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丽娟诗访谈”第二季：沉河｜每一次打水，它只是清洗了一次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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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2-09 10:28:44 4166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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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河答诗人崖丽娟十问

崖丽娟：沉河老师好，非常感谢您百忙中接受我的访谈。您既是诗人，又是作家、编辑，还是出版人——长江诗歌出版中心创办人兼负责人。从1986年上大学开始，您就活跃在当代诗歌现场，见证了当代诗歌发展的起起伏伏，是是非非。我就开门见山先请您给我一个明确的观点吧：您觉得目前当代诗歌创作总体水平处于高原（高峰）吗？限于篇幅，请简要说明。在此基础上，我们继续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沉河：如果以海拔高度为标准来评价泰山山顶和珠穆朗玛峰，珠峰是远高于泰山的。但如果以在人们心中的影响力为标准，泰山是中国第一高山，五岳之首。所以问当代诗歌的创作水平是否处于高原（高峰）的问题必须要有个评价体系。从语言的角度上看，当代诗歌作品本身形式更多样，内容更丰富，一百多年的新诗从一个婴儿至少长成了一个小伙，还充满了不断改变和创新的活力，还看不出有没落衰败的景象。这是否能说明当代诗歌创作总体处于高原呢？如果换个角度看，从诗歌和诗人对社会的影响力看，起码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诗歌已经退出人们关注的焦点，诗人已离开了舞台的中心，诗歌的读者越来越少，诗歌和诗学都已陷入同一个象牙塔，诗歌的发展其实已经到了一个低谷，而且看不到重上高原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在讨论诗歌的水平时，不能拿当代诗和唐诗相比，也不能拿当代诗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朦胧诗”相比。

玩《黑神话．悟空》游戏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打第一周目时，通每一关都异常艰难。每一关就花了我一个月，第一个大BOSS就打了几十遍才打败它。可打第二周目时，保存了第一周目增长的自身的实力，再回去打同一个BOSS（它还是第一周目时的水平），都是一次性过。每一关只要一个小时就通过了。不是那个BOSS的能力下降了，而是我仿佛穿越了，我一个现代人用枪回去和古代大英雄荆轲决斗。但最重要的是，第二周目失去了故事性，没有了磨难，没有了痛苦，也就没有了成就感，没有了喜悦。

我想说的就是，当代诗歌无论是在高原还是在低谷，诗歌写作者保持对诗歌的新鲜性和探索性非常重要！那些在不断出新，不断探索的诗人写的作品就是当代诗歌最突出的成就。哪怕我看不懂，甚至不喜欢，我也非常包容、尊重。这也许和我做诗歌出版有关。我策划并执行主编的《诗收获》提出的编选宗旨其中一个就是：多元风格。

崖丽娟：2024年5月25日在卓尔书店举行“沉河诗歌恳谈会暨《无论集》首发式”，很多著名诗人做了精彩发言，如李少君、潘洗尘、张执浩、雷平阳、津渡……您被誉为“早慧又晚熟的人”，您自己怎么看待这个评价？我们都知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诗人之间的交往留下很多温馨动人的故事，请您和我们分享一二。

沉河：要强调一点，这是朋友们对我的看法，朋友是一个人的镜子。我想他们说我”早慧“，是因为我年轻时特别喜欢西方哲学，又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去解读我读到的哲学理论，（也有朋友说我是”伪哲学“），这一点就让朋友们觉得我是不是有着超愈同龄人的”高深“，觉得我”早慧“。至于”晚熟“，我认可这个评语，朋友们可能觉得我至今于世太真太直，不那么世故；另一方面，我自己觉得，于诗于文，我都有种像初恋的人一样有畏怯之感。正像我写毛笔字一样，因为没有经过任何正规的书法学习，自己也不临帖，每一笔下去前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写。没有套路的写作，是陌生的、不熟的。我写不好”文章“，也写不好像“诗”的诗。有时过几年回头看自己的诗，就觉得它们真的不入流。我在《无论集》的“跋”里就写过:“我怀疑它们是否是真正的诗。而当我写这篇自我批评的文章时，我不再怀疑，而是肯定：我写的不是诗，至少不是我心中理想的诗，也不是我真正喜欢和欣赏的诗。”正像评论家魏天无教授在我诗集恳谈会上说的：“这次把诗集完整地细读一遍，我发现我擅长用来评判诗的一些准则或者说是尺度，比如抒情性、叙事性与哲理性，强力型与克制型，张力与平衡，物象与意象，象征与隐喻，’我手写我口’与人格面具等等，好像都不起作用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诗人之间的交往是频繁与美好的。我归纳起来，主要有二种方式：通信和互访。在武汉，高校很多，那时几乎每个大学都有诗社，有诗会。到每个高校开诗会是每年都有几次的事。遇到互相对眼的诗人，必定会留下通讯地址，互相通信交流。然后约定某月某日在哪见面玩。那时没有手机，固定电话都是收费公用的，也极少。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一直交往近四十年的黄斌就是因为他高中同学是我大学同学，他来找高中同学玩，那个同学听说我们都写诗而介绍我们认识的。于是，我在湖北大学，他在武汉大学，我们的交往也造就了当时武大和湖大诗歌良好的交流。李少君、张执浩也都是那时认识的。故事太多，和那个时代的诗人们的故事大同小异，就不讲了。

