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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骆驼
文/王松
【编者按】中篇小说《红骆驼》以细腻克制的笔触，通过一场跨越时空的归途，展开了两代人与戈壁矿区之间深沉的情感纠葛。小说以顾芳暮年执意重返西北矿区为明线，穿插其青年时代投身核工业建设的记忆碎片，在现实与回忆的交织中，叩问个体命运与时代使命的复杂关系。作者王松巧妙运用双重叙事视角，既通过女儿顾莎的当下观察展现衰老、固执却心怀隐秘的“芳妈”，又借助闪回揭开她作为“顾芳”的过往——一个曾为理想奔赴戈壁，却又因母爱与现实选择离开的复杂女性。这一“逃离者”的设定，并未削弱人物的崇高感，反而赋予其更真实的人性厚度。而从未正面出场却贯穿始终的潘大兴，则以沉默的奉献与牺牲，成为一代核工业人的精神象征，那块临终托付的“红骆驼”奇石，恰似他无言却坚韧的生命注解。小说在平淡日常中暗涌着情感张力。机场里母女间的摩擦、医院夜话的克制、陵园墓碑前的静默，皆以白描手法勾勒出人物深藏的悲怆与遗憾。而年轻一代成林与陈偌偌的争执，则暗合了历史与当下的对话，暗示着奉献精神的代际传承与选择困境。总之，《红骆驼》不仅是一部关于牺牲与铭记的颂歌，更是一次对“英雄”的祛魅与重构。正因“王松的《红骆驼》蕴藉方正，引领我们仰望奉献与爱的崇高人生”，2022年8月，《红骆驼》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它让读者看到，伟大事业背后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们的徘徊、挣扎与坚守，共同铸就了历史的沉重与光荣。在平淡流年中，那份如骆驼刺般深扎于戈壁的赤子之心，依然熠熠生辉。【编辑：纪昀清】
1
顾莎早晨醒来时，愣了愣，不知是不是晚了。房间里漆黑一团，但这漆黑也许是因为拉着厚厚的窗帘。顾莎睡觉不习惯拉窗帘，这会让她失去时间概念，这种感觉就像坐在云端的飞机上，没有参照物，也就无法确定位置。但芳妈不是这样，芳妈无论白天还是晚上，睡觉必须把窗帘拉得严严的。不过芳妈的这个习惯在家里还行，到医院就不行了。上次在医院，虽然顾莎费了很大劲，陪了很多笑脸，且跟人家反复强调，钱不是问题，最后才总算安排了一个单人病房，但小护士还是对芳妈这样整天拉着窗帘有意见。倒不是光线太暗，不方便输液或别的操作，光线暗可以开灯，可大白天拉着窗帘，搞得像个黑洞，再清爽的病房也会让人觉着邋遢。但芳妈一向是个固执的人，她的固执不表现在嘴上。小护士每次提意见，她都很认真地听，也频频点头，似乎这些意见都听懂了，也接受。可窗帘该拉着还是照样拉着，就算小护士给拉开了，前脚走，她宁愿自己下床，摇着轮椅过去，也要把窗帘再重新拉上。
顾莎抓过床头的手机看了看，吓了一跳。昨晚把手机闹钟设置在6点，可手机竟然没响。这时已经6点半了。心里一下有些来气，这就是拉着窗帘的结果，否则即使手机不响，窗子外面亮了，也不会睡过头。接着就发现，芳妈已经起了，正摇着轮椅不慌不忙地收拾自己的行李。顾莎的行李倒不用收拾，从家里带来的行李箱，基本没动。
顾莎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对芳妈说，半小时后出发。
芳妈没回头，也没应声，摇着轮椅进卫生间了。芳妈还能站，只是走路费劲，平时行动要靠轮椅。但去卫生间从来不用任何人帮忙，连护工也不用，每次还要把门锁上。护工为这事在电话里跟顾莎说了几次，万一她在卫生间里摔了怎么办，责任就很难说清楚了。不过顾莎观察过，芳妈用卫生间，从轮椅坐到马桶上，竟然有自己的一套动作，不仅灵活，也很熟练。关键是芳妈的固执，顾莎知道，跟她说也是白说，也就懒怠说了。
顾莎用最快的速度把东西收拾好。这时卫生间的门开了，芳妈摇着轮椅出来。顾莎进去匆匆洗漱了一下。她这些年没有化妆的习惯，在高校工作，女老师不允许打扮得花枝招展，也就一直素面。这时手机响了，是芳妈的手机。顾莎从卫生间出来时，芳妈刚把手机挂掉，一边朝门口摇着轮椅说，他来了，下楼吧。
说着，已经开门出去了。
顾莎拉着两个四轮行李箱出来。刚到电梯口，电梯门开了，郁叔从电梯里出来，先把芳妈的轮椅推进电梯，又来帮顾莎把两个行李箱弄进去。郁叔叫郁书田，是芳妈在医院的同事。虽然是1939年生人，按说比芳妈还大一岁，可看着比芳妈年轻。其实也不是年轻，主要是强壮，男人一强壮就显得很有活力。不过郁叔曾偷偷对顾莎说，你芳妈是这几年病了，一下子就显老了，你别不爱听，她年轻时，可比你漂亮。
郁叔的奔驰车就停在楼下的花坛旁边，这辆车是红色的。当初郁叔有一辆黑色的奥迪A4。芳妈只随口说了一句，奥迪的车顶矮，坐在里面不舒服。没过多久，郁叔就换了这辆奔驰。郁叔换车时曾问过芳妈，什么颜色好？芳妈又随口说，还是红色好看。于是郁叔就买了这款红色的奔驰。按说郁叔虽然只是个普通的胸内科主任，可现在的主任医生收人都很可观，郁叔却不知怎么回事，经济上好像并不宽裕。后来顾莎才听说，郁叔为了买这辆红色的奔驰车，把一套住了二十几年的三居室卖了，换了一套小两居，而且地方也偏远了。
顾莎在车上给女儿打了个电话。女儿马上要高考了，正在最后冲刺。但顾莎没直接打给女儿，打的是丁睿的手机。丁睿果然在家，正给女儿做早餐。他在电话里乐呵呵地说，放心吧，女儿状态很好，昨天模考结果出来了，还是中等偏上，成绩很稳定，一会儿吃完早饭就去学校。顾莎这才放心了。挂断电话，又看了看手表。从芳妈这里到机场，开车一般要一小时。但这时正是早高峰，时间就不敢保证了。郁叔虽是80岁的人了，开车不仅技术好，路也熟，遇到堵车就钻胡同，走小街，这样就还是按预定时间赶到了机场。
刚才从家里出来时，郁叔已把芳妈的轮椅留下了。这时，他先从后备厢里拎下两个行李箱，又拿出一个折叠式的轮椅。这种轮椅跟芳妈在家里用的不太一样，严格地说，应该叫病理车，打开后，病人坐上去能当轮椅用，后面有两个扶手，也可以推着走。郁叔打开病理车，扶着芳妈坐上去，又看看她问，你们两人行吗？我在机场买机票，现在还来得及。
芳妈说，你回吧。
说完习惯性地用两手转了一下车轮。但这是病理车，转着有些费劲。
郁叔叹口气，回头对顾莎说，你等一下，我去存车。
说完，就开着车转下弯道，去地下停车场了。
芳妈摇着轮椅，径直朝航站楼走去。顾莎赶紧拉着两个行李箱追过来说，先等一下，等等郁叔。芳妈好像没听见，继续往里走。进了航站楼的门口是一个下坡，芳妈干脆不用摇了，让轮椅自己溜下去。顾莎手忙脚乱地顾着两个箱子，好容易追上芳妈，一把拉住她的轮椅，但另一个箱子又跑了，连忙又去抓那个箱子。等拖回来时，芳妈已经不管不顾地往前走了。这一下顾莎真急了，扑过来抓住轮椅的扶手说，你就不能等等吗？
芳妈慢熳回过头，看看顾莎。
顾莎说，一会儿郁叔来了，去哪儿找咱？
芳妈说，我已经告诉他了，让他回去。
顾莎说，可他不是没回去吗？
顾莎的这句话已经冲出了嗓子眼儿，可到了嘴里，还是竭力又把声音压了压。她知道，这是在机场，不是在家里。前一天晚上，郁叔就在电话里跟她说了，芳妈是你母亲，这些年了，她的脾气你知道，这次出去，尽量别拗着她，她现在这脾气，也是让病磨的。
但顾莎的心里明白，母亲这样，还不仅是病的事。
顾莎把两个行李箱拢在一起，推到旁边一个不碍事的地方，又把芳妈的轮椅推过来。这时郁叔满头大汗地来了。郁叔冲顾莎做了个手势，就推着两个箱子朝值机柜台那边走。
