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第二卷：烽火菩提（1937-1949）
第二十章 劫后重光传心法 暗夜秘授续法灯
民国二十九年秋，上海西郊一座荒废的观音庵。
庵堂早已没有尼众，佛像蒙尘，经幡破败。但在后院一间勉强能遮风挡雨的厢房里，一盏油灯亮着。灯下，李钟鼎正在为王骧陆师抄写一部《心经》注解。他的手还不太灵活——牢狱中受的刑伤未愈，握笔时指节仍会痛。
“写慢些，不急。”王骧陆师坐在对面，正在整理一批手稿。师比半年前苍老了许多，鬓发全白，但眼神依然清澈如初。
“师，这部注解开篇讲‘观自在’，弟子有些不解。”李钟鼎放下笔，“‘观’是能观，‘自在’是所观，还是……”
“能所双亡，方是真观。”师接过话，“就像镜子照物——镜子不会说‘我在照’，物也不会说‘被照’。照即自在，自在即照。”
李钟鼎沉吟。这话他在牢里有过体验——被拷打时，疼痛袭来，但那个“知道疼痛”的，并不痛。那就是“观自在”吗？
门外传来三声轻叩，两短一长。这是约定的暗号。
李钟鼎起身开门。门外站着三个人，都穿着深色衣服，用围巾裹着脸。为首的是周副局长，后面跟着小陈和一个陌生女子。
“快进来。”李钟鼎侧身让路。
三人进屋，解下围巾。周副局长一脸疲惫，小陈眼睛红肿，陌生女子约莫三十岁，面容清秀但憔悴。
“李股长，这是沈秋白女士。”周副局长介绍，“她丈夫是《大公报》记者，三个月前被76号抓了，至今下落不明。”
沈秋白深深鞠躬：“李先生，久闻您佛法高深。我……我想为丈夫念佛，但不知怎么念才有效。有人说要念多少万遍，有人说要发大愿……我乱了。”
李钟鼎请她坐下，倒了杯热水：“沈女士，先喝口水，慢慢说。”
沈秋白捧着杯子，手在抖：“我丈夫叫赵启明。他写文章揭露汪伪政府卖国，就被抓了。我们有个五岁的女儿，天天问爸爸去哪了……我骗她说爸爸出差了，可她看见我哭，好像明白了什么……”
她说不下去，掩面啜泣。
小陈低声补充：“赵记者是条汉子。被抓前，他把一批重要资料托付给我，让我送到重庆。我已经托人带走了。”
李钟鼎点点头，转向沈秋白：“沈女士，您想为丈夫念佛，这本身就是大慈悲。但念佛不是和佛菩萨做交易——念多少遍，换他出来。念佛是唤醒自己的佛性，用这份光明照耀亲人。”
“怎么照耀？”
“您念的时候，不要只想丈夫一个人。”李钟鼎缓缓说，“想所有在牢狱中的人，所有在战火中受苦的人。把功德回向给他们。这样，心量大了，力量就大。”
沈秋白似懂非懂。
王骧陆师开口了：“我教你一个简单的法门。每天早晚，静坐十分钟。先深呼吸三次，然后默念‘阿弥陀佛’。念的时候，想象一道金光从您心里发出，照进所有监狱，所有战场，所有苦难的地方。不要祈求，只是照耀。”
师的声音有种安抚人心的力量。沈秋白渐渐平静下来。
“我试试。”她说，“可是……如果他已经不在了呢？”
“那这道光，会照亮他的灵魂。”李钟鼎轻声说，“无论生死，光明都能到达。”
沈秋白走后，周副局长才说正事：“小李，邮局那边，你暂时回不去了。日本人虽然放了你，但安插了新的人监视。丁科长——就是审你的那个——现在是邮局‘特别顾问’，权力比我还大。”
李钟鼎早有预料：“那我做什么？”
“地下工作需要你。”周副局长压低声音，“很多知识分子、文化人，在战火中心灵崩溃，需要引导。你是修行人，说话他们能听进去。”
小陈插话：“还有，一些外国记者、外交官，也对佛法感兴趣。他们身份特殊，日本人不敢轻易动。通过他们，也许能把真相传出去。”
王骧陆师点头：“这个主意好。佛法无国界，外国人有兴趣，可以借此传播正义的声音。”
于是，一个新的网络在暗处形成。李钟鼎成了“心灵导师”，在各处秘密据点，为不同的人讲法：
在法租界一位法国商人的别墅地下室，他为十几个大学教授讲《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在公共租界一座教堂的密室，他为几个外国记者讲“慈悲与正义的关系”；
在苏州河一艘废弃的驳船上，他为一批工人、店员讲“在苦难中保持希望”。
每次讲法，都是冒险。76号的特务无处不在，佛教场所被严密监视。他们只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用暗号联系，讲完即散。
深秋的一夜，在虹口一座废弃的日本神社——这里反而最安全，日本人不会搜查——李钟鼎为一群特殊的人讲法：十几个日本反战人士。
他们都是偷偷来的，有的穿和服，有的穿西装，神情紧张又渴望。
“李桑，”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用生硬的中文说，“我们读佛经，说‘不杀生’。但我们国家在杀人。我们该怎么办？”
李钟鼎看着这些人。他们冒着被军部逮捕的危险来听一个中国人讲法，这本身就是勇气。
“佛经里有个故事，”他缓缓说，“提婆达多要害佛，佛不恨他，反而说：提婆达多是善知识，因为他让我修忍辱。现在，你们的国家在作恶，这就是你们的‘提婆达多’——考验你们是否真信佛。”
“可是，如果我们反对战争，会被当作叛国……”
“真正的爱国，不是盲从，是指出国家的错误，帮助国家走回正路。”李钟鼎说，“就像父母爱孩子，不是溺爱，是教导。你们爱日本，就应该告诉同胞：侵略是罪，杀人是业。”
一个年轻女子哭了：“我哥哥在南京……他来信说，他疯了，天天做噩梦。我劝他退役，他说会被枪毙……”
“那就为他念佛。”李钟鼎说，“用佛法的光明，照亮他的良心。哪怕只照亮一丝，也是好的。”
那夜，李钟鼎教了他们心中心法根本咒。简单，但力量大。他说：“持这个咒，不是为了神通，是为了保持觉知——在疯狂的世界里，保持一丝清醒。”
临走时，一个老人深深鞠躬：“李桑，您让我看到了真正的佛法——超越国籍，直指人心。谢谢您。”
这些人后来组成了“日本佛教徒反战同盟”，秘密活动，救助中国难民，传递和平信息。虽然力量微弱，但如暗夜萤火，点点微光。
民国三十年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上海彻底沦陷。76号更加猖獗，大肆抓捕抗日分子。
李钟鼎的活动被迫转入更深的地下。他的落脚点换到了南市贫民区的一间阁楼——这里鱼龙混杂，反而安全。
一天深夜，有人急促敲门。暗号不对，但敲门声透着绝望。
李钟鼎小心开门。门外站着一灯法师——那个在76号帮过他的日本和尚。他穿着破旧的中式长衫，满脸胡茬，憔悴不堪。
“李先生，救救我……”一灯跌进门，差点摔倒。
李钟鼎扶他坐下，发现他左臂缠着绷带，渗出血迹。
“怎么回事？”
“军部发现我暗中帮助中国人，要抓我。”一灯喘着气，“我逃了出来，但受伤了。没地方去……”
李钟鼎为他清洗伤口。是枪伤，子弹擦过手臂，伤口很深。
“你该去医院。”
“医院会报告军方。”一灯苦笑，“我现在是逃兵，是叛国者。抓住就是枪毙。”