崖丽娟：您的分享会取名”每一次打水，它只是清洗了一次自身“，和笔名沉河都与水相关，笔名“沉河”的寓意是什么？诗人沉河和本人何性松是一种什么关系？二者身份有什么不同？您如何看待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沉河：关于“沉河”笔名的由来，我的散文《坐不改姓，行要更名》里说过：“这是沉重的沉，沉潜的沉，不是动词的“沉”；是沉重和沉潜的河，不是去沉河。它正好与我的家乡“潜江”相对，与我父母的姓氏（父亲姓陈，母亲姓何）谐音，又表达了对我崇拜的家乡诗人屈原的致敬：屈原投江，我沉河！”至于说到水，我母亲说生我之前梦到一条龙秧子（很小的龙）落到我家屋顶上，看来我的前身是条龙，龙需要水也最喜欢水。当然，这是说笑了。我特别喜欢水，因为我生在平原，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山已经过了十八岁。

“沉河”和何性松“的关系是什么呢？打个比喻，对我喜欢的诗人编辑诗集时，我一般会用”沉河“作责任编辑名字。至于发表文学作品自然也是用”沉河“。和一般诗人朋友们交往，他们也只会称我“沉河”。那么在世俗层面（这里没有贬义）上，都是用”何性松“之名。因为身份证上的名字就是“何性松”。两个名字反映的是同一个自我。对应的他者应该有不同。沉河对应的当然是不以沉河之名写作的他人。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也不能笼统而论，因为他者也是每一个他者，不同的他者，自我和不同的他者有着不同的关系。而自我也不是一个单一的自我，我是父亲的儿子，又是我儿子的父亲。

崖丽娟：都说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如果一个诗人解决了语言问题，那么写什么则由其思想境界所决定。即便今天，很多诗人对于“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不能说已经很好地解决，诗歌的“思想性”明显弱于语言，这是否当代诗歌产生不出伟大而深刻作品的原因之一？在《无论集》的“跋”里您写过：诗，语言，思。于我而言，年轻时迷恋过的三个词到五十岁只留下两个：诗与思。您喜欢哲学，作为诗人，既有抒情的一面，又有哲思的一面，您如何理解诗与思？

沉河：大学毕业后，我做中学语文老师，给学生讲作文课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语言的高度就是思想的高度，思想的高度就是语言的高度。当时，很喜欢唯特根斯坦的名言：凡可说的，都可以说清楚；凡不可说清楚的；应保持沉默。

当我们说一个人的文章都是陈词滥调时，我们真正想表达的无非是说它的思想陈旧老套甚至腐朽。“一个煤球儿再怎么洗都是黑的”。一首诗有再好的语言，却没有表现出新的思想和洞见，便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好诗。反之，如果真的有出乎意料的想法产生，只要语言达到了表-达的效果，一篇文章或诗歌才有其意义。这也是一个诗人写了一辈子诗，只留下了几首诗的原因。诗人的语言肯定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但他没有新的思想产生，那些重复的思想或情感被不断地抒写，这些作品自然也不会有传承的意义。

这里并没有否定语言的作用。用同样的材料可以造出不同的烟花。高手就在于如何组织搭配那些同样的材料造出更绚丽的烟花。同时也不要对语言的作用产生膜拜。诗歌不可能到语言为止。否则它永远只是烟花的命运。只供观赏，而不是炮弹。

