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一座城市151】北京啊北京，有谁还能记住他们的名字
作家/沈 学 印 主播/河清海晏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尤其在人们想起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背后那些不曾被人知晓的秘密而又有谁至今还能记住他们时 ，你可知道他们的名字都是谁吗？
是林治远解决了天安门广场旗杆升降和高度的问题：开国大典筹备之初，整修天安门广场的任务交给了北平建设局，其中重中之重就是设计与修建国旗旗杆。因为毛主席将在开国大典上亲手升起第一面国旗。年轻的林治远受领了这个任务。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旗杆高度，这个在当今不是问题的问题，在当时却是难倒了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为确保效果，旗杆应和天安门城楼高度相匹配，必须为35米。林治远在自来水厂找来4根不同直径的水管，一根套一根地焊接在一起，经反复试验旗杆只能达到22.5米。向上级汇报后同意按此高度修建，又由林治远设计电动升旗装置，以保证国歌奏毕国旗正好升到旗杆顶端。但在当天晚上最后试验中还是出现了意外，旗子升到顶后竟没有停止却被绞在旗杆里。当时脚手架已拆掉，消防云梯还不高，最终由棚彩工人冒着危险取出绞破的试验旗，又经林治远检修反复试验至凌晨。第二天开国大典开始，林治远站在毛主席身侧悄声告诉主席：“把电钮向右转动一下就可以了。”五星红旗就是这样在天安门广场上徐徐升起，而林治远备用的应急措施一直没有用上。
是钟灵的美术字让天安门城楼两旁的大标语标趋于完美：开国大典那年钟灵28岁，是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的总务处办公室主任兼会场布置科科长。天安门城楼两旁的大标语就是由他负责完成的。当时城楼西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是九个字，东侧的“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是八个字。如何让这两侧不同字数的标语对称美观起来，成为钟灵面临的一个挑战。既然标语内容不能更改，那就只有将字少的部分间距适当拉开，这就比较协调了。为达到这一效果，钟灵实地丈量尺寸，在图纸上反复尝试，最终将标语尺寸确定为长30米、宽2.2米，每个字的大小约为两米见方，采用宋体美术字。最终在开国大典前一天，将两条巨幅标语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这两条标语犹如天安门的两只“眼睛”，让广场上的人们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向天安门城楼，都有了全新的时代感，也使天安门广场的空间格局趋向完整和“中轴居中，两翼对称”的完美布局。1950年天安门城楼东侧标语又改为“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是梁思礼把五星红旗展现在回国的海船上：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是名叫曾联松的33岁上海青年设计的。 10月1日这一天，梁启超的儿子梁思礼正在回国途中的一艘海船上，他拿着一个收音机，爬到高处把天线接上，听着新中国的广播。当听到新中国成立和新中国五星红旗升起来时，船上的中国人都在欢欣鼓舞，想开个庆祝会。但五星红旗是什么样子大家都没见过，梁思礼只好根据想象，拿出一块红布作旗子，把一颗大星放在中央，四颗小星放在四个角，以四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群众，每颗小星各有一个角对准大星中心，形成“众星拱北辰”的格局，这就是当时他们心目中的五星红旗。
是周恩来的决定使天安门广场变得恢宏庄严雄阔大气：1949年9月2日凌晨，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里灯火通明，他在反复权衡开国大典的策划方案，最终慎重写下批示，将万人聚会的地点确定在天安门前。当时的天安门前还不是广场，由于历史原因已年久失修，存在诸多问题。为让天安门前呈现庄严大气，北平市青年团筹委会号召动员6000余名大中学生前来参加义务劳动，清除路障，种植花草，绿化树木等。天安门城楼的其他复原和修缮工作也在周恩来的亲自部署下有条不紊的进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能工巧匠纷纷赶到北京，不分昼夜，加班加点，一时间天安门城楼内外及整个广场变成一个热火朝天的大工地。正是这种热烈、热情、热潮的忘我实干精神和争分夺秒夜以继日的中国速度，才确保了开国大典万民同庆的盛会如期如时举行，才使新中国从此走上了繁荣富强发展壮大的社会主义强盛时期。
(2025年12月29日于伊春林城“悠然居”书斋微信同号1303968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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