那夜，一灯住在阁楼。李钟鼎把唯一的床让给他，自己打地铺。
半夜，一灯发烧说胡话：“佛祖……原谅我……我杀了人……不，是命令……不，是我开的枪……”
李钟鼎为他持咒，用湿毛巾敷额。在咒音中，一灯渐渐安静下来。
天亮时，烧退了。一灯醒来，看见李钟鼎在为他煮粥，眼泪流下来。
“李先生，您为什么救我？我是日本人，是侵略者……”
“你是佛弟子，是迷路的人。”李钟鼎盛了碗粥给他，“迷路了，就要帮助找到回家的路。”
一灯捧着粥，久久没喝。“在76号时，您说我可以现在就开始忏悔。我这几个月，偷偷放走了三个要被枪毙的中国人，帮五个抗日家庭逃出租界。可这够吗？够还南京那些亡灵吗？”
“不够。”李钟鼎实话实说，“但总比什么都不做好。佛经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是说马上成佛，是说开始转变，就有希望。”
一灯沉默良久，突然说：“我想出家，真正出家。不是军中和尚，是真正的比丘。”
“现在不行，太危险。等战争结束。”
“如果我能活到战争结束……”一灯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李先生，我想跟您学法。真正的法。”
于是，阁楼成了秘密道场。白天，李钟鼎出去“工作”——其实是联络、讲法；晚上，回来教一灯修行。从打坐、持咒，到观心、破执。
一灯根基很好，进步很快。但他有个障碍：深深的罪恶感，像座山压在心里。
一次静坐后，一灯痛哭：“我静不下来……一闭眼就看见血，听见惨叫。那些被我审讯过的人，那些我眼睁睁看着被杀的人……”
李钟鼎让他跪在佛像前：“现在，观想那些人在你面前。不要逃避，看着他们。然后，发自内心说：对不起，我错了，我愿用余生赎罪。”
一灯照做了。他跪了整整一夜，哭了一夜，说了一夜“对不起”。
第二天早晨，他像变了个人——不是轻松了，是沉重但坚定的那种改变。他说：“我知道这辈子还不清了。但能还一点是一点。还不了，就发愿：生生世世，度尽众生，方证菩提。”
李钟鼎知道，这是真正的忏悔，真正的发心。
民国三十一年，战事更加惨烈。上海饿殍遍野，物价飞涨，很多人吃“混合面”（麸皮、豆渣、锯末混合），吃了就胀肚，甚至死亡。
李钟鼎和一灯开始做一件更危险的事：秘密救助孤儿。
战争制造了无数孤儿。有的父母被炸死，有的被抓走，有的饿死。这些孩子流浪街头，很多被日本人抓去做苦力，或更惨。
他们联络了几个寺庙、教堂，还有好心人，建立了一个地下网络。一灯利用会日语的优势，有时冒充日本军官，从日本人手里“领走”孩子；有时贿赂看守，放出被抓的孤儿。
李钟鼎则负责安置——送到郊区农户家，或教会孤儿院，或悄悄送往大后方。
最多时，他们一天救了八个孩子。
但危险也随之而来。76号注意到有一伙人在救孩子，开始追查。
一个冬夜，李钟鼎带着两个孤儿——姐弟俩，父母都被炸死——正准备转移，突然被特务盯上。
他带着孩子躲进一条死胡同。外面脚步声越来越近。
“叔叔，我们会死吗？”姐姐问，她才七岁，但眼神像大人。
“不会。”李钟鼎微笑，“来，跟我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两个孩子小声跟着。
他一手搂一个，心里持咒。不是求保佑，是让心安住。
脚步声到了胡同口。手电筒的光扫进来。
就在这时，一辆垃圾车突然失控，冲进胡同口，撞倒了两个特务。趁乱，李钟鼎带着孩子从另一头翻墙逃走。
后来知道，那垃圾车是一灯安排的——他一直暗中保护。
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救人，遇险，化险为夷。像走钢丝，但每一步都坚定。
民国三十二年，一灯决定去重庆。他说：“我要去大后方，把日军的暴行真相告诉全世界。这是我赎罪的方式。”
临走前夜，两人在阁楼对坐。一灯正式拜李钟鼎为师——不是制度上的师徒，是心法上的传承。
“师父，”一灯流泪，“这一去，不知能否再见。但您教我的，我会用一生实践：在黑暗中做灯，在仇恨中播种慈悲。”
李钟鼎为他摩顶：“记住：佛性本具，莫向外求。无论在哪，无论做什么，保持觉知，就是修行。”
一灯走了。带着李钟鼎给的一串念珠，一本手抄《心经》，和一颗忏悔但坚定的心。
阁楼又剩李钟鼎一人。
但他不孤独。他知道，一灯在上海救了一百多个孩子；那些日本反战人士，还在秘密活动；沈秋白的丈夫虽未找到，但她成了佛教徒，在难民营帮助妇女儿童；周副局长、小陈，还在邮局坚持，暗中传递信息……
每个人，都是一盏灯。
灯多了，黑暗就会退。
他继续他的工作：讲法，救人，持咒，静坐。
在战火纷飞中，在饥饿死亡中，保持心的光明。
因为知道：黑暗再长，黎明终会来。
而他要做的，就是保护好这盏灯。
直到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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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饥馑岁月施法食 乱世道场显神通
民国三十三年冬，上海成了饥饿之城。
日军为了支持太平洋战争，疯狂掠夺粮食。米价一天涨三次，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买不到十斤米。街头常见饿殍，有的蜷缩在墙角，有的倒在路边，身上盖着薄雪。
李钟鼎的阁楼里，米缸早就见底。每天靠“混合面”糊口，吃得胃痛。但他更担心的是那些孩子——地下网络救助的孤儿，现在有三十多个分散在各处，都吃不饱。
这天早晨，他正要出门去弄粮食，突然有人敲门。是沈秋白，她比以前更瘦了，但眼睛有神。
“李先生，我有办法了。”她压低声音，“我在一个法国神父那里听说，国际红十字会有一批救济粮，要从越南经香港运来。但日本人扣着不放，说要‘统一分配’——其实就是给军队。”
“我们能做什么？”
“神父说，如果我们能组织一场‘宗教仪式’，以佛教法会的名义，红十字会可以借机发放一部分粮食。”沈秋白眼睛发亮，“但需要一位高僧主持，才有说服力。”
李钟鼎沉吟。这很危险——公开活动，必然引起76号注意。但看着沈秋白期盼的眼神，想着那些挨饿的孩子，他点了头。
“我去请王师。”
王骧陆师听了，只说一个字：“办。”
法会定在腊月初八，释迦牟尼成道日，在静安寺举行。名义是“腊八施粥祈福法会”，实际是借机发放救济粮。
消息传出，上海佛教界都行动起来。玉佛寺、龙华寺、沉香阁……大小寺庙都参与。连一些教堂、清真寺也暗中支持——饥饿面前，宗教界限模糊了。
但76号也听到了风声。法会前一天，丁科长带着人来到觉园。
“王骧陆，听说你们明天要大办法会？”丁科长斜眼看着师，“现在是战时，聚众闹事，可是要杀头的。”
