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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美国(小说)
文/汤文来(福建)
一、初抵纽约
李伟明第一次踏上美国国土时,已经四十五岁。作为上海一家中型科技公司的技术总监,他被派往纽约总部进行为期六个月的交流项目。飞机降落在肯尼迪机场时,他透过舷窗望出去,灰蒙蒙的天空下,城市的天际线在晨雾中若隐若现,与他想象中的璀璨辉煌有些差距。
入境大厅里,不同肤色的人群排着蜿蜒的长队。李伟明排在“非美国公民”的队伍中,前面是一位戴着厚重头巾的穆斯林妇女,后面则是两个讲西班牙语的拉美裔男子。轮到他的时候,海关官员是个金发的中年白人,面无表情地翻看着他的护照。
“来美国做什么?”官员甚至没抬头看他。
“工作交流,公司项目。”李伟明用还算流利的英语回答。
“带了多少钱?”
“大约五千美元现金。”
“待多久?”
“六个月。”
一连串机械式的问题后,官员终于抬眼看了看他,那眼神李伟明后来回想起来,总觉得混杂着审视、冷漠和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盖章时,官员的手指轻轻敲打着柜台,目光已经转向下一个排队者。
走出机场,十一月的纽约寒风刺骨。李伟明拖着两个大行李箱,艰难地寻找着公司预定的接机服务点。当他终于找到那个举着“GlobalTech”牌子的司机时,司机——一个高大的黑人男子——只是懒洋洋地指了指停在路边的白色面包车,继续低头玩手机。
车子驶入皇后区的街道,窗外的景象让李伟明有些恍惚。与电影中光鲜亮丽的纽约不同,这里的街道显得破旧,墙上满是涂鸦,路边堆着黑色的垃圾袋。偶尔能看到无家可归者蜷缩在店铺门口,身上盖着脏兮兮的毯子。
“这就是美国?”他在心中默默问自己。
二、布鲁克林的公寓
公司为李伟明安排的公寓在布鲁克林,一栋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六层楼房里。房东是个六十多岁的波兰裔老太太玛尔塔,话不多,总用审视的目光打量他。
“每月一千八,押二付一,不包水电,”玛尔塔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说,“不能抽烟,不能养宠物,晚上十点后不要制造噪音。”
李伟明点点头,交了两个月的租金和一个月的押金——总共五千四百美元现金。玛尔塔数钱时,手指飞快,一张张仔细检查,仿佛担心收到假钞。
公寓不大,一室一厅,但还算整洁。从窗户望出去,能看到街对面的一家便利店和一家挂着“24小时洗衣”招牌的小店。第一天晚上,李伟明躺在床上,听见窗外传来警笛声,由远及近,又渐渐远去。他看了看手机,凌晨两点半。
第二天是周六,李伟明决定去附近超市采购生活用品。街角的“Key Food”超市里,商品琳琅满目,但价格让他暗暗咋舌——一棵普通的大白菜要4.99美元,约合人民币三十多元。在蔬果区,他注意到不同品质的苹果分开放置,贴着不同的价签,最便宜的也要每磅1.99美元。
排队结账时,前面一位白人老太太的信用卡被拒收了。老太太脸涨得通红,手忙脚乱地在钱包里翻找现金,收银员——一个二十多岁的拉丁裔女孩——面无表情地等待着,手指不耐烦地敲击着收银台。
“快点,后面还有人呢。”后面一个穿运动服的中年男子嘟囔道。
老太太终于凑够了钱,抱着购物袋匆匆离开。轮到李伟明时,他注意到收银员看他的眼神有些不同,扫描商品的速度明显放慢了,似乎特别仔细地检查每一件商品的价格标签。
“你是中国人?”收银员忽然问。
“是的。”
“第一次来美国?”