年轻时，我是深受海德格尔后期思想影响的。我给一个朋友写的画评名字也叫“林中道”，海德格尔有篇著名的文章被译为“林中路”。也是从那时起，我对诗与思的关系非常迷恋。我的诗歌中情可能没有，但绝对有思。孔子说诗要“思无邪”，也是强调诗歌要有“思”的，好的诗歌除了表现人类的普适情感之外，也常有卓绝之思。“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些诗句既在“思”，也在说“思”的重要性。当然，诗不是唯一的表现思的，也不是只有表现思的诗才是好诗。

崖丽娟：就写作而言，诗人任何时候都会面对“写什么”“怎么写”“写得怎么样”这三个问题。您在写作中一定也发现新诗存在的问题吧？您认为新诗写作困境有哪些？有何解决良策？

沉河：新诗存在的问题显而易见：诗歌越来越不被大众接受。这不只是新诗的问题，一切文学包括其他艺术都存在这个问题。只是新诗表现得最明显。现存的真正的名人里还是有小说家、艺术家身影的，却没有一个诗人的身影。关于这方面，我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已有所涉及。如何解决？去年我在小红书上写过一篇小文《诗歌又到了分野的时代？》（点击量达二十多万），最近，我又在一个小型的诗歌会上分享了一个诗集销售数据，像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诗作者顾桥生、惊竹娇、隔花人、焦野绿等，他们的诗集一年的销量都达到了几万册甚至近十万册。而我们平时关注到的诗人，哪怕获得鲁奖的诗人，一本诗集最好的也只有几千册，大多数是几百册。一个人诗歌的好坏当然不是靠销量的多少来评定。但销量多的诗集说明了他的诗读的人还是很多，影响也更大点。这些在新媒体如小红书、抖音、B站上写诗的年轻人粉丝基本上有几万，甚至几十万，他们在网上写诗，被点赞、被收藏。这让我想到了“朦胧诗”初创时期的情景，也想到论坛时代诗歌的写作情景。然后我又列举了一些数据：

郭沫若：出版《女神》，29岁。徐志摩，作《再别康桥》，31岁。闻一多，作《七子之歌》，26岁；出版《死水》，29岁。戴望舒：写《雨巷》，22岁。艾青：发表《大堰河——我的保姆》，23岁。何其芳：作《预言》，19至21岁。穆旦：发表《赞美》，19岁。北岛：创办《今天》，29岁。顾城：26岁前，是其诗歌创作高峰。舒婷：发表《致橡树》，27岁。海子：一生定格于25岁。叶芝：写《当你老了》，24岁。里尔克：写《秋日》，27岁。艾略特：发表《荒原》，34岁。

这些都说明诗歌更属于年轻人！我们的诗歌评论家们，与其关注百年前一些年轻人写的诗，不妨多关注现在的年轻人写的诗。

困境的解决之道也许就在于让创作与评论重新回到共生的状态。

我们失去真正的赞美已久。我们的评论大都已成为“人情评论””“遵命评论”“。出自个人真心的评论少之又少。原本我们的新文学的发展是创作与评论互相推进的。

简单梳理下新文学特别是诗歌的发展阶段，可以看出：

新文化运动开创了白话文写作。

“延安讲话”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文学。

“三个崛起”为朦胧诗（实际上现在应该称之为中国现代诗的肇始）正名。

“盘峰论争”厘清了学院与民间两派。

网络文学论坛时代区分出体制与在野。

网络文学的新媒体诗歌突显出诗学与非诗学的裂痕。

所以，我们的诗界永远要第一时间关注年轻诗人及他们的诗。

崖丽娟：为了访谈您，我又重新研读了您的诗集《碧玉》《无论集》，前者出版于2013年，后者出版于2024年。作为出版人，自己只出2本诗集而且中间相隔十一年，为什么？当然您还出版了散文集《在细草间》《不知集》。对于有人嘲讽诗歌是分行的散文，我们当然不必当真。您的《师父》写得很不错，您对自己的诗歌还是散文更满意一些？在创作过程中有怎样的语言差异体验呢？

沉河：我的写作是间隙性的，因为我不是一个专业写作者，毕竟要进行比较繁忙的编辑工作。工作繁重时，基本上不写诗。还有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自认为没有什么新的想法，也写不出诗。不想不断写重复的东西。写的诗少，发表出版的诗便更少。再因为自己编辑了那么多诗，编选自己的诗时，要求相对要高，一半的诗都会被自己舍弃。比如前两天看十几年前的日记，其中提到，我在飞机上写了一首诗《我总是借道白云之上》，觉得这一句很好，但看自己的诗集，却没有收这首诗。也不知它是否还在了。

