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内容主义

                  毋东汉

       我笨想，有形式主义必然有内容主义。形式为内容服务，可见内容比形式重要。当然，离开了形式，内容失去了包装、修饰甚至载体。

       形式就像衣裤鞋帽，内容就像穿衣裳的人。光有衣物没有人，老远看像人，走近看是衣裳架子。光有内容没有形式就像裸体人，实在难登大雅之堂，不敢恭维。

       例如我们成立一个文学社团，建立组织领导机构，拉个橫幅合影，公布理事会名单。此后再无活动，既不交流学术，也不汇展作品，还不采风写生。当选的领导和成员，除了在名片和个人简介上增加一个头衔外，再无实际意义。如果一个人头衔一大片，作品三两篇，算不算有形式无内容？我以为算。

       我喜欢内容主义，并不排斥必要的形式。例如开会，给主席台上放一排姓名牌。让参加会的人认识领导，知晓其贵姓台甫，这是好事。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是没这个必要的。因为大家互相都认识。例如王莽公社党委书记张家谋，群众称他“炒面人”，他为了筹建小峪水库，踏遍了王莽境内山水村巷，走访了所辖的九十九个生产队。他在引镇某村参加劳动，社员拉了两回粪时，他已拉第三回。目击者笑骂他“涨家娃”，体现了对领导十足的平等和敬佩。群众咋能认不得自己的张书记？他一进村，群众喊“老张”，教他到家喝水歇脚，亲热得像一家人。

        为什么现在的乡镇领导，村里人不认识，容易张冠李戴？我所了解的情况是，可怜他们有“四多”：会议多、文件多、报表多、坐班多。缺乏了过去的“四同”。过去的“四同”是：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事同商量。由于“四同”，底下的情况不用听汇报而了如指掌。根据实际情况制订政策，所制订的政策对症下药、量体裁衣、有机放矢，符合群众要求，结合实际需要，少走许多弯路。

       再说“四多”。会议多，尤其是上头的会多，主要领导得去参加，日常工作让二把手、三把手主持。二、三把手对职权外的事又不宜自拿主意，要等一把手回来一锤定音，只好延宕。学聪明的一把手干脆派二、三把手代替自己去开会，上头布置任务，二、三把手又得请示一把手后才敢于表态。这就形成了“忙书记闲委员”的状况。还有平级或下级召开的会议，本该应为主管领导干部出席讲话，领导忙不过来，派个属下干部去顶替。属下干部开口就说：“今天的会，本该由主管书记来，由于上头临时有个会，非他去不可，所以我来参加。我也没准备……”既然没准备，就不要发言，不讲话似乎对不起大家，所以非讲话不可，那就只好信囗开河，隔靴搔痒，空话连篇。这样的会议，只开花难坐籽。不是领导同志不喜欢调查研究、深入实际，而是陷身于繁多的会议，难以自拔。

       再说文件多的问题，往往是最上头发了文件，上头转发最上头文件的文件，底下转发上头转发文件的文件的文件。增加了领导干部的阅读量，挤占了认真阅读中央文件的时间。转发过程中，层层加码，望文生义，歪曲理解，各取所需。就像歪嘴和尚念经，走板走样。更像闭眼睛踏直线，常以偏离告终。文件内容在转发过程中往往为了“矫枉过正”而加盐加醋，形左实右，给人民带来损失，影响了党的威信，干部既得罪了群众，在上头跟前也落不下好。

       报表多，是上层领导同志忙于参加各种会议，忙于批阅各种文件，忙于调节各单位之间关系，没时间到基层来了解情况，只好制个报表发下去，让下属填报。下层接到报表，往往上午接到、下午要上缴，来不及统计，只好估计，不是多，就是少，不够准确。有人务实，宁肯少报点，免得浮夸。也有人好大喜功，四舍五入，即使把9说成10，在所难免。还有人无中生有，投其所好；领导明知虚假，为了证明自己领导英明，信以为有真，照本汇报。这种情况的病根不在根部，在于上头没时间下来亲自了解所致。

