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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1、短剧是新时代的野生国风，是民间自发的文艺现象，它最闪光之处，就是人民性。坚定不移的人民立场，旗帜鲜明扬善除恶的决心意志。它的令人担忧之处，是内里反映的深重的社会矛盾和尖锐对立以及势必以牙还牙的复仇主题。
2、《奇迹》不是短剧，它缺乏的恰恰是人民立场和斗争意识，无视底层苦难，回避私有化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3、新文化新文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用以人民为中心作禁忌的红色“公器”。
4、主流媒体不要试图用推广宣发《奇迹》、《看得见风景的窗》这样的伪善作品，取代、阉割民间短剧，以人民赋予的文化权力和优势地位，阻碍民间短剧的发展前路。改善短剧存在的问题，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起于民间短剧的生活根基、高于民间短剧的升华艺术——的新文艺来引导帮扶，现在的主流媒体尚未出现这样的作品。
新文化是公器，主流媒体也是公器，只能为天下苍生谋利益，以人民为中心，把争取底层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而不能无视短剧的“不平不甘愤怒仇恨斗争”主题，用伪善的“文艺浓妆”撒谎，来回避冲突，“假装”已经“天下太平社会公正”，底层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是需要我们踔厉奋勇进行长期艰苦的努力才能一步步实现的。
5、文艺批评要着力于思想内容的防腐防渗透，对于腐败思想、有渗透嫌疑甚至文化殖民倾向的作品，要笔下重典严酷严厉不近人情地深挖深耕深追狠斗，毫不留情地进行“文斗”。
6、冷酷严苛的文艺批评不是文字狱。
若不着鞭，真不奋蹄
文/梦也无声
二、关于短剧的“降智”
到底是哪一个焦点，吸引了他们的目光？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大潮的冲击，西方文化殖民的侵袭，右派的全部平反，加持了反动文化势力的淫威，消弱打击、腰斩了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新文化力量，顺流而下的文化阵营，没有继承主席文化革命的先进思想，调整文化革命初期的偏差，补全文化革命过程中出现的短板，而是坐地缴枪，向资本妥协，向美西倒退，把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文化革命的“红利”，和民族传统文化的“老底”，一并廉价兑换成了先富的资本，硬是把一个已经“吃上熟肉”的民族文化，向着食生肉寝毛皮的野蛮时代倒退。
什么是文化浩劫？
当年把苏州沈万三凌驾于孔子之上，才是前无古人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是亘古未有的文化大倒退。
中国人民，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曾经“站起来”的人民，面对向私有制的文化倒退，他们有着更深重的苦难体会和更惨烈的压迫感。
这，才是导致短剧戾气的根源。
好在，这些愤怒的戾气，这些以牙还牙的强烈愿望，只停留在短剧中。
这么多的年轻人守在网络上，看着短剧，感受着压迫和屈辱的细节，体味着剧情翻转的刺激，享受着实现压迫者必须付出代价的美好愿望的极度舒爽，释放着私有化肆虐下，社会职场压力和家庭亲情伤害带来的苦难，沉溺在现实中尚无可能发生的那些白日梦中。
或许，这就是短剧的强悍无比的生命活力，和它巨大的流量支撑吧。
它们的名字没有叫奇迹，但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的短剧都在演绎着真正的——“奇迹”。
3~3、关于乐此不疲的翻转之地——同学会拍卖行奢侈品店背后的“成功标牌”
几乎所有的短剧，都会把翻转报复的地点放在同学会，拍卖行，或者奢侈品店这类“以财富论英雄、用摆阔争风头”的地方，在这里，不分手段人品，只要钱大就是“好猫”。
我一度很反感这个同质化严重的创意，这么年轻的剧作者怎么会如此势利，兴奋点都集中在一个钱字上，如果不能在这些先富聚集摆阔的地方翻身，就好像永远也不得翻身一样。
想想红旗渠的年代，如果有人受到群嘲，那一定是他在轰轰烈烈的建设活动中藏奸耍滑偷懒躺平，他要是想翻转自己的尴尬处境，必得在同样轰轰烈烈的建设活动中积极主动地表现自己以扭转自己的负面形象。
这是因为，红旗渠的时代，衡量英雄的标准是“为祖国建设流过多少汗”。
而在后三十年里，先富二马成为了时代的英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才是好猫”的俗语，已经被“当时的社会现状”，明示暗示成“不管黑白手段抓住金钱先富才是好猫”，年轻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讨生活，又如何能单枪匹马地抵御甚至冲破“先富”的社会认知标准，从而达于精神自由的境界呢？
精神上和现实中的双重贫穷限制了想象力，没有了伟大的思想指引方向，只有先富的“成功”光环照进现实，除了奢侈品店和拍卖行，让年轻人还能走向何处呢？
短剧里，“二遍苦二茬罪”底下穷困潦倒的“底层人”，能动辄用——身价万亿的总裁请我吃198元的自助大餐，支付宝到账一百万元，或者赠送十亿现金的银行卡、没有上限的会员黑卡——这样的情节来提升自信，让拍卖行里的万亿总裁，坐在乡村饭店那种红色铁质的破椅子上，一掷千金万金地拍下地摊上十块钱一大把的“全球孤品首饰”……
这些看似离奇荒诞的细节，只说明了一件事，他们的支付宝里可能没有过两位数以上的存款，他们从来没有触碰过、甚至没有听说过银行卡支付宝限定的转账上限，可是即便这样的贫穷，也影响不了他们做那个“灰姑娘和王子从此过上幸福生活”的美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私有化严重戕害，让他们除了拍卖行和奢侈品店，只认识灰姑娘的童话，而不知道梦想寄托的归宿应该在哪里。
他们也真的向往着《奇迹》的发生，可是，那个抹去了他们的苦难的《奇迹》，正乘着虚无主义的手电筒，以光速掠过他们头上的云霾，像流星一样消失在他们梦想的尽头。
这个《奇迹》不属于他们。
深化改革的凯歌声、反腐倡廉、要求先富带后富的号角声、和“扶贫攻坚”战的凯旋曲，差不多已经唤醒了整个湛蓝的天空和敦厚的大地，无数的“第一书记”正奋斗在“让人民有获得感幸福感”的前沿阵地上流血流汗……
他们这可怜的“底层人”还是“贫乏”得只有民间短剧，他们还是只能在民间短剧里“胡编乱造”着他们梦想的奇迹么？
万众瞩目的主流文艺啊，振作一下我们的精气神吧！
3~4、真假千金系列——冲破底线的伦理灾难
记得前几年播出的电视剧《高山清渠》中，有这样一个情节，黄大发的村子遇到灾荒年，几乎家家户户都快断了口粮，不出三天，就会有人饿死，黄大发带领村民把全村各家剩余的粮食集中起来，在村里办大食堂，全村调配统一配给粥饭，虽然有几个存粮稍多的人家有些不满，但黄大发恩威并施耐心做工作，带领村民克服困境，坚持了整整三个月，终于等到了转机，全村没有一个人被饿死。
这一事件，见证了公有制集体化“命运共同体”的“奇迹”。
就像《流浪地球2》中，李雪健讲的那个史前出土的“一节大腿骨的故事”那样。
我们中国人早在初民时代就知道，面对困境，人们要团结起来相互帮扶才能共度难关。
我的一个诗友，是第一批闯关深圳的建设者，他有着高学历高能力高颜值，在深圳是一名专为大企业大公司作企划设计的高级管理人员。
他曾经十分忧虑地跟我说，他有千万级的存款，可是他不敢多花钱，担心老了挣不到钱，又活得很长怎么办。
他原本是想有一个商业帝国的，他说只是因为每到关键时刻，他就不敢迈出那一步，那种担心是“没顶的恐惧”。
另一个同样在深圳工作的北航师姐也曾说过，她们夫妇没有孩子，老了以后靠谁？
他们的忧虑，正是私有制下人人自危、被“没顶的恐惧”威胁的典型状况。这种现象在当年推进私有化的前沿地区表现更为突出。
比尔盖兹也曾说过，他们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
社会主义集体化中国五六七十年代的工人阶级虽然很穷，但他们没有这些困扰，黄大发的村民缺衣短粮都没饿死。
在私有制社会里，每个人都是孤立无助的，残酷的斩杀线下，每个“刍狗”都承受不起任何的意外变故。
私有制下用“斩杀线”“调动”起来的积极性，是残酷地践踏人类尊严的反人类行为。
曾经有个美国笑话，说两个朋友一起野游时碰到了一只熊，于是其中一个开始穿戴钉子鞋等短跑装备，朋友说没用的，你穿上钉鞋也跑不过熊掌，他却说，我不用跑过熊，我只要能跑过你。
多么赤裸裸的“人生真谛”。
这就是私有制下人与人之间争夺食物链层级的你死我活的残酷关系。
在短剧的“真假千金”系列里，这个赤裸裸的“你死我活”的人际关系，穿透了家庭的屏障、摧毁了亲情的堡垒，像一把利刃直插进亲生母女的心尖，血淋淋地呈现着一幕幕被私有化践踏摧残的冰冷的灵魂对决。
千篇一律的同质化情节，无一不指向孤儿院、贫民窟长大的女主，在回归原初家庭后被虐待被侮辱的惨烈场景。
与其他系列有所不同的是，虐待压迫真千金的，不只是绿茶养女假千金，真千金的遍体伤痕上，大多都是她亲生母亲亲手淋上的毒汁。
“贫民窟生长、底层人带大的孩子，怎么能和我们这样的上流家庭、我这样高雅的母亲，亲手教养的孩子相比，这个野丫头不体面，没有一点世家的气质，给我们的上流家风抹黑丢脸、让我们羞惭尴尬、处境难堪……”
这是真假千金系列里亲生母亲千篇一律的台词。
真千金只能在白马王子董事长出现后才能翻转获得解救。
在私有制斩杀线的严酷鞭打下，恶俗的势利终于冲破了亲情血缘的本能连带，直接粉碎了自然人的最后堡垒，把人彻底变成了《魔戒》的“咕噜”。
比短剧的情节更让人心惊胆战的，是前几年网络上的几个消息。
大桥上，一对母女争吵起来，十多岁的女孩子，二话不说，一个转身毫不犹豫地跳下桥去……
这样的义无反顾，临死前都没有回头看一眼她的母亲。
高楼顶端，一个女中学生因为和母亲口角正准备跳楼，前来救援的公安人员苦口婆心劝她的母亲，让她说句软话哄哄女儿，可这位母亲坚持不肯“退让”，还放下狠话说“有种你跳”，于是女孩子义无反顾跳下高楼……
亲生母女间，竟有了如此激烈尖锐的对立，生死之际阴阳两隔，也没能让她们彼此回望一眼。