王骧陆师平静回答：“腊八施粥，佛教传统，为众生祈福，怎是闹事？”
“祈福？”丁科长冷笑，“我看是聚众滋事，传播反日思想！我警告你，明天法会取消，否则……”
“否则怎样？”师抬眼看他，“杀了老衲？好啊，老衲活了七十多年，早该走了。但腊八施粥，是千百年的传统，你杀了我，施粥照样进行。”
丁科长被怼得说不出话。他盯着师看了很久，突然笑了：“好，你们要办就办。但我会派人盯着，有一句不妥，立刻抓人！”
他走后，李钟鼎担忧：“师，明天恐怕有危险。”
“危险也要办。”师说，“佛弟子，见众生饿死而不救，修什么行？”
腊月初八，静安寺人山人海。不是信众多，是饿肚子的人多。长长的队伍从寺门排到街尾，男女老少，个个面黄肌瘦，眼巴巴等着那碗粥。
李钟鼎在厨房帮忙。大锅里煮着“八宝粥”——其实只有糙米、黄豆、花生，加上些菜叶，但已经是难得的美食。粥香飘出，队伍里有人咽口水。
上午九点，法会开始。王骧陆师主法，十几位法师敲打法器，诵经声响起。院子里黑压压跪满了人，不是为了听经，是为了那碗粥。
但奇怪的是，诵经声一起，嘈杂的人群安静下来。饿得发慌的人们，听着梵呗，眼神里的焦躁渐渐平和。
李钟鼎在人群中看见了很多熟悉的面孔：周副局长带着邮局同事来了，小陈在维持秩序；沈秋白和几个妇女在分发粥碗；甚至看见了几个日本反战人士，他们扮成中国人，也来帮忙。
突然，门口一阵骚动。丁科长带着十几个特务来了，腰里别着枪。
“停！都停下！”丁科长大喊，“我接到举报，这里有人在粥里下毒，要害皇军！”
人群恐慌。有人想跑，但被特务堵住。
王骧陆师停止诵经，缓缓站起：“丁施主，你说粥里有毒？”
“对！要检查！”丁科长一挥手，“把粥抬走化验！”
几个特务冲向粥锅。排队的人群急了——这是救命的粥啊！
眼看要冲突，李钟鼎突然走出人群，来到丁科长面前：“丁科长，您要检查，可以。但请先让这些老人孩子喝一碗——他们已经三天没吃饭了。检查完，如果粥没了，您赔吗？”
丁科长瞪他：“李钟鼎，又是你！我看你就是主谋！”
“我不是主谋，我是义工。”李钟鼎平静地说，“如果粥有毒，我先喝。如果我没事，请您高抬贵手，让这些人吃口饭。”
说完，他走到粥锅前，舀起一大碗，当众喝下。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
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李钟鼎安然无恙。
丁科长脸色铁青。但众目睽睽，他下不了台。
就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一灯法师。他穿着袈裟，从人群中走出，用流利的中文说：“丁桑，我可以证明粥没问题。我是日本僧人，代表日本佛教界，支持这次慈善活动。”
丁科长愣了：“你……你是谁？”
“我是一灯，京都永平寺出身，现为上海日华佛教联合会顾问。”一灯亮出证件——不知他从哪弄来的，“这场法会，我们日方也参与了捐赠。您要阻止，就是破坏中日佛教交流。”
这话厉害。丁科长再横，也不敢公然破坏“中日亲善”的名头。他狠狠瞪了李钟鼎一眼，挥手：“撤！”
特务走了。人群爆发出欢呼——不是欢呼胜利，是欢呼有饭吃了。
施粥继续。一碗碗热粥递到手中，很多人边喝边哭。有个老太太跪在佛像前磕头：“菩萨显灵了……菩萨显灵了……”
那天，静安寺施出三千多碗粥。虽然每人只有一碗，但至少今天不会饿死。
法会结束后，李钟鼎找到一灯：“你怎么回来了？不是去重庆了吗？”
“走到半路，听说上海大饥荒，就回来了。”一灯微笑，“我现在有‘合法身份’——日华佛教联合会顾问，可以公开活动。用这个身份，能救更多人。”
原来，一灯到南京后，通过关系，真的加入了日本佛教界的“和平派”。他们表面拥护“大东亚共荣”，实际暗中帮助中国人。一灯被派回上海，正好用这个身份做掩护。
“太好了。”李钟鼎由衷高兴，“有你在，很多事方便多了。”
确实，有了“日本顾问”身份，很多事变得可能。一灯以“调查中国佛教”为名，走访各寺庙，实际带去药品、粮食；他以“学术交流”为名，召集中日学者，实际传递和平信息；他甚至通过关系，从日军仓库“借”出粮食，分发给难民。
当然，危险依然存在。军部中的激进派怀疑他，76号盯着他。但他不在乎。
“我每多救一个人，心里的罪孽就轻一分。”一灯说，“就算明天被杀，今天也值了。”
民国三十四年春，饥饿更加严重。连“混合面”都难买了，很多人吃树皮、草根、观音土。李钟鼎救助的那些孤儿，有两个饿死了。
他悲痛，但不绝望。因为在最黑暗的时候，他看见了人性的光辉。
一天，他路过城隍庙，看见一个老乞丐把半个窝头分给一个小乞丐。两人都饿得皮包骨，但老乞丐说：“孩子，吃吧，吃了就有力气找吃的。”
那一幕让他泪流满面。这就是佛性——在最苦难的时候，依然有慈悲。
他决定做一件更大胆的事：公开讲法，讲“在饥饿中修行”。
地点选在玉佛寺，时间定在观音诞辰。一灯用他的身份，拿到了“许可”——理由是“安抚民心，维护秩序”。
消息传出，震惊上海。这个时候，还有人讲佛法？
那天，玉佛寺大殿挤满了人。不只是信众，更多是饥民、难民、绝望的人。他们来，不是听法，是想找一点希望。
李钟鼎走上法座。他比以前瘦多了，但眼神明亮如星。
“各位居士，各位同胞，”他开口，声音不大，但清晰，“今天不讲深奥的佛理，只讲一件事：在饿肚子的时候，怎么活得像个人。”
大殿安静下来。
“我知道，很多人几天没吃饭了。我知道，有人看着亲人饿死。我知道，绝望像冬天的冰，冻住了心。”他顿了顿，“但我要告诉你们：就算饿死，也可以死得有尊严。”
“怎么有尊严？”有人问。
“不偷，不抢，不害人。”李钟鼎说，“饿得受不了时，去要饭，不丢人。但要饭时，说‘谢谢’。得到一点吃的，分给更饿的人。这就是尊严。”
有人哭了。
“我知道，这很难。但佛经说，忍饿是苦行，能消业障。你现在受的饿，也许是在还过去的业。认了，受了，业就消了。”他声音提高，“但更重要的是——发愿：愿我受的苦，能代替众生受苦。愿我饿这一次，天下人再不挨饿！”
这话像火，点燃了死灰般的心。
一个妇女站起来：“李居士，我儿子昨天饿死了……我恨，恨日本人，恨这世道……我该怎么办？”
李钟鼎看着她，缓缓说：“把对儿子的爱，扩大开来，爱所有饿死的孩子。把你的恨，转化成愿：愿天下母亲，不再失去孩子。这样，你儿子的死，就有意义了。”
妇女愣了，然后跪倒在地，放声大哭。不是悲伤的哭，是释放的哭。
那天，李钟鼎讲了两个小时。讲饿中的修行，讲苦中的觉悟，讲绝望中的希望。没有高深理论，只有实实在在的话。
讲到最后，他说：“我没有什么给你们，只有一句咒语。愿意学的，跟我念：嗡，班扎，萨埵，咩……”
大殿里响起参差不齐的念诵声。起初微弱，后来越来越整齐，越来越有力。像暗夜里的潮声，涌动着生命的力量。