“第一次。”
收银员点点头,没再说话。但当李伟明递过信用卡时,她拿起卡片仔细看了正反面,又在机器上刷了两次才成功。李伟明不确定这是标准流程,还是因为他这张中国银行发行的信用卡。
走出超市,李伟明看到一个黑人青年坐在路边长椅上,脚边放着一个纸牌,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无家可归,请帮帮我”。李伟明犹豫了一下,从购物袋里拿出一袋刚买的面包递过去。青年抬起头,眼神复杂地看了他一眼,接过面包,低声说了句“谢谢”,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三、办公室政治
周一,李伟明正式开始在GlobalTech纽约总部的工作。总部位于曼哈顿中城的一栋玻璃幕墙大楼里,气派的装潢与布鲁克林的公寓形成了鲜明对比。
人力资源部的艾米莉是个三十多岁的金发女人,笑容职业而疏离,带他办理了入职手续后,领他到了技术部的办公区。
“这是你的工位,”艾米莉指着一个靠窗的位置,“你的直接上司是詹姆斯·米勒,他马上过来。”
李伟明刚坐下整理东西,一个四十多岁、略微秃顶的白人男子大步走来,伸出手:“欢迎来到纽约,我是詹姆斯,部门主管。”
詹姆斯的握手很有力,笑容比艾米莉真诚些。他简单介绍了部门的几个主要项目和团队成员——负责后端开发的印度裔程序员拉杰、前端设计师白人女孩凯特琳、数据分析师韩裔美国人金大卫,以及项目经理非裔美国人迈克尔。
“我们正在开发一个新的金融科技平台,”詹姆斯说,“你在上海团队的工作我了解过,相信你的经验会对项目有帮助。”
最初的几周还算顺利。李伟明发现美国的职场文化与他熟悉的国内环境差异很大。会议总是准时开始,但讨论往往充满争论;同事们表面上友好,但下班后极少有私人交往;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职业距离。
直到第三周的团队会议上,分歧出现了。
讨论到用户数据加密方案时,李伟明根据国内的经验,提出了一套相对保守但安全性更高的方案。詹姆斯皱起眉头:“这个方案会增加15%的服务器成本,而且会影响用户体验。”
“但考虑到金融数据的敏感性,安全性应该是首要考虑。”李伟明坚持道。
“李,我理解你的担忧,”詹姆斯说,声音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不耐烦,“但美国市场有不同的游戏规则。我们的竞争对手都在追求最快的交易速度和最流畅的体验。安全很重要,但不能以牺牲用户体验为代价。”
会后,拉杰——那个印度裔程序员——悄悄找到李伟明。“别太坚持了,”他低声说,“詹姆斯只关心两件事:项目按时上线和成本控制。至于安全性……只要不出现大规模数据泄露,就不会有人追究。”
“可是万一出事呢?”李伟明问。
拉杰耸耸肩:“那就是风险管理部门的责任了,不是我们的。听着,我在这里工作五年了,学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在美国公司,永远不要比你的上司更关心问题。”
李伟明沉默了。他开始注意到办公室里的微妙氛围。詹姆斯明显更信任凯特琳和金大卫,分配给他们更核心的任务。而拉杰和迈克尔常常被安排处理琐碎的技术维护或文档工作。当拉杰提出一个创新的算法优化方案时,詹姆斯只是点点头说“以后再讨论”,却立即批准了凯特琳提出的一个界面美化方案,尽管那个方案对性能提升没有任何帮助。
有一次,李伟明偶然听到詹姆斯和另一个部门主管在咖啡间的谈话片段。
“我的团队现在像个联合国,”詹姆斯笑着说,“中国人、印度人、韩国人、黑人……多样性是够了,但有时沟通真是噩梦。”
“至少他们便宜,”另一个声音回答,“而且工作努力。”
李伟明默默退开了,心里像堵了一块石头。
四、枪声响起
感恩节前的那个周三,李伟明加班到晚上八点,从地铁站出来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布鲁克林的街道在夜晚显得更加破败,路灯昏暗,不少店铺已经关门,铁栅栏拉了下来。
他加快脚步,只想尽快回到公寓。转过街角时,突然听到前方传来争吵声。两个年轻人在便利店门口推搡着,声音越来越大。
“我说了不是我拿的!”一个穿着连帽衫的黑人青年喊道。
“我他妈看见你塞进口袋了!”另一个拉丁裔青年揪住对方的衣领。
李伟明本能地想绕开,但这是回家的必经之路。他放慢脚步,贴着墙根走,眼睛盯着地面,希望不被注意到。
争吵升级了。拉丁裔青年猛地推了对方一把,黑人青年踉跄后退,撞倒了路边的垃圾桶。下一秒,李伟明看到了他此生从未亲眼见过的东西——一支手枪,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冷冰冰的金属光泽。
“你想怎么样?”黑人青年也掏出了枪。
时间仿佛凝固了。李伟明的心脏狂跳,血液冲上头顶。他想跑,但双腿像灌了铅。街对面的公寓楼里,几扇窗户的窗帘动了动,随即迅速拉紧。
“砰!”