办好登机手续，行李也托运了，顾莎的手里只剩了一个背囊，一个提袋。背囊里是自己收拾的东西，提袋里装的是芳妈随身用的东西。郁叔推着芳妈的轮椅，一直送到机场安检入口，又拿出几块巧克力，放到顾莎拎着的提袋里，说，她如果又低血糖了，就给她吃一块。说完，拍了拍芳妈的肩膀，又冲顾莎说，如果有事，可以随时一一说着做了个打电话的手势，就转身走了。
芳妈突然叫了一声，等等。
郁叔站住了，慢慢转过身。
芳妈说，你，注意身体。
郁叔有些奇怪地看看芳妈。
芳妈又朝他看了一眼，就摇着轮椅朝安检口里去了。
2
顾莎5岁时，把母亲叫芳姨。顾莎是在姥爷家长大的。姥爷家在天津，在顾莎的记忆里，是卫生系统的一个宿舍大院，院里有几栋青灰色的宿舍楼，种满高大的白杨树，到了夏天，繁茂的枝叶遮天蔽日，很凉快。顾莎第一次见母亲是在一个下午，当时姥姥正开会，让局里的一个同事去幼儿园把她接回来。一进家，看到一个年轻的漂亮女人，好像从没见过。替姥姥接顾莎的是一个50多岁的女人，姓陈，顾莎平时叫陈姥姥。陈姥姥一见这个漂亮阿姨，叫了一声，小芳啊，你回来了？顾莎在幼儿园，很懂礼貌，见了年轻的女人就叫阿姨，又听陈姥姥叫她小芳，就懂事地也叫了一声，芳姨。陈姥姥一听就笑了，说，怎么叫芳姨，这是你妈啊！但顾莎已经叫了芳姨，好像改不过口，这以后就叫芳妈妈。
再后来，就叫成了芳妈。
芳妈那次回来，只住了几天就走了。走的时候，抱住顾莎哭了，但顾莎没哭。顾莎也不明白，芳妈为什么要哭。顾莎只听说，芳妈是在一个很远的地方工作，那里到处是沙漠和戈壁。至于沙漠和戈壁是什么，顾莎就不知道了。当时芳妈抱着她，只喃喃地重复一句话，等着妈妈，等着妈妈，妈妈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
果然，到顾莎上小学时，芳妈就回来了。芳妈是带着很多东西回来的，看样子真的不走了。芳妈一见顾莎就抱着她，一边亲一边说，这次芳妈不走了，再也不走了。但当时，顾莎问了芳妈一句话，这也是她唯一的一次这样问，后来再也没问过。
她问，爸爸呢？
其实这个问题一直让顾莎奇怪。从在幼儿园时就一直是这样，每到下午，别的小朋友都有妈妈来接，或者是爸爸，唯独她，只有姥姥和姥爷。现在芳妈回来了，可是爸爸为什么没回来呢？当时顾莎这样问了，芳妈的脸上本来挂着泪，可这泪在脸上正流着，一下就停住了。芳妈慢慢回过头，看看姥姥，又看看姥爷。姥爷没说话，只摇头叹了口气，就转身回书房去了。这天夜里，顾莎听见芳妈和姥爷在书房里说话，声音很大，后来好像还吵起来了。当时芳妈好像说了一句，我的事，不用你操心了，我既然已这样决定，就不后悔，以后的事，我自己会尽快想办法。说完，姥爷书房的门砰地一响，接着就是一阵噔噔的脚步声。
果然，几天以后，芳妈就从姥爷家搬出去了。再后来，把顾莎也接走了。
飞机在云层的上面飞着，像漂浮在一团一团的泡沫上。
顾莎的耳膜很敏感，飞机的飞行高度稍有变化就会觉出来。这时已经感觉到，飞机开始下降了。偏远的航线就是这样，由于乘客少，航班一般不会直飞，都要在中途经停或转机。但经停和转机还不是一回事。经停只是停一下，中途过站的乘客下去一下再上来，带上在这里登机的乘客，就可以继续飞往目的地。转机就不行了，要正式下飞机，提出行李，然后再重新办理另一架航班的登机手续。这就有一个问题，倘前一次航班延误了，这转机的后一次航班也许就赶不上了。况且顾莎还要照顾坐轮椅的芳妈，如果再去提行李，重新办登机，就太麻烦了。所以顾莎特意选了这个航班，中途只在清阳经停一下。
芳妈坐在旁边靠走道的座位，这样上下轮椅可以方便一些。这时她歪在座位上，闭着眼，似乎在打瞌睡。在顾莎的记忆里，芳妈一向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似乎从没说过累。直到60多岁了，还能一天做两台手术。可是5年前突然中风了，幸好在医院工作，虽有颅内出血，但发现及时，抢救也及时。不过这以后，精神就远不如从前了，经常说着说着话，就睡着了，性格也像变了个人，平时沉默寡言，即使坐在轮椅上，也总闭着眼，不知是在瞌睡，还是在想什么事。这时机舱里已在广播，继续飞往目的地的乘客请带上随身的贵重物品下飞机，在候机厅休息大约半小时，再重新登机就可以继续飞往最后的目的地。
飞机落地，停稳，顾莎带了随身的背囊和提袋，用轮椅推着芳妈下了飞机。走在廊桥上时，手机响了。顾莎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是云姨。想了想，把电话按掉了。
清阳是个中型城市，机场很小。来到航站楼，中途过站的乘客已经很少了。顾莎把芳妈的轮椅推到一个角落。本来觉得这里清静，不料刚把轮椅停下，就听旁边的一对年轻人在大声说话。说话的是个女孩儿，挺漂亮，两个眼角尖尖的，还有些微微上翘，说话的声音也好听，是标准的普通话。她好像在埋怨那个男孩儿，无论做什么事，从来不和她商量。又说，为什么这么大的事，直到临近才告诉她，让她措手不及。这女孩儿一边说着，脸涨得通红，一只手伸出来，不停地在男孩儿的面前翻来翻去，看样子很生气。男孩儿的头发乱糟糟的，似乎没用梳子梳过，只用手随便抓了抓。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镜框不大，镜片是树脂的，但看得出度数很深。他拿着手机，一直低头在专心致志地看着，一声不吭。顾莎看见了，他好像在看一篇什么文章。女孩儿这样说着好像终于忍不住了，一把夺过他的手机。她显然是想把这个手机摔到地上，但手扬起来的一瞬，男孩儿抬头看看她。
女孩儿立刻迟疑了，愣了愣，手一下子落下来，把手机往男孩儿的怀里一扔就坐在旁边，用手捂住脸一下一下地喘气，看样子是哭了。顾莎在飞机上就注意到了这对年轻人。芳妈有轮椅，办登机时，顾莎特意要了经济舱第一排的座位，这样空间可以大一些。这对年轻人是坐在第二排，在顾莎的侧后面。机舱提供餐饮时，这女孩儿不吃，也不喝，一直抱着自己的一个精致的小包包，歪着头坐在座位上。男孩儿劝她，如果不吃东西，就喝一点矿泉水。女孩儿声音很大地说，不喝！不喝！我什么也不想喝！这才引起顾莎的注意，回头朝他们看了看。男孩儿的食欲似乎很好，也许是赌气，一下子把自己和女孩儿的两份快餐都吃了。顾莎看着他们，心里觉得好笑。她看出来，这女孩儿怀里抱的是个“X奈尔”的小包包。这种奢侈品牌的“小香包儿”，价格可想而知。又想，现在的女孩儿都是这种脾气，也难为这些男孩子了。
这时，男孩儿怀里的手机响了。男孩儿立刻拿起手机接听电话。顾莎这才想起来，自己还没给云姨回电话。于是对芳妈说，去一下洗手间，就起身匆匆朝前面走去。
顾莎来到一个拐角，回头瞥一眼，确信看不到芳妈了，才拿出手机。云姨在电话里的声音还是那么平静，是一种湿润的平静，像溪水流到石头上的声音。顾莎一直感到奇怪，云姨在戈壁滩那样干燥的地方，声音怎么会这样湿润。云姨在电话里说，我正担心呢，算时间，你们该到清阳了，刚才打电话，也通了，说明你们确实已经落地，可你没接电话，没事吧？
顾莎说，您放心吧，没事，飞机也没延误，刚才问过了，四点四十分，准时到。
云姨似乎松了口气，说，延误也没关系，不用急，大不了我等一会儿，没事的。
顾莎想说谢谢，但话到嘴边，只说了一句，您不用到机场太早。
就把电话挂了。
顾莎回来时，远远看见芳妈正朝这边看着，似乎在审视。顾莎感到不太自在，心里也有些搓火。但来到近前，还是竭力把火往下压了压。
芳妈盯着她，问，你刚才，去哪儿了？
顾莎觉得，这个问题没必要回答。但还是把两手来回抹了一下，似乎刚洗过手，嘴上说，这种小机场的条件就是不行，洗手间连抽纸也没有。
芳妈没说话，仍然一下一下地看着顾莎。
