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滋味
乔金铭
年,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印记。一进腊月,这印记便开始发热,不声不响,却催动了千万里归乡的脚步。
五十载寒来暑往,求学、工作、成家,身份变了几回,称呼换了几样,唯有一件事雷打不动:每个除夕,陪父母吃那顿年夜饭。
那不是寻常的一餐。
真正的圆满,是一家人围坐成圈,父母眼中泛出的那道光。那道光,胜过人间万千珍馐。
我对年的最初记忆,是灶王龛上那枚糖瓜,和鞭炮炸响时落了一地的碎红。
那时年纪小,趁母亲转身,踮脚偷下一颗糖瓜,囫囵塞进嘴里。它在齿间化开,黏住了上颚,也黏住了整个童年。那是旧历年前的第一缕甜。
而真正宣告“年来了”的,是鞭炮。
父亲总在除夕傍晚,点燃那挂最长的小鞭。我捂紧耳朵躲在门后,从门缝里往外瞄。引线“嗤”地一窜,紧接着便是密集的炸响,噼里啪啦,恨不得把旧岁的晦气一口气轰散。硝烟裹着纸屑冲上半空,再簌簌地落下来,青灰的烟里透着金红,像下了一场碎金子的雨。
满地碎红,母亲不让立刻扫。她说,这叫“满堂红”,多留一会儿,日子就多一分旺相。
小年一过,村子就活了。
家家灶膛日夜不熄。蒸笼叠了三层,白汽从窗缝往外涌,整条巷子都泡在馒头的麦香里。母亲在灶前炸丸子,我蹲在灶下添柴,火苗舔着锅底,油花噼啪乱溅。金黄的丸子刚浮起来,我伸筷子就捞,烫得直哈气,却舍不得吐。
那时盼年,盼的是那身压在枕下的新衣裳,睡前摸一遍又一遍;盼的是那挂拆成单个的鞭炮,揣满两个兜,一个一个点着往雪里扔;盼的是除夕夜硬撑着不睡,等零点那锅饺子——母亲悄悄在某一枚里包进硬币,谁吃着,谁就有整年的好运气。
我生于七十年代初。那时冬天比现在冷,雪下得厚,屋檐挂着长长的冰凌,太阳一照,亮得像水晶。日子是紧巴的,一碗红烧肉、一碟油炸花生、一笼白面馒头、半瓶白酒,外加一副自己写的福字——年,便在这般寒素里,热热闹闹地来了。
如今日子阔气了。
年夜饭摆满一桌,海鲜是空运的,水果是进口的,冰箱塞到关不上门。可父母夹两筷子就搁下了,轻声说,不饿。
城里禁放烟花爆竹好些年了。除夕夜静得像深井,偶尔远处传来一两声零星的响动,恍惚着去听,又没了。孩子们不盼新衣,也不盼鞭炮。他们低着头,指尖在屏幕上划过,外放的笑声盖过了春晚。
我学着母亲当年的样子,把年货一样样归置齐整,把屋子打扫得一尘不染,把春联端端正正贴上门框。门楣上那个“福”字,我特意贴倒了。母亲站在旁边看,笑眯眯地说,福到了,福到了。
可我还是觉得,少了点什么。
是那锅守在灶边等来的饺子吗?是那身揣了又揣舍不得上身的新衣吗?还是那一声把整个村子都炸醒的鞭炮?
都不是。
又都是。
父母今年八十多了。
母亲满头银发。从前她掌勺,我在边上切葱姜;如今我在灶前忙,她搬张凳子坐在厨房门口,看着。油锅一起,她在背后轻轻说一句:盐够了吗?
我回头应她,不敢让她看见眼睛。
父亲耳朵背了。电视开到最大声,他还是眯着眼打盹,脑袋一点一点。零点钟声快敲响时,我把饺子端上桌,凑近他耳边喊:“爸,过年好!”
他愣了一愣,慢慢转过脸来。
然后他笑了,咧嘴笑着,露出稀疏的牙。
那一瞬,满屋寂静,我忽然听见鞭炮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
从前觉得过年是要许愿的。祈福,求安,盼前程,盼圆满。如今只剩一个念头:今年除夕,他们还在。
这就够了。
能把年夜饭稳稳当当做好,能把他们的碗里夹满爱吃的菜,能听母亲絮絮叨叨讲那些陈年旧事,能在零点的钟声里,再说一声——“爸,妈,过年好。”
这便是人间最好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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