法会结束后，奇迹发生了——很多人说，虽然还是饿，但心里不慌了。有人把仅有的食物分给更饿的人；有人组成了互助小组，一起找吃的；甚至有人开始偷偷帮助抗日分子——因为李钟鼎说：“救一个人，就是造一座佛塔。”
76号当然知道了。丁科长暴跳如雷，要抓李钟鼎。但一灯出面：“李桑的讲法，安抚了民心，减少了暴乱，有利于治安。”他还拿出了“数据”——法会后，偷抢案件确实减少了。
军部想了想，居然认可了。于是，李钟鼎得到默许，可以定期讲法。
从那时起，每月初一、十五，玉佛寺都有讲法。来的人越来越多，不只是饥民，还有学生、教师、商人、甚至一些伪政府官员——他们在良心的煎熬中，也想找答案。
李钟鼎成了上海暗夜里的明灯。不是照亮前路——前路依然黑暗——而是照亮人心，让人在黑暗中不迷失。
民国三十四年夏，战局逆转的消息悄悄传来。美军在太平洋反攻，日军节节败退。上海虽然还在日军控制下，但人心已经变了。
李钟鼎在讲法中，开始加入新的内容：“黑暗再长，终会过去。但我们要做好准备——战争结束后的重建，需要慈悲，需要宽容，需要智慧。”
有人问：“对那些汉奸、日本人，该怎么办？”
他回答：“依法惩治，但不要报复。仇恨只会延续仇恨。真正的胜利，不是打败敌人，是化解仇恨。”
这话很多人不理解，甚至反对。但他坚持说。
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上海沸腾了，人们涌上街头，欢呼，痛哭，放鞭炮。
李钟鼎站在阁楼窗前，看着庆祝的人群，心里却复杂。胜利了，但代价太大。接下来，还有更多的考验：审判、清算、重建……
他知道，自己的使命还没结束。
战争结束了，但人心的战争刚刚开始。
而他要做的，是在欢庆中提醒慈悲，在仇恨中播种宽容。
这比在战火中持灯，更难。
但他准备好了。
因为修行，就是为了这样的时刻。
为了在历史转折处，指出另一条路。
一条超越仇恨的路。
虽然艰难，但必须走。
因为这是佛法指引的路。
是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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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胜利狂欢见众生 法筵广开度冤亲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上海像一锅煮沸的水。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李钟鼎正在玉佛寺为第二天的讲法做准备。突然，外面传来鞭炮声，接着是欢呼声、哭喊声，像海啸般涌来。
小陈冲进大殿，满脸是泪：“李……李老师！日本投降了！我们赢了！”
李钟鼎手里的经书“啪”地掉在地上。八年，整整八年。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他缓缓跪在佛前，磕了三个头。不是庆祝胜利，是感恩——感恩那些牺牲的人，感恩那些坚持的人，感恩佛菩萨加持，让这场浩劫终于结束。
走出寺庙，街上已人山人海。人们挥舞着青天白日旗——这旗子藏了八年，今天终于敢拿出来。有人放鞭炮，有人敲锣鼓，有人抱头痛哭。很多店铺把“庆祝抗战胜利”的条幅挂出来，虽然纸是旧的，字是仓促写的，但那份喜悦是真的。
李钟鼎走在人群中，看着一张张狂喜的脸。有老人跪在地上，对着北方磕头，想必是祭奠死去的亲人；有青年学生高举“还我河山”的标语；有孩子骑在父亲肩上，懵懂地看着这突然的狂欢。
他本该高兴，但心里却有种说不清的沉重。不是扫兴，是看到了这狂欢背后的东西——八年的仇恨、痛苦、创伤，不会因为一纸投降书就消失。它们只是被压下去了，等待爆发。
果然，几天后，清算开始了。
汉奸被抓，日侨被辱， collaborationist（合作者）被揪斗。街上常看到戴高帽游街的人，脸上涂着墨汁，胸前挂着“汉奸”“走狗”的牌子。围观者吐口水，扔垃圾，甚至拳打脚踢。
李钟鼎看见了几个熟悉的面孔：伪政府的官员，报社的主编，甚至有个寺庙的住持——他在战时被迫为日本人做法事，现在成了“佛奸”。
一天，沈秋白找到他，眼睛红肿：“李先生，他们要枪毙丁科长——就是76号那个。我丈夫……就是他害死的。我应该高兴，可是……可是我恨不起来。”
“为什么？”
“因为丁科长也有家人。昨天我看见他老婆带着三个孩子，跪在法院门口求情。最大的孩子才十岁，最小的还在怀里吃奶……”沈秋白眼泪掉下来，“我恨丁科长，可孩子有什么罪？”
李钟鼎沉默。这正是他最担心的——仇恨的链条一旦转动，会把无辜的人也卷进去。
“沈女士，你想怎么做？”
“我不知道……”沈秋白茫然，“按理说，我应该去法院作证，要求严惩。可看到那些孩子，我开不了口。”
“那就遵从你的良心。”李钟鼎说，“良心不是软弱，是更高的智慧。佛经说‘冤亲平等’，不是说忘记仇恨，是不让仇恨主宰你。”
沈秋白想了很久，最终没去作证。但她做了一件事：托人给丁科长的妻子送去一袋米和一点钱。附言：“给孩子吃。”
这件事传开后，很多人不理解，甚至骂她“没骨气”。但她平静地说：“我丈夫如果活着，也会这么做。”
九月，国民政府接收大员抵达上海。王骧陆师被邀请参加“各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李钟鼎陪同前往。
大会在市政府礼堂举行。台上坐着接收大员、将领、社会名流；台下是各界代表。气氛热烈，发言激昂，都在歌颂胜利，谴责敌人。
轮到王骧陆师发言时，全场安静了。师缓缓站起，走上讲台。他八十高龄，须发皆白，但腰板挺直。
“各位长官，各位同胞，”师开口，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晰，“老衲今天不说庆祝的话——庆祝的话已经说很多了。老衲想说几句逆耳的话。”
台下窃窃私语。
“抗战八年，我们死了三千万同胞。这三千万亡灵，不是数字，是人，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子女。”师顿了顿，“现在胜利了，我们要做的，不是狂欢，是告慰这些亡灵——告诉他们：你们的死，换来了和平。但这个和平，要怎么维护？”
他扫视全场：“如果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仇恨只会延续。日本人杀我们，我们杀日本人，冤冤相报何时了？佛经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是原谅罪行，是止息仇恨的链条。”
台下有人喊：“那汉奸呢？日本人呢？就不惩罚了？”