我的散文有人说倒像是分行的诗歌。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在细草间》这种风格更明显。现在重看，也的确如此。它们里面有很多的诗性存在。更准确地说，它们不是散文，而是随笔、小札。离文章之”章“很远。我说过，我不会写文章。写这些小札，语言上更放松，真正做到了“语言的高度就是思想的高度，思想的高度就是语言的高度”。我对自己的诗歌，除了《师父》外，其他都不觉得太如意，觉得它们太紧张，太格式化，有表演的嫌疑。而对我的散文，我不会这样苛责。它就是表达而已。

崖丽娟：您对当代诗歌发展流变做过什么思考？作为长江诗歌出版中心的创办人兼负责人，您当时创办这个出版中心的起因是什么？需要具备什么特殊能力？作为一个推手，在回顾总结经验与收获时，您有什么体会？可以说，每一位诗人对出版诗集都很重视，怎么样才能出版一本满意的诗集？对此您有什么好建议？

沉河：对当代诗歌发展流变我还真的有过浅显的思考。都在我的小红书里。后来我把它们合成一篇文章，名为”中国新诗的最近三次分野“。最最近的一次分野就是新媒体诗歌的兴起，可惜现在关注它们的诗歌评论家太少。文章大意是：

中国新诗的最近三次分野：中国现代诗的诞生、中国当代诗的诞生、新媒体诗歌的诞生。而且，这里的前两种分野与西方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息息相关，最后一种分野也是最新一次分野与中国古诗对新诗的影响息息相关。

我的主要观点是：1、现代诗诞生于诗歌对以“善”为代表的情感体系和道德价值观的重新构建和重估上。即“上帝之死”。2、当代诗诞生于对以“真”为代表的艺术与审美观念的放弃与解放上。即“体验之死”。3、新媒体诗歌诞生于对整个诗学体系的脱离与对原初写作的回归上。即“诗学之死”。

至于创办诗歌出版中心的起因，我的公众号上也有一篇《长江诗歌出版中心诞生记——嘉一生涯二十年（四）》的文章，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记载。有我做出版以来对诗歌出版的热爱原因，也有现实生存的原因。当时及至现在，中心的宗旨都没有变化：服务诗人，传播诗歌”。把“服务诗人”放在首位。一个编辑部只做诗歌出版，而且只做中国当代新诗歌出版，在全国应该是首例。至于要具备什么特殊能力，我想最基本的是要有一定的诗歌鉴赏能力和编辑能力。能够在诗歌现场写诗或做评论更好。这样也才能更好地为诗人们服务。

如果说有什么经验和收获，我借我给中心编辑的一次编辑体会分享来说明：我说做好一个编辑要“三心二意”。三心是：热心、专心、细心。“热心”是说要对自己从事的工作真正热爱，对我们服务的对象要热心。“专心”是要有基本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不能一心二用，做诗歌编辑就不要总是想做别的图书编辑。“细心”主要是要在工作中有工匠精神，认真细致。二意是：意义、意思。不仅是说工作要有意义，有意思；更是要出版有意义的书，出版有意思的书。

要出版一本自己满意的诗集，我想最重要的是先写一本自己满意的诗来。如果对自己的诗不满意，书做得再好，自己也不会喜欢。当然，一个作者想出版诗集了，大多数人是觉得这些诗于他有意义有价值的。至于有没有写出很好的诗并不太重要。不是所有人都会写出很好的诗的，但把自己的诗歌结集出版留念是每个诗人的一个不小的愿望。

所以我对想在我这出版诗集的作者说的第一句话基本上是：如果您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又不需要用这本诗集去实现一些世俗上的目的，比加加入某会、评什么职称等，大可不必出版。因为诗集基本销售不出去。其次，我才会和作者一起商量如何更好地编排这本诗集：取个怎样的好书名；是否要写作日期，如果只是考虑有纪念意义，不妨要；比如哪些诗适合放在诗集的开头，哪些适合放在结尾；还有封面设计做怎样的风格，等等。当然最重要的是，出版诗集一定要找正规的有一定品牌影响力的出版社和专业的认真的编辑。