这样的裂痕深壑，用《奇迹》的伪善，能抹平吗？
如果我们的社会让私有制泛滥，那么，就像疫情一样，斩杀线将无差等地虎视眈眈磨刀霍霍对准这世界上的所有人。
不管上流还是底层，所有人——包括母女父子——就只能以人为壑相互残杀拼出只属于自己的一条生路，靠斩杀线“调动”的所谓“积极性”，只能是绝地求生的不择手段。
目前，国家正在大力深化改革，很多私营资本企业都逐渐变成了民营单位，各个机构——包括原来的私企私人机构——也陆续恢复了共产党的基层领导，一切都在向历史正确的方向推进，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我们的祖国都在日新月异——以小时计——地强大起来。
可是就像钱学森老说的那样，经济上落后一点，还容易赶上来，要是风气变了，就要几代人付出惨痛代价。
文艺创作落后于经济的政治的形势，也是在所难免，短剧还在“伤痕”中流连不返，也无可厚非。
私有化留下的恶果，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消除殆尽。
私有化带给国人的心理创伤，更不是伪善的《奇迹》所能掩盖。
3~5、短剧也在“与时俱进”——春江水暖鸭先知
短剧的创作艺术不好恭维。
但是，短剧中为他们实现公平公正的大结局的“救世者”一直在变，从龙王系列到良心总裁，再到人民警察，短短的三五年里，短剧经历了由个人英雄的救世主（龙王）、到白雪公主的童话幻想（白马王子良心总裁）、再到有可信可靠的现实执行力的国家机器（人民警察），这是一个时代变迁的缩影，短剧正在形势利好的氛围里悄悄地改变着调整着，正在越来越接近时代的现实，融入时代的脉搏。
虽然它目前还没有从私有化严重的时代伤痛中解脱出来，但是，它已经感受到新时代天翻地覆的大变革的温煦春风。
新一代的党中央把工作重点调整到“以人民为中心”，“一步也不退让”地反腐倡廉，扶贫济弱，通过“授之以渔”而非“授之以鱼”，来巩固扶贫的成果，让脱贫有可持续的支撑架构，私营企业机构正在转变为民营，党组织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个细胞正在起着关键的作用，居住环境中竖起了“共产党员服务社区”的红色标牌，让私有化下逐渐冰冷的人心感受到暖意，社会工作部正式启动，人民的每一声诉求，都力求能通过行之有效的途径上达并得到回应解决，让人民——尤其是底层人民——有获得感的倡议，不是后三十年“让先富带后富”那样“一个老人画一个圈”的设想，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落到实处的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
党中央正在尽全力调整分配制度，消弱两极分化，缓解阶层对立和阶级冲突。
底层人民正在逐步赢得的获得感的鼓舞下，慢慢找回丢失多年的主人翁自信、和集体力量带来的幸福感。
疫情期间，快递小哥登上了颁奖台，中华大地上再没有农民工讨薪哀嚎的怒潮，随着“996工作制被明确为严重违法”，企业里底层工友再不用“跑着上厕所”，“富士康连跳”也浓缩成了一个久远时代里的记忆痛点，……
当年曾经叫嚣底层员工就是“拿命换钱”的某多多，成了助农扶贫打开农产品销路的主力平台……
所有这些，都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中国大地的社会风尚和人们的精神面貌，“春江水暖鸭先知”，生活在最底层的、曾经在私有化推进过程中“遭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普通百姓，最先感受到两重天的冷暖炎凉。
虽然社会上依然还存在着短剧中反复控诉的苦难和不平，但是，从短剧中负责救世、执行报复、实现公平的权威角色的变化，我们能看到党中央的努力带来的现实成果，形势的利好已经开始渗透到短剧创作中。
相信有一天，当这权威的“救世主”，再从人民警察变成社会工作部的时候，短剧中两极分化阶层对立的矛盾冲突就会缓解，尖锐的阶级斗争就会慢慢地更多地转化为人民内部的矛盾纠纷，短剧中令人担忧的戾气，也会得到化解。
短剧终有一天会走出上个时代的伤痛，加入到崭新的社会主义新文艺建设活动中来。
所以，戾气的化解，需要社会的变革，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占领阵地扩大地盘发挥影响力，需要先进的代表着历史正确方向的新文化的引导和帮扶，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主流媒体的带动和扶持。
目前，我们主流媒体的文艺创作尚无能力承担起这份重任，我们还没有从倒退回私有制的腐败价值观中摆脱出来，我们落后于这个新时代的差距，甚至大大超过了短剧“拙劣”的创作水平， 比起短剧的戾气，主流媒体文艺创作者落后愚昧的程度更让人担忧。
附录：
就在这篇文字定稿之际，短剧中解决冲突的方式又有了新的突破，欣喜之余记录于下：
真假千金系列：不管如何屈辱，真千金都会“听从”虐待者的摆布，让她滚就滚，让她要饭就去大街上要饭，让她睡狗窝就去睡狗窝，让她吃屎她就吃屎……在这个受虐升级过程中，终于激怒了邻居，抨击她的家庭的舆论爆棚，家族股票暴跌逼迫家长妥协，最终对手假千金死，真千金控制整个家族。
真千金对自己以一己之力反转剧情的方式如此解读：想要脸谈何容易？假千金占尽资源，就因为想要脸，把命丢了。她一无所有，只能丢脸保命。
真假千金系列，不再把希望寄托于救世主，丢掉幻想，投入你死我活的战斗。明白了利用舆情，因势利导，在“势”的运动中反客为主击败对手。
但是，如果没有深化改革带来的风清气正，女主是无法想象这样的方式能够成功的，因为在“湖南中学埋尸案”那样的年代，不等舆情发酵，她的家族就会有100种办法让她销声匿迹，她活不到舆情为她翻转的时候。
单亲母亲带着白血病儿筹集救命钱，绝症晚期病友协助她，在网上假装富二代，让这母亲一步一磕头去某处，照做的话，富二代给她儿子救命钱。母亲照做，结果遭到富二代刻毒羞辱伤害却没拿到钱。这一行为直播，引发网民愤怒，痛批富二代，同时捐款，单亲母亲因此得到了双倍富余的救命钱。
这个假装富二代帮助筹钱的病友解读这个办法时说：人心一般不会为善付出，但人心更承受不起恶行，他利用的就是这一点。
如果没有集体主义的回归，在私有制人人自危的斩杀线逼迫下下，人们也无暇顾及他人的困境。
在这两个短剧里，随着时代气氛的转变，作者已经有相当的空间，开始探索社会心理，学着利用舆情，不再依赖童话救世主，而是利用自己微薄的力量，集结社会支持，以非常现实的方式，实现让虐待者付出代价的梦想。
这是社会风气逐渐回正的成果在短剧中的直射。
一个伟大的、质的飞跃，终于在短剧里出现了！野生的国风，终于在深化改革的春风抚慰下，生出了翱翔天空的双翅！
我们主流媒体的文艺啊，留给你们的时间可不多了！
四、《奇迹》不是“剧”，
4~1、回避现实冲突的《奇迹》只能叫“短”，不能叫“短剧”：
严格说来，央视和深圳宣传部推出的《奇迹》，只能称作“短”，而不能叫“短剧”，因为它严重缺乏最基本的戏剧元素——冲突。
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奇迹》该归入哪一类作品，因为文艺作品要讲一个故事，不管它多“短”，都要有冲突，冲突是文艺作品的基本元素，是它的生命。
《奇迹》的宣发广告词是：你有梦想吗？你想实现你的梦想吗？那你到深圳来。
梦想与现实的冲突，是最基本的社会状况，尤其在深圳，用我一个在深圳工作的同学的说法，“深圳是架在西方与东方之间的一个桥梁”，这样的一个思想与文化交叉的“边缘地带”，“东辕”与“西辙”的零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伟大领袖，同时也是伟大的统战大师的主席曾说过，唯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史观不能统战，他们是零和的尖锐对立，在深圳，曾经试图让两者交融整合的过程，也必然是惨烈的争斗和“恩威并施的劝导”，哪儿来的《奇迹》中那精灵般的纯净与安宁？
《奇迹》中的“小布尔乔亚”表演，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泊来的《读者文摘》”都难望项背的，民国的《小城之春》也没敢这样公然地撒谎。
一处建筑工地上，一男一女两个农民工，在繁重劳作的间隙里，摆开了一部纸板做的“钢琴”，开始他们的“琴瑟和鸣”。
现实中年轻人有这样对温情和浪漫的向往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要看剧中人的处境吧。
这对建筑工人，和老板什么关系？老板不会看不惯他们的清闲吗——竟有比老板还惬意舒适的“闲工夫”去玩浪漫，会不会因此给他们加重体力劳作，让他们“配得上”老板给的薪水，直累到再无这份文艺闲情？
或者，干脆扣钱让他们走人？
996工作制什么时候确定违法？“拿命换钱”的时代什么时候结束的？
如果农民建筑工人的劳作生活，都像这一集《奇迹》这样惬意温馨浪漫闲适，置新一代党中央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措施于何处呢？对得起那些在深圳常年三十几度的高温下辛苦劳作的农民建筑工吗？
深圳奇迹真是这样创造出来的吗？
在庐山的“美庐”中，放上宋美龄弹过的钢琴和她画过的画作，让导游娓娓介绍美玲的“高贵血统”和“西式的文化教养”，我们无话可说。
在几乎所有的、八十年代后拍摄的红色经典中，加入蒋介石观赏宋美龄弹琴作画的情节，避开他们那肮脏腐败的政治联姻交易内幕，刻意渲染他们“夫唱妇随郎文女雅”的浪漫“情谊”，即便客观上助力了前几年轰动网络的“美玲项链”的时尚潮流，我们也无话可说。
毕竟，宋美龄有那个条件，也有那个闲情，在东北沦陷、日寇大举侵犯中原南下广东、蒋介石逃亡重庆的严峻时局中，也能营造那样夫唱妇弹的和谐氛围。
可《奇迹》怎么能把宋美龄的“浪漫”，直接嫁接在“深圳建设时代”、酷暑下的工地上挥汗如雨的农民工身上呢？
即便当年深圳的建筑工地上真的出现过这样的浪漫，你无视大多数的建筑工人在工地上的苦难和艰辛，占用央视的黄金时段，去演绎宣传这样的个案，你居心何在、置当年农民工的苦难于何种境地？——《奇迹》选材的典型性呢？
这两个农民工的工友们，对他们这与工地现状格格不入的“文艺范”，会是怎样的态度？
前几年，央视主持人董卿“下放”湘西采访时，有湘西人民在露天摆开大锅摊请她一起用餐的镜头，董卿身着与周边颜色对比鲜明的浅色长风衣，鹤立鸡群地站在离众人五步以外的地方，在她与湘西群众面前隔开一道鲜明的空白“警戒线”，“卓然不群的董卿”与湘西群众完全生活在两个不同世界的状态一目了然。
