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间记忆中的石磨

文/任国璠

 

        岁月的长河奔涌向前，转眼间，我们这辈人已悄然步入了爷孙辈的行列。回首数十载的光阴，无数生活里的美好，都在时代的潮流中慢慢被淘汰、被淡忘，那些独属于农村的旧时光，成了心底最珍贵的念想。

 

        记忆里最清晰的，是生产队里那盘厚重的石磨。那时每个生产队都有一盘石磨，我们队的石磨安放在饲养院与仓库的夹道里，乡亲们都习惯把那里叫“磨道”。每天天刚蒙蒙亮，负责破料、磨面的社员就会从饲养圈里牵出一头毛驴，给它嘴上戴上嘴笼子，脖子里套上夹板，系好缰绳，再蒙上双眼，这头温顺的驴便开始了一天绕着磨台重复的拉磨劳作。乡亲们常打趣说：“绑在磨道里的驴好挨打。”想来便是说这日复一日绕着磨盘打转的驴，偶尔偷懒就会挨上几鞭子。

 

        那盘石磨，是乡村生活里沉甸甸的印记。上下两块磨盘，直径足有一米多，重量怕有上千斤。下方的磨盘牢牢固定在磨台上，上方的磨盘则能灵活转动，还开着一大一小两个磨眼。待磨的粮食满满地堆在磨盘上，站磨人手持扫帚和小木锨，不紧不慢地拨弄着粮食，让它们顺着磨眼有规律地往下淌。毛驴迈着沉稳的步子，拉着磨盘一圈一圈地转，金黄的麦粒、圆圆的豌豆，在石磨的碾压下渐渐化作细碎的粉末，随着磨盘的转动，簌簌地落在磨台上。磨好的料还需用细密的筛子过筛，筛出细腻的面粉，剩下的粗麸皮则要重新倒回磨眼，反复碾磨数次，才算将一斗粮食磨完。

 

        除了生产队的大石磨，村里少数人家还藏着小巧的石磨，我们都管它叫手磨子，那小手磨直径不过五十公分，重量也超不过五十斤，却是我童年里最香甜的记忆。每年秋天，家乡的田野里翻滚着金色的麦浪，青稞穗也沉甸甸地弯下了腰。妈妈总会从自家的自留地里掐回一把把麦穗和青稞穗，扎成小把，剪去多余的麦秆，整齐地码在大铁锅里，再洒上少许清水。然后点燃灶火，袅袅炊烟升起，不多时，浓郁的麦香便弥漫了整个屋子。

 

       待粮食蒸熟，妈妈就把它们端出来晾凉，倒在簸箕里，双手用力揉搓，再借着风轻轻簸去麦衣，只留下圆润饱满的青绿色颗粒。洗净的小手磨被放在擀面用的案板上，我踮着脚尖帮妈妈推磨，随着磨盘缓缓转动，青绿色的粮食被碾成两三公分长短的细条，顺着磨盘的缝隙落在下方案板铺着的粗布单子上。这道美食，家乡人唤它“碾珍”，是如今几乎失传的美味，怕是许多年轻人早已不知碾珍为何物。

 

        碾珍做好后，妈妈会炼上一铁勺清亮的菜籽油，撒上一把从大山里采摘来的野葱花，再撒上点盐和自家磨的调料粉，与碾珍拌匀。盛上一碗，入口是满满的劲道，野葱花的清香混合着青粮食的醇厚，那滋味，即便时隔多年，回想起来依旧让人忍不住咽口水。

 

        岁月在流转，而石磨不再转动，那些记忆中旧时光里的美好，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封存在了记忆深处。可每当想起那个小手磨、还有那碗香喷喷的碾珍，心底便会涌起一股暖流。那些逐渐消失的农村之美，虽已淡出了视线，却永远镌刻在了我们这辈人的生命里，成为了时光馈赠的、最珍贵的礼物。

岁寒灯下

文/任国璠

 

