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若欣

    “一管狼毫敌万兵，痛砭黦黯发霆声。”首联开篇即见千钧之力，将小小的狼毫笔与“万兵”并置，打破了“笔软墨柔”的刻板印象，赋予其雷霆万钧的战斗姿态。狼毫为锋，饱蘸的不仅是墨汁，更是文人的勇气与正义；宣纸为阵，铺展的不仅是字迹，更是对黑暗现实的无情批判。“黦黯”二字，精准点出世间的污浊与阴霾——或是社会的沉疴弊病，或是人心的贪婪冷漠，或是权力的跋扈专断；而笔的“痛砭”，不是浅尝辄止的抱怨，而是直刺要害的呐喊，如雷霆破空，震慑世俗的麻木与虚伪。

    这种“以笔为兵”的精神，是中华文人绵延千年的风骨。从屈原“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悲愤长吟，到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尖锐批判；从韩愈“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的犯颜直谏，到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杂文利刃，笔始终是文人反抗黑暗、坚守正义的武器。隆光诚先生以“敌万兵”喻笔之威力，恰是洞察了文人精神的核心。肉体或许柔弱，但若以笔为刃，以理为锋，便能凝聚起撼动世俗的力量。“发霆声”三字，更写出了这种批判的决绝与震撼，不是温吞的劝谏，而是振聋发聩的警示，让污浊在笔锋之下无所遁形。

    在当下语境中，这“霆声”依旧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网络时代的文字传播更迅疾，笔（无论是实体笔还是键盘）依然是揭露真相、批判不公的重要载体。从舆论监督曝光的社会乱象，到知识分子对公共议题的理性发声，皆是“痛砭黦黯”的延续。隆光诚先生笔下的笔，早已超越了物理工具的范畴，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它提醒着每一个握笔之人，当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敢于对黑暗说不，敢于为正义发声。

    “身居浊界难幽意，眼见疲黎易怆情。”颔联笔锋一转，从首联的刚健凌厉转向内心的柔温悲悯，为“笔”注入了温度与情怀。文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身居浊界”四字道尽了他们的生存处境。身处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难以独善其身、保持幽远宁静的心境；但正因为身处浊界，他们才能更真切地目睹“疲黎”之苦。那些奔波劳碌、饱受疾苦的百姓，那些在生计边缘挣扎的芸芸众生。这份“眼见”，让文人无法置身事外，自然“易怆情”，这份悲悯之情，便化作笔端的文字，成为关照民生、体恤民情的载体。

    这种“以笔为心”的悲悯，是中华文人的精神底色。孔子云“仁者爱人”，孟子言“民为贵”，这种民本思想融入文人的血脉，化作笔端的人文关怀。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呐喊，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皆源于对“疲黎”的深切同情。隆光诚先生笔下的“怆情”，不是无病呻吟的感伤，而是“为生民立命”的责任感。文人的笔，既要批判黑暗，更要为百姓发声；既要针砭时弊，更要传递温暖。

    “难幽意”与“易怆情”形成鲜明对比，更凸显了文人的精神挣扎与坚守。身处浊世，他们本可选择归隐山林、寄情山水，求得一己之幽闲；但对民生的牵挂，让他们放弃了这份“幽意”，甘愿背负“怆情”的重量。这种选择，恰是文人的伟大之处。他们的笔，不仅有批判的锋芒，更有悲悯的温度；不仅能“发霆声”，更能“慰民心”。正如这首诗所暗示的，真正的文人之笔，从来不是孤芳自赏的玩物，而是连接个人与家国、个体与众生的桥梁。

    “司马鸿篇星斗曜，董狐直笔鬼神惊。”颈联援引两位千古史官的典故，将笔的价值从“批判现实”提升到“记录历史”的高度，赋予其穿越时空的永恒意义。司马迁忍宫刑之辱，著《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著作如星斗般璀璨，照亮了后世的历史长河；董狐身为晋国史官，坚持“书法不隐”，直书“赵盾弑其君”，其正直无畏让鬼神皆惊，为后世史官树立了“秉笔直书”的典范。

