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息：范福顺，中共党员，男，1967年12月出生，山东省汶上县人，现任山东省泰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局局长，获评“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作品大多发表在《人民日报》《老干部之家》《老年教育》《关爱》《健康时报》《支部生活》《党员干部之友》《中国企业报》《农民日报》《大众日报》《山东侨报》《泰安日报》及“中国文信网”等。通讯地址：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望岳东路市政大楼B2065房间，邮编：271000。联系电话：18505385966
作者/范福顺
来人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绿漆木门时，杨店乡人武部长范正清正埋头补他那双解放鞋的鞋底。锥针线穿过厚实的胶底，发出涩滞的声响。
“小范，鞋都成这样了还补？”
范正清抬起头，手里的针停在了半空。问话的人是县委常委、县武装部政委孙钢，人武系统内常称他“孙政委”。孙政委站在门口，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军帽上的红星在十月的阳光下格外醒目，跟着他的是干事小李。
这是1984年深秋，杨店乡隶属泰安地区汶上县。院子里老槐树的叶子开始飘落，房门前的地雷花（紫茉莉，范正清叫他“夜里红”）也开到了尾声，紫红的花朵蜷缩在墨绿的叶子间，像极了沉默的铃铛，在偶尔吹过的风里轻轻点头。
谈话很简短。孙政委传达了组织的决定：初报参加全省表彰大会的杨店乡武装部先进集体改为范正清先进个人。
“孙政委，为什么？”范正清极重集体荣誉，急切地问。
“你在基层干了十八年。”孙政委说，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再说，集体的荣誉，树起来是面旗，个人的荣誉，立起来是盏灯。有时候，一盏亮堂的灯，照的路更远。我们需要一个榜样。”
座谈结束时已近正午。孙政委站起身，活动了一下腰：“怎么样，范部长？今天就在这里啃你了。”
范正清推着金鹿自行车出了大院。他在王记卤菜铺买了猪头肉和豆腐干，又从老陈家买了包花生粘。
回到宿舍，孙政委已经半倚半躺在床上了。他撕开了花生粘袋子，捏出一把，一粒一粒吃得香响，像在自己家中。
“这花生粘地道。”孙政委说，“和我老家宁阳的一个味儿。”他咂摸了一下嘴，指尖蹭了蹭掉在军装前襟上的碎屑。
范正清把油纸包放在桌上：“政委，您先吃着，我去打点酒。”
供销社里，范正清要了一斤高粱酒。打酒的老张头低声问：“听说要评先进了？”
范正清笑笑没搭话。
宿舍里，猪头肉油亮，豆腐干酱色浓郁。没有盘子，摊在油纸上；筷子只有两双，不够三人用。孙政委看了看，笑着起身走到门外，从柴堆里抽出几根细直的树枝条，在裤腿上蹭了两下，递给小李一根：“来，咱们用这个。柴禾棒好用，不滑溜！”
三人在桌边坐下，搪瓷缸里倒上酒。
“来，先走一个。”
酒很辣，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小范，我知道你怎么想。”孙政委放下缸子，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缸子上磕掉瓷的那块疤。
范正清不说话。
“1975年，我在宁阳当公社武装部长。”孙政委说，“汶河发大水，我带民兵守了三天三夜。后来要表彰，我推了。县委书记说，需要树立个人典型。”他脸上掠过一丝复杂的表情，像笑，又不太像，“那时候年轻，觉得别扭。后来我得了先进个人，公社武装部的工作，也因为‘出了典型’，拨款、装备，确实更顺了。有时候，树你一个，是为了照亮一片。”
范正清沉默着。
“你父亲是支前模范，你妻子是‘好军属’。”孙政委忽然说，“这些组织都知道。”他没看范正清，目光落在对面斑驳的砖墙皮上。
他从挎包里掏出一封信：“这是你儿子写的作文。”
范正清接过信。儿子的字迹歪歪扭扭：“……爸爸很少回家……他军帽上的红星很亮……”
“你在杨店乡十八年，组织过七次抗洪、三次灭火。”孙政委声音低下来，“这些，老百姓记得，组织上也记得。”他端起缸子，“这些实在事儿，撑得起先进个人的名头儿。”
