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滋味

乔金铭

年，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印记。一进腊月，这印记便开始发热，不声不响，却催动了千万里归乡的脚步。

五十载寒来暑往，求学、工作、成家，身份变了几回，称呼换了几样，唯有一件事雷打不动：每个除夕，陪父母吃那顿年夜饭。

那不是寻常的一餐。

真正的圆满，是一家人围坐成圈，父母眼中泛出的那道光。那道光，胜过人间万千珍馐。

我对年的最初记忆，是灶王龛上那枚糖瓜，和鞭炮炸响时落了一地的碎红。

那时年纪小，趁母亲转身，踮脚偷下一颗糖瓜，囫囵塞进嘴里。它在齿间化开，黏住了上颚，也黏住了整个童年。那是旧历年前的第一缕甜。

而真正宣告“年来了”的，是鞭炮。

父亲总在除夕傍晚，点燃那挂最长的小鞭。我捂紧耳朵躲在门后，从门缝里往外瞄。引线“嗤”地一窜，紧接着便是密集的炸响，噼里啪啦，恨不得把旧岁的晦气一口气轰散。硝烟裹着纸屑冲上半空，再簌簌地落下来，青灰的烟里透着金红，像下了一场碎金子的雨。

满地碎红，母亲不让立刻扫。她说，这叫“满堂红”，多留一会儿，日子就多一分旺相。

小年一过，村子就活了。

家家灶膛日夜不熄。蒸笼叠了三层，白汽从窗缝往外涌，整条巷子都泡在馒头的麦香里。母亲在灶前炸丸子，我蹲在灶下添柴，火苗舔着锅底，油花噼啪乱溅。金黄的丸子刚浮起来，我伸筷子就捞，烫得直哈气，却舍不得吐。

那时盼年，盼的是那身压在枕下的新衣裳，睡前摸一遍又一遍；盼的是那挂拆成单个的鞭炮，揣满两个兜，一个一个点着往雪里扔；盼的是除夕夜硬撑着不睡，等零点那锅饺子——母亲悄悄在某一枚里包进硬币，谁吃着，谁就有整年的好运气。

我生于七十年代初。那时冬天比现在冷，雪下得厚，屋檐挂着长长的冰凌，太阳一照，亮得像水晶。日子是紧巴的，一碗红烧肉、一碟油炸花生、一笼白面馒头、半瓶白酒，外加一副自己写的福字——年，便在这般寒素里，热热闹闹地来了。

如今日子阔气了。

年夜饭摆满一桌，海鲜是空运的，水果是进口的，冰箱塞到关不上门。可父母夹两筷子就搁下了，轻声说，不饿。

城里禁放烟花爆竹好些年了。除夕夜静得像深井，偶尔远处传来一两声零星的响动，恍惚着去听，又没了。孩子们不盼新衣，也不盼鞭炮。他们低着头，指尖在屏幕上划过，外放的笑声盖过了春晚。

我学着母亲当年的样子，把年货一样样归置齐整，把屋子打扫得一尘不染，把春联端端正正贴上门框。门楣上那个“福”字，我特意贴倒了。母亲站在旁边看，笑眯眯地说，福到了，福到了。

可我还是觉得，少了点什么。

是那锅守在灶边等来的饺子吗？是那身揣了又揣舍不得上身的新衣吗？还是那一声把整个村子都炸醒的鞭炮？

都不是。

又都是。

父母今年八十多了。

母亲满头银发。从前她掌勺，我在边上切葱姜；如今我在灶前忙，她搬张凳子坐在厨房门口，看着。油锅一起，她在背后轻轻说一句：盐够了吗？

我回头应她，不敢让她看见眼睛。

父亲耳朵背了。电视开到最大声，他还是眯着眼打盹，脑袋一点一点。零点钟声快敲响时，我把饺子端上桌，凑近他耳边喊：“爸，过年好！”

他愣了一愣，慢慢转过脸来。

然后他笑了，咧嘴笑着，露出稀疏的牙。

那一瞬，满屋寂静，我忽然听见鞭炮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

从前觉得过年是要许愿的。祈福，求安，盼前程，盼圆满。如今只剩一个念头：今年除夕，他们还在。

这就够了。

能把年夜饭稳稳当当做好，能把他们的碗里夹满爱吃的菜，能听母亲絮絮叨叨讲那些陈年旧事，能在零点的钟声里，再说一声——“爸，妈，过年好。”

这便是人间最好的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