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同志离开我们，已逾两载。可他的音容笑貌，仍如昨日般清晰，时常浮现在我眼前。我始终不愿相信，那个曾在喀喇昆仑风雪中挺立如松的汉子，真的走了。

       我们同是1964年入伍，却非同批。我八月入伍，他在十月；我在野战医院，他在战斗部队。七年后，命运让我们在高原相逢——他任“喀喇昆仑硬七连”指导员，我暂代医疗站行政管理员职务。两个单位比邻而居，仅一墙之隔，开了扇门，便连起了两支全军闻名的队伍，也连起了我与他一生的战友情。

       初见王忠义，他稳重如山，目光沉静却如炬。他长我不到两岁，却处处如兄长般体贴周到。七连百十号人，来自五湖四海，思想活跃，情绪多变。作为指导员，他从不疾言厉色，却总能以春风化雨般的言语，抚平战士心头的波澜。他一开口，人心就定；他一到场，士气就振。我曾两次受邀参加连队聚餐，只见他举杯劝饮，却严控酒量，既让大家尽兴，又确保不乱军纪——那是何等的细致与担当。

       最难忘那年大雪封山。前卡告急，指挥部命七连疏通达坂。风雪如刀，天地苍茫，战士们跳下卡车，挥锹掘雪，一步一喘，一寸一搏。风卷雪回，他们就顺势拍实，筑起一人多高的雪墙。苦战五小时，路通了，却仅容步行。战士们卸下物资，肩扛手抬，徒步前行。一个大氧气瓶，平日两人难抬，此刻却被几名战士扛起就跑。归来时，人人面部冻裂，皮肤卷起，脸肿如鼓，彼此竟认不出模样。

       三天后，七连副排长温志南带着一名班长来找我，递来一包东西：“指导员让捎的。”打开一看，是一对香喷喷的熟猪蹄。原来连队杀猪改善生活，他特意留了这两只，托人送来。我从小不吃肉，尤其忌惮筋腱皮骨，正为难时，两位老战士笑着接过：“这任务交给我们！”转眼间，风卷残云。我看着他们满足的模样，心中却翻涌着难以言说的暖意——他管着百十号人，却还记得我这个“不吃肉”的老友。

       后来，他带着嫂子和半岁孩子来医院看病。我见那白胖娃娃，心生喜爱，刚要伸手，嫂子轻声说：“病了，一逗就哭。”我立刻收手，转身联系医生。看完病他们便要走，我再三挽留：“喝口水再走！”他却笑着说：“有落脚处，病看了，就很满足。”那份宽厚，半个世纪后仍温润我心。

       他从不因私事麻烦战友。西安有众多老七连战友，有的身居高位，有的文名远扬，他却从不开口求人。我们两家常来常往，多是我们去他家“蹭饭”。他和嫂子厨艺精湛，我们“双军人”家庭则粗茶淡饭。孩子们一听去王伯伯家，眼睛都亮了。他们来我家，也总反客为主，教我们做饭，传我们经验。可他从未为自己或家人求过一次情、托过一次关系。

       退休后我们移居外地，失联多年。直到两年前，从七连战友处惊悉他重病在院。我急忙打听，却被告知：他和连长都病了，但“不许传，不许说地址”——他怕打搅战友，怕大家为他担忧。我心如刀割：这哪里是保密，分明是把痛苦独自咽下！

       不久，忠义同志走了。我拖着大病初愈、偏瘫未愈的身子，执意参加追悼会。路远难行，江江安排顺风车，让我与老伴得以到场。出发前，我特意戴上孩子送我的“山东舰航母下水纪念帽”，帽上有军徽——我要以老兵的身份，向他敬最后一个军礼。

       仪式上，江江发言后，我走上台，讲述他的一生：从喀喇昆仑的风雪征程，到硬七连的钢铁脊梁；从高原上的温情守护，到转业后的低调坚韧。话音未落，掌声雷动。那不是为我，是为他——为那个坚毅、宽厚、忠诚的王忠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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