顾莎让芳妈看得更不自在了，扭身坐在旁边。
芳妈又问，刚才下飞机时，谁给你打电话了？
顾莎歪过头，很认真地看看芳妈。她想说，我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谁给我打电话，还有必要都向您汇报吗？但这话还是没说出来。只看了一眼芳妈，没吭声。
芳妈问，你刚才，是去给吴云打电话了？
又问，下飞机时，是她来的电话？
顾莎没直接回答，说，我现在想知道的是，到了那边下飞机，您打算怎么办？芳妈平静地说，搭出租车，去市里的酒店。
顾莎问，然后呢？
芳妈说，明天包一辆车，去矿区。顾莎说，您当年在那边工作过，应该比我清楚，矿区是包辆车就能进去的吗？芳妈闭上眼，不说话了。
这时登机口在广播，让过站的乘客登机。
顾莎推起芳妈的轮椅，朝登机口走去。
3
顾莎没见过云姨。虽然芳妈从没说过，但顾莎猜测，芳妈应该也没见过。
顾莎知道有云姨这个人是在高中毕业时，正准备高考。当时因为一件偶然的事，那天下午，顾莎去医院给芳妈送巧克力。芳妈经常低血糖，据她自己说，是家族遗传，当初她母亲，也就是顾莎的姥姥也是这样。所以每次有手术，倘赶在吃饭时间，别的医生护士可以坚持一下，芳妈不行，上手术台时总要带几块巧克力。那天是把巧克力忘在了家里，顾莎发现了，就赶紧给送到医院来。一进医院大门，收发室的曹大爷知道她是顾芳主任的女儿，就出来叫住她，说又有顾主任的汇款单。当时顾莎感觉到了，曹大爷的眼神有些异样。接过汇款单一看，果然吓了一跳，这竟然是一张2万元的汇款单。在20世纪90年代初，2万元还是一笔巨款。其实在此之前，顾莎就知道，这些年每到月初，都会有人给芳妈寄钱来。以往也有这样的时候，顾莎偶尔来医院，收发室的曹大爷有汇款单就随手交给她，但一般都是一百元左右。顾莎每次拿了汇款单，回去交给芳妈，从不问这是谁寄来的。芳妈也不说，似乎这是个不言而喻的事。当然，也的确不言而喻。汇款单上有详细的汇款人姓名。后来回来了，那么留在戈壁滩上的人可能是谁，也就不言而喻了。顾莎只在很小的时候问过芳妈一次，爸爸在哪儿。后来就再也不问了。不是她不想问，也不是芳妈不准她问，退一步说，就算芳妈真的不准她问，如果她想问也照样可以问。她只是从芳妈和姥爷的关系感觉到，这应该是一件一两句话很难说清楚的事，既然很难说清楚，也就干脆不让芳妈说了。后来，顾莎偶然听姥姥在单位的同事陈姥姥说，自己小的时候曾叫潘莎，叫顾莎是随了芳妈的姓，也是后来才改的。但陈姥姥当时是说漏了嘴，顾莎再追问，陈姥姥就死活不肯再说了。
这以后，顾莎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但这一次，顾莎在把这张2万元的汇款单交给芳妈之前，还是偷偷做了一件事。她按这汇款单上留的地址，给那边的“114查号台”打了一个电话。这个叫潘大兴的汇款人留的是一个职业技术学校的地址。顾莎通过“114查号台”，找到这个学校的电话号码，就给这个叫潘大兴的人打过去。但对方接电话的人说，学校是这个学校，不过没有潘大兴这么个人。顾莎一听就奇怪了，说不对啊，这个汇款单上留的地址，就是这个学校，汇款人也确实写的是潘大兴，怎么会没有这个人呢？
顾莎一说汇款的事，对方问，你是哪儿？
顾莎说，这是天津的长途电话。
对方立刻说，你等一下。
一会儿，电话里换了一个女人的声音，问，你要找潘大兴？
顾莎说，是。
这女人问，你有什么事？
这时，顾莎已经彻底糊涂了。听这个女人的口气，她应该知道潘大兴。可刚才接电话的人说，这个学校没有潘大兴这个人，那现在的这女人又是谁呢？但顾莎的反应也很快，她没再追问这女人是谁，而是先告诉对方，自己叫顾莎。
对方一听，哦了一声。显然，她知道顾莎这个名字。
顾莎又说，潘大兴这次汇的2万元，我收到了。
对方又哦了一声。
顾莎这才问，您不会，就是潘大兴吧？
顾莎是故意这样问的。她当然知道，这女人不可能是潘大兴。
果然，对方说，我叫吴云。
顾莎又问，这次，潘大兴怎么寄这么多钱？
吴云说，哦，潘老师说，你今年高中毕业，应该上大学了。
顾莎听了喉咙一热，哽了一下。她意识到，自己这些年的猜测，终于得到印证了。她现在总算知道，这个这些年一直寄钱，叫潘大兴的人到底是谁了。她本来还想再问一问关于潘大兴的情况，或者，如果方便的话，跟他通一下电话。但吴云似乎还有事，只在电话里说了一句，让顾莎认真准备功课，争取考一个好学校，就把电话匆匆挂了。
这次和云姨通电话，尽管顾莎没问，云姨也没说，但顾莎明白了，也许是潘大兴工作忙，走不开，这些年，一直都是云姨在替他往这边寄钱，所以留的才是这个学校的地址。
这以后，顾莎过了很长时间才知道，其实芳妈早已知道吴云。顾莎想，芳妈知道吴云，应该有几种可能。首先，芳妈毕竟在那边工作过，对那边的情况知道一些。虽然顾莎跟吴云通电话时，从声音判断，她当时应该只有三十多岁，如果这样算，芳妈当年在那边工作时，这个叫吴云的女人应该还没去。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原因，顾莎听出吴云说话好像是江浙一带的口音，这就说明，她应该也是调到那边去工作的；不过芳妈还是能大致猜出，吴云在那边跟潘大兴是什么关系。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或许芳妈也已给那边打过电话。当然，如果芳妈打电话，就不会先按汇款单上的地址查电话号码了，她应该有别的办法。不过不管怎么说，顾莎感觉到了，虽然芳妈已知道那边有吴云这个人，也从来没提起过，但显然，她对这个女人很反感。说反感似乎还不太准确，应该是有些本能的抵触。
也正因如此，这次顾莎并没告诉芳妈，到了那边，云姨会在机场接机。顾莎没告诉芳妈，是不想再让她生气。这个春天，芳妈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本来这些年病情已经稳定，虽然肢体有些障碍，行动相对迟缓，但思维仍很敏捷，反应也好像比过去更快了。可今年一开春又出了问题，据芳妈自己说，先有些头晕，接着又感到半身麻木。去医院看了，大夫说，从核磁的片子看，是又有腔梗。这个堵塞本来不太严重，但对于顾芳主任就是另一回事了，她毕竟患过脑出血，这就雪上加霜了。果然，这次腔梗之后，芳妈就基本只能靠轮椅了，精神也明显大不如前，经常说着话就睡着了。就在一个月前的一个上午，顾莎正在学校给学生上课。本来学校有规定，上课时间，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要把手机关掉。但顾莎对学院领导说，母亲有病，且跟前只有护工照顾，说不准哪一会儿就会出状况。学院领导这才特批，准许她上课时开着手机。果然，一个上午，顾莎正讲课，电话就突然打进来。当时顾莎一看是芳妈护工的电话，心里立刻一紧。她知道，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护工不会在这个时候来电话。她顾不上跟底下的学生解释，赶紧拿起手机。护工在电话里说，芳妈突然昏迷了，她已按顾莎事先交代的，叫了120救护车，把芳妈送到了医院。她现在正在医院里，医生要见家属，让顾莎赶紧过去。顾莎一听，不等下课就赶紧来到医院。芳妈这次又是血管堵了，但堵的不是脑血管，而是心血管。医生说，幸好来得及时，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了，但后面的情况不好说。顾莎明白，如果这次是心血管，那芳妈的麻烦就大了，于是索性跟学校请了假。
