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任孚先研究之七
写小说，评论间隙换脑筋
李 皓
任孚先在北京天安门前留影 （任晓杰供片）
任孚先的名字，在中国当代评论界，始终与严谨的理论研究、深刻的文本解读紧密相连。这位1960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学者，以《聊斋志异艺术论》《任孚先文艺论集》等著作奠定了在文艺评论领域的重要地位，更以发掘扶持“文学鲁军”的热忱成为山东文坛的领军人物之一。然而，人们在聚焦其评论成就时，往往忽略了他作为创作者的另一面——早在“文革”之前，他便在评论间隙笔耕不辍，与友人合作完成了小说、电影剧本等多部作品，用形象思维为逻辑思维开辟了一片鲜活的天地，而《山中猎手》正是这一创作实践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坛，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正迎来热潮。经历了战火洗礼的民族需要铭记过往，年轻一代亟待从红色记忆中汲取精神力量，由此，将真实的革命事迹转化为具有传播力和感染力的文学作品，成为当时文艺界的重要使命。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山东省文联领导偶然听闻了沂源县民兵英雄左太传的传奇经历：这位亲身参与过沂蒙山区烽火岁月的战斗英雄，与武工队一同打击还乡团、铲除敌军谍报人员，用地雷战保卫根据地，粉碎了敌军一次又一次的抢粮计划。这些充满硝烟与智慧的真实故事，立刻被认为是契合时代需求的优质素材，于是省文联通过相关渠道将左太传调到济南，委托刚到省文联任职
对于长期沉浸在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任孚先而言，这次整理工作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左太传提供的原始素材是1957年撰写的回忆录，虽饱含真情实感，记录了大量第一手历史细节，但本质上是纪实性的口述实录，缺乏文学作品应有的情节张力与人物弧光。如何在尊重历史真实性的前提下，赋予文本文学感染力，成为任孚先与曲延坤面临的核心课题。他们并没有简单地对素材进行文字润色，而是开启了一场“戴着镣铐的舞蹈”——既要忠于英雄的亲身经历，又要满足读者对文学性的期待。
在济南的一间简陋办公室里，这场跨界创作有条不紊地展开。每天清晨，左太传会坐在桌前，用沂蒙乡音讲述他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往事：“那回俺们在孟良崮山脚下埋地雷，引线藏在草棵里，就等还乡团的车队过来……”任孚先则一边认真记录，一边敏锐地捕捉着故事中的戏剧冲突点。他发现，原始素材中对战斗过程的叙述较为简略，便与曲延坤商议，在不违背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强化情节的戏剧性。比如增加“地雷战伏击敌军运输队”的详细描写，通过对地形选择、地雷布设、战士们的默契配合等细节的刻画，突出武工队的战术智慧，让
人物塑造上，任孚先充分发挥了其文学评论的专业积淀。他深知典型人物是文学作品的灵魂，便将评论中对人物形象塑造的理论思考运用到创作中。针对原始素材中较为扁平的人物形象，他通过添加对话与心理描写，让角色更加立体鲜活。恶霸齐永祥的凶残不再是简单的标签式描述，而是通过他欺压百姓时的语言、面对武工队围剿时的慌张失措等细节展现；武工队员们也不再是完美的英雄符号，而是加入了他们对家乡的眷恋、对战友的牵挂等生活化情感，让革命英雄既有刚毅的一面，也有温情的底色。这种“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人物塑造方式，让作品摆脱了纪实文学的局限，具备了更持久的艺术生命力。
语言风格的打磨同样体现着任孚先的创作智慧。作为土生土长的山东莱芜人，他对沂蒙方言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深知方言对于展现地域文化、塑造人物性格的重要性。在整理过程中，他小心翼翼地保留了“俺”“恁”“杠赛来”等具有沂蒙特色的方言词汇，让文本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同时，他又借鉴了曲延坤在《孙二牛的故事》中清新自然的叙事风格，对过于晦涩的表达进行适度打磨，实现了方言特色与阅读流畅性的完美平衡。那些日子里，任孚先常常在深夜反复推敲字句，时而为一个贴切的方言表达欣喜不已，时而为一段情节的衔接凝神思索。这种从评论的逻辑思辨切换到创作的形象思维的过程，对他而言既是挑战，更是享受。
1961年，经过任孚先与曲延坤的精心打磨，《山中猎手》由山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作者署名为左太传。这部以1947年沂蒙解放区为背景的作品，凭借真实的历史底蕴、精彩的情节设计、鲜活的人物形象，迅速成为沂蒙革命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其开创的“武工队智斗”叙事模式，不仅深受读者喜爱，更影响了后续《铁道游击队》等同类题材作品的战术描写，为红色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范式。
《山中猎手》的成功并未让任孚先停下跨界创作的脚步。此后，他又与王欣合作写出了《爸爸没有死》，发表短篇小说《她的默默的一生》，还与邱勋合著电影文学剧本《梅家姊妹》，在不同的文学体裁中不断尝试。即便是在参与《大刀记》剧本加工等工作时，他依然保持着这种“换脑筋”的创作心态，在帮助郭澄清完善作品构思时，以文学评论家的敏锐眼光提出宝贵建议，促成了这部经典作品的诞生。
在常人看来，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似乎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评论依赖逻辑思维，需要冷静的分析、严谨的论证和系统的理论支撑；创作则依赖形象思维，需要丰富的想象、细腻的感知和鲜活的表达。但在任孚先的实践中，这两种思维方式却实现了完美的互补与共生。从事评论工作时，他习惯于从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手法、美学价值等维度进行理性剖析，这种训练让他在创作时能够保持清醒的自我认知，精准把握作品的叙事节奏与价值导向；而投身创作时，他则沉浸在人物的情感世界与故事的情节发展中，这种感性体验又让他的评论避免了空洞的理论说教，始终保持着对文学现场的敏锐感知和对创作者的同理心。
晚年的任孚先在整理自己的著作时，依然珍视这些创作实践的成果。他曾说，搞文艺理论研究，间或搞点文学创作，就像长时间走路后换个姿势，既能缓解疲劳，又能看到不同的风景。如今，当我们重读《山中猎手》等作品，那些带着沂蒙方言的对话、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不仅记录了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更见证了一位评论家在创作领域的探索与收获。
作者简介：
李皓，笔名浩泉，在济南工作、定居的青岛平度人。中共党员，退休党报新闻工作者。原任莱芜日报社编辑部主任、济南日报社高级编辑，现为莱芜区散文学会副会长、济南市吴伯箫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写作学会莱芜写作中心副主任，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写作学会常务理事、济南市作家协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