    这两个典故的运用，堪称全诗的点睛之笔。隆光诚先生以司马迁的“鸿篇”凸显笔的创造力。笔不仅能批判现实，更能书写历史、传承文明；以董狐的“直笔”凸显笔的品格力。笔的价值不在于辞藻的华丽，而在于立场的正直、记录的真实。“星斗曜”与“鬼神惊”对仗工整，意境雄浑，既写出了伟大著作的不朽光辉，也写出了正直品格的震撼力量。

    在中国历史上，“史笔”始终是笔的重要属性，而“直笔”则是史官的最高准则。从《左传》的秉笔直书到《资治通鉴》的鉴前世之兴衰，笔始终是历史的见证者与记录者。这种“记录”不是简单的史实罗列，而是对真相的坚守、对正义的伸张。正如董狐之笔，即便面临强权的威胁，也要坚守事实真相；司马迁之笔，即便遭受身心的重创，也要还原历史本来面目。这种精神，让笔超越了工具的范畴，成为“信史”的象征，成为文明传承的载体。

    在当下，“直笔”精神依然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新闻工作者的客观报道，还是历史研究者的严谨考据，抑或是普通人对真相的坚守，皆是“董狐直笔”精神的延续。隆光诚先生通过这一联，提醒我们：笔的力量不仅在于批判，更在于坚守。坚守真相，坚守正义，坚守文明的底线。唯有如此，笔所书写的文字才能如“星斗曜”，照亮后世的道路。

    “七分文气三分武，寒士兼该大道擎。”尾联收束全诗，对笔的特质与文人的使命作出了精准概括，将全诗的意境推向高潮。“七分文气”，指笔所承载的儒雅才情、文化底蕴。它能书写诗词歌赋，能阐述经史子集，能传递文化薪火；“三分武气”，则呼应首联的“敌万兵”，指笔所具备的批判勇气、战斗精神。它能针砭时弊，能反抗强权，能捍卫正义。文气与武气的结合，让笔既有“文质彬彬”的儒雅，又有“刚毅不屈”的风骨，成为文人精神的完美写照。

    而“寒士兼该大道擎”一句，则将笔的使命与文人的担当紧密相连。“寒士”二字，道尽了古代文人的生存境遇。他们大多出身清贫，无权无势，却凭借手中的笔，承载起“大道”的重量。这里的“大道”，是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是“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隆光诚先生以“兼该”二字，强调寒士虽身份卑微，却能以笔为舟，承载大道；以“擎”字，凸显寒士的担当精神。即便身处困境，也要挺身而出，为天地立心，为苍生请命。

    这种“寒士擎大道”的精神，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的关键。从孔子周游列国、四处宣讲仁政，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坚守气节；从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呐喊，到朱自清“不为嗟来之食”的骨气，无数寒士以笔为器，以文为旗，坚守着大道与良知。他们或许没有显赫的地位，没有丰厚的财富，却以笔端的文字影响着时代，推动着社会的进步。正如隆光诚先生在诗中所赞美的，笔的力量不在于使用者的身份高低，而在于其内心的坚守与担当。

    在当下，“寒士”的内涵早已超越了“清贫之士”的范畴，它指代每一个坚守良知、承担社会责任的普通人。无论是三尺讲台的教师，以笔传授知识、塑造灵魂；还是基层的写作者，以笔记录时代、传递心声；抑或是普通的网民，以笔理性发声、守护真相，皆是“擎大道”的践行者。隆光诚先生的这句诗，既是对古代寒士的致敬，也是对当代人的期许。无论身份如何，无论境遇怎样，只要手握“笔”（无论是实体笔还是心中的“笔”），就要坚守大道，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

    隆光诚先生的《七律·文房四宝之一笔》，不仅是对“笔”的赞美，更是对中华文脉的传承与弘扬。这首诗格律严谨，对仗工整，用典精妙，既体现了古典诗词的艺术魅力，又融入了深刻的现实思考，让一支小小的狼毫笔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个人与家国的精神纽带。