芳妈在医院住了一个月，总算回家了。但让顾莎没想到的是，芳妈回家几天以后，一个下午，突然给顾莎打来电话，当时顾莎正在系里开会。芳妈在电话里说，有个事，想跟顾莎说一下。她说的不是跟顾莎商量一下，而是要跟她说一下，这说明，她已经决定了。顾莎问，很急吗？芳妈说，说急也不急。顾莎说，如果不急，就晚上再说，正开会。
芳妈立刻说，说不急，也急。
顾莎只好说，那您就说吧。
芳妈说，我想，回去看看。
顾莎问，回哪儿？
芳妈说，矿区。
顾莎明白了。芳妈说过，她当年在戈壁滩上工作的那个地方，叫“矿区”。其实当地并没有矿，只是这样的叫法。顾莎想不出来，芳妈在这个时候，怎么会突然想起要去那个地方。但她知道芳妈的脾气，如果她说什么事，尤其是决定要做什么，一定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而且自从她生病以后，也许是脑血管病变的缘故，变得更固执了。
于是想了想，问，您觉得，您的身体允许吗？
芳妈说，没什么不允许。
顾莎只好说，好吧。
4
乘客都已登机了。
刚才在清阳下了一些乘客，又上了一些新乘客。但下的比上的多，机舱里的乘客就更显得稀稀落落。这时机舱的舱门已经关闭，但还没有要起飞的意思。几个空姐面带微笑地托着小盘子走来走去，用纸杯给乘客送矿泉水。顾莎知道，这是航空公司惯用的伎俩。按有关规定，如果不是特殊原因，航班延误达到一定时限，乘客可以提出索赔。于是有的航空公司就想出这种对策，明知这次航班延误了，还若无其事地让乘客按时登机，然后坐在飞机上等。但在候机厅等和在飞机上等就不是一个概念了。在候机厅等是延误，机舱里等则可以理解为等候起飞。这样无论等多长时间，只要不起飞的理由充分，也就可以不计算在延误的时间内。
果然，在飞机上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机舱里开始广播，说目的地的机场由于天气原因，不具备起降条件，要等候多长时间还无法确定，请乘客仍带上随身的贵重物品，先下飞机，在候机厅等候通知。顾莎起身打开行李舱，正要拿背囊和提袋，一回头，见芳妈已经自己坐上轮椅朝机舱门去了。顾莎连忙提了背囊和提袋追过去。就在她伸手要抓轮椅的扶手时，轮椅已经出了舱门。从舱门到廊桥，中间有几公分的高度差，虽然只是几公分，轮椅还是往下跳了一下。此时芳妈的两只手都在车轮上，身体没有支撑，立刻晃了晃。但这一晃也就失去了重心，眼看着整个轮椅朝一边歪过去，幸好站在舱门的一个空姐手疾眼快，扑过去一把扶住轮椅。这时顾莎也赶过来，连忙扔下背囊和提袋抓住轮椅的扶手。但芳妈没回头，两手用力一扳轮椅的轮子，轮椅就沿着廊桥的坡道溜下去了。顾莎赶紧又抓起地上的背囊和提袋追过去。芳妈的轮椅沿坡道溜到头，终于停住了。再往前就是上坡的坡道了，芳妈用力扳了几下轮椅的轮子，没扳动，轮椅只在原地来回动了几下，这时顾莎才气喘吁吁地赶过来。顾莎再也忍不住了，冲到芳妈面前，瞪着她嚷道，您，到底想怎么样？！
芳妈仰起头，看看她。
顾莎又嚷道，您到底要干什么？！芳妈说，我，没想干什么。
顾芳说，去矿区，是您自己要去的，没人逼您！
芳妈不说话了。
顾莎这时看到，几个空姐正站在机舱的舱门口朝这边看着。但她已顾不上脸面，心里憋着的火气一下子都冲了出来。她站在芳妈的跟前说，如果您不想去了，我们可以回去！说着掏出手机，我现在就可以买回去的机票，您也不用再这样，我已经受够了！
顾莎嚷着，突然停住了。她从芳妈的眼里，看到了一丝软弱，还不是软弱，似乎目光渐渐暗下去，是一种怯懦，说怯懦还不准确，似乎是在央求。在顾莎的记忆里，从小到大，芳妈一直很强势。她还从没见过芳妈这样的眼神。
她叹口气，推起轮椅。朝候机大厅去了。
5
飞机再次起飞已是两个小时以后。虽然夏天天长，但在天津，这个时间的太阳应该已变成金黄色，有了黄昏的意思。而此时在飞机上，从舷窗看出去，外面的阳光仍很强烈，连云朵也泛着耀眼的银白色。芳妈知道，此时飞机已进人河西走廊的上空。这边的空气不仅纯净，也很干燥，所以能见度极好，紫外线也很强烈。当年她刚到这里时，最先感到的，就是这里的空气跟天津截然不同。芳妈对空气中的湿度很敏感。但来西北之前，自己并不知道。她决定来西北时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当年潘大兴一说，她只想了一下就同意一起去了。不过当时，父亲还是提醒了她。父亲搞了几十年临床，在医院是著名的呼吸科主任。尽管母亲一听她要和潘大兴一起去西北，坚决不同意，但父亲很支持。父亲说，咱们国家的核工业总要有人去搞，如果你不去，他也不去，大家都不去，这件事就没人做了。但父亲又说，西北的戈壁滩我去过，那地方的年平均降水量只有一百多毫米，可蒸发量将近两千毫米，这么干燥的地方，你如果去，要有心理准备。当时的芳妈听了还不太明白。
她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到读医科大学，外地也去过一些地方，但都是和同学一起出去玩儿，西北这样的地方还从没去过，所以对父亲说的这些，也就没有一点概念。她问父亲，空气干燥怎么了？父亲说，你是在天津长大的，天津是半海洋气候，这边的空气湿度和南方比起来虽不算大，可跟西北地区，尤其是戈壁滩上相比就大多了。父亲说，人的呼吸道一旦适应了一定的空气湿度，稍有改变，就可能出问题，我是担心你到了那边不习惯。但当时的芳妈只顾兴奋了，她跟潘大兴要去的这个地方，不是谁想去都能去的，还要经过各方面极严格的审查，据说比参军的要求还高。顾芳的审查通过了，这不是容易的事。而且一同去西北工作的，还有潘大兴的几个同学，这一来大家也就更被一种共同的荣誉感激动起来。父亲对她说，只要你有心理准备就行，和大兴一起去，我也放心，我看出来了，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大出息。
顾芳和潘大兴是在医院认识的。顾芳受父亲影响，在医科大学学的也是临床，当时正在市里的一家医院实习。潘大兴和几个同学来医院体检。其时潘大兴已报名去西北，要经过体检。潘大兴是扬州人，本来是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书。当时哈工大和天津的一所大学有个联合项目，最后一年，学生就来这边一边学习一边实习，最后就在这边毕业。也就在这时，遇到了去西北工作这件事，于是潘大兴立刻报了名。顾芳在医院里第一次见到潘大兴时，就注意到他了。潘大兴的身材有些瘦，窄脸，再戴一副黑方框眼镜就显得有些夸张。当时是几个报了名的同学一起来医院体检，因为兴奋，大家都在不停地说话。只有潘大兴，一直默默地坐在旁边。女孩子一般都这样，越是爱说话的男孩儿越不以为然，反倒是安安静静的，往往更会引起注意。
当时顾芳负责的是内科体检。潘大兴躺到诊床上，顾芳用手轻轻按压他的腹部。可这一压，不知怎么潘大兴放了一个又粗又闷的屁。顾芳是学医的，又已是实习大夫，当然不在意这些。潘大兴却不行了，本来就不爱说话，脸一下就扭过去，不敢再看顾芳。直到从诊床上下来，脸还一直像块红布。顾芳心里觉得好笑，但脸上没带出来。她知道，如果自己说什么，这个年轻人肯定就更不好意思了。不过顾芳在按压潘大兴的腹部时，感到左下腹好像有一个硬块，于是对他说，去约个时间，做一个腹部B超，进一步检查一下。当时潘大兴一听立刻有些紧张。他紧张，倒不是担心自己有什么病，而是如果有病，也许就去不成西北了。顾芳也看出来了，就安慰他说，估计不会有事，但既然是体检，总不能马虎。