       家乡的人们，近几年靠种高原夏菜发家致富后，不少人家在县城有了楼房，我也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商品房，冬闲时节，全家人搬进城去，暖气裹着暖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每当窗外飘起冷雾，我总会想起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岁寒冬夜，想起昏暗的煤油灯下，妈妈憔悴的身影。

 

        那时村里还没通电，夜晚唯一的光亮来自窗台上那盏煤油灯。昏暗的灯光，将母亲的影子映在土墙上，忽明忽暗。母亲白天要在生产队里挣工分，从天亮忙到天黑，脊背累得直不起来，却连片刻歇息的功夫都没有。那时家里穷，买不起煤油，平日里舍不得长时间点灯，只有进了腊月，针线活堆成了山，那盏灯才会亮到深夜。

 

        腊月的风最是凛冽，刮在窗纸上呜呜作响，屋里的寒气顺着墙缝往里钻。母亲坐在炕上，双腿裹在薄被里，双手却要暴露在冷空气中，一针一线地为我们姊妹三人缝补过年的衣裳，纳着厚实的千层底。每缝一针，母亲都要皱一下眉，原来是指头冻得发麻，连引线都费力。实在冻得熬不住了，她便停下手中的活，将冰凉的双手拢在煤油灯微弱的捻头旁，借着那点微不足道的暖意搓一搓，待手指稍稍灵活，又立刻拿起针线，继续在布料上忙碌。灯光下，她鬓角的头发上沾着煤油的气息，眼角的细纹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愈发清晰。

 

        记得那年腊月，母亲给我缝了一件蓝色的新衣裳，针脚细密得看不见线头，她把衣裳叠得整整齐齐，放在炕柜子上。“你弟弟去年有了新衣服，今年就先穿旧的。”母亲轻声说，“一件衣服省着穿，能穿几年呢。”那时的我们都懂，所谓“能穿几年”，不过是过年走亲戚时才能穿上一天，平日里依旧穿的是补丁摞补丁的旧衣服。

 

        弟弟年纪小，心里藏不住事，看着给我缝那件新衣裳，眼里满是羡慕，却也知道家里的难处，只是默默垂着脑袋。那天晚上，他气鼓鼓地早早睡了，我以为他只是闹点小脾气，没放在心上。半夜我起夜时，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光，看见炕那头有个小小的身影在摸索。只见弟弟悄悄爬起来，踮着脚尖走到炕柜前，小心翼翼地拿起那件新衣裳，紧紧抱在怀里，又轻手轻脚地躺回被窝，把衣裳压在了枕头底下，嘴角还带着一丝满足的笑意。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心里酸酸的，又有些好笑，这天真的念想里，藏着多少对过年穿新衣服的期盼啊。

 

        小时候总盼着过年，盼的是能吃上白面馍馍，和一顿热气腾腾的饺子；盼的是能穿上那件舍不得轻易上身的新衣裳。那时的年，藏在煤油灯的亮光里，藏在母亲冻得发红的指尖上，藏在弟弟枕头底下的小心思里，来得格外珍贵，也格外让人牵挂。

 

        如今生活好了，吃穿不愁，暖气取代了炭火，电灯照亮了每个角落，过年时新衣新裤成堆，白面馍馍早已成了日常。可不知为何，那份盼年的热切却渐渐淡了，甚至有时会觉得过年成了一种负担。或许是因为，我们再也找不到当年那种在寒夜里守着一盏煤油灯，盼着一件新衣裳的纯粹与欢喜了。

 

       岁寒依旧，灯火已换，可那盏煤油灯映出的温暖，母亲指尖的温度，还有童年里对新年最质朴的期盼，却永远刻在了心底。每当想起那些冬夜，便觉得连寒意都带着暖意，那些清贫却丰盈的时光，早已成了生命中最珍贵的馈赠。

任国璠，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人，中共党员:中国乡土诗人协会会员，兰州市作家协会会员， 永登县诗词学会会员，冰心文化传媒总监《青年文学家》杂志理事，办过民刊《陇鸣》杂志，作品散见于多种报刊平台，获得多次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