       还有坐班多的问题。坐班制度产生的背景是，领导干部往往因公因私不在岗，群众办事见不上人，这才制定了坐班制度。不管有事没事，办公室得有人。轮到谁，就死守一天，有事办事，没事闲谝，须知坐着也是非常辛苦的，颈椎腰椎病就是坐出来的。远不如在门上留下电话号码，下基层搞点调查研究的好。

       回头再说“四同”，今非昔比，绝不能刻舟求剑。首先是“吃”。别说干部和群众“同吃”了，一般干部和领导干部也不在一个灶上吃。我认为这个很危险，就不怕脱离群众吗？乡间议事，往往也在搛菜劝酒过程中进行，“研究”成了“烟酒”。现在，干部下乡不吃轮流派饭，避免“吃请”之嫌，眼看十二点，驱车回机关。这也说不到坏处去，

甚至是洁身自好。一般干部和领导干部分灶，我想不通。在一起吃饭有啥不适？领导干部听听一般干部汇报，不是很好吗？据猜测，领导干部灶上伙食标准比较高些、补贴比较多些、饭菜比较好些。其实领导干部也不在乎这些，还希望吃大灶，怎奈这是规定，得遵守。大家都不言传，谁能反对呢？得罪了大家，自己也失去囗福，何必呢？

       再说“同住”，现在干部大多有私家车，在机关有房子也不住，一下班开车回家。家里还有一大摊子事。父母公婆需要照顾，孩子上学需要接送，还要取送快递、做饭洗锅，打扫卫生，买菜买米，同学聚会，给娃辅导作业。这在过去属于许多没有的事，现在都要亲自去干。哪能住单位？更不用说往群众家了。这是社会发展带来的。

       接着说劳动，哪有时间劳动啊？那怕把劳动看作锻练身体、趣味消遣，也不行。何况，分田到户，你去谁家劳动，成了给私人帮忙，别的群众七嘴八舌，另有评论，怎受得了？基于这些情况，劳动失去了联系群众的意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再说，西服领带皮鞋，在泥土里沾染也是不相宜的。问题来了：不参加劳动，和群众就有了距离和隔膜，就没了共同语言，就疏远了思想感情。不参加劳动，从隐隐约约到清晰明确地觉得比大家高贵，吃饭要上档次，穿衣要求名牌，说话引经据典，海阔天空，走路趾高气扬。要耍阔讲排场就得花钱，花钱得有钱的来路，工资有限量，报销有限额，就会产生行贿受贿，贪腐必然。这就是贪官产生的土壤和空气。内容的变质，形式也跟着变。

      至于有事同商量，那就更难了。现在是群众要见干部难，干部要见领导难，大家都忙于会山会海、文山文海、报表山海和坐班困守的不离座。干部和领导商量事须预约，干部和群众几乎没有什么可商量的。

      看来，要办实事，要有内容，确非易事。也就是说，名副其实最难，上级要求高，下级达不到标准，上级给上上级汇报也为难，就明知故问，装聋卖傻，下级就掺水造假，这样，层层弄虚造伪。村哄乡，乡哄县，一直哄到国务院。听说领导来检查，弄个盆景教他看。领导检查是走马观花和下马观花两种，走马观花是光接触干部听汇报。下马观花是接触盆景，比走马观花多接触个讲解员、导游或盆景当事人。把盆景当作实景肯定成绩，表扬彰显。而已而已。

       总之，我充分肯定形式的重要，同时觉得内容更重要，我对周围的人说：我喜欢内容，努力成为内容主义者。“内容主义”是我生造的词汇。也可视为仿词的修辞格。我不喜欢形式主义，以为形式主义是哄骗上级领导，哄骗基层人民的欺骗行为。即使程度不同，性质是一样的。内容主义则是低调再低调，只要讲成效。当然，为了内容升华，在形式上包装一下，更好看好用。例如红缨枪上的红缨。红缨使红缨枪美观、大方、增加了震慑力量，但如果只有红缨，矛头是银样镴枪头，也是没有杀伤力的。所以内容要充实，形式要适当。我喜欢内容主义。

2026.1.8.于樵仙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