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之初，汽笛声里的送别作

作者/余成刚

    七十年代末的酒厂大院，空气里总飘着酒糟香。隔壁莽老师家来了位西安的亲戚，那位穿军装的叔叔，头戴红色五角星，领口缀着鲜红的领章，背着一个画板，站在那儿笔直笔直的。在我这个孩子的眼里，他简直是天底下最神气的人。他让我坐在小板凳上，笔尖沙沙作响，不多时，一个戴军帽、别着红色五角星的小小身影便跃然纸上。那幅素描被我宝贝似的收在抽屉里，翻来覆去地看了无数遍，长大当解放军，从此成了我心头最滚烫的念想，是少年藏不住的梦，是一个男孩子对一身军装最执着的向往。那时虽不懂“修我甲兵，与子偕行”的意思，却已悄悄将军装与荣光连在了一起。

     这份憧憬，一等便是十余年。1991年下半年，征兵的消息传来，不到十七岁的我，几乎是立刻报了名。我们这个兵团农业小团场竟有四百多人争相应征，政审、体检层层筛选，我顺利通过，成了我们团场22名新兵中的一员。当那套崭新的冬季作训服发到手上时，我摩挲着厚实的面料，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在沸腾，挺直腰板打量着自己，仿佛已经成了真正的军人。父亲站在一旁，看着我笔挺的模样，拍了拍我的肩膀，语气简单又郑重：“儿子啊，你长大了。”

     出发前的那几天，家里的灯光总是亮到很晚。父亲特意请来保卫科的老科长，那位七十年代初入伍的老兵，身上穿着洗得发白的绿军装。他手把手教我打背包，三缠两绕就打出一个方方正正的模样，嘴里念叨着：“部队有吃有喝还发津贴，不用多带钱，当年我妈就给了我五块钱，你去部队带五块钱就够了。”我心里满是困惑，七十年代的五块钱，和九十年代的五块钱，终究不是一回事啊。最后母亲把50块钱缝进了我秋裤上她特意做的暗兜里，针脚又密又牢，藏着说不尽的慈祥与细致。

      新兵动员大会在市人民电影院召开，台上坐着师市领导和武装部干部，这是兵团体制独有的特色，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军政合一，处处透着严谨与庄重。代表新兵家长讲话的，是市日报那位温文尔雅的高总编。后来我成家后才知道，这位高总编，是我爱人家的亲戚，这世间的缘分，真是妙不可言。动员会后，影院还放映了电影《醉鬼张三》，武打场面看得人热血沸腾。

    出发前的最后一个夜晚，厨房里的香气漫了   满屋子。母亲系着蓝布围裙揉面擀面，擀面杖滚动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她擀出的面条又细又匀，而后又包起白菜猪肉馅饺子，指尖微微发颤，包得很是紧实。父亲坐在灶前烧火，火光映着他的侧脸，手里剥着鸡蛋，蛋壳碎裂的轻响，和着母亲偶尔的叹息，缠成一团化不开的离愁。昏黄的灯光下，他们看着我试穿作训服，眼里亮着欣慰，笑意里却藏着细碎的愁。母亲拿起针线，给我的背包肩带缝加固线，针脚又密又牢，反复说着：“到了部队要好好吃饭。”

      出发那天，酒厂唯一的一辆皮卡载着我们厂三个新兵往团部赶。团里的公交车早已等在那里，发车时间过了许久还没有动静，原来是在等人。我们这群新兵挤在车旁，心里揣着雀跃，又有点莫名的紧张，在大家焦急的目光下，两个身影终于从远处飞奔而来，满头大汗，他们的连队离团部非常远，一路匆忙赶来。