董卿可以这么做，因为她与湘西的普通群众没有交集，她不用在意她的“卓然不群格格不入”，在湘西人民那里产生什么负面影响，但是，同样的一个董卿，能在她单位领导同事、富商老板面前也这样的格格不入卓然不群吗？
看看那个《环球》女副主编，在办公走廊上遭遇胡锡进，她是怎样在胡锡进的“威风”面前“瑟瑟发抖”的？
难道我们的农民工群体，就没有这样的“群居意识”从众需求，能容忍在汗流浃背浑身泥土的农民工身边，有一对这样“卓然不群”的“文艺鸳鸯”，在别人都晒得抬不起头、累的挺不起腰的时候，秀这样的浪漫交颈舞吗？
再看一组《奇迹》的镜头，一个没有学历连招聘启事都不会处理的外地“寻梦人”，不知道通过怎样的手段，居然也成功逆袭混到了“大厦36层”（《奇迹》中，大厦28层以上一般人严禁入内）。
整整一集，他陪伴着一个当初给过他一叠招聘启事的大厦清洁工大婶，逛公园，搞派对，还在大婶与一个老头恋爱失利的时候，给大婶买鞋哄她开心……
在民间短剧里，这个情节他们这样处理：
清洁工大婶是董事长或者董事长妈妈奶奶，微服私访搞调研，然后因为这个年轻求职者诚实善良的“陪伴”，就给他成功逆袭在公司上位的机会。但是，即便有了如此过硬的社会关系，这个年轻人也会被同事折磨虐待，直到董事长或者妈妈奶奶前来救援。
或者另一版本，如果年轻人陪伴清洁工大婶被人看见，而大婶又没有董事长的身份或关系来摆平那些员工，那么，这个年轻人和清洁工大婶，都会被一群同事压瘪撕烂……
两个版本，与《奇迹》中的镜头完全相反，到底谁在回避冲突公然撒谎？
还有一个1999年意外失忆的深圳人，失忆二十年后与他初恋的女儿（是初恋情人与别人生的）相遇，女儿利用各种过去的场合和场景，尝试让他恢复记忆。
这个情节很温馨很甜蜜，因为这个女儿不像他情敌的那个爹，而是和他初恋的那个妈长得很像，这让失忆二十年已步入中年的男人恍如隔世。
可是，高速发展、极速运转中的特区深圳是福利院吗？
当年用边防证才能进入的深圳，原来到处都有二十年的免费午餐吗？
一个失忆的人，如何在深圳这样东西交替与国际接轨、人流复杂迅猛崛起的地方，二十年如一日、好吃好喝、游手好闲地坐在轮椅里把自己养的白白胖胖、终于等到初恋的女儿来给自己恢复记忆？
真是一个比神迹都神奇的、无法想象的天上“奇迹”啊！
在短剧里，这样失忆的主角，一般都是董事长家里的大少爷，有免费的午餐和免费的佣人养着、等他的“天赐良缘”来给他恢复记忆，即便如此，他也会遭到争夺遗产的兄弟叔伯及其走狗帮凶帮闲的残忍虐待残酷迫害甚至玩命追杀、践踏他的尊严威胁他的生命。
另一个版本，则是这失忆大少爷玩的就是个隐身术，为彻底置那些与他争夺财产的兄弟叔伯于死地而设的局，这样的短剧里，更是充满了局势诡谲你死我活的残酷争战情节。
到底谁在撒谎？谁在把一个充满机遇和残酷竞争的深圳生活，勾兑成一碗令人作呕的人性论绿茶汤？
看这样的《奇迹》，降智不？
这样抹杀深圳存在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阶级斗争，把深圳的建设奇迹，描绘成一幅人性论的桃花源，这不是直接否定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吗？是要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釜底抽薪”？
《奇迹》没有冲突，不配称剧。
民间的短剧，有一个根本的立场，就是人民性，这是现今专业的文艺作者无法比拟的，因为他们正是这些记者导演口中的“弱势群体”，是先富和新生小资心中的“底层人”，他们的苦难，就是他们的生活，也是他们的短剧的清一色的内容。
他们或许是你们口中想要“救赎”的对象（某傅姓导演口头禅），却不是你们内心“共情”的群体。
短剧是民间文艺。
他们就算不想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也没有其他的立场可占。
所以，短剧的特色不在“长短”，而在于立场，在于感同身受的“共情”。
短剧之“短”，不是他们的目标，而是他们的无奈。是财力和才力，限制了短剧的长度。
因此，即便央视的《奇迹》也很短，与真正的短剧也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奇迹》于元旦期间推出，与反腐纪录片《一步也不退让》在黄金时段先后播出，它的回避冲突抹杀斗争，与反腐片中的斗争精神和决心意志形成鲜明对照，从晚八点到九点的黄金时段里，让观众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观影体验”。
4~2、用文艺批评给央视新年系列文艺作品“上纲上线”
4~2~1、《奇迹》
一座拥有54部电梯的大厦，是外卖员“向往”的地方，他们议论着这座大厦的神秘，尤其是28层，门禁森严，闲人莫进。
从观众的角度，会产生这样的认知：这座大厦的28层，应该是高级职员甚至高管老板的办公地。
这次，一个新入职的、戏剧演员出身的外卖员，避开严密的安保，飞身越过门禁，第一次把外卖送进了28层。
她的顾客，一个工作在28层的小伙子，得意地宣布：今天整个28层，只有我一个人吃到了午餐。
这个情节到此为止，没有下文了。
它讲的是一个快递员的“奇迹”。
再看下一个。
一个离家出走的小孩子，在路上遇到一个花狸猫，花狸猫过不去高速路，小孩子找到母亲后，母子俩多方奔走要给花狸猫修个过街天桥。
市政府十分重视，专门开会研究，并很快在高速路上面，给花狸猫们修了个过街桥。
马厩失火，夫子（孔）先问人后问马，如果非要说什么人性论，这是中国道统的人性。
整个28层没有饭吃，无人问津，花狸猫过不了高速路，有人修桥，《奇迹》这是要传达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像宝马女说的，你的命不值我的一条狗（28层人的吃饭问题，不值一只花狸猫过马路）？
《深圳特区报》有专门文章炒作这个给花狸猫修过街天桥的桥段，把“爱心善美”吹了个天花乱坠。
我曾在他们那里留言：花狸猫过不去高速路，有人关注理解它们的难处，是能与动物共情，这叫有动物性，也算爱心真善美，对动物的困境十分暖心。
28层全体吃不上中饭，无人问津，这就是没有人性，不算爱心真善美，对人的困境十分冷酷。
这个《奇迹》，到底要展示给全国人民一个怎样的深圳？你是要解读一个只有动物性没有人性的深圳“奇迹”吗？
这不应该是《奇迹》原创者的本意吧？
4~2~2、《风与潮》
我通过百度搜索了解到，电视剧《风与潮》是澳门银行家何贤老先生的实名传记，写何老先生在抗战中一系列的义勇行动。
剧中有个香港沦陷时何老先生搭船去澳门的情节。
何老先生（当时还是年轻父亲）用妻子变卖首饰的最后一笔钱买了几张船票，扶老（老父亲）携幼（未成年的一双儿女）地登船时，被有过节的黑帮大佬殴打谩骂，最后不退船票全家被赶下船，整个过程里，主角何老先生毫无作为。
此前，何老先生可是用父亲给的两百元港币，白手起家从伙计做起，成功逆袭成为香港有号的银行家啊。
银行家，自有他“不足为外人道”的起家模式。
登船逃难的一幕，当着他父亲儿女的面，他表现得如此软弱怯懦。
很难想象，他当年是如何过关斩将从穷小子跃升为银行家的。在他平地起家的过程中，一次也没碰到过像登船那样的困难吗？
平地逆袭成为著名的银行家，和拿票登船，到底哪一个更难？
这个情节所展示的民国香港，真是像天堂一般美好的地方，一个如此怯懦的人，能轻而易举地实现阶层跨越跻身上流社会，让那么多的要为温饱努力工作的电视观众作何感想呢？
这个情节会不会在观众中产生误导：民国的香港，比如今的大陆要“好混”的多。
社会上一度流传的“民国黄金时代”是怎么来的，看清楚了吧？
我想，《风与潮》的作者，或许只是想表现一个善良守正的、与巴尔扎克笔下的高布莱克有本质区别的、民国进步的、有良知有家国情怀的——银行家形象，应该不是想误导观众。
但是，登船这个情节，确实在客观上传达出了这样的理念：民国的香港社会比现今的大陆有更多给予穷人逆袭上位的机会，穷人在民国香港更容易成功，在大陆却不行。
可怕吧！
在央视黄金时段公然这样误导，令人毛骨悚然吧？
民国时代，以无父无母无亲无靠的孤儿身份，拼出了辽南“巨贾”的我的外公，算是民国年间奉天一带的“成功人士”。
当年，每逢年节，从关内北京天津保定等地送来的礼品，从字画瓷器到宫廷点心堆满了整个房间。
为了大女儿（母亲的大姐）去奉天读中学，我的外公在中街张大帅府旁边置下房产，给女儿读书住宿。
我的母亲总是强调她的父亲是十里八村著名的“好人”。
我外公也的确有这样的美誉。
在外公离世三十多年后，一个给我家安装电器的外公的同乡，以他的年纪，应该从未见过我的外公，一听说我是李品一（外公名号）的孙女，连称“好人啊好人”，当即免去我的安装费。
可是，小时候听外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经过几朝几代，就是毛泽东这个时代好，毛泽东真是条中国龙啊。
民国时期的奉天有钱人——我的外公，在新中国做了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农民。
外公在迎来沈阳解放之际，把全部的家产献给国家，让自己的几个儿女，都做了农民和工人自食其力。
他唯一的儿子，从学徒工一直做到共产党员厂长。
但是，就是这样在当地群众中享有盛誉的一个老人，我们也是不能相信母亲说的、她的“有钱有势”的父亲、我们的慈祥温和的外公，能是一个“好人”。
外公的店铺，曾做过日本人的配给所，同样的一个外公，也曾把被国民党押上刑场准备活埋的共产党农会干部，只用“口盾”，就一个不落地从虎口里夺了回来。
国民党的谍报队长，硬是绞尽脑汁通过外祖母，认了外公做干爹。
我不相信，一个有如此混世能力的人，会是母亲口中的“好人”。
外公是一个“善人”，他对河北同乡实心诚意地多方救助，出钱出力有求必应，他也是一个“守正”的人，就如曹操所言，唯有以道御之，才能无往而不利。否则他无法周旋于乱世中的各种势力自保清白和性命两全，
但是，国民党的谍报队长，国民党的行刑队，日本人的配给所，不可能因为他的“善良”和“守正”就给他这样的“尊重”和“殊荣”。
他必有与之相当的、能克制周旋于这些势力之间的实力或者势力。
民国的香港，也不会比民国的奉天更清白更公平，澳门的何贤老先生富可敌国万人之上，比我的外公更加声名显赫，想来，何贤老先生也一定有他赖以依仗的势力和手段助他成功，而不会像《风与潮》所塑造的那个软弱“善良”轻易屈服于黑势力的模样。