    从历史维度来看，笔是中华文脉的载体。三千年来，从甲骨文的龟甲兽骨到金文的钟鼎彝器，从竹简的韦编三绝到宣纸的墨香氤氲，笔始终是文明传承的核心工具。孔子用笔记述言行，成就《论语》；老子用笔阐述道法，留下《道德经》；李白用笔挥洒才情，写下千古绝唱；苏轼用笔抒发胸臆，成就唐宋八大家。笔所书写的，不仅是文字，更是思想、是文化、是民族的精神记忆。隆光诚先生在诗中对笔的赞美，本质上是对中华文脉的敬畏与传承。

    从现实维度来看，笔是时代精神的镜像。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笔锋”，每个时代的文人都在用笔书写时代的精神。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笔是唤醒民众的号角；在改革开放的年代，笔是记录变迁的镜头；在新时代，笔是传递正能量、推动社会进步的桥梁。隆光诚先生的诗，提醒我们：笔的力量从未衰减，文人的担当从未过时。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我们更需要坚守笔的“直笔”精神，拒绝虚假信息，坚守真相正义；更需要传承笔的“怆情”情怀，关注民生疾苦，传递人文关怀；更需要弘扬笔的“擎大道”担当，承担社会责任，推动时代进步。

    从个人维度来看，笔是自我修行的路径。对每个握笔之人而言，笔不仅是书写工具，更是自我提升、自我修行的载体。通过笔，我们可以记录生活的感悟，提升自己的认知；通过笔，我们可以表达对他人的善意，传递温暖与爱；通过笔，我们可以坚守自己的良知，成为一个有温度、有担当的人。隆光诚先生笔下的“七分文气三分武”，恰是对个人修行的期许。既有文人的儒雅与才情，又有战士的勇气与担当，在笔墨流转中，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读隆光诚先生的《七律·文房四宝之一笔》，如品一杯醇厚的老酒，初读只觉气势磅礴，再读方知意蕴深远。这首诗以笔为核心，串联起正义、悲悯、正直、担当等诸多文人精神，既展现了古典诗词的艺术魅力，又传递了深刻的人生哲理与社会思考。

    笔之为物，小而不微；笔之为用，广而深远。它是利剑，能破黑暗；它是温玉，能暖人心；它是史简，能载青史；它是舟楫，能擎大道。隆光诚先生用五十六个字，为我们勾勒出笔的多重面貌，也为我们诠释了文人的精神内核。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或许已经很少使用实体的狼毫笔，但我们心中的“笔”永远不应放下那份对正义的坚守，那份对民生的悲悯，那份对真相的执着，那份对大道的担当，永远是我们前行的力量。

    愿我们都能手握心中之“笔”，以文气修身，以武气担当，在自己的岗位上，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精彩篇章；愿这支小小的狼毫笔，能继续承载中华文脉的重量，在历史的长河中，墨照千秋，笔擎大道。

作者：若欣

    首联“胶料松烟制墨浆，古人雅号易玄光”，开门见山，直入墨的本源，起笔质朴而厚重。前句言墨的制作原料与工艺，“胶料”与“松烟”是古法制墨的核心要素。追溯制墨史，早在汉代，人工墨便已取代天然石墨，至魏晋南北朝，制墨工艺日趋成熟，唐代更是迎来鼎盛时期。彼时制墨，多以黄山、庐山的古松为原料，取松枝燃烧所凝之烟炱，掺入鹿角胶、麝香、冰片等辅料，经捣杵、和剂、成型、阴干等数十道工序，方成质地坚润、色泽乌亮的墨锭。诗人以“胶料松烟”四字，精准概括了传统墨品的核心配方，寥寥数字间，便勾勒出千年制墨工艺的古朴轮廓。后句“古人雅号易玄光”，则为墨添上了一抹雅致的文化色彩。“易玄光”并非凭空而来，实为古人对墨的雅称，此名取自墨色玄黑、光泽温润的特质，“玄”为天地之色，暗含深邃悠远之意，“光”则点出墨锭经打磨后呈现的细腻光泽，一称之出，墨的清雅品格便跃然纸上。诗人引此雅号，既丰富了诗的文化内涵，又与文房四宝的雅致属性相得益彰，起联便立住了墨的“形”与“名”，为全诗奠定了古朴典雅的基调。