这次体检的最后结果，潘大兴果然没事，身体很健康。顾芳直到后来仍想不明白，自己和潘大兴的关系怎么会进展得那么快。在20世纪60年代初，年轻人恋爱是一件很大的事，一般都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短则一两年，长的甚至要几年。但顾芳从认识潘大兴到跟他确定关系，只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顾芳的母亲对这样的恋爱速度表示怀疑。顾芳的母亲在卫生局工作，是办公室主任。她提醒顾芳，这么短的时间就确定恋爱关系，是不是太草率了？但顾芳的父亲不这么看。顾芳的父亲认为，男女恋爱的本质是志向和情感，彼此的志向需要相互了解，感情需要发展，只要了解了，感情也发展到一定程度，确定恋爱关系也就顺理成章，这跟时间长短没有必然的关系，有的夫妻一辈子生活在一起，彼此还没有真正了解，这样的时间长度又有什么意义呢？显然，顾芳的父亲对他们的恋爱表示支持。
但顾芳很快就遇到一个问题。当初潘大兴和几个同学来医院体检，由于特殊原因，并没说出这次体检的真正目的，不光顾芳不知道，连医院方面也不清楚。但潘大兴和顾芳一确立恋爱关系就不行了。上级从一开始就对潘大兴几个人提出要求，如果有了恋爱对象，且确立了关系，一定要报告，因为这关系到去那边工作的问题。于是终于有一天，潘大兴跟顾芳摊牌了。顾芳一听就傻了。她没想到，事情竟然会是这样。潘大兴的态度很明确，他已下定决心，要去那边工作。他对顾芳说，他确实很爱她，但如果让他在顾芳和去那边工作二者之间选择，他只能选择后者。他这样说完，对顾芳说，对不起。
顾芳看着潘大兴，一下也没了主意。
其实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也许经过漫长的交往，感情未必会有多深，反倒是这种所谓的“闪电式恋爱”，情感的张力却很大。也正是这种张力，让顾芳更不知所措了。这时潘大兴告诉她，他和她的关系只有两条路，要么，她跟他一起走，顾芳是学医的，那边肯定也需要；要么，他们就只好就此分手了。但是，潘大兴又说，即使顾芳同意和他一起走，也不是说走就能走的。潘大兴告诉她，他这次要去的是一个极特殊的地方，现在还不能告诉她，虽然条件很艰苦，甚至比想象的还要艰苦，但也不是随便谁都可以去的，各方面的要求很严苛。潘大兴说，他这次来医院体检时，各方面的指标和标准，顾芳应该能感觉到。
顾芳一听就明白了。潘大兴他们几个人来医院体检时，对他们身体的要求，和一般的标准确乎不太一样。但医院领导只是交代，这是政治任务。
顾芳想了一夜。第二天对潘大兴说，我决定了，跟你走。
机舱里又开始广播，飞机已经在下降，预计半小时后在阳关机场降落。芳妈一下清醒过来。但想了想，又觉得刚才好像并没睡着。最近经常这样，好像清醒和睡梦总是搅在一起，或来回交替，搞得脑子有些混乱，不知究竟是睡着还是醒着。这时，芳妈慢慢转过头，朝舷窗外面看去。一片云朵翻卷着，正在蓝天的深处飘浮。她忽然想起一句话，风来浪也白头。
她想，浪尚且能白头，何况是云，云尚且也能白头，更何况是过去的日子。
6
顾莎从机场出来，第一眼见到云姨时，一下判断不出她的年龄。云姨看上去很精干，束着头发，上身穿一件浅底碎花的衬衣，袖子是挽起来的。但顾莎之前和云姨通电话时，已听她说过，她是1982年毕业的大学生，毕业后就来这边工作，倘这样算，应该也有60多岁了。可看着还是不像，脸上没一点皱纹，只是由于这边的紫外线强，肤色有些发红。
顾莎是推着芳妈的轮椅出来的。云姨立刻就迎了过来，确定这就是她们母女。芳妈见到云姨，并没显出意外。顾莎想，看来自己估计对了，也许她们两人确实从未见过面，但看得出来，彼此应该早就知道对方。芳妈坐在轮椅上，先是慢慢仰起头，眯起眼，很认真地打量了一下云姨，然后才慢慢伸出手说，你好，我是顾芳。云姨很大方，跟芳妈握了一下手，然后回头对顾莎说，你去取行李吧，车在停车场，咱们先去招待所，都安排好了。
芳妈朝左右看看，问，潘大兴呢？他怎么没来？
云姨哦了一声说，明天，到矿区就见到他了。
这时顾莎已取出了行李。云姨拉着两个行李箱，顾莎推着芳妈的轮椅，就朝停车场来。
开车的司机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人挺机灵，也麻利，过来接过两个行李箱，放到汽车的后备厢，又拿了几瓶矿泉水放到车上。顾莎从他和云姨说话听出来，好像是当地口音。他坐回到车上回头说了一句，扣好安全带，然后就把车开动了。
这是个不大的城市，很干净。但显然，应该经常有扬沙，如果仔细看，路边还有一缕一缕细细的黄沙。路上，郁叔的电话又打过来了。顾莎一接电话赶紧道歉，说飞机延误了，在清阳机场经停时本来已上了飞机，又让下来了，来来回回等了两个多小时，所以到这边就晚了，还没顾上打电话报平安。郁叔在电话里说，到了就好，打了几次电话，都关机，还一直奇怪，怎么飞了这么久。又问，芳妈没事吧，接下来怎么安排？顾莎说，她没事，挺好，这边的事都安排好了，已经在去招待所的路上。明天去矿区，据说离市区一百多公里，不到两小时的车程。郁叔听了，似乎松了口气，又说，照顾好她，随时联系吧。就把电话挂了。
招待所在一条林荫路的尽头，环境很幽静。这显然是矿区的内部招待所，虽不像星级酒店那样讲究，但挺干净，房间里的陈设也很舒适。云姨先帮顾莎安顿了一下，说，给你们母女要了一个房间，如果想分开睡，我可以再去开一个房间。
顾莎说，就一个房间吧。
云姨立刻明白了，点头说，也好。
这时，外面传来吵嚷声，是旁边的房间。顾莎听出来了，又是那对年轻人。在清阳机场经停时，他们就一直在吵架，后来上了飞机，虽然不吵了，那女孩儿还在赌气。飞机刚起飞不久，空姐给乘客每人送一瓶矿泉水。送到这女孩儿的面前时，她不看，也不接。男孩儿只好替她接过来，放到她面前的小桌板上。但这女孩儿伸手一划拉，就把这瓶矿泉水划拉到了地上。矿泉水骨碌到顾莎的脚下，顾莎替她捡起来，男孩儿赶紧道谢，伸手接过去了。不过到阳关机场下飞机以后，就再也没见到他们。没想到，他们也住进了这个招待所，看来也是要去矿区的。这时，只听那个男孩儿大声说，我已经跟你说过了！说过了！你不想来没关系，你可以回去！我并没逼你留下！接着就是那个女孩儿的哭声。
云姨听了笑笑说，等一下。
说完就出去了。
云姨显然是去了那边的房间。她一过去，那边立刻就没声音了。过了一会儿，云姨回来了。云姨先对顾莎做了个手势，意思是她先打个电话。然后就拿出手机拨通电话。云姨好像是给民航售票处打电话，说订一张明天回兰州的机票，先说了姓名，叫陈偌偌，又说了一串身份证的号码。然后说，机票只订，先不出票，具体什么时候出，听她的电话。
说完挂断电话，又冲顾莎笑笑说，可以理解。
顾莎这时已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也笑了一下说，我们是一个航班的。
云姨说，我知道，兰州到这里，每天只有一个航班。
这个房间是一间半，里面的一间是卧室，两张单人床，外面还有半间小客厅，放着一张书桌和一对简单的沙发椅，有些像套间。芳妈进来后就一直坐在轮椅上，始终没说话。顾莎这时才注意到，她似乎已在轮椅上睡着了。云姨过来，想叫醒她，让她去床上休息。顾莎摆摆手，意思是不必。又做了个手势，就和云姨来到外面的小客厅，回手轻轻关上门。云姨这才说，旁边房间的这对年轻人，也是来矿区工作的，男的叫成林，女的叫陈偌偌，都是今年刚毕业的硕士生，据说还都是高材生，用今天的话说叫学霸，本来他们两人已说好，要一起继续读博，结果被咱们矿区选中了。不过，看样子两人的意见不一致，成林想来这边工作，可这个叫陈偌偌的女孩还想读博，好像不喜欢这个地方。顾莎听了笑笑说，人各有志，这个女孩儿不想来，回去就是了，也没必要这样吵。