枪声在寂静的街道上炸开,震耳欲聋。李伟明下意识地蹲下身,双手抱头。又是一声枪响,然后是慌乱的脚步声。当他颤抖着抬起头时,两个青年已经分别朝不同方向跑走了,地上只留下翻倒的垃圾桶和散落的垃圾。
便利店的灯突然熄灭了,铁栅栏“哗啦”一声完全落下。整条街道陷入了死寂,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李伟明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公寓的。关上门,背靠着门板滑坐在地上,他才发现自己全身都在发抖。他拿出手机,犹豫着是否要报警,但想到自己蹩脚的英语和可能的麻烦,最终放弃了。
那一夜,他失眠了。窗外的每一点声响都让他心惊肉跳。凌晨三点,他又听到了警笛声,这次似乎就在附近,持续了很久。
第二天早上,李伟明经过便利店时,看到门口有一小块暗红色的污渍。便利店照常营业,顾客进进出出,没有人多看那污渍一眼。仿佛昨晚的枪声只是一场幻听。
办公室里,李伟明犹豫再三,还是向坐在对面的凯特琳提起了昨晚的经历。
“哦,布鲁克林那边就是这样,”凯特琳轻描淡写地说,眼睛没离开电脑屏幕,“你住的那个区域确实不太安全。为什么不搬到曼哈顿或者长岛呢?”
“公司安排的公寓,而且曼哈顿租金太贵了。”李伟明说。
凯特琳终于抬起头,给了他一个同情的微笑:“那记得买些防身的东西,胡椒喷雾什么的。哦,如果你有持枪证,也可以考虑买把枪。”
“买枪?”李伟明以为自己听错了。
“当然,宪法第二修正案保障我们持枪的权利。”凯特琳说得很自然,仿佛在讨论买把雨伞,“我家就有两把,我丈夫教的射击。”
李伟明不知道该说什么。在中国,普通人持枪是不可想象的。但在这里,一个看似温和的年轻女性,竟能如此平静地谈论私人拥有枪支。
午餐时,他和拉杰聊起这件事。
“欢迎来到美国,”拉杰苦笑着说,“我来的第一年,公寓隔壁就发生了入室抢劫。房东太太告诉我,她床底下一直放着一把左轮手枪。”
“你不害怕吗?”李伟明问。
“习惯了就好,”拉杰耸耸肩,“你知道吗,美国每年死于枪击的人数比死于交通事故的还多。但改变?不可能。枪支游说团体太强大了,政客们不敢碰这个问题。”
李伟明想起前几天的新闻,中西部某个州又发生了校园枪击案,三名学生死亡。新闻报道了几天,然后就被新的热点取代了。电视上,政客们表达着“思念与祈祷”,承诺“采取措施”,但拉杰告诉他,同样的场景已经重复了不知多少次。
“每次都说要改变,每次都不了了之,”拉杰说,“这就是美国。”
五、感恩节晚餐
感恩节那天,詹姆斯邀请部门成员到他在长岛的家中聚餐。李伟明原本想推辞,但考虑到职场关系,还是答应了。
詹姆斯家的房子让李伟明大开眼界——一栋三层楼的独立屋,前后都有草坪,车库里停着两辆SUV和一辆跑车。室内装修豪华,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只麋鹿头标本,壁炉里燃着真正的木柴。
“打猎季的收获,”詹姆斯注意到李伟明的目光,自豪地拍了拍鹿头,“我和我儿子去年在蒙大拿打的。”
晚餐很丰盛,巨大的烤火鸡、土豆泥、蔓越莓酱、南瓜派……詹姆斯的妻子琳达是个热情的中年妇女,不停地招呼大家吃东西。席间,话题从工作转到了政治。
“听说市议会又要提高房产税,”迈克尔说,“这已经是三年内第三次了。”
“都是那些民主党人,”詹姆斯的父亲——一位七十多岁的退休律师——愤愤地说,“他们只知道加税,然后把我们的钱送给那些不工作的人。”
“爸爸,别在餐桌上谈政治。”琳达试图缓和气氛。
“为什么不能谈?这是事实!”老人提高了声音,“看看这个国家变成了什么样子。我年轻的时候,人们努力工作,自食其力。现在呢?到处都是伸手要救济的人。”
餐桌上的气氛有些尴尬。拉杰低头专心切着火鸡,金大卫微笑着但没说话,凯特琳试图转移话题:“这南瓜派真好吃,琳达,配方能给我吗?”