    颔联“泼笺可作诗中画，染翰堪成物外章”，承首联而来，转写墨的功用，由“物”及“用”，意境渐开。“泼笺”二字，极具画面感，仿佛可见文人墨客手握墨锭，于砚池中轻研慢磨，待墨汁浓稠，便挥毫泼洒于素笺之上。墨落笺纸，可成“诗中画”。这里的“诗中画”，并非指具象的绘画作品，而是指墨色所营造的诗意意境。中国古典诗词向来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而墨正是连接诗与画的桥梁。当墨汁在宣纸上晕染开来，或浓或淡，或干或湿，便成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浑，成了“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清雅，成了“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孤寂。墨以其单一的黑色，幻化出万千气象，将诗词中的意境具象化，让读者于文字之外，更能窥见一幅水墨丹青。后句“染翰堪成物外章”，则将墨的功用从“诗画意境”提升至“精神超脱”的层面。“翰”指毛笔，“染翰”即提笔挥毫，“物外章”则是超越尘世喧嚣的华章。在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里，笔墨纸砚从来不是简单的书写工具，而是修身养性、安放灵魂的载体。当文人以墨濡毫，伏案疾书，笔下流淌的便不仅是文字，更是胸中的丘壑、心中的理想。墨色浓淡间，可抒怀才不遇的愤懑，可写寄情山水的悠然，可表忧国忧民的赤诚。它能让文人于方寸笺纸之上，挣脱世俗的束缚，抵达“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此联对仗工整，“泼笺”对“染翰”，“诗中画”对“物外章”，一浅一深，一形一神，将墨的实用价值与精神价值完美融合，读来韵味悠长。

    颈联“随淡随浓随迈逸，任舒任卷任疏狂”，笔锋一转，从墨的“功用”转向墨的“神韵”，由“静”入“动”，气势顿生。此联以三组排比句式，层层递进，将墨的灵动与包容写得淋漓尽致。“随淡随浓随迈逸”，写的是墨色的变化无穷。墨无定色，却能因运笔的速度、蘸墨的多少、纸张的质地，呈现出千变万化的浓淡层次。淡墨如薄雾轻纱，朦胧含蓄；浓墨如高山坠石，厚重沉稳；渴墨如老树枯藤，苍劲有力。而这变化并非刻意为之，而是墨顺应笔锋、顺应心境的自然流露，故曰“随迈逸”。“迈逸”者，潇洒超脱之谓也，此二字将墨拟人化，仿佛墨亦有了性情，能随文人的心境挥洒自如。后句“任舒任卷任疏狂”，则写墨的包容万象。“舒”与“卷”，是书写的两种姿态，舒则行云流水，卷则藏锋敛锷；“疏狂”则是文人的精神风骨，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迈，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骨。墨以其温润之质，包容文人的所有心境，无论是含蓄内敛的舒卷，还是洒脱不羁的疏狂，皆能于墨色中尽显无遗。此联的妙处，在于以“随”与“任”二字，赋予墨以生命与灵性。它不再是冰冷的书写工具，而是与文人惺惺相惜的知己。文人以墨抒怀，墨以文人显韵，二者相融相生，成就了中国文人独特的精神标识。这种拟人化的写法，让诗句充满了动感与张力，读来如见墨汁在宣纸上肆意流淌，如见文人挥毫时的洒脱身影。

    尾联“钟王颜柳蛟龙势，腕底风云九宇扬”，收束全诗，由墨及人，由人及史，将意境推向高潮，尽显磅礴气势。“钟王颜柳”，指的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四位宗师——三国魏的钟繇、东晋的王羲之、唐代的颜真卿与柳公权。钟繇的楷书古朴典雅，王羲之的行书飘若浮云，颜真卿的楷书雄浑刚健，柳公权的楷书骨力劲健，四人的书法风格各异，却皆以墨为载体，将汉字的美感发挥到了极致。诗人以“蛟龙势”三字，形容四位宗师的书法笔力，可谓精准传神。蛟龙者，神异之兽也，能腾云驾雾，能翻江倒海，以此喻书法，便写出了钟王颜柳笔下的气势。或如蛟龙出海，气势磅礴；或如蛟龙潜渊，含蓄深沉。而这“蛟龙势”的背后，正是墨的支撑。若无墨色的浓淡变化，何来书法的层次感；若无墨质的温润细腻，何来笔锋的灵动婉转。墨是书法的血肉，是笔意的延伸，正是有了墨的加持，四位宗师的书法方能流传千古，成为后世敬仰的典范。后句“腕底风云九宇扬”，则将视野从古代名家拓展至整个华夏大地，乃至九州寰宇。“腕底风云”，写的是文人挥毫时的豪迈气概，笔锋所至，如风云变幻，气象万千；“九宇扬”则写墨文化的深远影响，它不仅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更跨越国界，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此联以历史名家为引，以九州风云为结，将墨的文化价值提升至新的高度，既赞美了古代书法艺术的辉煌成就，又彰显了中华文脉的源远流长。尾联与首联遥相呼应，首联言墨之“源”，尾联言墨之“流”，从制墨工艺到文化传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让全诗的意境更为厚重，余韵更为悠长。