崖丽娟：和您生活在武汉的诗人阎志先生曾获得中国长诗最佳成就奖，您既写短诗也写长诗，如何看待长诗和短诗写作？有人说，相较于短诗，或许长诗更能发挥诗歌语言的特色和优势，因其写作的难度和强度，似乎更能揭示诗歌作为人类创造性劳动的精神价值。但事实是，从市场接受度来说，出版一部长诗诗集难度更大、数量更少。

沉河：阎志的那首《时间》诗我读过，我是非常喜欢并肯定的，但不是把它当作长诗来喜欢和肯定。无论是长诗还是短诗，最重要的一点，它们都是诗，并没有优劣之分、价值高低之分。诗歌的价值并不是以行数多少来定高低的。一首一行的诗和一首百行的诗也许其意义一样，甚至一行的诗更有力量和意义。所以我的写作史上是没有长诗和短诗的概念的。只有一首诗是否完成的概念。一首诗完成了，至于有多少行，一点都不重要。所以我对于一些刊物或一些评奖机构对诗歌的行数提出要求是有微词的。

我写过很多不到二十行的诗，也写过一些几百行的诗，比如《碧玉》里的《伤春》《河边公园》《虚无的燃烧》《随手》等，都是几百行的诗。《无论集》里的《奓湖诗篇》《守本真心》《无论》《师父》等，也都是几百行的诗。尽管这些诗里有很多节标上一、二、三、四序数甚至小标题《竹篮打水》《桃花灿烂》等，但我从来认为它们本身都是一首诗。它们的内容可能比行数少的诗要多点，但它们的思想没有大小高低多少之分。至于说长诗“更能揭示诗歌作为人类创造性劳动的精神价值。”我肯定不认同。可以反问下，唐诗宋词的标志是哪首长诗呢？何况最长的唐诗好像是《秦妇吟》也不过1666字。还有如《春江花月夜》《琵琶行》等也没有说是“更能揭示诗歌作为人类创造性劳动的精神价值”。这里肯定有一些误解，人们把史诗当作长诗了，史诗当然是长诗。它才具有这里所说的长诗的价值。中国至少汉族是没有史诗的。现在不重视长诗写作，只是因为现在的长诗肯定无法达到史诗的地步。至于一定要把一首诗写成一部书的厚度，那诗肯定是分行的小说或者散文了。

崖丽娟：在繁忙的工作和写诗之余，您还练书法，抄写《心经》。这使我好奇您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认知。在新诗发展过程中，借鉴古典诗词方面做过很多尝试，也曾出现“回归传统”的热潮，古典诗歌是不是存在某种自身的现代性？请问您是如何看待意象在语言中的运用？新诗中很多意象本就存在于古诗中，可是读者依然抱怨现代诗晦涩难懂从而失去阅读兴趣。从出版角度，似乎古诗鉴赏书籍比现代诗鉴赏书籍也更有市场销路？

沉河：首先要谈到我所理解的理代性。我在《中国新诗的最近三次分野》里谈到：现代诗诞生于诗歌对以“善”为代表的情感体系和道德价值观的重新构建和重估上。即“上帝之死”。

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西方即是“上帝之死”，传统的价值观、美学观受到了冲击甚至颠覆，才产生了《恶之花》《荒原》等一批现代诗歌。那么在中国，现代性又是什么呢？我以为五四运动的一个口号“打倒孔家店”即是其一。现在的人们喜欢古典诗歌，喜欢的绝不是“颂”歌，大多是喜欢像陶渊明、苏东坡这样具有相对独立精神的诗人作品和反映个性自由、彰显浪漫性格的李白及忧国忧民、心系苍生的杜甫的作品。那么古典诗歌这种思想精神和我们所认为的现代性是合拍的。柏拉图要在他的理想国里驱逐出诗人，因为诗人永远与政治不谐，是理想国的危险分子。真正的诗人天生就具有现代性。

我不知道“意象”是否还在当代诗歌批评的术语中。在我的印象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诗人们已经很少用意象来评说现在的诗歌了。人们从意象发展到象征，后来象征都是要被舍弃的。艾略特把一首诗里出现的所有非个人化的东西用“客观对应物”来称呼。意象的确无法概括一首诗里的个人情感思想外的东西了。特别是叙事性在现在的诗歌中越来越多地体现后，新诗中的所谓意象已经完全不同于古诗中单一的纯粹的意象了。整个的环境变了，新诗中的花鸟虫鱼肯定不是古诗中的花鸟虫鱼。我就很佩服现在的有些国画家，天天画那些花鸟虫鱼的画，摹仿古人的意境，不抬眼看看现在的周围，那画居然还一张一张像机器复制一样地出来。同样，那些摹仿古人的意境写乡土诗、山水园林诗的诗人，我也很佩服，像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在与地球隔着几万里距离的地方写地球上的诗。所以说，读者还抱怨现代诗晦涩难懂从而失去阅读兴趣与用什么意象没有一点关联。恰恰是用了古人的意象写的诗还有同样与地球隔了几万里的人在看，而好的新诗的思想语言的复杂化多样化才是让它难有更多读者的原因。

