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学业苗族物语系列43
被“边缘”的历史
——从《城步苗族简史》看一个民族的地方性与普遍性
作者:张龙才
中国文史出版社2025年9月出版发行的苗族历史著作《城步苗族简史》 雷学业供图
当我第一次翻阅《城步苗族简史》时,吸引我的并非仅仅是其编纂背景和学术体例,而是一种略带悲悯的疑问:一部耗费心血的地方民族史志,其真正的读者是谁?或许除了当地的文化研究者、少数的民族学学者,以及在城步这片土地上生长、终老的苗族同胞,它很难进入更广阔大众的视野。这部2025年出版的史书,其“新”在于首次系统地汇集史料,而其“旧”则在于它所承载的记忆与叙事,早已在千百年的时光中沉淀、发酵,等待着一场郑重的“招魂”。这并非意味着这部书的出版无关紧要,恰恰相反,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它象征着一段长期处于历史叙述边缘,甚至被“消音”的地方性知识,终于被赋予了正式的文字形体,获得了进入更宏大叙事体系的“入场券”。这背后,是一场关于“何为历史”、“谁的历史值得被书写”的深刻对话。
一、史观的重构:从“他者”叙说到“我者”言说
中国传统的历史书写,向来以王朝更迭、帝王将相、中原正统为中心。边疆与少数民族的历史,往往被编织在“朝贡”、“归化”、“羁縻”的宏大叙事经纬之中,成为大一统格局的点缀或边注。在这种史观下,城步苗族的历史,若非被简化为几次反抗与镇压的“苗乱”事件(如明清时期数次被载入史册的“城步苗民起义”),便是被纳入“王化渐被”的教化进程里。他们的存在是模糊的、被动的,是作为“被治理者”和“被教化者”的客体而出现。
中国文史出版社2025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城步苗族简史》 雷学业摄
《城步苗族简史》的首要价值,在于它完成了一次根本性的史观翻转。它不再是“他者”从外部对城步苗族进行的观察与记录,而是由本民族的学者(如雷学业先生),站在族群的内部视角,进行的“我者”的自我言说。全书从远古传说时代开篇,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具深意的安排。传说与神话,并非历史的对立面,而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最原初的自我认知和世界观建构。它将族群的根脉上溯至一个与“三皇五帝”平行甚至更悠远的时空维度,从而确立了自身历史的独立起点与神圣性。这种“上溯远古”,不同于实证史学对信史的严格考据,而是一种文化权利的宣示:我们的历史,自有其源流与逻辑,无需依附于任何中心叙事而获得合法性。
苗族印染布 雷学业摄
进而,全书以“全面系统”为目标,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源流、迁徙、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多维度展开。这构建了一个立体、饱满的“历史主体”形象。城步苗族不再只是政治史中偶尔闪现的反抗者符号,他们有着复杂的经济活动(如山地农耕、林业、狩猎),有着独特的文化创造(如傩戏、山歌、服饰),有着维系社会的教育传统与伦理规范,更有着在漫长迁徙中形成的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书中对苗族语言文字的梳理与强调,尤为关键。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文字是文明的刻印。对一种濒危或边缘化语言的追溯与记录,本质上是对一种独特思维方式和文化密码的抢救。当这些曾经被视为“地方习俗”、“奇风异俗”甚至“落后表征”的文化实践,被当作严肃的“历史内容”加以系统阐述时,它们便被赋予了与主流文化同等的研究价值与尊严。这种叙事,使得城步苗族从一个历史长河中的模糊背影,转变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智慧有创造、有挣扎有奋斗的能动主体。
二、时间的张力:线性史观下的文化绵延
本书在时间框架上设定为“上溯远古传说时代,下迄新中国成立直至20世纪末”。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时间跨度。它将苗族数千年的历史轨迹,最终汇入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宏大叙事之中。这既体现了编纂者作为当代史家的自觉——必须将地方史、民族史与国家现代史进行衔接,也揭示了任何少数族群在近代以来都无法回避的历史宿命:如何在现代化、国家化的浪潮中,安置自身的文化传统与身份认同。
中国工农红军翻越湖南城步老山界 雷学业摄
书中展现了一条清晰的“线性进步”线索:从远古的混沌传说,到封建时代的“压迫与反抗”,再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解放,积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投身改革开放事业,创造美好生活”。这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史书写的标准范式,它强调历史的方向性、目的性,以及新政权带来的根本性转折。在这一叙事中,1949年成为一个鲜明的分水岭,之前是“旧社会”的黑暗,之后是“新社会”的光明与进步。从国家建构和民族团结的角度看,这种叙事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正当性。
然而,如果我们将目光穿透这层宏大的时间幕布,去细读那些关于“民族源流、迁徙、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的具体内容,便会感受到另一种时间——一种“文化绵延”的时间。这种时间并非直线前进,而是循环往复、不断层积的。例如,一个祭祀祖先的仪式,可能融合了远古的图腾记忆、迁徙途中的地方神祇、以及后世道教的某些元素;一套民族服饰上的纹样,可能既是美的装饰,也是无字的史书,记录着祖先的故地、迁徙的路线和家族的传说。这种文化时间,具有强大的韧性和包容性,它不一定与政治时间的剧变完全同步。它可能在“新社会”中以新的形式(如旅游展示、文化遗产)继续存活,也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以更隐秘、更顽强的姿态代代相传。
《城步苗族简史》的贡献在于,它通过详实的史料,将这两种时间并置呈现。它既承认了线性政治史带来的社会结构巨变,也小心翼翼地呵护和梳理着那条文化绵延的暗线。这使得我们认识到,城步苗族在“翻身解放”、“改革开放”中的“创造美好生活”,不仅仅意味着物质生活的改善和政治地位的提高,也内在地包含着如何在这个急速变化的时代,处理自身文化传统传承与转型的深刻命题。书中所展现的“壮丽画卷”,因此具有了双重维度:既是国家叙事下的发展成就,也是民族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存续与调适。
三、“简史”之“简”:遮蔽、选择与未来的叩问
以“简史”为名,本身就意味着一种选择与压缩。在有限的篇幅内(尽管449页已不算薄),要将一个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全面系统”地阐述,必然面临材料的取舍和叙述焦点的权衡。这便引出了一个问题:在“全面系统”的表象下,哪些声音被强化了,哪些可能被弱化甚至遮蔽了?