    咏物诗的最高境界，在于“咏物而不滞于物”，既要写出物的形质特征，又要赋予物以精神内涵。隆光诚先生的这首《七律·文房四宝之二墨》，正是做到了这一点。全诗围绕“墨”展开，从制墨原料到雅号别称，从实用功用到精神神韵，从古代名家到文化传承，层层递进，步步深入，将墨的形、神、韵、魂刻画得入木三分。在语言上，诗人巧用对仗、排比等修辞手法，使诗句节奏明快，朗朗上口；在意境上，诗人将怀古与论今融为一体，让读者于品味诗句的同时，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谈古论今，墨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书写工具的范畴。在古代，墨是文人的挚友，是文脉的载体。无数文人墨客为墨痴迷，留下了诸多佳话。北宋书法家米芾，爱墨成癖，曾言“墨贵旧，取其胶力尽也”，他收藏的墨锭不计其数，时常把玩品鉴，甚至为墨作赋，足见对墨的钟爱。明代制墨名家程君房、方于鲁，更是将制墨工艺推向巅峰，他们制作的墨锭，不仅质地精良，更在墨锭上雕刻山水人物、诗词典故，使墨成为集实用与艺术于一体的工艺品。这些与墨相关的故事，共同构成了中国独特的墨文化，成为中华文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步入现代社会，随着科技的发展，钢笔、圆珠笔、打印机等书写工具逐渐普及，墨的实用价值似乎有所减弱。但这并不意味着墨文化的衰落，相反，它以新的形式在当代社会焕发出勃勃生机。如今，书法、国画依然是深受国人喜爱的艺术形式，无数爱好者以墨濡毫，在宣纸上挥洒才情，传承着古老的艺术；文创产品市场上，以墨为主题的笔记本、书签、摆件等层出不穷，将墨文化与现代生活巧妙融合；在海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中国书法，墨香飘向世界各地，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墨，不再仅仅是书写的工具，更是一种文化符号，一种精神象征。它代表着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代表着中华文脉的坚韧与包容，正如诗中所言，“腕底风云九宇扬”，墨文化的影响，早已跨越时空，走向世界。

    隆光诚先生的这首《七律·文房四宝之二墨》，以诗为媒，以墨为魂，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墨韵悠长的文化画卷。它让我们看到，小小的墨锭之中，藏着千年的工艺，藏着文人的风骨，藏着民族的精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品读这样一首诗，仿佛能闻到砚池中飘出的淡淡墨香，能感受到文人挥毫时的那份从容与洒脱。这便是古典诗词的魅力，这便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墨韵悠悠，文脉绵长，愿这缕墨香，能永远萦绕在华夏大地之上，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灵。

作者：若欣

    诗歌开篇“敬仲开新造纸张”，笔锋直指纸的起源。蔡伦（字敬仲）改进造纸术，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里程碑式事件，诗人以“开新”二字，精准概括了这一发明的开创性意义。它打破了此前竹简笨重、缣帛昂贵的局限，让文字的传播与文化的传承有了更轻便、更普惠的载体。紧随其后的“薄如蝉翼皎如霜”，以两个精妙的比喻勾勒出纸张的形态之美：“蝉翼”状其轻薄柔韧，仿佛能随风舒展；“霜”喻其洁白纯粹，不染纤尘。这不仅是对纸张物理属性的生动描摹，更暗合了文人墨客对“文以载道”的纯粹追求，纸的素净本质，恰如文人心中的澄澈心境，为承载真理与道义奠定了基调。