我理解《风与潮》的创作可能与时势比如台海局势有关，宣传统战政策，有些事情，尤其是这样一位像我外公一样在民国乱世中求生存的成功者，他们“江湖行走”的特殊手段和势力，不一定方便在央视这样的主流媒体上公开披露，本着为尊者讳为长者隐的民族传统，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有所保留有所回避。
但是，不能因为为尊者讳为长者隐，就把一个乱世中的成功人士塑造成一个“善良弱懦”的形象，来满足”好人“的虚饰幻想，从而对观众进行“民国的香港比如今的社会主义中国有更多机会给穷人”的误导。
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民国时期是黄金时代，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成了文雅浪漫琴瑟和谐的鸳鸯模板……
这些谬论，都是怎么形成并在一个时期里左右了很大一部分群众的？
虽然可以理解为能力问题，究其实质还是立场问题，民国背景的文艺，不能忘了欲置新中国于何处。
在意识形态领域，两条路线两种立场是彼此对立的零和态势，没有任何可以调和的空间，一个文艺作品，不管它多么“清高飘逸”、离政治多么遥远，他必定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不代表、助力这个阶级，就一定代表、帮闲着对立的阶级。
当年，鲁迅先生的学生刘和珍死在了军警的棍下，鲁迅先生的朋友左联五烈士死在了国民党的枪下，鲁迅先生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明确表达陶渊明式的避世心情，从此不问天下事，躲进小楼归去来。
这是他的愿望还是牢骚，甚或是愤怒，鲁迅先生这里的“冷白眼”有没有政治立场，有没有对时局的出离愤怒的政治态度？——“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就是鲁迅避世背后的深切愤怒。
写桃花源就避开了政治？知道陶渊明的避世，有多少风雨飘摇浓墨重彩的政治背景吗？
不要以为有了“文艺”这顶大帽子，就可以“躲在高个子底下”，任它天塌地陷，也让自由的想象无节制的放飞，——一定要用“上纲上线”的文艺批评来进行舆情分析，进行社会效应的评估，阐明它的阶级立场，政治倾向，尤其是主流媒体推介的文艺作品，它代表了你选择的政治态度和阶级立场，一个文艺作品，它的推介方的阶级立场政治态度，甚至比原创作者还要明确鲜明。
4~2~3、《踏歌行~平遥古镇》
2026年的新年前，央视还推出了一档节目叫《踏歌行》，我看了其中一篇宣传平遥古镇的，就是个旅游宣传片，却有如此明确的政治态度阶级立场。
平遥古镇，作为一个在西周时代就有建制的古老城郭，曾经有过无数的风流人物和风光故事，宣传片《平遥古镇》选取了“日昇昌”作为重点宣传对象，倒也无可厚非，毕竟，日昇昌是“中国第一票号”，它的建筑也是全国重点文物，有旅游宣发的资格。
但是，宣传片把宣发重点放在了宣传日昇昌的主人勤劳诚信公正严谨的品格作风上，还引用了一个“烂大街”的——明显出自于日昇昌自己手笔的——温情故事来强调这个早期银行家的诚信。
一个叫花子老妇人拿着日昇昌的票号来取一笔数目不菲的钱款，称票号是她死去的丈夫三十年前开的，老板鉴定了票号真伪之后，就全款给了这个老妇。
这个日昇昌自己编的良善故事，显然是为了宣传它如何诚信，央视照单全收也替他这样宣传，真的差一点就感动我这个观众了。
可是，差这一点就是，我同时就联想到另一个问题：
这个叫花子老妇，拿着一张这样的存单，在现在中国的任何一家银行都不可能取出钱来。我们的银行有更严格的身份验证规定。
前些年还有媒体报道过银行门前抬着老人棺材抗议银行这种授权规定的事情。
央视的《踏歌行~平遥古城》节目把这个编撰的瞎话当作现实的口碑，替日昇昌这个金融贩子宣传诚信，把现今的国营银行置于什么位置呢？
你不赞成我们国营银行关于授权取款的现行规定？还是想说现今的五大银行都不如日昇昌老板诚信？你是想通过央视平台的宣传，用日昇昌的“诚信”“搞垮”国营五大银行吗？
你想没想过，这个节目播出之后，会有被银行因为授权规定“刁难”过的人，说今天的银行不如日昇昌，要把钱从国有银行转到日昇昌去？
甚而至于得出今天的制度不如清末民国诚信的结论？
日昇昌放贷，是要高利息的，他没遇到过像杨白劳那样还不起贷款的事吗？那时候有没有像许家印之流的老赖？他如何处理杨白劳，如何对付许家印？
巴尔扎克说，每一笔巨大的财富背后，都隐藏着罪恶。
我想问问《平遥古城》电视片的作者，你既然用日昇昌做主角，那他数百年来巨额财富背后的罪行呢？
你作为中央台的节目，悄然抹去它的罪行，引用他自己编的故事替他宣传诚信，是什么后果你想过吗？
更不要说那个对联了，一个逼迫伙计“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的破对联，竟然也让《踏歌行》的作者感动的涕泗横流，把他“人性”得筋酥骨软，倾倒于这日昇昌主人的勤俭奋斗的鸡汤里难以自拔。
可是，别忘了，平遥古城晋商传承的最大成就代表人物，不是日昇昌，而是孔祥熙！
民国时期四大家族的孔祥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祸国殃民，为非作乱，晋商这个烂尾的收场，在《踏歌行~平遥古镇》的片中只字不提，现今的平遥古城，中国人民可是从孔祥熙手里用鲜血和枪杆子夺回来的。
对历史断章取义，对主角去荤留素，把孔祥熙的高利贷老祖日昇昌老板当作勤劳诚信楷模，在央视黄金时段大力宣传，合适吗？
三千多年的平遥古城只有日昇昌吗？为什么《平遥古镇》里的主角只有日昇昌？
把央视当成谁的喉舌？做这档节目时的取和舍，是站在谁的立场上，用谁的标准和原则？
这已经不能用回避问题回避冲突这么轻松的技术层面来“一言以蔽之”了！
赤裸裸地站在这样的立场上的文艺作品，在2026年的新年之际，在央视这些主流媒体上密集上演，真是让人……！
我在广东肇庆，曾经和一位做文化旅游工作的朋友说过，文化旅游宣传要有统一的底色，在肇庆，有国民党烈士墓，也有共产党的烈士墓，你不能在国民党烈士墓前说国民党的理念，在共产党的烈士墓前说共产党的理念。
文化旅游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旅游宣传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去重新诠释旧时代旧传统留给我们的遗产遗迹，用破除了旧道统制约的、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新史观，去重新建立宣传我们的新理念，让历史遗迹舶来文化都涂上红色的背景人民的底色。
央视的文艺，真是落后于形势太远了。
在社会人心层面上造成的负面影响，非一般的严重。
4~2~4、《看得见风景的窗》
继《奇迹》播出之后，在央视反腐纪录片《一步也不退让》和领袖的《法治思想系列讲座》之间，竟又出现了一部温馨到令人骨头酥软的《看得见风景的窗》。
这部也自称短剧的短电视故事片的背景，可是影视剧制作的市场，众所周知，曾经的那个年代，影视剧市场是资本化最彻底的“重灾区”，在横店外面挨饿受冻眼巴巴地寻找上镜机会的群演们，过的是“斩杀线”下的玩命生活。
可是，这个《看得见风景的窗》里（以下简称《窗》），让一个在文艺界没有背景——作者应该是想塑造有点现代派诗人气质——的“秧子”，为了一块他自己心目中——很难为世人了解——的石头，和他圣洁的纯粹的“诗化”的理念，去做一部电影。
他竟然很快很容易就成功了！
容易到什么程度？
他只需要在那个被横店退订的女统筹导游引领下，在浙江小岛上找到那块与他的目标相吻合的石头，拍电影的一切就都搞定。
这回不是时代的误导，而是对影视界“颠倒黑白”的美化。
让那些几年前还有老板声称的“拿命换钱”的年轻人们都去搞电影吧！《窗》里描绘的影视界简直是个文艺天堂！不仅不用拿命换钱，而且还能随心所欲地拍自己喜欢的电影，占用公众平台，向世人展示自己那纯属于个人的文艺幻想。
别说你，连塔可夫斯基的“纯粹个人意象”都碰的头破血流，没有一分钱的票房，谁给你投资？
如此伪善！如此荒唐！公然地背弃事实回避冲突。
你也把它叫做短剧？你敢占用央视新年“寸秒寸金”的黄金时段，向全国人民宣传这样一个片子（骗子）？
影视界要是这么容易就给这么纯洁这么浪漫的年轻“病人”这么好的发展机会，那新一代党中央打击洗钱限制片酬严禁阴阳合同的措施都是子虚乌有的吗？
看短剧怕降智，让全国人民在新年之际看这样伪善的东西就不怕降智吗？
你们把党中央“要提升社会智力”的号召当什么了？
当然，我坚信，产生了这样的恶劣影响，绝非《看得见风景的窗》的创作组的本意。
或许他们只是想做一个浙江某岛的旅游宣传片——影片的风光拍摄的蛮好看，这也应了张艺谋导演“自我解嘲”的一句话——不管怎么说，这部影片至少留下了一些优美的镜头。
他们搞出可能这么“恐怖”的社会影响，只是因为——主创人员没有对文艺作品进行舆情分析、没有掌控社会影响的意识、习惯和能力，对自己的“旧时代思维”严重缺乏警惕性。
《窗》的导演试图塑造一个自己不熟悉不了解、超出了自己理解能力的“文化绝症病人”形象，一个他可能听说过、但一定没见过的、那种需要经过脑补才能完成的“超现实”的文化精英，或许，是想与当年《都挺好》丑化诗人的理念反其道而行，让“诗化人”以主角方式登上央视这样的主流媒体的舞台，既提升文化人的现实地位，也给自己和浙江披上一件“文化大氅”。
到目前为止，能把自己的文艺作品捧上央视黄金时段的导演，与这类文化疯子根本不在一个频段，他们是生存于两个不同世界的不同质动物，绝没有相遇的契机。
央视这样的主流媒体，工作性质决定，他们不能与这样传统意义上的特别有“气节”的文化人为伍，由于古老传统的因袭衰败，这些人往往把恣肆随性当作“气节”来任性妄为，所以，央视这样的主流媒体也不能容许这些文化疯子登堂入室翻云覆雨。
只有我这样穷困潦倒穷途末路的“半疯”，才有机会“遇见”这样的人，他们不躲避我，我还有机会结交一两个这样的“朋友”，他们是世人眼中的“精神病人”。
新时期的影视导演能对传统印象里的文化精英有这样的向往，其实也不失为一种文化的进步，终于有人想要打造一个文化人的形象，也不比前些年影视剧里充斥的记者、老板、富二代和什么奇形怪状的民国名媛主角更让人“反胃”。
不管怎么说，捧出一个这样的文化“秧子”，表达对那些已经“过气”的文化疯子、“传统文化遗迹”的尊重，也总比捧贾平凹贾浅浅父女更让人欣慰啊。
毕竟，这些文化疯子还有些清高的气节！
抖音上有传闻说，国家新颁布政策，要提高艺术类院校的高考文化课分数，这也是提升文艺作品文化水准、提升社会智力的一项重大举措，让文艺界不再重演热捧《悬崖之上》那样的闹剧（《悬崖之上》只是一个中途跑题儿的初中零分作文），不再出现以“留下一个优美镜头”沾沾自喜的导演笑话。
