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伟

今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三，北方人的小年。从这一天算起，离农历春节还有七天。家家户户就在“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大年初一扭一扭”的忙年歌里，正式开启了过年的时光。

我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是个物质匮乏、买东西要凭票的年代。我清晰地记得，和外祖母一起生活的童年，那些关于年的细碎温暖。

外祖母手巧，一到过年，就会炸馓子、甜麻花、咸麻花。甜麻花是我的最爱，我总悄悄踅进厨房，伸手就抓一根刚炸好的，趁热塞进嘴里，香得眯起眼睛。过年，是外祖母最能施展手艺的时候。她把白面做成枣馍、油馅馍、花馍……尤其是枣馍，被她做得出神入化。有的捏成十二生肖，惟妙惟肖；有的叠成三四层高，层层错落，好看又喜庆。

只是这些稀罕吃食，做好后都会被外祖母放进一只带锁的朱红箱子里，只等过年时，才拿出来给孩子们享用。

过年最有仪式感的，莫过于写春联、贴窗花。每年除夕上午，外祖父都会在他心爱的写字台上，研墨、铺纸、提笔，一笔一画写下对新年的祈盼与祝福。写好的春联，再用他亲手熬的浆糊，仔仔细细贴在房门、院门上。红彤彤的纸一贴上，院子立刻亮堂起来，年的喜庆与祥和，一下子就满了。

窗花则是外祖母年前就剪好的。剪纸里，有陕北窑洞里阿婆与孙子促膝而谈的温情，有年轻姑娘纺线织布的身影，有陕北汉子敲着腰鼓的红火热闹。窗花一贴，屋里的年味儿，立刻浓得化不开。

贴完春联窗花，就该准备年夜饭了。

那个年代缺油少肉，对外祖父来说，除夕夜饭桌上那一小盘猪头肉，再温上一壶老酒，便是人间最好的享受。这一夜，他常常高兴地喝的酩酊大醉。外祖母和我们几个孩子围坐在一起，一大盆陕北烩菜，便是最丰盛的年夜饭。至于肉馅饺子，更是全家人一年到头的奢望。

我最盼的，还是吃完年夜饭后，外祖母从衣柜里拿出崭新的衣服。在那个灰、黑、白为主色调的年代，我过年的新衣，永远是军绿上衣、蓝裤子。睡前，衣服整整齐齐放在枕头边，我一夜辗转难眠，一会儿睁眼望天，一会儿伸手摸摸衣服，总觉得时间走得太慢太慢。

天刚麻麻亮，我一骨碌爬起，抓起新锃锃的衣服穿上。外祖母此刻从放钱的匣子里，取出被手绢裹了里三层外三层的钱，那钱花花绿绿的，她用手指在嘴唇抿了下唾沫，小心翼翼地抽出了那绿色的两毛钱，这算是我的压岁钱了。我高兴地赶紧问候新年快乐！

这时舅舅也起来了，他比我大九岁，但在我心目中他好似一位大哥哥，春节的开门炮常由他放，我则站在房门口屏息观望。噼里啪啦炸响的炮竹，随后腾起的带有硫磺味道烟雾弥漫了整个院落，年的喜庆拉满整个院落。

后来到了上学的年纪，我离开外祖母，回到父母身边生活。

每年腊月二十三，母亲都会戴上口罩，拿一根长竹竿，竿头上绑上新扫帚，把屋里角角落落彻底清扫一遍。屋子打扫干净，她便学着外祖母的样子，炸麻花、炸馓子，蒸上一锅又一锅过年的馍。母亲已无需将馍像外祖母那样锁进箱中。我和弟弟在一旁打下手，我们俩总能趁着热馍出锅，抢先来上个热摸夹辣子。厨房里飘荡着油烟的清香和蒸馍的雾气，还有与母亲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声，浓浓的温情与过年的人间烟火气交融氤氲在整个房间。

除夕的春联已经可以在自由市场上随处买到，或着由超市赠送，贴春联用买来的浆糊变成了后来的胶水和胶带，少了当年外祖父书写春联时溢满整个房间的墨香和亲自熬制浆糊的仪式感。

年夜饭比过去丰盛多了，每次都是母亲悉心甄选，由父亲撑厨，凉热荤素兼而有之，一家四口围坐一起举杯，一切的美好祝愿都在这觥筹交错中。年夜饭吃罢，家人们沏茶坐等那翘首祈盼的央视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伴着晚会上即将敲响的零点钟声。炮竹的炸响声，由远及近传来，零点整我和弟弟也开始张罗着放炮，从二踢脚，窜天猴到5000响的鞭炮，楼前楼后被炮竹的轰鸣声笼罩，被五颜六色的礼花照亮，宛如白昼一般，浓浓的硫磺味飘散在空气中，那是年所独有的味道。现如今为保护环境大城市逢年过节已经禁止放炮了，更多的少了年的味道。

过年的新衣服再也不用眼巴巴盼着了。现如今我和弟弟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庭，那原来由父母给我们的压岁钱变成了添岁钱。每年观看春晚也不那么热切，熬夜的劲头也一去不复返了。

外祖母和外祖父，相继去往了与我们平行的世界，每当腊月的风一吹，小年的糖瓜香起来，我还是会想起童年那个朱红的木箱子，想起外祖母炸得金黄的麻花，想起外祖父笔下红彤彤的春联，想起炕头叠得整整齐齐的新衣裳。

如今再过年，炸馍、扫屋、贴春联，我也学着长辈的样子，把日子过得认真又隆重，不是为了仪式，而是为了把那份藏在岁月里的温暖，一代一代，接着传下去。

[作者简介]

    黄伟，生于1971年，《漆水堂董少谋工作室》《为怀传统文化》公众号常务副主编，热爱文学，朗诵，弹奏电子琴。

都市头条编辑:张忠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