    颔联“柔同柳絮随舒卷，韧类牛筋任折扬”，对仗工整，意境鲜活，将纸张的特性写得形神兼备。“柳絮”轻盈飘逸，“牛筋”坚韧不拔，一柔一刚，看似矛盾却又和谐统一。纸张的“柔”，是其能适应笔墨挥洒的包容性，无论是毛笔的酣畅淋漓，还是硬笔的遒劲挺拔，它都能默默承载，任思绪在其上铺展；纸张的“韧”，是其历经千年而不易朽坏的坚守，从秦汉的简牍残纸到唐宋的书画真迹，无数文明的印记正因纸的坚韧而得以留存。“随舒卷”“任折扬”六个字，赋予了纸张生命与灵性，它不再是冰冷的器物，而是能与使用者心意相通、历经岁月磨砺而不改其志的伙伴。这种对纸张特性的精准捕捉，足见诗人观察之细、炼字之工，更暗含着对“刚柔并济”的东方哲学的深刻体悟。

    颈联“作画堪能钟鼎贵，著书犹是庶黎芳”，将纸张的价值从物理层面提升至文化层面，展现了其兼容并蓄的文化包容性。纸张之上，既可绘就堪比钟鼎彝器般珍贵的传世画作，让笔墨丹青的艺术之美得以永恒；亦可书写惠及万民的经史子集、农桑医理，让知识与智慧走出庙堂，浸润庶黎百姓的生活。“钟鼎贵”与“庶黎芳”形成鲜明对比，却又在纸张的承载下达成统一。无论是阳春白雪的艺术瑰宝，还是下里巴人的民生智慧，都能在这方寸素笺上找到归宿。这正是纸的伟大之处：它不设门槛，不分贵贱，以其广阔的包容性，成为连接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桥梁，推动着中华文明在传承中不断发展。

    尾联“感铭道义光青史，健笔英威斥佞王”，是全诗的点睛之笔，将纸张的意义升华至精神与历史的高度。纸张不仅是文化传播的载体，更是道义与正义的见证者、守护者。古往今来，无数仁人志士以笔为剑，在纸上镌刻真理、抒发胸臆：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文天祥的《正气歌》……这些不朽之作，因纸而得以流传，因纸而光照青史。“斥佞王”三字，更彰显了纸张承载的浩然正气，它让正义之声得以传播，让奸佞之徒无处遁形，成为维护社会公序良俗、推动历史进步的无形力量。

    读罢此诗，我不禁对纸这一寻常器物生出无限感慨。在数字化时代，键盘与屏幕逐渐取代了笔墨与纸张，我们似乎离“一笔一画写春秋”的日子越来越远。然而，当我们静下心来，抚摸着纸张的纹理，感受着笔墨在其上晕染的质感，依然能体会到一种无法替代的温度与厚重。纸张承载的不仅是文字，更是我们民族的记忆与情感，是文人墨客的风骨与气节，是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而未曾中断的密码。

    隆光诚先生的这首七律，以严谨的格律、精妙的意象、深沉的情感，为纸立传，为文明歌功。它让我们看到，纸不仅是一种器物，更是一种文化符号，一种精神象征。它见证了历史的兴衰荣辱，承载了民族的智慧与道义，连接了古今的思想与情感。正如诗人所言，纸能“感铭道义光青史”，而那些在纸上留下的文字与画作，那些因纸而得以传承的文化与精神，更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坚守正道、砥砺前行。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或许应该多静下心来，拿起笔，在纸上写写画画，感受文字与纸张的亲密接触，重温那份沉淀在笔墨纸砚中的文化底蕴。因为我们知道，只要还有纸张在，还有笔墨在，中华文明的薪火就不会熄灭，那些镌刻在纸上的道义与精神，终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闪光。这首《七律·文房四宝之三纸》，不仅是对纸的赞美，更是对中华文明的致敬，它将永远提醒我们，莫忘来路，珍视那些承载着民族精神的文化瑰宝，让素笺上的道义与芬芳，在新时代继续传承下去。