云姨摇头说，如果事情这么简单，就好办了。
顾莎听了，看看云姨。
云姨叹口气，咱都是过来人，这些年，这种事也见得多了，这里边，还牵扯着感情啊。说着就站起来，你也休息吧，我明天一早来接你们，去矿区还要走一段路。
顾莎送云姨出来，这时开车的年轻人已经把车等在门口。云姨指指这年轻人，对顾莎说，他姓秦，你叫他小秦就行，也是咱矿区上的，一会儿他送了我，还回来，今晚也让他住在招待所，就在你们旁边的房间，万一晚上有什么事，去叫他就行。
这个叫小秦的年轻人在车上冲顾莎笑笑。顾莎也冲他笑了笑。
这时，顾莎突然问云姨，您和我父亲，很熟吗？
云姨飞快地看了顾莎一眼，沉一下说，我们，是多年的同事。
顾莎又问，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云姨又看一眼顾莎，反问，你妈妈没和你说过吗？
顾莎说，她这些年，从没提过他。
云姨说，明天，你就能见到他了。
顾莎说，我现在想跟他通个电话，方便吗？
云姨又沉了一下，说，还是明天吧。
7
芳妈是这天夜里发病的。
顾莎这些年有个习惯，一换地方，夜里就会失眠。所以每次去外地参加学术会议，都要带着安眠药。但这次出来不行，是陪着芳妈，她担心吃了安眠药，万一夜里芳妈有什么事，自己醒不了。所以这个晚上，明知无法入睡，也一直坚持着不吃安眠药。夜里11点左右，顾莎还在看书，听到芳妈在旁边的床上呻吟了一声。顾莎先以为芳妈是在做梦，但立刻就感觉不对了，芳妈似乎想翻身，又翻不过来，动了几下就一声接一声地呻吟起来。顾莎赶紧放下手里的书起来，凑到芳妈的床前，只见芳妈脸色苍白，一只手抓着胸口，牙关紧咬，已经说不出话了。顾莎这时还算冷静，想了一下，立刻拨打了当地的“120”急救电话。然后想了想，又去旁边的房间叫小秦。小秦立刻出来了，一听是这事，问要不要开车送医院。顾莎说，
先看急救车吧，尽量用他们的车，车上会有急救措施，万一不能及时来，再开咱们的车。正说着，急救车已经到了，跟车来的大夫初步诊断，是心梗，然后就送到了市人民医院。
顾莎看着芳妈被推进急救室，心里才稍稍安定下来。小秦也跟着急救车来了，这时告诉顾莎，他已给云姨打了电话，云姨马上就过来。顾莎一见把大家都惊动了，有些过意不去，对小秦说，一到医院就不怕了，这里有大夫，你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开车赶路。
小秦说，我留下吧，你们在这里人生地不熟，万一有事，我可以去。
顾莎说，那就辛苦你了。又问，听口音，你是当地人？
小凑说，就算是吧。
顾莎一听笑了，怎么叫就算是？小秦说，我父母都是湖北人，当年大学毕业一起来矿区的，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说着憨憨地一笑，又有几分自豪地说，我们这样的人，在这里叫“核二代”，现在也在矿区。
顾莎明白了，点点头说，你们真了不起。
小秦又一笑，我们没什么了不起的，吴工他们那些人，才真的了不起。
顾莎知道，他说的吴工是指云姨，又问，吴工的孩子，也是核二代吗？
小秦说，吴工没有孩子。
顾莎一愣，她没结婚吗？
小秦告诉顾莎，当年吴工大学毕业来这边工作，和当地一个职业技术学校的老师结婚了。后来这个老师生病去世了，她就一直一个人生活。这时顾莎才明白，当初云姨替潘大兴汇款，为什么一直把汇款人的地址留的是职业技术学校。看来，她还住在这个学校的宿舍。
一会儿，云姨到了。云姨和医院的医生认识，先去问了一下情况，回来对顾莎说，芳妈的情况不太好，确诊就是心梗，医生说，她的心梗本来是陈旧的，大概白天路上劳累，也许，还有情绪的因素，就又有了发展。说着，又看了顾莎一眼，这次，你不该让她来。
顾莎说，是她自己突然决定的。
正说话，一个年轻的大夫出来，招了下手说，哪位是家属，进来一下，病人有话要说。顾莎听了看看云姨。云姨说，你进去吧，我在这里等你。
顾莎就跟着大夫进来了。
芳妈躺在床上，见顾莎进来了，平静地说，我没事。
顾莎点头说，没事就好。
芳妈说，你去跟你的云姨说一下，明天，我们还按原计划，去矿区。
顾莎注意到了，芳妈在说云姨时，说的是“你的云姨”。顾莎当然明白芳妈的意思，不过这时，她不想再跟她计较。她看看芳妈，问，您现在这样子，还能去吗？
芳妈说，听我的。
旁边的年轻大夫立刻说，您现在，不能动。
芳妈看着顾莎，又说，听我的。
芳妈的声音有些虚弱，但听得出来，不光平静，也不容改变。她喘了一口气，又说，你去跟你的云姨商量吧，不管怎样，明天，我一定要去。
顾莎只好出来，把芳妈的话对云姨说了。
云姨似乎对芳妈的固执并不奇怪，想想说，你等一下。
说完就又去找大夫了。
顾莎看着云姨走远了，才拿出手机。刚才来医院的路上，郁叔曾打来电话，但当时顾莎没顾上接。这时，她又把电话打过去。郁叔立刻就接听了。这时已是凌晨一点，郁叔竟然还没睡，显然，一直在等电话，顾莎的心里有些感动。这些年，郁叔一直在她和芳妈的生活里。顾莎小的时候，只知道郁叔是芳妈在医院的同事。既然是同事，偶尔家里有什么事，过来帮一下忙也很正常。但后来，顾莎渐渐大了才意识到，这件事好像没这么简单。顾莎偶尔去医院，听别人说过，郁叔曾有过一个妻子，后来病故了，郁叔这些年也就一直一个人生活。再后来，顾莎大学毕业，跟丁睿结婚了，这件事的不太正常才一点一点显现出来。丁睿是安徽人，天津大学毕业，是典型的“理工男”。“理工男”最大的特点就是智商高，情商低，遇事只会直着想，有一是一有二是二，脑子不会拐弯儿。他来顾莎的家里几次，都遇到了郁叔，一次是帮家里通下水道，还有一次是在卫生间安装晾衣架，另外几次来干什么就记不得了。后来丁睿就问顾莎，这个郁叔，跟你妈是什么关系？当时顾莎被这样一问，心里挺烦，横他一眼说，是我妈的同事，有问题吗？丁睿当然不知顾莎心烦，又愣头愣脑地问，一个同事，怎么总来你家？丁睿当时这样问，已经应了天津街上的一句俗话，哪把壶不开单提哪把壶。本来郁叔经常出现在顾莎的家里，邻居都已习以为常，顾莎也觉得没什么不对劲。可这时丁睿突然把这个问题直杵杵地提出来，也就一下子让人觉得还真有点不对劲了。接着，丁睿就又说了一句更不合宜，也不是他这个身份应该说的话，他问顾莎，这个郁叔，是不是在追你妈？当时顾莎让丁睿这样傻里傻气地一问，气得无语了。她明白，也就只有丁睿这种人，才能问出这种话。于是看着他，说，我们天津有句话，你听说过吗？
丁睿问，什么话？
顾莎说，找抽。
顾莎的这句话已经说得明白得不能再明白了，如果丁睿再不懂，那就不是情商低的问题了，应该连智商也值得怀疑了。这以后，丁睿果然没再跟顾莎提这件事。但顾莎让丁睿这样一问，本来是早已习以为常的事，这以后，心里反倒开始疑惑起来。她几次想问芳妈，对郁叔这个人，究竟是怎么想的。但她这些年已经知道，芳妈是个很有主见的人，用姥姥当年的话说，你妈这人太有主意了。所以，顾莎也就明白，可能问芳妈，也是白问。
顾莎一听郁叔接听电话，就问，您刚才打过电话？
郁叔说，是，这个晚上，我总觉着哪儿有点不对劲。
顾莎问，怎么了？
郁叔说，不知道，好像心里总发慌。
顾莎说，您是不是担心我妈了？
郁叔突然问，你现在，在哪儿？
顾莎这才意识到，这时已是夜里一点了，自己还这样打电话，显然不太正常。但她不想把芳妈突然发病的事告诉郁叔，郁叔毕竟也是八十岁的人了，虽然还在医院应诊，也带学生，但这个年纪心里已经装不下事。这边的事告诉他，他帮不上任何忙，只会跟着担心。于是想了一下说，我正收拾东西，马上就休息了，太晚了，您也休息吧。