但老人显然没打算停止:“还有移民问题。我不是种族主义者,但我们必须控制边境。那些非法移民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还享受社会福利。”
李伟明感到不自在,他注意到老人的目光偶尔扫过他和拉杰。他低头看着盘子,突然没了食欲。
“爷爷,我的社会学老师说,移民为美国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詹姆斯十五岁的女儿艾米丽突然开口,“而且很多研究显示,移民犯罪率实际上低于本土出生的美国人。”
“你的老师是自由派,”老人不屑地说,“他们总想改造这个国家,抹去我们的传统。”
“传统也包括奴役黑人和排斥亚裔吗?”艾米丽反驳道。餐桌顿时安静下来。
“艾米丽!”詹姆斯严厉地说,“向爷爷道歉。”
女孩咬紧嘴唇,眼睛盯着盘子,不再说话。琳达赶紧站起来:“谁还要火鸡?我再去切一些。”
晚餐在尴尬中继续。甜点过后,李伟明找了个借口提前离开。詹姆斯送他到门口时,拍了拍他的肩膀:“别在意我父亲的话,他是个老派人。”
“没关系。”李伟明说。
开车回布鲁克林的路上,李伟明思绪纷乱。他想起白天的新闻,边境巡逻队与移民 caravan 发生冲突的画面;想起办公室饮水机旁同事们关于移民政策的争论;想起地铁里那个用西班牙语乞讨的老妇人;想起便利店门口那摊已经淡去的血迹。
这个国家光鲜的表面下,裂缝清晰可见。
六、地铁遭遇
十二月的纽约格外寒冷。一个周五晚上,李伟明参加完公司的节日派对,坐地铁回布鲁克林。车厢里人不多,他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有些微醺,闭目养神。
几站后,一阵吵闹声惊醒了他。车厢另一头,三个年轻人——两个黑人,一个白人——正围着一位亚裔老人大声嚷嚷。老人看起来六十多岁,穿着朴素,手里紧紧抓着一个旧背包。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你的中国话!”一个高个黑人青年嘲讽道,模仿着夸张的亚洲口音。
“可能是日本人?”另一个戴耳环的白人青年说,“嘿,老头,你是日本人吗?珍珠港!砰!砰!”他用手比成枪的样子。
车厢里其他乘客低下头,假装没看见。李伟明的酒意瞬间醒了,心脏狂跳。他看到老人试图起身离开,但被挡住了去路。
“把钱拿出来,老头,”第三个矮胖的黑人青年说,“我们知道你们亚洲人喜欢带现金。”
李伟明的手在颤抖。他想站起来,但双腿发软。他想喊“住手”,但喉咙发紧。在中国,他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场景。他的大脑飞速运转:如果介入,可能被打;如果不介入,良心难安;报警?等警察来,可能一切都结束了。
就在他犹豫时,老人突然用英语清晰地说:“我是美国公民,请你们离开。”
声音不大,但异常坚定。三个青年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老人会说流利的英语。
“哟,会说话啊,”高个青年恢复嘲讽的语气,“那更应该有钱了。”
他的手伸向老人的背包。这一刻,李伟明不知哪来的勇气,站了起来。
“住手!”他的声音在安静的车厢里显得突兀。
三个青年同时转过头。六道目光聚焦在他身上,带着惊讶和威胁。
“不关你的事,中国人。”戴耳环的白人青年恶狠狠地说。
李伟明深吸一口气,走到老人身边:“我已经按了紧急报警按钮,下一站警察就会上来。”他在虚张声势,但语气尽可能坚定。
“你他妈——”矮胖青年上前一步,但被高个拉住了。
“算了,”高个看了看窗外,“下一站了,走吧。”