作者：若欣

    诗歌开篇“山溪逸璞万千秋，百琢终成即墨侯”，便勾勒出砚台的溯源与蜕变。“山溪逸璞”四字，将砚台的前身——深藏于山涧溪流中的璞石，描绘得充满野趣与古韵。那是未经雕琢的天然之石，在岁月的长河中静静沉淀，吸纳山川灵气、溪水清韵，历经“万千秋”的洗礼，才得以褪去粗粝，显露温润本质。这不仅是对砚台材质来源的写实描摹，更暗喻着真正的文化瑰宝往往源于自然的馈赠与时间的沉淀，正如文人的修养需经岁月磨砺方能大成。而“百琢终成即墨侯”一句，笔锋一转，写璞石经匠人千锤百炼、精雕细琢，最终蜕变为“即墨侯”——这一砚台的雅称，既点明了砚台的工艺之繁，又赋予其尊贵的文化身份。“即墨侯”的典故源自唐代，相传唐玄宗曾赐砚台为“即墨侯”，此后便成为文人对砚台的爱称。诗人用此典故，既增添了诗歌的文化厚重感，又巧妙地凸显了砚台在文房中的重要地位，从一块无名璞石到受文人尊崇的“侯者”，其间不仅是形态的改变，更是文化价值的升华。

    颔联“端歙刚坚还滑润，洮澄细腻亦熙柔”，堪称炼字炼意的典范。诗人选取文房四宝中最负盛名的四种砚台——端砚、歙砚、洮砚，澄泥砚，以“刚坚还滑润”“细腻亦熙柔”的精准描摹，道出了不同砚种的独特品性。端砚产自广东肇庆，唐代初期端州（今广东肇庆市东郊的端溪），故名端砚，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歙砚出自安徽歙县，二者以质地坚硬、温润莹泽著称，是砚中珍品；洮砚则产于甘肃临洮，以石质细腻、色泽青翠闻名，澄泥砚，采用沉淀的山西黄河泥沙为原料烧制而成。诗人以“刚坚”与“滑润”、“细腻”与“熙柔”的对仗，既写出了端歙二砚外刚内柔的特质，又描绘了洮砚和澄泥砚的温润如玉、细腻光洁的质感，短短十四字，便将四种名砚的物理特性与审美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对仗不仅是形式上的工整，更蕴含着辩证之美。刚与柔的相融，硬与润的共生，恰如文人品格：既有坚守道义的刚直，又有待人处事的温润；既有追求真理的执着，又有创作时的细腻。诗人通过对砚台材质的描摹，实则是在赞颂一种“刚柔并济”的人生境界，让这方小小的砚台，成为文人精神的物化象征。

    颈联“陈玄潋滟鸿心遂，毛颖纵横鹤意酬”，将视角从砚台本身转向其与文人创作的关联，描绘出一幅“笔墨砚共生”的诗意图景。“陈玄”是墨的别称，“毛颖”则指毛笔，诗人以这两个典雅的典故，让笔墨与砚台形成呼应，构成了文房创作的完整场景。当墨汁在砚台中“潋滟”流转，那晶莹的光泽不仅是墨与水的交融，更是文人“鸿心”的映照——或许是经世济民的抱负，或许是寄情山水的闲趣，或许是坚守初心的执着，都在这方砚台中沉淀、酝酿，最终随笔墨流淌于纸间。而“毛颖纵横”之时，毛笔在砚台的滋养下挥洒自如，文人的“鹤意”——那种超凡脱俗、自由洒脱的心境，也得以尽情抒发。这里的砚台，不再是单纯的工具，而是文人情感的寄托、灵感的源泉。它静默地承载着墨的浓淡，调和着笔的干湿，见证着“鸿心遂”的畅快、“鹤意酬”的惬意，成为文人创作过程中最忠实的伙伴。这种“物我相融”的境界，正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砚台不再是孤立的器物，而是与文人、与笔墨、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精神载体。