但是，即使你有很高的文化水准和感知能力，想要写一个根本不了解的人的故事，你还需要做一些功课，深入到生活的底层中去了解理解挖掘，不要自己依照匮乏的想象力去胡编乱造。
你们这些导演编剧们，与短剧作者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他们只塑造自己了解的——自己这个阶层的主角，你们却敢向你们不知的领域里盲目挺进。
你们与短剧作者一个重要的共同点也是，他们写到自己不了解的董事长上流社会的时候，也像你们一样的笑话百出不伦不类。当短剧的作者说起身价万亿的董事长请客吃“昂贵”的198元每位的自助餐的时候，就像你们让《窗》里的男女主角谈现代派意识流一样的空洞滑稽贻笑大方。
不过，纵然有这许多的BUG，平心而论，《窗》的作者，也有他守住本分的一面。
在写到影视剧拍摄过程里最重要最关键也最最屈辱的“搞钱”问题时，导演的手终于“软”了。
这是一个他应该十分了解的环节，作为一个有资格上央视的导演，他一定经历过、至少听说过自己为电影向资本求第一桶金的“惨烈”过程。
在这部《窗》里，他没有刻意伪善地去粉饰涂抹这一惨烈过程，而是一笔带过，将这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抹去了。可以说，影片中没有这个男女主拉投资的情节，他让一部精神类文艺范的小众电影，就在这样略去了搞钱情节的情况下，“温馨幸福”地开机了。
因为没有共情，导演可以轻而易举毫不吝惜地一笔抹去快递员被大厦保安“强奸”的屈辱伤痕，却无法抹去他自己被资本投资人一遍遍反复“强奸”践踏的惨痛记忆和心理伤痛。
他再也不能用事不关己的伪善，来粉饰这个资本化最严重的影视市场了，他深知，他塑造的这个男主病人，敢向这个市场迈进一步，就会死的连骨头渣都不剩——与男主共情的结果是，他面对自己的伤痕，也像短剧一样，用超现实的童话“奇迹”草草收场。
因为不“爱”，所以《奇迹》能“空灵玄幻”不食人间烟火不言人间疾苦，因为“爱”，所以《看得见风景的窗》手“软”了。
奉劝主流媒体文艺工作者，还是努力地让自己去“爱”底层人民，“爱”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看到毛选，就心生“希望甚至感动”的正面情志，而不是像钱钟书那样“想吐”，才能跟上这个新文化的节奏。
4~2~5、一点忠告
《奇迹》的导演在央视上一遍遍地诉说着他的担忧：《奇迹》会不会被接受，会不会有流量……
还是那句话，你的《奇迹》自称短剧，但凡你在创作这个“短剧”之前，去看过一部真正的民间短剧，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担忧。
因为《奇迹》，从根本立场上与现实中的民间短剧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在民间短剧如此风靡的网络现实里，《奇迹》有可能被广泛接受吗？
和谐美满幸福感获得感的获得，是这一个新时代的诉求，新一代党中央在扶贫工作得到阶段性成果的前提下，提出要让人民群众有幸福感获得感，“以人民为中心”是新一代党中央的号召，是深化改革后的成果，我们创作和谐美好人民群众有获得感幸福感的背景，是这一个时代的社会状况。
但是，《奇迹》所描述的故事背景，还是深化改革前的深圳特区时代，那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社会上被讹化成“以金钱为中心”的时代，不是以人民为中心。28层没吃到午餐，在那个“拿命换钱”的背景下，是平常事，就像美国人把斩杀线当平常事一样，事实上，《奇迹》作者也是把吃不上饭当作生命的日常来处理的，吃不上饭，与“拿命换钱”和“富士康连跳”相比，根本就不算事。
那就不要在《奇迹》中混淆时代感，张冠李戴，把“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幸福感”的新时代桂冠，挂在那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底层人要“拿命换钱”的时代头上，放在央视的黄金时段“强奸民意”。
短剧里描述的底层生活，是在前一个时代私有化背景下的遗留问题。
面对目前正在深化改革，根本性地扭转这种局面的形势下，作为央视这样的主流媒体，是不宜曝光这些太阳底下隐藏于黑暗角落里的阴影，不该刻意强化渲染这种苦难。
不断揭开过去一个时代的疮疤，对新时代也不一定有更多的建设性。
但是，我们也不能轻薄地抹去这些苦难痕迹，假装从来没有过这些创伤。不能公然地无视甚至刻意抹杀底层人民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的苦难和压迫，强行地用伪善来装点粉饰一个人们刚刚经历的社会现实。
主流文艺不该直接与短剧背道而驰。
短剧是一面镜子，是“野生的国风”，它就是“国风”本来的样子。是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中华民间文艺道统的真传。
当年的徽班，就是野生的国风，怎样帮民间短剧像徽班走进京城那样登堂入室，才是我们主流文艺的“善行”。
作为主流媒体，只能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站在底层人民的立场上，用与底层人民共情的情怀，去理解底层人民的苦难记忆，帮助他们用开阔的胸怀、前进的希望，来化解愤怒消弭仇恨，用最有效的措施政策，改善底层人民的生活，让他们找回一度被剥夺的幸福感获得感，双管齐下，才是应对短剧现象的正确方向。
徽班进京之后登上了封建王朝的大雅之堂，所以它的题材内容多半是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它登上皇宫的舞台，就必须服务于皇家的意识形态，不能为陈胜吴广李自成做宣发工具。
我们的媒体，尤其是央视等主流媒体的文艺作品，也必要服膺于我们的体制，为我们的意识形态作宣发。以我们的意识形态基础——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前提标准。
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尤其是目前主流媒体文艺工作者普遍匮乏、而短剧作者最热衷的阶级斗争观点，重新解读诠释现实的问题历史的陈迹，帮助短剧从野生状态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才能形成真正生于民间成于殿堂的精品。
4~2~6、新文艺的出路在民间
《奇迹》称不上“剧”，他充其量只能算个“短”。
也不要天真地以为搞出个《看得见风景的窗》，塑造个不伦不类的假知识精英，就可以打着文艺的旗号垄断文化舞台、获得对雅道文艺的最终解释权，就可以把“俗不可耐”的民间“降智”短剧永远压在五指山下见不得天日。
真正的大雅精神，存在于民间，民间的文艺才是大雅精神的传承依托。
记得当时有记者问赵本山，你倡导绿色二人转，那二人转没改成绿色之前是什么颜色啊？
面对记者暗含机锋的问题，赵本山以他特有的风趣幽默回答：就是绿色前面的那个颜色呗（赤橙黄绿青蓝紫）！
他不想揭穿他所“依仗”的传统二人转里惹人非议的野生短板，更不想让二人转里那些“上不得台面”的野生话题再次出现在公开媒体上（这本就是他搞绿色二人转的宗旨），还要精准回应记者的问题，就产生了这样精致巧妙意味隽永的“外交辞令”。
我也曾经多次在文章中提到，农民总理陈永贵与走资派斗争的时候，所提出的让走资派无法回答的几个问题，那种方式，也是民间独有的道统传承，他的几个问题带着“野生”的质朴简洁，直指走资派的软肋。
在他之前，所有的农民斗争，如陈胜如李自成，都只是以武力征服的方式，争取基本的生存权利，而陈永贵则是在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江山”争取主权，这番掷地有声的慷慨直言，曾经逼迫对方用“你才入党几年”这样完全违背共产党员基本原则基本修养的无厘头方式，来强行结束这场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
农民的“文斗”，终于在毛泽东思想的武装下，有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这样精彩绝伦的机锋对决，让人叹服！
农民文艺大师的大雅之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农民政治领袖的大雅之声洪钟大吕义正词严！
这是多少高深学养自命不凡的知识精英永远也达不到的、被世俗广泛追捧的——真“雅”。
我们都知道，赵本山、陈永贵他们并没有多少文化，这只是一个农民文艺大师、一个农民政治领袖、在深厚的中华土地传承遭遇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后，濡染熏陶的精神涵养，是央视也好，导演也好，学府里的知识阶层、文艺作品里的假精英们都基本不再具备的最深邃的中华新文化内涵。
那些非议短剧降智的人，那些高踞于文艺创作光环里的既得利益者，永远也无法想象，“俗滥不堪”的短剧所具备的那种鲜活的现实生命力。
在短剧里，有一个失明系列，明眼人一看便知，剧情的发展，就是基于妻子出轨的夫妻战斗中的“三段论”：
我瞎了眼才会娶你！
你现在还以为我瞎啊！
既然你以为我现在还瞎，那我就继续装瞎，看你到底还能做出什么不堪的事。
整个失明系列短剧，从几十集到几百甚至上千集，就是依照这个三段论组织编撰情节，推动情节发展，这样贴近生活、像复印机一样复制生活本色的剧，不是民间艺人，真的是难望项背。
你说他们这是聪明，还是愚蠢？是高雅，还是庸俗？呵呵——没资格评说。
他们只是深入生活了解生活不伪善不粉饰不回避不自恋地展示生活解释世界，随着党中央的利民政策进一步开花结果，他们的短剧也会越来越跟上新时代的形势，把过去的苦难沉重和仇恨怒火抛在踔厉前行的路上，这朵野花，终将开出绚烂多姿的色彩，让祖国的文艺大地遍野芬芳，任何势力强权风霜雨雪都无法阻挡它们像种子一样奔放勃发的生命活力。
4~3、文艺批评与文字狱
4~3~1、文艺批评
4~3~1~1、文艺批评需要斗士
基于前面对于央视新年期间推出的几部文艺作品的“上纲上线”的舆情分析和社会影响预测，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的批评过于“严酷”了。