现在新媒体上写诗的年轻诗人倒是没有随新诗的不断变革而写诗。我说他们的诗歌诞生于“诗学已死”的背景上。他们好像更贴近古代意境而写作，但他们不是真正地学习摹仿，说得简单一点是“戏仿”，说得严肃一点是对古典意象的创新。他们是这个时代真正的主人，他们的精神娱乐和上一代绝对不同。比如说，我的儿子近三十岁了毕业一回家就买了近百个“手办”玩，前几天股市里又新增一个概念“谷子经济”，主要炒的就是现在年轻人的消费。年轻人迷汉服，但不意味着他们想回到汉朝。同样，他们用古典意象写诗，也不是在想回到古代的诗歌氛围里。这种现象真的值得年轻的评论家们去研究。

古诗鉴赏书籍比现代诗鉴赏书籍当然更有市场销路。因为古诗是任何一位学生都要从小学就开始学的。古诗也卖得比新诗好。

崖丽娟：诗歌写作的主体是诗人，诗歌的健康发展特别需要和谐共生的环境和氛围。自从互联网出现后，由于诗歌更容易在网络上传播，随之而来的诗歌事件层出不穷，一方面，网络上出现大量关于诗坛的负面新闻，以至于伤及到诗歌本身，另一方面，通过“炒作”也会出现一些网红诗人、流量诗人。作为出版人，您会关注这些诗歌现场背后的商机吗？什么样的出版环境才更有利于诗歌本身的健康发展？

沉河：前面我谈到过多次新媒体诗歌的写作。作为出版人，我肯定会关注这些诗歌背后的商机，但实事求是地说，我的反应还是慢的，胆子也不大，等到想给某位网红诗人、流量诗人出诗集时，他早就被其他出版商抢走了。但我更关注他们反映的一种诗歌发展倾向。比如，我写下《诗歌又到了分野的时代？》这篇小文后，马上组织了编辑编选了两期新媒体诗人的诗发在《诗收获》上。而且栏目名就叫“分野的诗”。也准备出本新媒体诗人年选，选题都通过了，可惜由于找作者授权等原因一直延误至今。我个人的力量毕竟太单薄，想做的事并不能马上做甚至做不到。但我注意到有些纸质诗刊也开始关注这些诗人和诗歌。

诗歌本身的发展和出版环境关系不大。想当初朦胧诗兴起时，出版环境并不比现在就好，甚至更差。严格地说，出版社并没有阻碍好诗的出版。至于一些极个别的诗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出版，这对诗歌本身的健康发展没有影响。

良性的写作与出版关系就是你的作品有人读有人买，出版社就可以出版之以谋利而生存发展。诗歌写作走上了读者越来越少的道路和出版环境有什么关系呢？时代变化发展使文学特别是所谓纯文学失去了市场，正如明清小说兴起，而诗歌没落一样，人们的精神需求变了，获得的方式更加变了。

但无论如何，我相信诗歌不会灭亡，它也会与时俱进，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人们心中。

（2024年12月5日定稿）

沉河，本名何性松。1967年出生于湖北潜江。主要写作诗歌、散文等。曾出版诗集《碧玉》《无论集》、散文集《在细草间》《不知集》等。长江诗歌出版中心创办人兼负责人。曾统筹出版《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策划出版“中国二十一世纪诗丛”、中国新诗季度选本《诗收获》等。

崖丽娟，壮族。现居上海。诗人，兼事诗歌评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出版诗集《有后缀的时间》《会思考的鱼》《未竟之旅》《无尽之河》4部，评论集《中国当代诗人访谈录》1部。编著有10余种文史书籍。在“南方诗歌”开设“崖丽娟诗人访谈”影响甚广，在《作家》《民族文学》《诗刊》《星星》诗刊、《诗潮》《诗林》《扬子江诗刊》《诗选刊》《上海文学》《作品》等发表诗歌、评论、访谈，诗歌入选十数种选本，偶有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