车门打开,三个青年骂骂咧咧地下车了,临走前还朝李伟明做了个威胁的手势。车门关闭,列车继续行驶。
车厢里一片寂静,然后有人开始低声交谈。老人转向李伟明,用带着广东口音的普通话说:“谢谢你,年轻人。”
“您也是中国人?”李伟明惊讶地问。
“台山人,来美国四十年了,”老人整理了一下衣服,“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了。年纪大了,以为晚上人会少些,安全些,没想到……”
李伟明护送老人到目的地车站。分别时,老人握着他的手说:“小心点,年轻人。这个国家……和以前不一样了。”
回到公寓,李伟明彻夜未眠。他上网搜索“亚裔美国人 仇恨犯罪”,跳出的结果触目惊心:老人被推下地铁轨道、店铺被砸、街头无端被袭击……评论区里,有人谴责暴力,也有人冷嘲热讽:“亚洲人太软弱”、“他们不反抗”、“他们抢走了我们的工作”。
他想起白天在办公室,听到两个同事谈论最近的中国留学生车祸事件。“保险赔了不少吧,”其中一个说,“中国人有钱。”另一个笑道:“他们的父母可能都是共产党官员。”
当时李伟明假装没听见,但现在这些片段涌上心头,像一根根细针刺痛他。在这个标榜自由平等的国家,偏见和歧视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有时明目张胆,有时隐晦微妙,但始终存在。
七、圣诞夜的思考
圣诞假期,办公室几乎空了。李伟明选择留在纽约,没有像许多同事那样外出旅行。平安夜那晚,他独自走在时代广场附近,炫目的霓虹灯和巨型广告牌营造出一种虚幻的热闹氛围。街头艺人演奏着圣诞歌曲,游客们拍照欢笑,但角落里,无家可归者裹着薄毯瑟瑟发抖。
在一家快餐店,李伟明看到一个年轻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在取暖,面前只放面前只放着一杯最便宜的咖啡。孩子们眼巴巴地看着别人桌上的食物。李伟明为他们点了餐,母亲感激地看着他,眼睛里闪着泪光。
"上帝保佑你,"她说,"我下周就发工资了,只是......只是这个月太难了。"
交谈中,李伟明得知她叫玛丽亚,是单亲母亲,在两家餐厅打零工,勉强维持生计。公寓租金涨了,医疗账单堆积如山,最小的孩子有哮喘,但医疗保险不足以支付所有费用。
"有时候我想,美国梦到底是什么,"玛丽亚苦笑着说,"我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却连给孩子买双新鞋都要犹豫。而那些华尔街的人,一天就能赚我一辈子的钱。'
离开快餐店,李伟明继续漫无目的地走着。他经过第五大道的奢侈品店,橱窗里陈列着标价数千美元的手袋和珠宝;经过高档公寓楼,门卫穿着笔挺的制服,警惕地盯着过往行人:经过中央公园,阴影处隐约可见无家可归者的帐篷。
这个国家的割裂如此明显,仿佛有两个美国并存:一个光鲜亮丽,充满机会;另一个挣扎求生,被遗忘在角落。而连接这两个世界的桥梁正在崩塌,
李伟明想起在上海的生活。虽然也有压力和不公,但至少社会稳定,治安良好,深夜独自回家也不必过度担心。在这里,自由被无限放大,但代价是安全感和社会纽带的脆弱。个人主义被推崇到极致,集体责任却常常被忽视,
他想到了办公室里的竞争,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奔波;想到了地铁里的冷漠,无人敢干涉正在发生的欺凌;想到了枪支泛滥,政客们互相指责却无实际行动;想到了种族间的隔阂,表面和谐下暗流涌动。
自由是什么?当他在地铁里因肤色而被挑衅时,他的自由在哪里?当玛丽亚因付不起医疗费而夜不能寐时,她的自由是什么?当孩子们在学校里担心枪击事件时,他们的自由又是什么?