化用赵本山的句子，在如今的绿色时代之前的那个时期，社会上流传着“虐待狂”的说法，同学聚会上，与定居美国的同学关于美国制度好还是中国制度好的争论中，我以我的文化优势，单枪匹马对他们实行了“降维打击”，有国内支持他们的同学，说我是“虐待狂”，精神病。
也有温和一点的同学，叫我“自干五”（自带干粮的五毛党）。
据《党史博采》讲，那时候陈永贵与走资派进行过“姓社姓资”的争论，陈永贵还曾为自己能“苟全性命”继续地方工作而庆幸。
据司马南讲，那时候在央视“同仁”（那时候全国机关里都不称同志了，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的聚会上，提起共产党好，还发生过反对者举起椅子砸人的事件。
意识形态的讨论，从上到下，发生过这么尖锐的冲突。
前面也说过，那时候“农民工讨薪难”，甚至某些地方还出现过讨薪农民工的过激行为发展成杀人灭族的犯罪个案。
有老板说那时候底层人要“拿命换钱”。
这就是如今短剧题材内容的生活基础和伤痕记忆，也是短剧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底色。
这个伤痕很难抹去，这场斗争一直存在。
我很以“自干五”自豪。
能在那个年代坚持斗争坚持新中国的民族立场，是一介“文化匹夫”为民族向着历史正确的方向迈进所尽的微薄的份内之力。
文艺阵地形势严峻，在公开发表的文艺作品上，尤其是在主流媒体公开发行公开推介的文艺作品上，一定要以严酷的精准的一丝不苟的目光、以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用“以人民为中心”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坚守着我们的意识形态纯洁牢固，作“严酷的”舆情分析和社会影响预判，“意识形态工作对党的前途命运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领袖语录）。
说两个貌似与此无关的例子。
在我的大半生里，有二十多年的“求学”生涯，让我终生难忘的是两位导师前辈，一个是我大学毕业在航空部六院一所工作时的老领导——当时的总设计师李明，还有一个是在辽宁大学读硕时的导师、中文系副主任、研究生部主任、辽宁唐宋学会的理事长朱明伦先生。
李明总师出生于三十年代中期粤港澳的商人家庭，在上海长大，十四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被部队保送哈军工，毕业后分配到六院一所，六十年代随六院一所集体转业，从基础技术员做到总设计师。
朱明伦先生出生于四十年代初期辽宁辽阳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朱先生是新中国辽宁大学培养的大学生，1966年毕业后因家庭出身问题被分配到辽阳农村小学当老师，1978年恢复高考，他成了辽宁大学中文系的第一届硕士生，毕业留校任教从教师做到主任。
两位导师都很赏识我。
我是个不安分的人，曾经在六院一所，没少给李明总师惹麻烦。
我被李总选入重点课题组，那是国防科工委主持的国家一级重点科研项目，李总是这个几所联合的课题组的总掌舵人。
第一次列席参加人家的项目研讨会，我站在门外不肯进会议室，要求里面的人“把烟掐了”，全场愕然。
实验室晚上加班，我看不惯一班人连说带笑工作效率低，我的师傅告诉我，工人这样可以多些加班费，让我不要乱说话得罪人，我哪里肯依？
为了让所里的年轻大学生团体有更多的权益，我还曾经“伙同”项目组的大师兄“操控”过所里人大代表的选举。
在这个课题组里，我是职位最低、年龄最小、几个年轻同事中学历也最低的一个（他们多是硕士博士），但是就“作妖”而言，我绝对首当其冲。
就是这样一个不肯安分守己、也没什么组织纪律性、乱闯乱闹的年轻人，在那种需要严格掌控的半军事化的科研项目组里，李明总师要怎么用我呢？
西安所的实验阶段，李总分身乏术，又需要掌控所有的实验细节，保证天上安全。
他派我前往西安常驻，深度参与西安的实验工作，三个月的时间里，要每天在试验工作结束后，用专门的军线电话，向他汇报进展情况，尤其是出现的所有问题的细节。
我当时并不理解李明总师对我的信重，我只是用我的严酷作风和不解、也不屑人情世故的“恶习”，去认真完成份内的工作，并没有意识到，我的这种作风，对于“双手托着战友生命”的这份特殊工作的意义和影响。
更想不到，李总利用的，正是我的这份不近人情的严厉，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培养的解放军战士出身的技术领导李明总师，认为我们的工作，需要我这样的严厉严谨、尤其是不近人情。
我不能说，航空航天军事工业有今天这样的伟大成功，是因为我的严厉严谨不近人情，和李明总师的“慧眼识珠”，但是，我现在明白，没有这样的严谨作风，没有像李明总师这样的领导，就不会有今天军工事业的巨大成就。
后来，同样的一个我，在辽宁大学，因为毕业论文批评了“民国大师”陈寅恪，我和朱明伦先生“分道扬镳”，我没有顺利毕业拿到硕士文凭流入社会体制之外。
不久之后，朱明伦先生也在辽宁大学中文系那表面“温雅和谐”、实则你死我活、血雨腥风的利益争斗中，被迫辞去了中文系主任和研究生部主任的职务。
朱明伦先生在卸任之际，嘱咐同事转告我，像我“这样的性情和行事作风，到哪里都不行”。
因为前有在六院一所工作的经历，我并不认为自己的个性有这么不堪。
所以当年我认为这是朱先生对我的诅咒，没理解这是曾经赏识我的导师，给我的最后忠告。
我和朱先生个人的交往，其实比起和李总的关系要亲近的多，在所里的时候，我并没有和“手握重权”的李明总师有什么个人交往。但是在辽大，我和朱先生住在同一栋家属楼里，与他及他的家人都有很密切的交往。
因为文科硕士生的课程比较宽松，朱先生又是学院领导，比较忙，所以，我作为朱先生这一届唯一的学生，甚至可以“先斩后奏”地在路上拦截我的学弟们，随我的兴致替朱先生取消专业课，他也从不怪我。
朱明伦先生对我未来的预言，并不是他与我的个人恩怨，后来我在文化界文艺界的客观境遇，证明了我在辽大的遭遇不是个案。
京漂做电视剧的十年，证实了朱明伦先生的这个预言——“到哪里都不行”。
以致于我的老朋友——京漂时“攀搭”上的从空军话剧团团长卸任的出品人——只好万般无奈又无限伤感地说，“你们的作品他们真不要啊，等一百年之后吧”。
今天，看看我们的祖国，航空航天事业，从我那时候的“落后美西三十年”，到今天全球领先飞向太空的巨大成功，辉煌成就。
当年李明总师顶住了“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逆流，带着我们在条件艰苦、资金匮乏、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尖锐的情况下，坚决挑起国产化的重担，踩出了自力更生国产化的道路，他是中华民族又一次危难时期航空工业的“中流砥柱”——在1989年那个特殊的日子，买办卖国势力最嚣张的时刻，李明总师带着我，正在去北京北苑当时航空部所在地，组织召开我们项目科研阶段的最后一轮评审会。
朱明伦先生和中文系乃至整个辽大，当年也用他们的坚持，抵制我对陈寅恪的“斗争”，他们也是这个盘踞了文化界两千年的绅权势力的“守卫者”，朱先生对我赏识在前，否定在后，都是这个圈子在作怪。
所以，我们的文化事业和文艺成果，到目前为止，就是前面说的这个状况。
两个势力，两种截然相反的用人态度，已经产生了天壤之别的客观效果。
4~3~1~2、文艺批评要“上纲上线”直击要害
电影界从1951年推出《武训传》开始，反动势力用文艺的方式发起攻势，要死守反动的文化阵地，给新中国一个“下马威”。
主席为什么怒批《武训传》？
为什么只有主席“单枪匹马”怒批《武训传》？
为什么《武训传》在主席去世后不久就被“平反”？
这“平反”的“反”，指的是谁“反”了？——这就是鲜明的立场问题！
为什么主席在“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感伤中“含泪”离世？
五六十年代东北和上海等电影厂大量推出的红色题材的电影，没能从根本上撼动旧文化势力的根基，主席含泪离世，遗憾他没能完成他此生的第二个使命——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右派的全员平“反”，“伤痕”取代了革命，反动文化重又把持了文化阵地，举着“不争论不折腾”的大旗，攀着文化殖民的大树，压制、打击、并且污名化、妖魔化了新文化争取权力的斗争。
以至于到了2020年，文艺界还公然用宣传国民党抗战的《八佰》来给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国庆71周年“献礼”，这毫不遮掩的对峙意图，比当年《武训传》的阴险迂回，来得更加嚣张。
有人拍摄《八佰》不是关键，关键的问题是，谁把它推上国庆的舞台？谁把高光打在它的头上，替蒋介石国民党与社会主义新中国“分庭抗礼”？。
在这样严峻的文化形势下，2022年大年初一的黄金时段，央视推出《人世间》的一、二集，控诉上世纪六十年代逼迫男配观摩枪杀罪犯，吓傻了“纯洁青年”的情节，就一点也不意外了吧。
那一年的春节前夕，抖音上竟出现了以“新华通讯社”名头发布的富二代东京滑雪的视频，还问“底层人”心塞不？
那一年，正是新一代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抗疫“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最为关键的时刻！
那一年，正是同进同退求得生存共同富裕，和化整为零一部分先富两种截然相反的路线方针政策，终于在实践中见出高下、分出成败的最后时刻！
要是说，在那一年，文艺界同时在主流媒体上，密集推出这样的、公然“分庭抗礼”的文艺作品，是反动势力最后的负隅顽抗，还有反驳的余地吗？
文艺形势多么严峻？！
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2026新年伊始，央视就推出《一步也不退让》电视宣传片，明确昭告天下，党中央坚决与反动势力腐败分子斗争到底、彻底铲除腐败政治土壤的决心意志。
可是，在这样的斗争意志和决心的“周边”，竟然“环绕”着《奇迹》、《踏歌行~平遥古镇》、《风与潮》、《看得见风景的窗》这样一些没有臀部只有伪善的“天使精灵”营造的“温软祥和”。
我不知道央视黄金时段的三个小时，到底要宣传哪个理念？
平心而论，从《八佰》到《奇迹》，再到《看得见风景的窗》，肉眼看得到主流媒体的长期努力，尽最大力量传播现在的大好形势，宣传新一代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