“该惩罚。”师平静地说，“但依法惩罚，不滥用私刑。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套制度，让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这才是对死者最好的告慰。”
这番话引起激烈争论。有人赞同，认为这是佛家的慈悲；有人反对，认为这是纵容罪恶。
会后，一个将军找到师：“王老，您的话有道理。但现在是战时，不，刚结束战争，需要凝聚人心，需要宣泄情绪。您这样说，会让人觉得佛教徒不爱国。”
师看着他：“将军，老衲问你：你打仗，是为了让子孙继续打仗，还是为了让子孙永享和平？”
将军愣住。
“如果是为了永享和平，就要从现在开始，种下和平的种子。”师说，“仇恨的种子，长不出和平的花。”
这番话被报纸报道，标题是：“高僧呼吁：胜利之后需慈悲”。引起更大范围的讨论。
李钟鼎决定趁热打铁，举办一场特殊的法会——“抗战胜利普度大法会”，超度所有死者：中国军人、平民、日本军人、甚至汉奸。
这提议太大胆，几乎所有人反对。
“超度日本人？他们杀了我们那么多人！”
“汉奸也配超度？”
连一些佛教徒都说：“李居士，这太过分了。超度敌人，信徒会怎么想？”
李钟鼎解释：“不是超度他们的罪行，是超度他们的亡灵。让他们在另一个世界觉悟，不再作恶。这也是保护我们自己——如果亡灵不超度，怨气凝聚，会影响活人。”
但没人听。法会计划眼看要流产。
这时，一灯法师出现了。他穿着中国僧衣，来到玉佛寺。
“我来帮你。”一灯说，“我是日本人，我代表日本亡灵，请求超度。”
李钟鼎惊讶：“你不怕被报复？现在反日情绪这么高……”
“怕，但要做。”一灯平静地说，“就像你说的，这是止息仇恨的链条。从我开始。”
法会定在九月十五，盂兰盆节。消息传出，舆论哗然。有人骂李钟鼎是“汉奸”，有人威胁要砸场子。
当天，玉佛寺外聚了很多人，有来参加法会的，有来看热闹的，还有来抗议的。警察在寺外维持秩序，气氛紧张。
法会开始前，李钟鼎站在大殿前，对人群说：“今天这场法会，可能很多人不理解。我不强求大家理解，只希望大家尊重——尊重死者，尊重不同的信仰。”
有人喊：“凭什么给日本人超度？”
李钟鼎回答：“不是给日本人超度，是给‘人’超度。在死亡面前，没有中国人日本人，只有失去了生命的人。我们超度的，是生命的悲哀，是战争的荒诞。”
有人骂，但更多人沉默。
法会开始。主法是王骧陆师，陪法的有十几位高僧。李钟鼎和一灯作为行者，在旁协助。
诵经声起。《地藏经》《盂兰盆经》《往生咒》……经文如海潮，在大殿回荡。
李钟鼎在诵经中，看见了很多景象：战死的士兵，遇害的平民，剖腹的日本军官，被枪决的汉奸……他们都曾是人，都曾有过爱恨，都在战争中迷失，都成了冤魂。
他流泪了。不是悲伤，是深深的悲悯——为所有被战争吞噬的生命。
诵到“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时，突然，大殿里响起哭声。开始是一两个，后来连成一片。不是嚎啕大哭，是压抑了多年的释放。
有人哭死去的亲人，有人哭自己的苦难，甚至有人哭自己犯下的罪——一个中年男子突然跪倒，大喊：“我错了！我不该当汉奸！我该死啊！”
原来他是伪政府的小职员，为了养家，被迫为日本人做事。这八年，他每天都在良心煎熬中。
李钟鼎走过去，扶起他：“忏悔就好。佛经说，真心忏悔，罪即消灭。”
法会进行了三个小时。结束时，很多人不愿离开。他们围着李钟鼎，问这问那：
“李居士，我丈夫死在南京，能找到他的魂吗？”
“我儿子被日本人抓走，是死是活不知道，能超度吗？”
“我……我杀过日本人，在战场上。我有罪吗？”
李钟鼎一一回答，用佛法的智慧，安抚这些受伤的心灵。
那天之后，类似的问题越来越多。胜利的狂欢过后，是巨大的心理空洞——失去了亲人的人，不知道如何继续生活；参与了杀戮的人，被罪恶感折磨；甚至一些“胜利者”，也因为目睹了太多死亡而心灵创伤。
李钟鼎意识到，新的使命来了：战后心灵重建。
他在玉佛寺开设了“心灵诊所”，每周三天，接待有心理问题的人。来的人五花八门：
有老兵，常做噩梦，梦见死去的战友；
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无法忘记那些惨状；
有日侨妇女，丈夫战死，自己在中国无依无靠；
甚至有几个日本兵，战争结束时躲了起来，现在出来自首，但内心崩溃。
李钟鼎用佛法为他们疏导。不是简单地说“放下”，是引导他们看清痛苦的根源，转化痛苦为力量。
一个老兵说：“我一闭眼就看见排长死在我怀里，肠子流出来……我救不了他……”
李钟鼎教他观想：“现在，观想排长站在你面前。告诉他：‘排长，我活下来了，我会好好活，连你的份一起活。’然后，想象一道光，从你心里发出，照进排长心里，也照进所有战死者心里。让这道光，化解所有的痛苦。”
老兵照做了，泪流满面：“排长……我会好好活……”
一个南京幸存的老太太，失去所有家人，只剩自己。她说：“我为什么活着？不如死了。”
李钟鼎说：“您活着，是为了见证。见证那段历史，告诉后人：和平多么珍贵。您的生命，就是一座活的纪念碑。”
老太太愣了，然后点头：“对……我要活着……我要说……”
民国三十四年冬，第一批日本侨民被遣返。码头上，哭喊声一片——有的是中国妻子送日本丈夫，有的是中日混血的孩子要离开中国，有的是在中国生活几十年的日侨，把这里当家。
李钟鼎和一灯去码头送行。他们看到，有些中国人在辱骂日侨，扔石头；但也有人沉默地看着，眼神复杂。
一个日本老妇人拉着中国儿媳的手，泣不成声：“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中国……”
儿媳也哭：“妈，您保重……”
一灯对李钟鼎说：“师父，我想留下来。不回日本了。”
“为什么？”
“日本是我的祖国，但中国是我的救赎之地。”一灯看着茫茫人海，“我想在这里继续赎罪，继续帮助中日和解。哪怕只能做一点点。”
李钟鼎点头：“好。但你要小心，现在反日情绪很高。”
“我知道。但正是这样，才更需要有人站出来，架起理解的桥梁。”
码头上的轮船鸣笛，缓缓离岸。甲板上，日侨们挥着手，哭喊着。岸上，送行的人也挥着手，哭喊着。
这一幕，让李钟鼎想起了很多——想起了战争中的生离死别，想起了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
但他知道，这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仇恨的链条，总要有人先松开。
而他，愿意做那个松手的人。
即使被误解，被责骂。
因为佛法教他的，不是随波逐流，是指引方向。
即使那方向，现在还没人理解。
但他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人懂。
总有一天，仇恨会化解，伤口会愈合。
