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那架木犁
文/战胜宇
老木犁挂在仓房梁上，弯弯的像半轮锈蚀的月亮。铸铁的铧子和犁挽分别挂在墙上，褪去了往日的冷光，只剩一层钝亮的银灰，沟槽处还带着陈年的泥土，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在漫长的岁月里收敛了锋芒；犁梢上的“瞎摸”被手掌磨得光亮；“狗头”粗糙斑驳，已经失去往日磨损的圆滑；犁键也不知道散落到哪里去了。
这是我记忆中三十年前家里仓房的场景。如今，每当我进入仓房，总要向梁上望一望，想找回那架老木犁和那些古老的物件，思绪便会顺着木犁的纹路，蜿蜒回到那些浸着泥土芬芳的岁月。
据说，这架木犁是父亲制作的。制作木犁不容易，各个衔接点都不是直的，当时又没有可以借助的计量工具，全凭“目划”。犁身是用一棵生长了多年的老榆树做的，父亲说榆树质地坚硬，能扛住牛拉土压的重载。选材时要找天然带弯的树，不是有一句“犁弯从小曲”的俗语吗。据父亲说，他头几年就到林间挑选，将一科幼树轻轻扳弯，用铁丝捆绑成理想型状，等它长到碗口粗时才锯下来的。后来我才知道，这木犁是我家唯一一件好用而又令人羡慕的农具。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家联产承包的责任田，都是用这个犁杖耕种的。父亲是当地联合厂里的皮业工人，对种地也是只停留在“懂”的层面上，离“会”还有一段距离。那年我不到二十岁，在村里的小学教书。和父亲一起耕种十几亩旱田。我的种地所用知识和技能都是从父亲那里学来的。联产承包开始时，我家分到了一头母牛，父亲又从外地买了一头牛，常言道“乳牛下乳牛，三年五个头”，还真准，没过几年时间，我家的牛就发展到九头，养牛几乎成了我业余生活的全部。
我家用牛拉车，耕地也用牛。春季破茬用两头牛拉犁，犁铧在垄台上走，要技术要求很高。父亲扶犁，我杆牛，两头牛常常不听指挥，不走直线，惹得扶犁的父亲不停责骂，这地就是躺两遍也九曲十八弯，没办法跟邻地的垄相比，通常是我和父亲在躺完地后，还要用镐头铁锨再找补一遍。起垄和深松用三头牛拉犁，犁在垄沟走，扶犁相对容易一些，赶牛就难度就大了。尤其是三头牛都是“生个子”，“耍杆子”经常打斜，传套牛“架腿”往往不能及时发现。无奈，父亲就让我扶犁，他来赶牛。
父亲赶牛很有门道，很少抽鞭子，吆喝却能恰到好处。我扶犁就也十分用心，但也常常出现“拧鸡谷篓”现象。父亲告诉我，扶犁讲究的是人、犁、牛的同心协力，犁铧扎土太深，看牛吃力了，就稍抬一下“瞎摸”；犁铧浮在表面，翻不出新土来，就拔一下“梭子”。我渐渐掌握了扶犁技巧，找到节奏，看着整齐的犁沟在身后延伸，就像写好了一篇诗文，心中满是欢喜。
后来几年里，无论是破茬、掏墒还是封垄，父亲都是他赶牛，有节奏地吆喝着缓缓前行。我扶着犁，跟在牛的后面，看犁铧翻起的新鲜泥土，水气袅袅升腾，像小船划过水面，波浪涌向两侧，那时我渐渐懂得什么叫"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真正含义，这不是诗句，是犁铧切开大地时，父亲额角坠落的汗珠在新翻的泥土里砸出的点点斑痕。看着父亲驼着背，牵引着老黄牛沿着垄沟蹒跚的脚步，看着老黄牛步履维艰的竭尽全力，看着大木犁弯着腰吃力地深耕，我心中充满了一种敬畏，一种感激，萌生了一种莫名的奋进力量。
如今，老父亲早已离我远去。但他的前行的背影连同那架老木犁依然在我的心中萦绕。每次想到这些，我都能感受到父亲就在我身旁，仿佛听到田野上熟悉而又浑厚的吆喝声。那架老木犁一直保存了多年，只因搬进城市居住，实在带不走就送人了。可那木犁上的每一个部件，都刻着岁月的痕迹，每一处磨损，都藏着父亲的艰辛劳作。它不仅是一件农具，更像是一段岁月的见证者，一份乡愁的寄托，永远停留在我记忆的最深处，拷问我来自何方，根在何处。
《民间盛开文艺花》战飞词/张富曲/刘广兴唱。大庆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歌
（书法责编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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