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8
汽车在戈壁滩上的高速公路上飞驰。
戈壁滩已不是当年的戈壁滩了。顾芳坐在车上，看着窗外的景色，有些不敢相信，这就是几十年前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一眼望去，已经看不出是戈壁，大地被茂密的树木和各种植物覆盖着，一片生机盎然。顾芳还记得，当年和潘大兴来这里时，下了绿皮火车，来迎接的卡车也是这样在戈壁滩上走着，她就已经傻了。她做梦也想不到，在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荒凉的地方：一眼望不到边的荒滩上，除了碎石和黄沙，几乎什么也看不到。没有树，也没有草，只有一种一蓬一蓬的针叶植物。她后来才知道，这种植物叫骆驼草，学名叫骆驼刺，是荒滩上特有的也是唯一的一种植物。因为只有骆驼才吃，所以得名。那时戈壁滩上根本没有路，后面的车只能跟着前面领路的车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走，但又不能轧前面的车辙。当地人把戈壁滩叫“硬壳儿路”，意思是，极偶尔的下一场雨，荒滩上松软的沙石就会板结。这样年长日久，也就在地表结了一层硬硬的壳儿。汽车开在上面，一般不会有问题。但后面的车倘跟着前面的车辙再轧上去，一旦把这层硬壳儿轧破，车轮就会陷下去，这就有麻烦了，无论怎样踩油门，车轮只会打着空转越陷越深。
那天，顾芳和潘大兴几个人乘坐的卡车就这样陷在了路上。那是一辆军用卡车，车上除了顾芳和潘大兴几个年轻人，还有几个已在这里工作了一段时间的工程师，车上还拉了一些设备。由于车上有刚来的年轻人，矿区来迎接的领导为保险起见，就让这辆车跟在领路车的后面，另外两辆车则跟在这辆车的后面。但在半路，他们的这辆车还是陷住了。起初只是陷住前面的一个车轮，后来打着空转越陷越深，另一个车轮渐渐也陷进去了。前面领路的车开回来，拴上绳索往外拖拽，结果领路那辆车也陷住了。再后来，跟在后面的两辆卡车开到前面，同时拖拽。这样一直忙到半夜，才总算把这一前一后两辆卡车都拖出来了。戈壁滩上一到夜里漆黑一团，除去微弱的星光，什么也看不见。在这样的地方白天行车都没把握，夜里就更不能走了。大家只好就地露宿，等天亮再走。这时顾芳才听说，这荒滩上还有狼。她一下更紧张了，一步也不敢离开潘大兴。但潘大兴和几个一起来的同学这时却很兴奋，坐在火堆跟前一边说笑，还唱起歌来。潘大兴也是典型的“理工男”性格，来之前，就已查阅了这边的地况地貌和自然环境的相关资料，已经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知道来这边会经常在露天做饭，他不知从哪儿找了一只行军锅，这次也一起带来了。这时，他这只行军锅果然派上了用场，架在火堆上，正好可以为大家煮饭。这是顾芳来戈壁滩的第一个晚上，就这样在荒野上度过一夜。她这时才明白，这里跟她来之前想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她以为这里就像在电影上看到的，到处红旗招展，歌声飞扬，机器轰鸣，火花四溅，一片热火朝天的场面。可是这个晚上，她坐在火堆跟前，周围伸手不见五指，远处的黑暗里只有野物的嗥叫。
来到矿区的第二天，领导就跟潘大兴和顾芳谈话，是不是该尽快结婚，这样在生活上也方便一些。其实来之前，潘大兴已有这个意思，但又不好直说，只是吞吞吐吐地暗示了顾芳几次。可顾芳还是把事情想得简单了，她没料到这里是这样的环境和条件，本以为既然确立了恋爱关系，结婚只是迟早的事，况且毕竟是一辈子的大事，不能这样仓促，想等到了这边稳定下来，再举行婚礼也不迟。可这时才明白，现在，结婚这件事的意义已不仅是一辈子的大事，还是一个非常现实，而且直接关系到在这里生活是否方便的问题。这种时候，这样的环境和条件，自然也就什么都讲不起了。潘大兴当然更没意见。于是也就这样结婚了。
婚礼是在露天举行的。当时条件差，矿区的食物经常跟不上，有时甚至要去采来骆驼草的草籽和粮食掺在一起，蒸饽饽或熬粥。但婚礼这天，大家特意去荒滩上打了一只黄羊，还有人拿出一直舍不得喝的白酒。这时矿区的基础建设还没完全搞起来，只有简易的窝棚，帐篷也有限，很多人干脆就睡在露天。大家开玩笑说，这才真正是天当被，地当床。但矿区领导照顾顾芳和潘大兴，特意分给他们一个不露天，也相对严实一些的窝棚。
事后，顾芳对潘大兴说，她怎么也没想到，他们的婚礼是这样举行的。
9
戈壁滩上的高速公路很漂亮，在阳光的照射下像一条蜿蜒的带子。汽车在路上飞驰着，偶尔越过几辆拉运物资的重型卡车。顾莎凑到芳妈身边，问，要不要喝水？
芳妈把目光从车窗外收回来，摇了摇头。
云姨对前面开车的小秦说，车开得慢—点。
芳妈说，没关系，我感觉很好。
云姨说，是啊，现在有了高速公路，
比过去便利多了。
顾莎朝车窗外看着，说，这戈壁滩，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植被很好啊。
云姨笑笑说，过去可不是这样，芳妈应该还记得，那时是寸草不生啊。
顾莎听了，看看云姨。她发现，云姨也知道“芳妈”这个称呼。
芳妈歪在座位上，闭着眼，不知是睡着了，还是在想事。
云姨说，那时候，我们每人拿着一根1.2米长的木棍，在这戈壁滩上横着放一下，再竖着放一下，然后挖个1.2米见方、1.2米深的坑，取出沙石，再填进黄土，这样栽一棵树。
顾莎睁大眼问，这些树，就是这样栽的？
云姨说，是啊，就是这样栽的。
这时，坐在后面的两个年轻人小声嘀咕了一句。顾莎听见了，是那个叫陈偌偌的女孩儿，她好像说，想去厕所。云姨也听见了，回头说，我们前面就要下高速了。
早晨临出发时，云姨对顾莎说，那对年轻人今天也要进矿区，正好顺路把他们带过去。云姨笑笑说，她已经都为他们安排好了，那个叫成林的男孩儿要去矿区报到，叫陈偌偌的女孩儿已经决定了，还是回去，也已为她买好了机票。成林先去报到，然后再跟车回来，去机场送陈偌偌。但这个叫陈偌偌的女孩儿又说，既然来了，就去矿区看一看。
这时芳妈睁开眼，回头朝那个叫陈偌偌的女孩儿看了一眼。
芳妈这时坐在车上，感觉自己的身体轻飘飘的，这种轻飘飘的感觉还从来没有过。自从几年前中风，后来又心梗，就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沉，还不仅是重量的沉，心情也沉。郁书田说，这种沉的感觉大家都会有，是因为年龄，到了这个年龄，都会觉得越来越沉。但她并不同意这个说法，郁书田只是胸内科的主任，说心脏的事可以，别的就是外行了。
这时，芳妈感觉自己就像一只鸟，飞在这片戈壁滩的上空。这个地方，她看着有些熟悉，却又有些陌生了。她在心里算了一下，自己离开这里多少年了。而自从离开这里，她就再没跟潘大兴见过面。不光是不想见，是想见也没机会再见了——相隔太远了！