而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他要做的，就是保持这盏灯不灭。
在胜利的狂欢中，提醒慈悲。
在清算的热潮中，呼吁理性。
在历史的转折处，指出另一条路。
这条路，叫和解，叫宽恕，叫超越。
虽然艰难，但必须走。
因为这是回家的路。
是所有众生，最终都要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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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接收大员访高士 国共风云现前兆
民国三十五年春，上海乍暖还寒。
胜利的喜悦渐渐沉淀，现实的问题浮出水面：物价飞涨，失业严重，接收变成“劫收”——很多国民党大员以“接收敌产”为名，大肆贪污，上海人讽刺说：“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玉佛寺的“心灵诊所”更加忙碌了。来的人不再只是战争创伤，还有对现实的失望、对未来的迷茫。
这天下午，李钟鼎刚送走一位因失业想自杀的中年人，小陈匆匆进来：“李老师，外面有客人，说是从南京来的，姓陈。”
“请进来。”
来人四十多岁，穿深灰色中山装，戴金丝眼镜，文质彬彬。他递上名片：陈布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处主任。
李钟鼎心里一震。陈布雷是蒋介石的“文胆”，首席秘书，地位特殊。他来做什么？
“李先生，久仰。”陈布雷说话很客气，“委员长听说上海有位李居士，在战乱中弘法利生，救助难民，很是赞赏。特命我前来问候。”
“不敢当。请坐。”
两人在禅房坐下。陈布雷环顾四周——房间简朴，只有一床一桌两椅，书架上满是经书。
“李先生清贫自守，令人敬佩。”陈布雷说，“如今胜利了，国家需要各方面人才。李先生这样的有德之士，应该出来做些事情。”
“陈某只是个修行人，不懂政治。”
“不是政治，是教化。”陈布雷推了推眼镜，“委员长的意思，想请李先生出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的顾问，负责精神建设方面的工作。”
李钟鼎明白了。蒋介石想用佛教来稳定人心，巩固统治。
“陈先生，”他缓缓说，“佛法是出世间法，不涉政治。如果用来为某一党派服务，就失去了本意。”
陈布雷笑了：“李先生多虑了。不是为党派服务，是为国家服务。现在民心浮动，需要精神寄托。佛教讲因果、讲慈悲，正是稳定社会所需。”
“那为什么不直接支持佛教自己发展？为什么要纳入‘新生活运动’？”
这话问得直接。陈布雷沉默片刻，说：“李先生是明白人。那我就直说：委员长担心，佛教如果独立发展，会被……其他力量利用。”
“其他力量？”
“共产党。”陈布雷压低声音，“他们在北方，也拉拢佛教界。有些激进僧侣，甚至参加土改。这很危险。”
李钟鼎想起最近听到的消息：在苏北、山东解放区，确实有些寺庙支持土改，有些僧侣还俗参加革命。国民党这边，则有一些和尚组织“佛教救国团”，反共宣传。
他不希望佛教卷入政治斗争。
“陈先生，”他认真地说，“佛教的宗旨是普度众生，不分党派。我不会参加任何政治性组织，也不会反对任何人。我只讲佛法，谁愿意听都可以来听。”
陈布雷盯着他看了很久，最终叹口气：“我理解您的立场。但在这个时代，完全中立……很难。”
“难也要坚持。”李钟鼎说，“佛法之所以能流传两千年，就是因为超越政治，直指人心。一旦卷入政治，就会随政治兴衰而兴衰。”
陈布雷起身：“李先生的话，我会转告委员长。不过，我还是要劝您一句：时局复杂，好自为之。”
送走陈布雷，李钟鼎心情沉重。他知道，平静的日子不多了。国共内战一触即发，佛教界又要面临站队的选择。
果然，几天后，不同方面的人都来了。
先是“中国佛教会”的代表，希望他加入，一起“拥护国民政府，反对赤化”。
接着是几位大学教授，都是左倾人士，希望他为“民主运动”发声。
甚至有一批地下共产党员，通过沈秋白的关系，秘密拜访，希望他“支持人民的解放事业”。
李钟鼎一律回答：“我只讲佛法。谁愿意听，都可以来。但我不参与政治活动。”
有人理解，有人不满。一位激进的学生当面指责他：“李先生，现在是革命的时候，您还在这里讲空啊有啊，这是逃避现实！”
李钟鼎平静地回答：“小兄弟，我问你：革命是为了什么？”
“为了人民当家作主！”
“那当家作主之后呢？人就不痛苦了？就不死了？就不迷茫了？”他顿了顿，“革命解决社会问题，佛法解决心灵问题。两者不矛盾，但不能互相代替。”
学生语塞。
李钟鼎继续说：“如果你革命成功，建成了新社会，但人们心里还是贪婪、仇恨、愚痴，那个社会能好吗？”
学生想了想，摇头。
“所以，”李钟鼎说，“你在外面革命，我在这里修心。我们都在为更好的世界努力，只是方式不同。”
学生沉默良久，鞠躬：“我明白了。谢谢李先生。”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民国三十五年夏，全面内战爆发。上海虽然还在国民党控制下，但气氛日益紧张。特务横行，抓“共党分子”；罢工、罢课、示威游行不断；物价暴涨，金圆券贬值，民不聊生。
玉佛寺的讲法，成了很多人心灵的避难所。来这里的人，不分阶级，不分立场，只为了片刻的安宁。
但安宁越来越难维持。
十月的一天，讲法进行到一半，突然冲进一群便衣，说要抓“共党嫌疑”。他们指着台下几个学生模样的人：“你们，出来！”
学生们脸色苍白。其中一个是李钟鼎认识的，叫赵明远，父亲是大学教授，思想左倾。
李钟鼎走下法座，挡在学生面前：“诸位，这是佛门清净地。有什么事，等法会结束再说。”
“你算老几？”为首的便衣横着眼，“我们抓共党，你敢阻拦？”
“我不是阻拦，是请你们尊重宗教场所。”李钟鼎不卑不亢，“如果要抓人，请出示逮捕令，依法办事。”
便衣掏出手枪：“这就是法令！”
气氛剑拔弩张。信众们惊慌，有人想跑，但门口被堵住。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响起：“住手！”
周副局长走进来——他现在是上海邮电局副局长，有点身份。他身后跟着两个警察。
“张队长，这是干什么？”周副局长对便衣头目说，“玉佛寺是宗教场所，受法律保护。你要抓人，去外面抓。”
“周副局长，这几个是共党学生，我们盯了很久……”
“证据呢？”周副局长问，“没有证据，就是骚扰。你要抓，连我一起抓吧——我是他们的担保人。”
便衣头目犹豫了。周副局长虽不是大官，但在上海人脉广，不好得罪。
最终，他们悻悻离开。但撂下话：“走着瞧！”
法会草草结束。学生们围住李钟鼎和周副局长，感激涕零。