    尾联“雅客幽人驰骋处，雄章秘卷此中求”，则将砚台的意义推向了更高的维度，点明了其在文化传承中的核心作用。“雅客幽人”泛指古往今来的文人雅士，他们在砚台之前“驰骋”才情，或挥毫泼墨，写下“雄章秘卷”；或凝神静思，孕育千古佳句。这方小小的砚台，成为了文人精神世界的“驰骋之地”，无数不朽的篇章、珍贵的典籍，都源于此中“求得”。既是求得笔墨的滋养，更是求得心灵的宁静、思想的升华。诗人以“雄章秘卷”四字，概括了砚台所见证的文化成就，从诸子百家的思想典籍到唐诗宋词的千古绝唱，从史学名著的笔笔实录到书画珍品的墨韵留香，砚台始终是这一切的见证者与承载者。它静默无言，却以坚硬的质地守护着文化的火种；它朴实无华，却以温润的品性滋养着文人的心灵。在诗人的笔下，砚台不再是一件简单的文具，而是中华文脉传承的“活化石”，是文人精神的“栖息地”。

    隆光诚先生作为《全球诗歌网》诗协会员，深谙古典诗词的创作之道，这首《七律·文房四宝之四砚》在格律上严丝合缝、对仗工整，在韵律上平仄和谐、朗朗上口，充分展现了律诗的艺术特质。“秋”“侯”“柔”“酬”“求”五字同属平水韵“十一尤”部，韵脚统一，读来音韵铿锵，余味无穷。而在意象的选择上，诗人既注重写实，又不乏浪漫想象，“山溪逸璞”“陈玄潋滟”“毛颖纵横”等意象，既有画面感，又富文化内涵，将砚台的形、神、韵完美结合。更难能可贵的是，诗人并非单纯地赞美砚台的物理属性，而是将其与文人精神、文化传承紧密相连，让诗歌既有“形”的描摹，又有“神”的升华，达到了“物我两忘”的艺术境界。

    读罢此诗，我对砚台的认知也随之深化。从前只将其视为文房中的一件工具，如今才明白，这方小小的石头，承载的是千年的文化积淀，是文人的风骨与情怀。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键盘、鼠标逐渐取代了笔墨纸砚，我们似乎离传统的书写方式越来越远，而砚台这样的文化载体，也渐渐淡出了大众的视野。但隆光诚先生的这首诗，却提醒着我们：传统文化从未过时，那些凝结在器物中的精神内核，那些蕴含在诗词中的文化基因，是我们民族的根与魂。砚台的“刚坚滑润”，恰如中华民族坚韧不拔、温润包容的品格；砚台的“静默承载”，恰似中华文化内敛深沉、厚积薄发的特质。

    “雅客幽人驰骋处，雄章秘卷此中求”，这句诗不仅是对砚台的赞美，更是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呼唤。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更需要静下心来，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从砚台这样的文化器物中汲取精神力量。或许我们不必人人都能挥毫泼墨，但我们可以通过品读这样的古典诗词，触摸千年文脉的温度；或许我们不必人人都收藏名砚，但我们可以在心中为传统文化留一方净土，让那份沉静、坚守、温润的品格，成为我们前行路上的精神滋养。

    隆光诚先生的《七律·文房四宝之四砚》，是一首咏物佳作，更是一曲文化赞歌。它以诗为媒，让砚台这方“静默之石”开口说话，诉说着千年的故事，传递着不朽的精神。读这首诗，我们读到的不仅是砚台的千秋韵致，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是文人墨客的家国情怀与精神追求。愿这样的古典诗词能被更多人品读、传承，愿砚台所承载的文化基因能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愿我们都能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寻得内心的宁静与力量，让千年文脉在岁月长河中永远流淌。

     隆光诚，广西那坡县人，号南天猛士，又号楚天居士，现在南宁工作。广西诗词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广西散曲学会创始会员。广西知名诗人，有多篇诗词作品在全国各级专业刊物发表，其中，《黑衣壮风情》、《南乡子·题靖西通灵大峡谷》被大型专著《八桂四百年诗词选》收录，深受读者赞扬。桂林都市诗社、桂林都市文学社、江苏泗洪都市文学社、柳州都市诗社与桂柳之春都市文学社的五个文学社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