范正清仰头喝光了酒。
他们边吃边聊。聊那些年在基层的点点滴滴。孙政委讲起在宁阳时，有个民兵排长为了堵管涌差点没了，后来见了水还哆嗦，可抢险照样冲在前面。“人呐，有时就得扛着点什么往前走。”
“小范，你这鞋……”孙政委低头看了看。
“还能穿。”
孙政委从挎包里掏出一双崭新的解放鞋：“试试。”见范正清要开口，他把鞋往前一递，“拿着，不是白给。以后你们乡里民兵训练出成绩，就算还我了。”
范正清试了试，正合适。
饭吃完了，酒也见了底。孙政委站起来，从兜里掏出五块钱。
“政委，您这是干什么？”
“饭钱，不能真啃你。”
“绝对不行！”范正清按住他的手，“您到我这儿来，招待您是应该的。这钱要是收了，咱以后还见不见面啦？”
两人推让着。孙政委的手很有劲，但范正清按得更紧实。
“小范……”孙政委叹了口气，笑容里有些无可奈何的欣赏。
“孙政委，您要非给这钱，那这鞋我也不能要了。”范正清说得坚决，“咱们之间，来我这里吃顿饭还讲这个，你那是跟我见外，远啦！”
孙政委看着他，看了很久。终于，他把钱收回去了。
“好，好。”他笑了，拍拍范正清的肩膀，“这钱我收回去。但这鞋你得收着，这是大哥给老弟的。”他顿了顿，声音更沉了些，“也是组织给同志的。脚上有劲，才能走远路，才能带着大伙儿一起走。”
范正清也笑了：“我的好政委，鞋我收，情意我领啦。”
孙政委走到门口，又回头：“那双旧鞋，也别扔。补补还能下地。”
范正清站在门口，看着孙政委他们俩人骑上永久自行车，消失在秋日午后的阳光里。
那天晚上，范正清给妻子写信：“桂兰，今天孙政委来了……关于表彰的事，我想通了。鞋我有了，新的，孙政委给的。他说，这是大哥给老弟的……”
四十年后，范正清坐在葡萄架下的藤椅里，讲完了这个故事。阳光把他手上的老年斑照得很清晰。孙子小蒙陪着他。
“后来呢？”小蒙问。
“后来我接受了先进个人。”爷爷说，“但坚持要求材料里写明，荣誉属于杨店人武部全体同志和全乡基干民兵。”
“那鞋呢？”
“穿了三年。”爷爷眯起眼睛，“补了五次鞋底。孙政委前些年走了。他儿子说，他爸一直留着1984年的工作笔记，上面写着：‘杨店乡范正清，好同志，懂事理，重情义。’”
奶奶这时从屋里出来，手里端着个小笸箩：“又在讲你那鞋和花生粘？”她把笸箩放在石桌上，里面是黄澄澄的花生粘。
“尝尝，还是老陈家的方子，现在是他孙子在做了。”
小蒙接过来，甜，脆，香。
“那五块钱……”小蒙追着问。
“没要。”爷爷摇头，“他看我真不要就没强留。收了钱，情分就薄了。鞋可以收，那是同志间的关心；钱不能要，那是感情上的原则。这个道理，政委懂，我也懂。”他拿起一块花生粘，却没吃，“他后来，再也没跟我提过那五块钱。”
阳光透过葡萄架洒下来，光斑在他身上慢慢移动。爷爷睡着了，手里捏着半块花生粘。
如今，杨店乡早已划归济宁市汶上县。但有些东西留下来了——那双补了又补的解放鞋，那包花生粘的甜，还有1984年那个秋日中午，两个山东汉子推让之间建立的情谊。
鞋收了，情意收了。带着体温的钱没收，留住温情的原则守住了。
这大概就是那个年代，最朴素的交往，最深沉的情义。简单，干净，却让人记了整整四十年。
编辑札记：
展卷读罢《鲁西南往事：1984年的暖阳与清风》，心头似拂过一阵秋日的风，带着老槐树的清香，也带着旧时光的温厚。
这篇文字没有激昂的呐喊，只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1984年深秋的一个寻常午后：吱呀作响的绿漆木门、补了又补的解放鞋、油纸上的猪头肉与豆腐干，还有两个山东汉子推让五块钱的执拗。正是这些烟火气的细节，让军魂与乡情有了具象的模样——那枚红星，是信仰的光芒；那双军鞋，是坚守的见证；而那番关于“集体是旗，个人是灯”的对话，则道尽了一代人的精神追求。
四十年光阴流转，杨店乡的归属几经变迁，可有些东西从未改变。是推杯换盏间的赤诚，是推让之间的情义，是收鞋拒钱里的原则与分寸。这便是那个年代最朴素的交往，最动人的底色，简单、干净，却足以跨越山海，历经岁月而愈发醇厚。
掩卷沉思，忽觉这篇文字的可贵，在于它打捞起一段被遗忘的往事，也让我们看见，在时光的长河里，总有一些情义，如暖阳清风，永远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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