但是，宣传深圳四十年的“奇迹”，就抹去斗争？
深圳的成就，难道不是“姓社姓资”两条路线斗争的成果？现在的安宁祥和，再无“拿命换钱”和“富士康连跳”，难道不是“以人民为中心”与出卖人民利益的买办卖国分子进行斗争的胜利成果？
从电影《八佰》，到《志愿军》系列，短短的五年，我们的文艺事业已经走过了很长的路。从《八佰》那“嚣张对峙”的状态，进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轨道，这也不失为一个巨大的成就。
从歌颂国民党到歌颂志愿军，是一个历史的飞跃。
但是，在最新推出的电影《志愿军》中，却出现了“歪解”志愿军战士捍卫祖国安全的初心的情节，让彭老总和“梁大牙”——百战百胜的无敌将军——，用小我的“人性脆弱”，去“怜悯”“体谅”志愿军战士“在新中国已经建立”之后“还要付出牺牲”的——“遗憾”。
这一段情节，我看的心塞，替志愿军英雄不平！
但是，我忍了，没有写文章批评《志愿军》的导演，他到底是没拍《八佰》而拍了《志愿军》。
一个曾经用“阴阳”两套版本的文本骗取广电立项，拍摄了《霸王别姬》的导演，没有听说过他有什么洗心革面的决心和行为，也没见到他有浴火重生的洗礼经历，不能因为他的《霸王别姬》得了奖，就把《志愿军》这样的题材也交到他的手里，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祸害了这个项目，也害了他。
假如，我们解放军的部队在与国民党的战斗中得到了几辆坦克，但是我们的队伍中没有人会调理坦克，难道我们就让黄维来指挥这个坦克部队迎击国民党吗——就因为他懂坦克？
战犯所里最后“缴枪”的黄维，我们充其量只能让他做个顾问，利用他的能力，在技术上指点一二，怎么能把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他呢？
要正视我们文艺上的短板，不能因为短板，就用被腐肉侵蚀的现成长板做栋梁，腐烂的现成长板，充其量只能作不用承重的“隔断”。
在民间短剧中，失败的错误的人生，是要用重生和穿越来实现回炉重造的。
短剧的作者没有能力解决这个浴火重生的问题，但是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想要不一样的新人生，只有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带着任何旧日的痕迹，都无法实现向着新人生的“华丽转身”。
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我们充其量只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洗心革面，浴火重生，陈凯歌他没有重生的机会穿越的可能，他也没表现出有刀刃向内挖去腐肉的决心和行动，作为一个带着腐肉的旧时代的幸存者，他没能力做红色文艺的项目负责人。
把《志愿军》这样的项目给陈凯歌执导，就像把坦克部队交给黄维全权指挥一样荒唐。
他尚未经历脱胎换骨的洗礼，双脚仍站在泥淖中，就要轻松攀上新时代的新文艺。
这种“向善”的愿望可以理解，也可以限量接受，但他充其量只能做个技术顾问，指点一二，给新人作个技术上的陪练，做新时代新文艺的垫脚石，而不是情节动力的主角。
不管他如何小心，在关键时刻，一个没有脱胎换骨的旧时代幸存者，腐肉一定会在某个关键时刻再度发作，掉进河里淹没全身，没有任何侥幸的机会。
但是，他的问题与《八佰》也有所不同，《志愿军》的这个bug，不是创作者的刻意歪曲“动摇军心”，而是他的能力问题，只能算是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误会”。
他可能想给两位著名的“铁血将帅”填补上“文艺的人性论”的“缺憾”。
在他残留的旧时代“腐肉”中，面对三所里战斗的惨烈牺牲，要是两位将军没有一点伪善人性的“伤感叹息”，会显得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有血有肉”的了。
所以，从“腐肉”的价值观来看，变出这个瞎话，还是给两位将军头顶“增光添彩”的举措。
他既不能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28年革命斗争付出牺牲的重要意义，更无法体会这残酷的斗争磨练出的钢铁意志、战斗精神和崇高信仰。
当年央视那个“红得发紫、紫的发青”的著名主持人董X就“威胁”过：四海之内都是兄弟，只要枪一响，就输了！
这个混淆阶级立场的言论，公然对怼主席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
文艺界长期处在这种淫威的“高压”下，持续濡染强硬劝导，一般人是抵御不住的。
以他们长期泡在“缠绵悱恻”的伪善人性鸡汤里的、挺不起脊梁的半残身子骨，理解不了堵住枪眼“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壮心豪情，是意料之中。
创作团队搞出了这样的失误，我们的审核机构也没能及时地发现问题，一个不小心，就把这样宣扬了伪善人性的片子推上了大众影视市场，即使产生了没有预料到的恶劣影响，目前也很难避免。
这些，都可以是能力问题，我们目前只能给以理解。
——当然，如果真不是能力问题，而是阶级阵营的分野，不在文艺批评之列。
但是，理解归理解，我们作为主创人员、尤其是审查机构，不能也心安理得地让自己停留在别人的理解之上，轻易地就原谅了自己的无能、放过目前存在的问题。
要“刀刃向内”很挖自己灵魂深处的那个“必然”导致错误的根源，别“躺平”等着别人给你动刀子！
不要一看到伪善的人性就筋酥骨软，文艺界的紧迫形势和面临的尖锐斗争，容不得我们慢慢地悠哉游哉地补充钙能强健风骨，稍有松懈，几代人就过去了。
当务之急，是尽快把双脚挪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根基上来，尽快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来指导我们的文艺创作。
不要以为我这样“上纲上线”，是刀尖向外针对你们的作品，我其实只是提醒你们要重视作品的社会影响。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向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对自己作品的要求，是你们难以想象的严酷严厉一字一句深度斟酌一丝不苟，不容许任何的纰漏。
这也是我们游走于社会边缘、没有体制的“庇佑”，没有保安没有团伙没有门禁更没有专门的舞台，在社会的“大场子里”众目睽睽之下，单枪匹马进行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文化斗争修炼的功力，养成的严谨作风，是我们对社会的责任感、文化的使命感，对文艺化骨绵掌般的社会影响力渗透力的深刻认知，关系到自身荣誉，失节事大。
坚持刀刃向内严查自己，才有底气为自己的作品负责，敢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对于深思熟虑严谨严酷作风下产生的观点，即便“刀架在脖子上”也有坚持到底的勇气和意志，这就是气节，就是信仰，也就是文化自信。
4~3~1~3、文化斗争的必要性
党中央在新年伊始发行《一步也不退让》，惩治腐败打击反动势力的目的，是缓解社会矛盾解决两极分化问题，也就是民间短剧中反应的诉求，让社会更公平，让人民群众尤其是底层人民有获得感幸福感。
《奇迹》描述的深圳四十年如此和谐没有冲突，否认了民间短剧中的社会问题，客观上就是给党中央的反腐斗争釜底抽薪。
比如，当年的土改，有狗腿子穆仁智，出来替他的主子“洗地”，说地主养活了全村人，村民都对他感恩戴德从未有过矛盾冲突。依他的说辞我们党的土改政策不就成了“瞎折腾”？
给刘文彩翻案，把“打土豪分田地”置于何处？
给张灵甫树碑立传，把淮海战役的胜利置于何处？让粟裕将军情何以堪？
抹去了社会矛盾，将相关政策釜底抽薪，置中国共产党于何处。
这可能不是《奇迹》的初衷，确是《奇迹》的客观结果。
别拿文艺当幌子，以为有了文艺这个桂冠，把它装扮成“没有臀部的艺术精灵”，就可以“让创作者的联想自由地发挥”，文艺作品必须收进“笼子”里，这个笼子就是人民利益，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阶级立场政治态度，创作者必须对作品的方方面面负全责。
文艺作品写了志愿军，就要对志愿军的荣誉负责，写了金融贩子，就要有明确的阶级立场政治态度，到底是“剥削有功”还是“剥削有罪”，这是不容调和的两条路线，更是文艺作品中不能回避的立意根基。
要时刻注意作品中反映的立场，欲置现今的新中国新的党中央于何处。
如果没有地主黄世仁的恶霸在先，大春反抗就成了“瞎折腾”。
抹去了右派分子对新中国的危害，“反右斗争”就被走资派定为“折腾”。
抹去了文化界文艺界的《武训传》威胁，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斗争就成了“折腾”——成了“文化浩劫”……
客观上，《奇迹》扮演了帮凶帮闲的狗腿子角色，粉饰那个时代造成的贫富差距带来的矛盾，就是直接否定新一代党中央的扶贫壮举。
这也是我看过《志愿军》忍住了动笔，看过《奇迹》却不得不写这篇文字的主要原因。
《奇迹》等片子抹杀斗争的乡愿作风，透视出我们文艺创作的立场问题。
不站在伙计的立场上，《平遥古镇》的日昇昌就没有剥削只有勤奋。
不站在“用命换钱”的底层劳动者一边，《奇迹》中的深圳就没有苦难只有温馨和机会。
不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私有制就没有罪行，都是和谐……所有为人民争取幸福感获得感的措施政策和行动甚至斗争，都成了反对派及其走狗帮凶帮闲口中的“折腾”。
在帝王将相的眼中，农民起义就是“折腾”。
在民国四大家族眼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解放斗争，都是“影响经济建设的折腾”。
在买办卖国者的眼中，守卫国家财产的斗争就是“折腾”。
在走资派的眼中，“姓社姓资”的争论，更是“折腾”。