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答案。但李伟明开始理解,美国并非他曾经想象中的那个完美灯塔。它复杂,矛盾,充满挣扎,既是机遇之地,也是不平等之邦;既有多元文化的活力,也有根深蒂固的分裂。
八,告别与启程
六个月的交流期很快就要结束了。回国前一周,李伟明清理公寓,打包行李。房东玛尔塔来检查房间,意外地没有挑剔,反而有些伤感。
"你要回中国了?"她问。
"是的,工作结束了。
玛尔塔点点头,环顾着空荡荡的房间:"我在这栋楼住了四十年,看着这个街区变化。以前这里很好,邻居们都认识,孩子们在街上玩。现在...."她摇摇头,"房租越来越高,老邻居一个个搬走,新来的住不了多久又搬走。没有人真正把这里当家。她停顿了一下,像是自言自语:"美国变了,不再是以前那个样子了。"
离开那天,天空飘着细雨。李伟明叫了出租车去机场。车子穿过布鲁克林大桥时,他回头望了一眼曼哈顿的天际线,那些熟悉的摩天大楼在雨雾中显得有些朦胧。
机场安检排着长队。李伟明注意到一个穆斯林家庭正在接受额外检查,工作人员仔细翻看他们的每一件行李,连儿童玩具都不放过。旁边一位白人老夫妇只需简单扫描就通过了。
登机口,电视上正在播放新闻:又一起大规枪击案,这次发生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购物中心,至少八人死亡。屏幕上,政客们表情沉重地发表讲话,主持人们讨论着枪支管控的必要性,但背景里,全国步枪协会的广告仍在滚动播出。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开始登机......."广播响起。
李伟明走向登机通道,最后看了一眼这个他生活了半年的国家。他看到了它的伟大与脆弱,它的理想与现实,它的希望与困境。美国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而是一幅复杂的拼图,每块碎片都有自己的颜色和形状,有些明亮,有些阴暗,组合在一起,构成了这个矛盾而真实的国家。
飞机起飞,穿过云层。李伟明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许多画面:地铁里那个亚商老人坚定的眼神,玛丽亚感激的泪水,詹姆斯家壁炉里跳动的火焰,布鲁克林街头那摊已经洗净的血迹,办公室饮水机旁的闲谈,感恩节餐桌上的尴尬沉默,还有初抵纽约时海关官员那冷漠的一瞥,
他不会想念这里,但也不会忘记这里。美国教会了他一些东西,关于自由与责任的平衡,关于多样性与分裂的边界,关于梦想与现实的距离。他想起拉杰说过的话:"美国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它就是一个地方,和人一样,有优点也有缺点。"
飞机向东飞行,朝着家的方向。李伟明知道,回去后同事们会问他美国怎么样,他会怎么回答呢?也许他会说:"那是一个复杂的国家,和新闻报道不完全一样。你需要亲自去看,去感受,去思考。
窗外,云海在夕阳下泛着金光。李伟明打开笔记本,写下了最后一行观察笔记:"美国是一个仍在进行中的实验,一个关于自由,平等和机遇的伟大实验。实验结果尚未定论,但实验过程中的挣扎,矛盾和希望,或许正是这个国家最真实的模样。
合上笔记本,他靠在椅背上,等待着十四个小时后,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降落。那里有熟悉的空气,语言和面孔,有自己的家和人生。美国之旅结束了,但这段经历将永远改变他看待世界的眼光更加复杂,更加审慎,也更加理解每个国家,每个社会都有其难以简化的多面性。
飞机继续向东,穿过时区,穿过大洋,穿过两个世界的边界。而在地面下方,那个广袤,矛盾,不断演变的国度,依然在继续着自己的故事,充满喧嚣,冲突,梦想与失望,就像它两百多年来一直做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