日，清廷才漫不经心地派出礼部官员接洽进京觐见事项。抵北京令其以附属国身份晋见，安排他们住在四夷馆。此刻陈洪范表示沉默，兵部司务陈用极认为“此事关系重大”遂与左懋第据理力争。
老左说：“我等奉告祭祀先帝，并酬谢贵国北来，以贵国为我先帝成服厚殓安葬，不敢先使用兵力，如果以四夷馆安置使团，若以属国相见，我们坚决不入住。义尽名立，师出有名，我们是不怕来往多次的。”
双方争来争去，最后议定，使团住国宾馆鸿胪寺，清方派官骑迎接，使团团长乘坐轿子周围簇拥着装饰有旄节的旗帜，庄严肃穆地整队入城。清方基本满足了南朝使臣的虚荣，答应他们的在住宿入城仪式的要求，中国似的礼仪在面子上得以满足。
十月十二日，左懋第身穿素服，乘坐轿舆在随从簇拥下，手捧弘光“御书”从正阳门进京入住鸿胪寺。
十月十三日清廷礼部派人索取明朝的国书，淸礼部官员问：“南来诸公有何事来我国？”
左使臣答道：“我朝新天子问贵国借兵破贼，复为先帝发丧成服。今我等赍御书来谢。”
清朝官员道：“可有书信给我朝。”
左臣声称：“御书应当面呈清帝，不能面交礼部”予以拒绝。
清官员坚持：“凡进贡文书，俱到礼部转启”
使臣声称所赍乃“天朝国书”不是进贡文书，双方僵持不下。
清人欲抢夺国书，左懋第左手捧国书大呼：“接国书的龙亭何在？”大有蔺相如面对强秦怀揣和氏璧以命相拼的鱼死网破大无畏精神。来人悻悻然离去。
十月十四日， 清内阁大学士刚林带着秘书（笔帖式满语榜什）率十余人，带着佩刀，径直闯入鸿胪寺的大堂。史书记载这位满族大学士竟然是大咧咧地“蹲坐椅上”，肢体语言告诉我们这种野蛮不顾起码外交礼仪的粗俗举止，只是传达了北京新的统治者并不把南明小朝廷的使者当成平等独立的邦交国代表召见。侮辱性的举止，表达了对北使团诸君的最大蔑视。刚林指着地下的毛毡，令左懋第等人坐，左懋第身着素袍麻履在毛毡上坦然而坐，耳朵里却不时充斥着满洲大臣趾高气昂的呵斥声。
据黄宗羲所撰写的《弘光实录钞》记载， 左懋第当时与刚林的对话如下：
次日，清内院学士刚林等来到鸿胪寺指责江南“突立皇帝”，既不承认南明皇帝的合法性。
使臣争辩说，南京所立乃神宗皇帝嫡孙，伦序应立。双方争论不休。
刚林蛮横地说：“不要多说了，我大清已经发兵下江南”
左懋第据理反驳：“江南尚大，兵马甚多，不要小觑了我朝的实力。”
当然这些话也只是这个北使团首席代表必须要说的场面话，其实在场的明清官员心中都明白，南明小朝廷君昏臣庸，朝廷虽小却是帮派倾轧，权奸当道，各路军阀割据一方，自行其是，完全是形不成核心的一盘散沙，目前也只是坐拥半壁江南苟延残喘而已。
清廷因此并不把这位矮小粗黑的山东小汉的正使放在眼里，使团的底牌他们早已通过陈洪范摸得清清楚楚。不拍你左懋第玩嘴皮子游戏，红口白牙，哪里有豺狼拥有的血口獠牙来得厉害。因此刚林等人也只是频频冷笑，对于左大使的言辞表示不屑一顾。这次明清两国的官方首次接触即不欢而散。
使团赍来的“国书”，清方拒绝接受；朝廷和使臣致送吴三桂的书信，拜会降清大学士冯铨、谢陛的名帖，也因三人死心塌地投靠清廷被严词拒绝。
十月十五日，清廷内院官带着户部官员前来差点他们所带来的奖赏犒劳清廷和吴三桂的金银、绢帛等大量财物。
十月二十六日，刚林气势汹汹地来到鸿胪寺宣布多尔衮驱逐北使团的命令：“你们明早即行，我已遣兵押送至济宁，回去通知你们江南，我要发兵南来。”等于是向南明小朝廷公开宣战。此刻，左懋第已经欲哭无泪，清方态度强硬，毫无谈判之意，于是转而求其次，要求赴昌平祭告先帝陵寝，议葬崇祯皇帝。
刚林断然决绝道：“我朝已替你们哭过了，祭过了，葬过了。你们哭甚么，祭甚么，葬甚么？先帝活时，贼来不不发兵；先帝死后，拥兵不讨贼。先帝不受你们江南不忠之臣的祭。”随即取出檄文一道，当场宣读，指责南京诸臣：“不救先帝为罪一；擅立皇帝为罪二；各镇拥兵虐民为罪三。旦夕发兵讨罪。”懋第就把祭品摆放在鸿胪寺大厅，率使团全体成员哭祭了数日，以示对于大行皇帝明思宗崇祯的祭奠。
十月二十八日，清方派员领兵三百押送使团南返（陈洪范《北使纪略》、左懋第《恭复谕旨疏》，见《萝石山房文抄》卷一）十一月初一日行至天津，陈洪范“于途中修密启请留同行的左懋第、马绍榆，自愿率兵归顺，并招徕南中诸将”。多尔衮得报大喜，立即派学士詹霸带兵四五十骑初四日在沧州南十里处将左、马二人拘回北京，面谕陈洪范“加意筹划，以世爵酎之”。
陈洪范在回南京途中，特地钻进驻节徐州的高杰营中，试图说服高杰降清“高杰留与饮。洪范具言淸势方张，二刘（刘良左、刘泽清）已款附状”而高杰却朗声应答道：“清虏欲得河南吗？请他们用北京城和我交换。”陈洪范看话不投机，立即装成中风的样子，将手中的酒杯有意掉在了地上，说：“我旧病复发。不胜酒力，先告退。”当天夜里，他就悄悄地逃走了。
回到南京以后，陈洪范到处散布“和平”假象，继续麻痹弘光君臣，学者谈迁在《国榷》中记载：“予尝见陈洪范云：清虏深德我神宗皇帝，意似可和”；他还密奏“黄得功、刘良左皆阴与虏通”意图挑起朝廷对黄、刘的猜忌，以便自己趁机行事，拉拢黄、刘叛变降清。弘光朝见左懋第、马绍榆被扣，陈洪范被放回，事有可疑，认为陈洪范可能是间谍，却未深究，仅仅令其回籍了事。
南明小朝廷的“借虏平寇”国策，以“赔了夫人又折兵”的闹剧彻底破产。1646年（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清兵破潼关入陕西，李自成败走襄阳、武昌，死于通山县九宫山。四月清兵破扬州，大杀十日，史可法就义。五月清兵破南京，福王逃至湖州被俘，弘光政权覆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