我们的文艺作品，即便不能做到为人民的利益发声，尚无能力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歌颂人民江山的伟大成就，助阵人民为了争取幸福感获得感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也一定不要去做穆仁智，不要做反动势力、反动文化文艺的走狗帮凶和帮闲。
文艺界被“折腾”的罪名“恐吓压迫”的太久，反动的“太稳定太和谐”了！正需要严酷严厉地“折腾”一番。
从《八佰》到《志愿军》，可以说我们已经铲除了黄世仁刘文彩，完成了初步的“阵地革命”，但是，穆仁智的思潮还十分严重，一个作品，稍有不慎，甚至有时候为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却因为能力不行，作风不严，对过往思潮的不够警惕，就造成了穆仁智的宣传效果和社会影响，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失足”——“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文艺失足的严重后果是很难补救的。
不问主观设想，只看客观效果，这是需要严酷的审视，刀刃向内严查严纠，“一步也不退让”地苛求自己和作品。
4~3~1~4、新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
文化和文艺，作为一种公器，是属于天下人共用的东西，只能掌握在公权手中，不能为任何私人或者团伙的利益服务，不能为私人或者利益团体所操控。
只有站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上，才能让文化发挥公器的作用，一旦为私人势力所掌控，它就会失去原有的公信，而成为伤害公权的凶器。
毛泽东思想，作为“动为苍生谋”的特殊公器，自带“人民观”这个“红线禁忌”，只有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才能拥有这个思想武器带来的无敌威力。
否则一切威力清零甚至反噬自身。
简单说来，崂山道士的情形与此类似。
传说崂山道士得道，有穿墙入壁的超能力，但是这个道法有一个禁忌——不能谋私，如果他利用这个超能力为自己入室偷盗，一闪念间就会卡在墙壁里功力全失。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禁忌。
孝道的文化，禁忌就是尽孝，不管男盗女娼不管多行不义，只要尽孝就是王道。
儒家的文化，讲究桌面话语，男盗女娼一己私利，不能在桌面上公开做法，只要没人知道没人举报，就不影响他在公开场合官场文坛倡导推行儒道。
当年杨绛和邻居吵架，下牙咬对方手指，这于一个“民国名媛”文化“女先生”的形象十分违和，但是，当时的文化界人士都以“闲谈莫论人非”为冠冕，秘而不宣，绝不能让普通大众知哓这个绅权内部的“丑闻”，这样，杨绛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做她受人尊重的“女先生”，她去粗取精创作的《我们仨》就可以成为小资中产女性仰慕研习知性文雅的“民国名媛”的“圣经”，一旦咬手指头的“丑闻”败露，她就会失去“女先生”的光环，她之前赖“女先生”所得一切都会加倍反噬带来屈辱和践踏，还可能给高冠博带的绅权集团招致毁誉。前几年大专院校里爆出有教授欺侮女学生的丑闻，传入社会后，教授在民间被称作“叫兽”，那是绅权的没顶之灾——怪就怪他们没有做好保密工作。
毛泽东思想比以往的任何道统都更先进更完善，有自带结界的“红线禁忌”
主席思想的全部灵魂凝聚于“为人民服务”这个核心。
据说马云这些新生资本家也在研读毛选。
如果马云们真的接受了毛选中的灵魂，自觉地为人民服务，那么，不管马云们从前对人民做过什么，他都能够拥有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否则，去除了为人民服务这个灵魂，他什么也得不到。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国民党方面请叶帅给他们的将士讲游击战术，叶帅心存疑虑，担心国民党将帅掌握了游击战术，会用来对付我党。主席却让他不用担心随便讲，不久，陈诚就下令禁止叶帅讲游击战。
主席为什么有这样的自信？国民党为什么害怕自己的将帅掌握游击战术？
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这个“人民观”。
游击战术的威力，源自发动人民大众，国民党要是全盘接受游击战的真谛，也起来动员依靠全国人民共同抗战，这将导致国民党全员“赤化”，如果他只要游击战的“术”，而继续与人民为敌，他就不可能得到游击战的威力。
主席发现了“为人民服务”的密钥，打破了“周期律”这个千年魔咒。
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战无不胜，他的战略的战术的根本威力，都源自于“为人民服务”，由广大的全天下的人民大众参与、主导的事业，就战无不胜。
所以，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新文化，必须掌握在人民手中，只有文化文艺掌握了人民、人民也掌握了文化文艺，才能保证文化文艺这个公器，能真正地做到“动为苍生谋”，为“崇高之名”而歌，为“博施之利”作颂，再不为私人利益和团伙助力，让“私者”成为那永远过去了的“一时”，让公者千古不灭。
所以，文化文艺界需要一场脱胎换骨的重生再造，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彻底掌握文化文艺，让新文化像当年的游击战术一样，成为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为人民谋取幸福感获得感的、战无不胜的公器。
我们得从思想上到行动中，彻底清除帮凶帮闲的狗腿子“穆仁智现象”，这种现象目前还广泛地（不是个案）存在于各大主流媒体的文艺作品中。
文艺界需要严酷严厉、不近人情的批评精神，需要像六院一所的李明总师那样“慧眼识珠”的领袖，希望所有的文艺创作者都能有严酷严厉严查自己的创作作风，文艺批评有更加严厉严酷不近人情的“苛刻”本色，上纲上线深挖深耕深追狠斗作品作者的“私字一闪念”。
更希望央视这样的主流媒体，有更多李明总师这样的“伯乐”，能识得有斗争精神的文化文艺战士，文艺界迫切需要钢筋铁骨的意识形态斗士捍卫公器，“穆仁智”那样的帮闲帮凶狗腿子，一个也不要再有！
4~3~2、文艺批评与文字狱
文艺批评要准要狠要严厉严酷不留一丝姑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结合客观效果社会影响舆情导向，进行“上纲上线”的严审、苛问，笔下用“重典”。
就目前状况来说，谈艺术技巧为时尚早，像前面提到的《深圳特区报》那样，不问阶级立场政治取向，不检验是否合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注重“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大计，而是津津乐道于“留下一个优美镜头”、渲染几个人性小资这样的层面，只能助长文艺界“不务正业”“不讲政治”的歪风邪气，目前的文艺批评，迫切需要用严格严酷不务“人性”的“墨法”精神，把目标集中在一些旧时代遗留的思想内容问题上。
但是，文艺批评本身不负责针对作者的现实责罚。
如果把文艺批评得出的“上纲上线”的结论，把舆情分析社会影响与客观不良效果当成作者个体的主观故意，用作罗织罪名的基础和依据，并以此量刑，重判责罚，棒杀作者“必碎其家”，就成了“文字狱”。
这里特指“作为罗织罪名的依据”，不包括真正的“查有实据”的罪名。
如果一个文艺作品，查有实据是反党、反人民立场、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替反动腐朽势力作帮凶帮闲的“凶器”，依法重典责罚，则不在“文字狱”之列。
至于如何把握文艺批评不堕入文字狱的深渊，这个分寸，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强调过：要文斗不要武斗！
文艺批评，笔下重典，为作品检病治病，挽救带病作者，隔离病毒，预防传染，谨防疫情污染社会——“就事论人”。
文字狱则是将疑似病人或确诊病人处死深埋，是谨防疫情污染社会的过激行为——“就事埋人”。
五、小结
短剧是新时代的野生国风，是民间自发的文艺现象，它最闪光之处，就是人民性。坚定不移的人民立场，旗帜鲜明扬善除恶的决心意志。它的令人担忧之处，是内里反映的深重的社会矛盾和尖锐对立以及势必以牙还牙的复仇主题。
2、《奇迹》不是短剧，它缺乏的恰恰是人民立场和斗争意识，无视底层苦难，回避私有化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3、新文化新文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用以人民为中心作禁忌的红色“公器”。
4、主流媒体不要试图用推广宣发《奇迹》、《看得见风景的窗》这样的伪善作品，取代、阉割民间短剧，以人民赋予的文化权力和优势地位，阻碍民间短剧的发展前路。改善短剧存在的问题，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起于民间短剧的生活根基、高于民间短剧的升华艺术——的新文艺来引导帮扶，现在的主流媒体尚未出现这样的作品。
新文化是公器，主流媒体也是公器，只能为天下苍生谋利益，以人民为中心，把争取底层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而不能无视短剧的“不平不甘愤怒仇恨斗争”主题，用伪善的“文艺浓妆”撒谎，来回避冲突，“假装”已经“天下太平社会公正”，底层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是需要我们踔厉奋勇进行长期艰苦的努力才能一步步实现的。
5、文艺批评要着力于思想内容的防腐防渗透，对于腐败思想、有渗透嫌疑甚至文化殖民倾向的作品，要笔下重典严酷严厉不近人情地深挖深耕深追狠斗，毫不留情地进行“文斗”。
6、冷酷严苛的文艺批评不是文字狱。
本文作者：梦也无声
作者简介：
梦也无声 （本名李晓鸢）， 著名诗人、诗词评论家，中国古典诗歌的爱好者实践者传播者，作家、影视编剧、影视策划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