     我们胸前都戴着大红花，一路晃荡到了火车站。这座车站是前两年刚建成的，建成时我还和同学们结伴来过，趴在崭新的铁轨上，满心都是对远方的憧憬。

      刚下车，我就在攒动的人群里一眼看见了爸妈、邻居，还有一群骑着自行车赶来的同学们。家在城市北边，火车站在南边，彼时零下近三十度的严寒，天还没亮，我不知道他们是顶着刺骨寒风，赶了多少路才早早聚在这里。每个人的鼻尖和脸颊都冻得通红，母亲踮着脚挥手，眉眼在冷空气中显得有些模糊，父亲手里拎着那包煮鸡蛋，指节冻得发紫，正哈气搓手。周围送行的人目光里满是鼓励，安安静静地看着我们这群即将远行的新兵。武装部的同志已经在车站的空地上摆好了摊子，开始给我们发崭新的皮大衣，就是怕提前发会出现私下调换的情况。领到皮大衣，我赶紧解开原本打好的背包，手忙脚乱地把皮大衣塞进去重新捆扎，带子松松垮垮，背包歪歪扭扭。父亲立刻上前，按着老科长教的法子重新捆扎，布满老茧的手掌拽着背包带，指尖的粗糙蹭过我的手背，那触感里藏着说不尽的疼惜，他呼出的气息落在我的军装上，很快凝成细小的霜花。

发完大衣，干部便组织我们登车。

 

      新兵们排着队往车厢走，家长们都挤在车厢入口处，伸长了脖子张望。母亲拨开人群挤到我身边，紧紧抱住我，泪水砸在我的作训服肩头，迅速洇开一小片湿痕，她反反复复只有一句：“照顾好自己，妈等你回来。”父亲拍了拍我的后背，声音沙哑，说道：“在部队好好干，咱家永远是你的后盾。记得写信！”我望着他泛红的眼角，他喉间明显滚了一下，强压着翻涌的情绪。

     登车后，我和身边的战友、窗外的同学们热络地聊了起来，眼里心里全是即将开启的军旅生活，竟未察觉父母眼底深处的不舍。父亲隔着布满水汽的车窗，把那包沉甸甸的煮鸡蛋递了进来，对我说：“路上吃。”他的手掌贴在冰冷的玻璃上，很快蒙上一层白霜。

      站台上的叮嘱声、啜泣声交织在一起，真切动人。我身旁的车窗下，站着一位新兵战友的父亲，皮肤黝黑壮实，穿着执法制服，平日里不苟言笑，此刻却泪流满面，哭声响亮。不少家长都隔着车窗，把裹好的糕点、温热的鸡蛋往新兵手里递，指尖的温度透过车窗传递过来，全是化不开的牵挂。

       尖锐的汽笛划破喧闹，悠长嘹亮。绿皮火车缓缓启动，内燃机引擎发出低沉的轰鸣，淡灰色的尾气顺着车厢底部弥散开来，遇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瞬间凝成细密的白雾，将整个站台笼罩在一片朦胧之中。母亲的身影在雾霭里被拉得很长，她跟着火车小跑起来，脖子上的围巾被风吹落，也顾不上去捡，凌乱的发丝贴在泪湿的脸颊上，冻得通红，每一声“照顾好自己”都被风扯得断断续续，看得人鼻头发酸。父亲依旧站得笔直，像一株沉默的白杨，只是挥着手的动作越来越慢，目光穿过白茫茫的雾霭，紧紧黏在车窗上，那背影单薄又执拗，写满了不舍的惦念。送别的声音被车轮声吞没，父母的身影也慢慢缩成了模糊的模样，隐没在朦胧的白雾之中。

     直到火车驶出车站，他们的影子彻底消失在视野里，我才后知后觉地涌起了酸涩。

 

     这座小小的火车站，见证了无数人的到达与出发，而那天，它见证的是一群少年的奔赴，和一群父母的目送。站台很短，牵挂却很长，那些藏在泪水里的不舍、落在叮嘱里的期盼，都随着车轮滚滚，深深镌刻进了我们的军旅岁月。

     时至今日，我依旧常常想起那年冬天的车站，想起风里回荡的悠长汽笛，想起那片笼罩站台的朦胧白雾。其实，车站最有温度的地方，从来都不是熙攘的人群，而是那两个小小的角落。一个是入口，一个是出口。入口处，是盼你归来的翘首；出口处，是送你远行的离愁。那场离别，那身军装，那份融在目送里的爱，陪我走过了往后的岁岁年年。原来成长，就是把当年的“迫不及待”，慢慢熬成了“感同身受”。懂了母亲泪水里的牵挂，懂了父亲沉默中的期盼，也懂了站台之上，每一次挥手背后，都是跨越山海、抵得过严寒里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