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

文/巩钊

大伯是婆的娘家侄子，父亲的表兄。一生从教三十多年，教过的学生有的已经八十多岁了。年轻时候走遍了沿山一带的殿镇金凤耿西这些偏僻的地方，后来因为年龄大了才回到千户小学，学校的总务一直干到退休。

大伯一辈子胆小谨慎，当总务时千户学校一千多名学生，六七十个老师，他管理的东西大到条帚箥箕，小到墨水钉书机，家用的灯泡灯罩整箱子买，可他从来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利为自己和亲戚朋友谋私，吝啬得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他当总务时，对一些消耗品管理的非常严格。那个时候的公办老师很少，三分之二都是民办的，一月三块钱，难以解决家里的日常开支，总想着沾点公家的光，便从一个灯泡、一把条帚、一灯煤油开始入手，想方设法捞学校的油水。大伯就在每个灯泡上贴了盖有他私章的小纸片，要领灯泡，必须是拿有盖了章的兑换。领煤油要拿煤油灯，况且每次添油只添多一半，还要记录你添油的时间，一个星期之内不能两次添油。条帚要以旧换新，老师用的红蓝墨水也要拿空瓶子来换。以至于我曾经听到几个老师在聊天的时候骂他：“要收回旧条帚是给你扫墓吗”，“领个啥咋像是砍他家祖坟的树似的"。

千户学校的学生宣传队在当时很有名气，能排练一些像《园丁之歌》《洪湖赤卫队》一类的小戏剧，为此学校购买了文武场面上的乐器。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宣传队的骨干学生有被县办企业挖走，有被县剧团招录，宣传队名存实亡。有一个拉二胡的老师在退休时因为喜欢，便私自把二胡拿回家据为己有，大伯不因为是几十年的老同志而不闻不问，三番五次找上门去讨回二胡。二胡最后虽然要回来了，可是那个老师给他记下了死仇。

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一次因为走的急促，忘记了给笔里吸水。正写作业时笔里没有墨水了，便问了身边的几个同学，墨水都不多，不能互相透水，回家吸水要费很大的时间，就去大伯房子，告诉他说我的笔没墨水了。因为我知道他的小气，去的时候就想好了办法，不能说是忘记了，而要说是家里没有。果然他问我来的时候咋不吸水，我把早已想好的理由说了。按照一般人的做法，会让我先吸一笔墨水去上课。可他竟然带着我去了校办工厂，掏了一毛三分钱买了一瓶墨水递给我，让我拿回去，以后用完了就找他。

学校里面有个老君殿，是明朝的建筑。有天下午放了学，看到几个初中的学生搬着两丈多高的竹梯子在老君殿的椽洞里掏蝙蝠，觉得好奇，就站在一边看热闹。猛然间后脑勺挨了两巴掌，回头一看是大伯。我又没有上去，你打我干啥？虽然我当时忍住了眼眶里面即将流出的泪水，可心里却委屈得受不了。不过从那次挨了两巴掌以后，我在学校从来不敢上树爬墙，规规矩矩念书了。

有人说大伯薄情寡义，有人又说他六亲不认。可他心地善良，对任何人都没有歧视和怨恨之心。我还有一个学期就初中毕业了，可是怕考试，便决定辍学。当大伯知道的时候，我已经在生产队参加劳动了。他三番五次的找到我的家里，劝说父亲让我上学，我以没有学费为借口，他毫不迟疑的掏出来十块钱，并让我跟着他，可就在他找老师的时候，我从学校的后门跑了。

大伯教书一辈子，没有穿过一件中山服，夏天的白衬衫都是缵了布纽扣的老式样。脚上也永远没有穿过皮鞋，一双圆口布鞋陪伴了他的一生。吃饭更是不讲究，早晚一杯茶，一个馒头，中午买几毛钱的面条要煮得粘粘糊糊，有菜没菜都是吃得有滋有味。

大伯的心态好，无病无灾的活到了九十五岁。前天是他辞世三周年的祭日，没有大摆宴席，没有乐队，有些人说老汉挣了一辈子的钱，这样子过三年有些寒酸，我说这不是正符合大伯一生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性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