事情是发生在她和潘大兴结婚的十几年以后。在这十几年里，矿区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修了铁路，盖起厂房，大家也有了初步像样的宿舍。但她和潘大兴一直没要孩子，他们没要孩子并不是不想要，而是都明白，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不允许。现在十几年过去了，两人都已三十大几。她想，这件事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也就在这时，她接到通知，要去北京学习。这次学习是与核工业有关的特殊医疗职业培训，要半年时间。她事后想，其实后来的问题，也就出在这培训的半年。当时去北京培训，由于大家都是来自环境艰苦的地方，上级领导就特意把各方面的条件都安排得很好，但也就是这个好，一下出了问题。她在戈壁滩上工作生活了十几年，已经习惯了那边的环境和条件，如果没有来北京学习这半年，本来已不觉得什么，完全可以一直这样工作和生活下去。可到了北京，这样住半年，当初在家里的生活，尤其从小到大的各方面习惯，一下子就又都回忆起来。于是学习结束，再回到矿区，也就又不适应了。但尽管如此，毕竟已在这里十几年，如果咬一咬牙也还能继续待下去。问题是就在这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一来就觉得，这是个需要考虑—下的问题了。
她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生在戈壁滩上，更不想让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这时她的母亲，也就是顾莎的姥姥一得到消息，坚持让她回天津去生产。她在临动身时，跟潘大兴很认真地谈了一次，但这次的谈话很不愉决。潘大兴当时一心扑在工作上，经常几天不回来。一听她提出这样的想法，感到很意外，也不理解。他说这些年大家都在这里结婚，在这里生孩子，怎么别人的孩子可以，咱们的孩子就不可以呢？她这时已下定决心，于是耐着性子说，不是不可以，如果一定要在这里把孩子生下来，让孩子在这里长大，当然也可以，但问题是，她不想这样。她说，咱们来这里已经十几年，把一生中最好也最宝贵的一段时间都给了这里，人的一辈子能有几个十几年？应该已经可以了，我不想让咱们的孩子继续在这里，如果他（她）将来大了，也想来这里，那是他（她）自己的事，但至少现在，我不想这样。
她这次跟潘大兴说得很坚决。
其实这十几年里，她已经很多次跟潘大兴流露出这样的想法。她觉得自从来这里，吃了这么多的苦，已经对得起这里的工作了。她当年从医科大学毕业，本来想的是，既然学了临床，将来就要做一个像父亲那样经验丰富的临床专家。可自从来到这里，她知道，当初的想法已经不现实了。她为了这里已经放弃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她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将来再这样。但她每次这样说，潘大兴都不接她的话茬。她知道潘大兴的脾气，潘大兴年轻时是“理工男”的性格，这种性格到中年，就会变成一种固执，也就是俗话说的一根筋，或者叫一条道儿跑到黑。可是这次不一样了，过去潘大兴要拉着她顾芳一条道儿跑到黑，她也就跟着他跑，既然当年决定跟他来这里，只能认头。但这次不行了，这次已不是她一个人的事了，也不是她和潘大兴两个人的事，还有了孩子，这就是三个人的事了。
于是，虽然这次的谈话没有任何结果，她还是先回天津生孩子去了。当时她就已经对自己和潘大兴的关系有了预感。但毕竟在一起这么多年，对潘大兴的感情很深，所以还想给自己，也给潘大兴一个机会。所以生了孩子之后，她就又回到了戈壁滩来。但那次回家，见自己亲生的女儿竟然不认识自己，竟然叫自己“芳姨”，她的心就碎了，就明白，在这里，她再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她临走时对潘大兴说，祝你幸福，你也祝我和孩子幸福吧。
10
汽车下了高速公路，向西一转，开上一条很窄的林荫道。顾莎没想到，在戈壁滩上竟然会有这样一条枝叶繁茂，浓荫郁郁的小路。两边的树枝伸展着交织在一起，朝远处看去就像一条绿茵茵的长廊。刚才下高速时，顾莎听云姨对小秦说，先去英雄塔。
这时顾莎想，现在要去的地方，大概就是英雄塔了。
果然，汽车又开了一段路，前面出现一个宽阔的广场。车停了下来。云姨对芳妈说，您就不用下去了，在车上看一看就行了。又回头对后面的成林和陈偌偌说，你们下来吧。
芳妈指指轮椅，对顾莎说，我要下去。
云姨看看芳妈，又看看顾莎。
顾莎说，那就下去吧。
这是一座灰色花岗岩的纪念塔。在纪念塔的前面，还矗立着一面巨大的国旗造型雕塑。芳妈从车上下来，坐在轮椅上，并没过来，只是远远地朝这边看着。云姨说，这座英雄塔的塔高是19.58米，寓意这片矿区，当初是在1958年建立的。
说着，回头看了看成林和陈偌偌。
这时，两个年轻人拉着手过来，仰起头朝英雄塔看着。
云姨在英雄塔的前面站了一会儿，说，上车吧。
汽车又开动了。这时顾莎终于忍不住了，问云姨，现在去见他？
云姨点头说，是。
汽车又向前开了一段，朝旁边一拐，开上一条笔直的水泥路。又开了一会儿，来到一个公园。车停下来，顾莎下来朝四周看看，发现这不是公园，是一个陵园。
她立刻睁大眼，回头看着云姨。
云姨看一眼坐在轮椅上的芳妈，转身朝前面走去。
顾莎推着轮椅，跟在后面。
一条很窄的小路。路边长满了骆驼草。但看得出来，这些骆驼草显然不是野生的，而是有人特意在这里栽种的。顾莎知道，这种骆驼草看着不起眼，其实是一种很神奇的植物。它在地表只有小小的一蓬，可是下面的根系却扎得极深，而且会向四周蔓延，能有几米甚至十几米。来到一座墓碑跟前，云姨站住了。这时，顾莎看清了，墓碑上镌刻着几个大字，“潘大兴同志之墓”。下面还有一行竖着的小字：“1992年敬立”。
芳妈回头看看云姨，问，他是，1992年去世的？
云姨点头说，是。
顾莎在心里回想了一下，那是自己要高考，父亲突然让云姨寄来2万元钱的前一年。接着就明白了，父亲直到临去世，心里还记着，他的女儿第二年就要高考了。
她终于忍不住了，眼泪流了下来。
云姨说，他是个不要命的人。那次是反应堆突然出故障，他下去维修。按规定，人在下面最多只能停留4小时，可他一连待了二十几个小时，直到排除了故障，就这样......
云姨没再说下去。
这时，成林和陈偌偌从后面走过来。
芳妈对云姨说，你带他们去吧，我想在这里待一会儿。
云姨就带着两个年轻人走了。走了几步，又回来，从背包里掏出一个东西交给顾莎。顾莎接到手里看了看，这是一块光滑圆润的深红色石头。再仔细看，竟然像一只骆驼，健壮的四肢，睁大的两眼，都清晰可见。云姨说，这种石头叫“沙漠漆”，只有这里的戈壁滩上才有，本来已经极为罕见，不知潘老师是怎么找到的。
顾莎拿在手里，仔细看着。
云姨又说，他临终时交待我，有一天你来了，就在他的墓前，把它交给你。
云姨说完，回头对两个年轻人说，我们走吧。
两个年轻人又朝墓碑看了一眼，就跟着云姨走了。
顾莎慢慢回过头，看着墓碑，喃喃地叫了一声，爸。
此时，芳妈正把轮椅朝墓碑的跟前摇过去……
（中篇小说《红骆驼》首发于《四川文学》2019年第8期；此文转载于2025年3月18日《抵不过流年染指》）
【作者简介】王松，汉族，祖籍北京，中国作协第八、第九届全委会委员，天津市作协原副主席，文学创作一级，享受国务院特殊专家津贴。他曾在各大文学期刊发表大量长、中、短篇小说，出版长篇小说单行本、长篇报告文学单行本及个人作品集数十种，有作品译介到海外。其代表作有中篇小说《红汞》《双驴记》《哭麦》等，长篇小说《烟火》《暖夏》等，曾获得鲁迅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