赵明远说：“李老师，周局长，谢谢你们。但我们不能连累你们。我们……我们还是走吧，去该去的地方。”
“去哪里？”李钟鼎问。
“北方。”赵明远眼神坚定，“去解放区，参加革命。”
李钟鼎看着他年轻的脸，想起自己年轻时，也曾热血沸腾。时代不同，但那份追求光明的心，是一样的。
“一路小心。”他只说。
当夜，李钟鼎和周副局长在禅房深谈。
“老周，今天谢谢你。”
“谢什么，应该的。”周副局长叹气，“不过小李，这样下去不是办法。特务盯上你了，下次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
“我知道。但总不能见死不救。”
周副局长沉吟：“我倒有个主意。邮电局要成立‘员工精神辅导室’，名义上是帮助员工解决心理问题，实际是……是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我想请你来当主任。有公职身份，特务要动你，会顾忌些。”
李钟鼎想了想：“可我还是想讲法……”
“讲法照讲。但有了公职，多一层保护。”周副局长压低声音，“而且，邮电系统人多，消息灵通。你在那里，能接触到各方面的人，也许……能做更多事。”
李钟鼎明白了。这是要在体制内，找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
他答应了。
民国三十六年春，李钟鼎成了上海邮电局“员工精神辅导室”主任。办公室在四川路邮局三楼，不大，但安静。他的工作很简单：员工有烦恼，可以来找他聊聊；定期举办“心灵讲座”，讲些修身养性的道理。
这工作看似无关紧要，但很快显现出价值。
邮电系统是信息枢纽，员工来自各方，思想复杂。有人同情共产党，有人拥护国民党，有人只想混口饭吃。在日益激烈的内战中，这种地方最容易出问题。
李钟鼎不参与政治讨论，只引导大家：无论什么立场，都要保持良心，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无论时局多乱，都要做好本职工作，保证通信畅通。
一些年轻员工困惑：“李主任，现在两边打仗，我们该支持谁？”
他回答：“你们是邮电员工，职责是保证通信。就像医生，打仗时，救死扶伤，不分敌我。你们保证通信，也是不分敌我——因为通信连接的是人，不是党派。”
有人理解，有人不理解。但他坚持这样说。
一天，一个老报务员悄悄找他：“李主任，我……我有个为难的事。”
“请说。”
“我是地下党。”老报务员直接摊牌，“我们利用邮电系统传递情报。我知道这违反纪律，但……但这是为了革命。您说我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太尖锐。李钟鼎沉思良久：“我不问你传递什么情报，只问你：这些情报，会导致更多人死亡吗？”
老报务员犹豫：“战争嘛，总会死人……”
“那就是了。”李钟鼎说，“佛家讲不杀生。如果你传递的情报会导致杀人，就是间接杀生。这有违佛法。”
“可是革命需要牺牲……”
“牺牲和杀生是两回事。”李钟鼎看着他，“为理想牺牲自己，是高尚；导致他人死亡，是罪业。你要想清楚。”
老报务员脸色变幻，最终说：“我明白了。谢谢李主任。”
后来李钟鼎听说，那个老报务员还是传递情报，但避开了可能导致大规模伤亡的内容。这也许就是他能做的最好的引导——不是阻止，是让人在-做选择时，多一点慈悲的考量。
民国三十七年，战局急转直下。国民党节节败退，上海人心惶惶。有钱人开始往香港、台湾跑；穷人只能听天由命。
李钟鼎的“辅导室”更忙了。员工们焦虑：共产党来了会怎么样？要不要走？走了家人怎么办？
他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只能教大家：无论谁来，做好自己的事；无论时局怎么变，保持内心的安定。
“李主任，”一个小职员问，“共产党来了，会毁寺庙、批和尚吗？我听说北方有些地方……”
“我不知道。”李钟鼎诚实地说，“但我知道：真正的佛法，在人的心里，不在寺庙里。只要心里有佛，就没有人能毁掉。”
这话给了很多人安慰。
1948年底，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大势已去。上海解放只是时间问题。
王骧陆师把李钟鼎叫到跟前：“钟鼎，我老了，可能看不到新时代了。你要记住：佛法超越一切政治。无论谁执政，佛弟子只做一件事——引导人心向善。”
“弟子谨记。”
“还有，”师从怀里掏出一串念珠，“这是大愚祖师传下来的，现在我传给你。心中心法一脉，你要传下去。不管什么时代，这个法不能断。”
李钟鼎双手接过念珠，感觉重如泰山。这是法脉的传承，是千钧重担。
1949年4月，解放军兵临上海。国民党军队准备顽抗，扬言要“保卫大上海，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上海可能面临一场血战。
人心惶惶到极点。
李钟鼎在玉佛寺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法会：“祈求上海和平法会”。来了几千人，不只佛教徒，还有基督徒、穆斯林、无神论者。大家都只有一个愿望：上海不要打仗。
法会上，李钟鼎说：“今天我们不为任何一方祈祷，只为上海祈祷，为每一个生命祈祷。愿枪声停止，愿和平降临。”
诵经声如海潮，在寺庙里回荡。很多人边念边哭。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愿力，上海战役出人意料地顺利。国民党军队抵抗了几天，就撤退了。5月27日，上海和平解放。
当解放军进城时，李钟鼎站在玉佛寺门前，看着那支年轻的军队。士兵们大多很年轻，脸上带着胜利的喜悦，但纪律严明，不扰民。
一个军官走过来，向他敬礼：“老师父，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我们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请您放心。”
李钟鼎合十还礼：“谢谢。愿和平永驻。”
新时代开始了。
他不知道这个新时代会是什么样子。
但他知道，自己的使命不变：在变化的世界里，守护不变的心灯。
在历史的洪流中，做一块中流砥柱。
让每一个迷茫的人，能找到回家的路。
虽然这条路，在新的时代，可能有新的挑战。
但他准备好了。
因为修行，就是为了在任何时代，都能保持觉知，都能指引方向。
路还长。
但灯，已经亮着。
这就够了。
（第二十三章完）
