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联里的时代回响：从异化到归真
作者：杨东
春节贴春联，于中国人而言，是刻在骨子里的文化仪式。红纸墨字，载着的从来都是最朴素的期许——平安、富足、顺遂，是寒来暑往中，人们对生活最温柔的守望。
若回望封建时代的春联，却会发现，这本该温暖的文化符号，曾被阶层的壁垒裹挟，被制度的枷锁扭曲，在富人的门楣上彰显华贵，在穷人的柴扉上沦为虚幻，藏着一段被异化的过往。
封建时代的春联，是带着阶层烙印的存在。
富人的春联，笔墨精良、寓意华贵，“五谷丰登”是收获更多的财富，“财源广进”是巩固既有的地位。
于他们而言，贴春联是锦上添花，是对自身优渥生活的加持，祈福的美好终能借着资源的优势落地生根。
对底层的佃农、长工而言，春联却成了最深刻的虚伪。
他们同样贴着“五谷丰登”的吉语，可辛勤劳作一年，收成大多被地主的地租剥夺，填饱肚子仍是奢望；他们祈愿“平安顺遂”，可天灾、苛政、阶层压迫如影随形，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障。
那红纸，写的不是希望，而是“看得见却摸不着”的无奈，是掩盖阶层剥削的温情外衣。
更令人唏嘘的是，春联的精神慰藉，在封建时代竟成了麻痹人心的隐性枷锁。
底层民众身处绝境，没有土地，没有教育，没有反抗的底气，只能将对生活的希望，寄托在这一副低成本的春联上。
他们并非愚昧到相信“贴春联就能改变命运”，只是在无尽的痛苦中，需要这样一丝虚幻的期许，来寻求片刻的安宁，来支撑自己继续挣扎求生。
统治者深谙此道，借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将春联与“安于本分”的规训绑定，让穷人在祈福中接受“贫富天定”的认知，放弃抗争，默默承受被支配的命运。
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祝福》中的祥林嫂，她捐门槛以图赎罪，与穷人贴春联祈福，本质上都是绝境中的精神自救，却终究逃不过制度的碾压——不是春联无力，而是封建制度的冰冷，早已吞噬了所有底层的希望。
那时的春联，早已脱离了“表达期许”的本真，沦为统治阶层巩固秩序的工具。
富人用华丽的春联彰显地位，传递“贫富天定”的认知；统治者乐见穷人通过祈福获得慰藉，以此减少反抗，维护社会的稳定。
春联不再是全民共享的文化仪式，而是划分阶层的标尺，是束缚精神的枷锁，其工具化的特质，让这一温暖的文化符号，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埃。
文化的生命力，从来都不会被落后的制度所扼杀。
当专制制度的桎梏被打破，阶层的壁垒被拆除，春联终于得以褪去尘埃，回归本真。
如今的春节，贴春联早已没有了阶层的界限，无论是城市的高楼，还是农村的小院，无论是富人还是普通人，都能以自己的方式，书写心中的期许。春联的内容，也早已跳出了“富贵吉祥”的单一框架，多了“科技兴家”的笃定，多了“奋斗致富”的昂扬，多了“家国同庆”的情怀。
现代人贴春联，从来不是被动的精神妥协，而是主动的精神赋能。
我们贴“创新路上步步顺”，便会在工作中奋勇拼搏、锐意进取；我们贴“阖家幸福万事安”，便会用心经营家庭、珍惜亲情；我们贴“国家富强民族兴”，便会立足本职、贡献力量。
此时的春联，不再是虚幻的慰藉，而是与奋斗相辅相成的伙伴——祈福为行动注入力量，行动让祈福落地生根，精神慰藉与现实努力，终于实现了最美好的双向奔赴。
回望春联的变迁，其实也是一部时代的进步史。
从封建时代的异化扭曲，到如今的归真向善，春联的变化，藏着阶层的平等、社会的进步，藏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永恒追求。
它曾被制度裹挟，却从未失去本真；它曾承载着底层的无奈，如今却彰显着全民的向往。
一副小小的春联，承载着千年的文化记忆，也回响着时代的脚步声。
它告诉我们，任何美好的文化符号，都可能在落后的语境中被扭曲，但只要时代向前，只要人心向善，它终将回归本真，绽放出温暖的光芒。就像如今春节的每一副春联，红纸上的笔墨，写的是期许，藏的是奋斗，暖的是人心，是中国人对生活最热忱的热爱，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鲜活的生命力。
作者简介:
杨东，笔名 天然 易然 柔旋。出生于甘肃民勤县普通农民家庭，童年随母进疆，落户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三团。插过队，当过兵和教师；从事新闻宣传工作30年。新疆作家协会会员，新疆报告文学学会第二届副会长。著有报告文学集《圣火辉煌》《塔河纪事》和散文通讯特写集《阳光的原色》《风儿捎来的名片》，和他人合作报告文学《共同拥有》《湘军出塞》《天之业》《石城突破》《永远的眺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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