明代城步苗民起义领袖李天保 雷学业摄
从目录和内容简介看,本书结构严谨,主题鲜明,侧重于民族的整体性叙事。这无疑有利于塑造清晰的民族形象。但民族内部是否完全同质?不同的姓氏、家族、村寨,是否有着各自略有差异的历史记忆与版本?历史上,苗族社会内部的阶层分化、观念分歧,乃至因资源、利益引发的内部矛盾,在“民族团结”的主旋律下,是否得到了充分呈现?历史中普通个体的日常生活、情感世界、喜怒哀乐,在宏大叙事的框架下,又能占据多少笔墨?例如,那些没有参与“壮丽”革命或改革大潮,只是默默在山间劳作、歌唱、嫁娶、衰老的男男女女,他们的生命轨迹,是否也是这部“简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简史”之“简”,也是一种话语策略。它将复杂、多元、有时甚至是充满矛盾和张力的历史经验,提炼成一条相对清晰、连贯、符合某种共识的叙事主线。这对于初识者、对于确立基本的民族历史框架,是必要且有效的。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任何一部“简史”,都只是打开历史迷宫的一扇门,而非终点。它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路线图,但也应激发我们进一步探索那些被“简化”的角落的好奇心。例如,书中所依赖的史料,除了地方志、档案、文人笔记等传统文献,是否充分吸纳了民间口述史、歌谣、契约文书、碑刻乃至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息?不同代际的苗族知识分子,对于本族历史的理解和表述,是否存在代际差异?
象征着城步苗民反抗精神的城步长安营镇大寨村“湖南杉树王”
雷学业摄
这便指向了未来。该书的出版,“进一步促进了当地历史文化研究工作,展示了当地历史文化研究成果”。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它意味着,城步苗族的历史书写,不应止步于这一部权威的“简史”。未来或许可以有更专题性的研究(如经济史专题、妇女史专题、某一时期的口述史汇编),可以有更多元的表达形式(如纪录片、历史小说、社区戏剧),可以让更多不同背景的人(包括年轻一代、民间文化持有者)参与到历史阐释的过程中来。历史的意义,不仅在于记录过去,更在于连接现在与未来。这部《简史》为城步苗族铸造了一面可以观照自身的文化之镜,但镜中的形象,需要在持续的对话、反思与创造中,不断变得更为丰富、生动和真实。
结语:在边缘与中心之间
《城步苗族简史》的诞生,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城步苗族,这个曾长期处于华夏历史叙述边缘的群体,凭借一代学者的努力,将自身波澜壮阔而又细腻深沉的历史,郑重地书写进了中国的历史长卷之中。它不再仅仅是“他者”眼中的风景,而是成为了历史的言说主体。这部书,是献给祖先的安魂曲,也是交给未来的族谱。
《城步苗族简史》作者雷学业先生(右)在其老家湘西南城步苗族自治县兰蓉乡大坪寨苗寨亲授苗语课 雷学业供图
它让我们看到,所谓“中心”与“边缘”,并非地理或权力的绝对划分,更是历史书写权争夺的动态场域。当“边缘”开始系统地言说自身,并以坚实的学术成果呈现时,它就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中心”的垄断,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历史”乃至“人类文明”的认知。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其生命力正来源于这每一个“元”的生生不息与自我表达。
阅读《城步苗族简史》,我们不仅是在了解一个特定区域、一个特定民族的故事,更是在参与一场关于历史正义、文化尊严和人类知识多样性的深刻思考。它提醒我们,在奔向现代化未来的高速列车上,每一个车窗外的风景都值得铭记,每一段被忽略的轨音都自有其旋律。只有聆听所有这些声音,我们才能更完整地理解我们所来自的过去,更负责任地走向我们将共同创造的未来。这,或许就是这部看似“边缘”的史书,所蕴含的最“中心”的价值。
【作者简介】
张龙才,笔名淡墨留痕、墨染青衣,安徽芜湖人,爱好文学,书法,喜欢过简单的生活,因为 简简单单才是真,平平淡淡才是福。人之所以痛苦,就在于追求了过多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懂得知足的人,即使粗茶淡饭,也能够尝出人生的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