【作者简介】胡成智，甘肃会宁县刘寨人。中国作协会员，北京汉墨书画院高级院士。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投身文学创作，现任都市头条编辑。《丛书》杂志社副主编。认证作家。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大专预科班学习，并于作家进修班深造。七律《咏寒门志士·三首》荣获第五届“汉墨风雅兰亭杯”全国诗词文化大赛榜眼奖。其军人题材诗词《郭养峰素怀》荣获全国第一届“战歌嘹亮-军魂永驻文学奖”一等奖；代表作《盲途疾行》荣获全国第十五届“墨海云帆杯”文学奖一等奖。中篇小说《金兰走西》在全国二十四家文艺单位联办的“春笋杯”文学评奖中获得一等奖。“2024——2025年荣获《中国艺术家》杂志社年度优秀作者称号”荣誉证书！
早期诗词作品多见于“歆竹苑文学网”，代表作包括《青山不碍白云飞》《故园赋》《影畔》《磁场》《江山咏怀十首》《尘寰感怀十四韵》《浮生不词》《群居赋》《觉醒之光》《诚实之罪》《盲途疾行》《文明孤途赋》等。近年来，先后出版《胡成智文集》【诗词篇】【小说篇】及《胡成智文集【地理篇】》三部曲。
长篇小说有：
《高路入云端》《野蜂飞舞》《咽泪妆欢》《野草》《回不去的渡口》《拂不去的烟尘》《窗含西岭千秋雪》《陇上荒宴》《逆熵编年史》《生命的代数与几何》《孔雀东南飞》《虚舟渡海》《人间世》《北归》《风月宝鉴的背面》《因缘岸》《风起青萍之末》《告别的重逢》《何处惹尘埃》《随缘花开》《独钓寒江雪》《浮光掠影》《春花秋月》《觉海慈航》《云水禅心》《望断南飞雁》《日暮苍山远》《月明星稀》《烟雨莽苍苍》《呦呦鹿鸣》《风干的岁月》《月满西楼》《青春渡口》《风月宝鉴》《山外青山楼外楼》《无枝可依》《霜满天》《床前明月光》《杨柳风》《空谷传响》《何似在人间》《柳丝断，情丝绊》《长河入海流》《梦里不知身是客》《今宵酒醒何处》《袖里乾坤》《东风画太平》《清风牵衣袖》《会宁的乡愁》《无边的苍茫》《人间正道是沧桑》《羌笛何须怨杨柳》《人空瘦》《春如旧》《趟过黑夜的河》《头上高山》《春秋一梦》《无字天书》《两口子》《石碾缘》《花易落》《雨送黄昏》《人情恶》《世情薄》《那一撮撮黄土》《镜花水月》 连续剧《江河激浪》剧本。《江河激流》 电视剧《琴瑟和鸣》剧本。《琴瑟和鸣》《起舞弄清影》 电视剧《三十功名》剧本。《三十功名》 电视剧《苦水河那岸》剧本。《苦水河那岸》 连续剧《寒蝉凄切》剧本。《寒蝉凄切》 连续剧《人间烟火》剧本。《人间烟火》 连续剧《黄河渡口》剧本。《黄河渡口》 连续剧《商海浮沉录》剧本。《商海浮沉录》 连续剧《直播带货》剧本。《直播带货》 连续剧《哥是一个传说》剧本。《哥是一个传说》 连续剧《山河铸会宁》剧本。《山河铸会宁》《菩提树》连续剧《菩提树》剧本。《财神玄坛记》《中微子探幽》《中国芯》《碗》《花落自有时》《黄土天伦》《长河无声》《一派狐言》《红尘判官》《诸天演教》《量子倾城》《刘家寨子的羊倌》《会宁丝路》《三十二相》《刘寨的旱塬码头》《刘寨史记-烽火乱马川》《刘寨中学的钟声》《赖公风水秘传》《风水天机》《风水奇验经》《星砂秘传》《野狐禅》《无果之墟》《浮城之下》《会宁-慢牛坡战役》《月陷》《灵隐天光》《尘缘如梦》《岁华纪》《会宁铁木山传奇》《逆鳞相》《金锁玉关》《会宁黄土魂》《嫦娥奔月-星穹下的血脉与誓言》《银河初渡》《卫星电逝》《天狗食月》《会宁刘寨史记》《尘途》《借假修真》《海原大地震》《灾厄纪年》《灾厄长河》《心渊天途》《心渊》《点穴玄箓》《尘缘道心录》《尘劫亲渊》《镜中我》《八山秘录》《尘渊纪》《八卦藏空录》《风水秘诀》《心途八十一劫》《推背图》《痣命天机》《璇玑血》《玉阙恩仇录》《天咒秘玄录》《九霄龙吟传》《星陨幽冥录》《心相山海》《九转星穹诀》《玉碎京华》《剑匣里的心跳》《破相思》《天命裁缝铺》《天命箴言录》《沧海横刀》《悟光神域》《尘缘债海录》《星尘与锈》《千秋山河鉴》《尘缘未央》《灵渊觉行》《天衍道行》《无锋之怒》《无待神帝》《荒岭残灯录》《灵台照影录》《济公逍遥遊》三十部 《龙渊涅槃记》《龙渊剑影》《明月孤刀》《明月孤鸿》《幽冥山缘录》《经纬沧桑》《血秧》《千峰辞》《翠峦烟雨情》《黄土情孽》《河岸边的呼喊》《天罡北斗诀》《山鬼》《青丘山狐缘》《青峦缘》《荒岭残灯录》《一句顶半生》二十六部 《灯烬-剑影-山河》《荒原之恋》《荒岭悲风录》《翠峦烟雨录》《心安是归处》《荒渡》《独魂记》《残影碑》《沧海横流》《青霜劫》《浊水纪年》《金兰走西》《病魂录》《青灯鬼话录》《青峦血》《锈钉记》《荒冢野史》《醒世魂》《荒山泪》《孤灯断剑录》《山河故人》《黄土魂》《碧海青天夜夜心》《青丘狐梦》《溪山烟雨录》《残霜刃》《烟雨锁重楼》《青溪缘》《玉京烟雨录》《青峦诡谭录》《碧落红尘》《天阙孤锋录》《青灯诡话》《剑影山河录》《青灯诡缘录》《云梦相思骨》《青蝉志异》《青山几万重》《云雾深处的银锁片》《龙脉劫》《山茶谣》《雾隐相思佩》《云雾深处的誓言》《茶山云雾锁情深》《青山遮不住》《青鸾劫》《明·胡缵宗诗词评注》《山狐泪》《青山依旧锁情深》《青山不碍白云飞》《山岚深处的约定》《云岭茶香》《青萝劫：白狐娘子传奇》《香魂蝶魄录》《龙脉劫》《沟壑》《轻描淡写》《麦田里的沉默》《黄土记》《茫途》《稻草》《乡村的饭香》《松树沟的教书人》《山与海的对话》《静水深流》《山中人》《听雨居》《青山常在》《归园蜜语》《无处安放的青春》《向阳而生》《青山锋芒》《乡土之上》《看开的快乐》《命运之手的纹路》《逆流而上》《与自己的休战书》《山医》《贪刀记》《明光剑影录》《九渊重光录》《楞严劫》《青娥听法录》《三界禅游记》《云台山寺传奇》《无念诀》《佛心石》《镜天诀》《青峰狐缘》《闭聪录》《无相剑诀》《风幡记》《无相剑心》《如来藏剑》《青灯志异-开悟卷》《紫藤劫》《罗经记异录》《三合缘》《金钗劫》《龙脉奇侠录》《龙脉劫》《逆脉诡葬录》《龙脉诡谭》《龙脉奇谭-风水宗师秘录》《八曜煞-栖云劫》《龙渊诡录》《罗盘惊魂录》《风水宝鉴：三合奇缘》《般若红尘录》《孽海回头录》《无我剑诀》《因果镜》《一元劫》《骸荫录：凤栖岗传奇》《铜山钟鸣录》《乾坤返气录》《阴阳寻龙诀》《九星龙脉诀》《山河龙隐录》《素心笺》《龙脉奇缘》《山河形胜诀》《龙脉奇侠传》《澄心诀》《造化天书-龙脉奇缘》《龙脉裁气录》《龙嘘阴阳录》《龙脉绘卷：山河聚气录》《龙脉奇缘：南龙吟》《九星龙神诀》《九星龙脉诀》《北辰星墟录》《地脉藏龙》等总创作量达三百余部，作品总数一万余篇，目前大部分仍在整理陆续发表中。
自八十年代后期，又长期致力于周易八卦的预测应用，并深入钻研地理风水的理论与实践。近三十年来，撰有《山地风水辨疏》《平洋要旨》《六十透地龙分金秘旨》等六部地理专著，均收录于《胡成智文集【地理篇】》。该文集属内部资料，未完全公开，部分地理著述正逐步于网络平台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