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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的30年里,毋东汉以“老母鸡护雏”之心呵护学生成长,以“狗撵兔”的寓言启迪学生心灵;如今退休20多年,83岁的他仍紧握着笔,甚至左右手交替书写,在文学创作里步履不停。

83岁的毋东汉
16岁时发表两首小诗
2025年12月29日上午9时30分,约定的采访时间,毋东汉执意出门迎接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一见面他就说:“我2027年还计划推出一部长篇童话。”
1959年,16岁的毋东汉还是初一学生,两首小诗《算黄算割》《麦穗个个赛高粱》便发表在报纸上。“‘处女作’的发表让我赚了5毛钱的稿费,花2毛买了10斤黄瓜请同去的同学解渴,剩3毛拿回家打煤油。”毋东汉说,至今他已写了70多年,创作发表的各类作品集超过20本。
“现在,我还坚持每天一篇(首)创作。60岁学会用电脑,现在基本都在智能手机上手写,右手食指写累了就换左手大拇指写,写完传到电脑上保存,顺便锻炼左右脑,一举两得。今年,还学会了用豆包。”
童年记忆多与地主有关
毋东汉祖籍西安市长安区中兆村,常年在王莽生活。像他在此前发表的多篇文章中所写的一样,童年的经历塑造了他的人生和创作的底色。
他如数家珍地说起往事。
土改时,他家分到2亩半地,还有地主家的1个窗格子、1个斗,他至今都记忆犹新。
再如解放初期,地主儿子上门催债时一拳砸烂家中木板桌,父亲愤而告状。“即使对方在区政府有人,这官司还是我们家赢了。”
他甚至还记得刚记事时那个明亮的夜晚。“那天我妈急急忙忙出门,对我说‘一会儿就回’,我还让她拉开门帘说要看‘明明’,可等到半夜还没见妈妈的影子。我放声大哭引来隔壁四妈。后来,在我妈的一次次讲述中,我才了解到‘那晚她和村里好些人都被强召到打麦场问话,有人手里还提根棍,挨个问有没有欠税,多亏我大声叫唤,四妈赶紧托人捎话‘家里幼子哭闹不止’,我妈才得以脱身。”

年轻时的毋东汉
他反复念叨着村里那股醇厚的人情味:比如,幼时因母亲体弱多病,他被奶奶抱着挨家挨户乞乳度日,有回讨不到时,明娃哥把自家还没完全成熟的糯稻割了,让奶奶熬成糊糊喂他续命;再如村里老人离世,大雪天抬棂的村民不退缩,草帽、肩膀都落了厚厚的雪,胡子也结了冰;雨下得再大,为坟堆加土的人也不停锨。
“这情谊超过了家属和亲戚,对我触动很大。”毋东汉说。
务农10年,博览群书
“1961年中考时,我所在的樊川中学同级250个毕业生只有8人考上高中,我也落榜了。”
回村务农的10年,毋东汉努力学习务棉、育秧、扶犁、摇耧和嫁接,还曾把番茄和洋芋、向日葵和菊姜嫁接成功,虽结果不尽如人意,却积累了宝贵的生活经验。他还绘声绘色讲起过秦岭掮扫帚、误把大蟒当树根猛砍后仓皇逃走、拉大柴过急弯从悬崖跌落等惊心动魄的事,却又称正是这段可自由支配的时光,让他得以沉下心来,博览群书。
他至今还记得一些事情:深夜在农场看管麦子,因一句“河水流得像鬼叫,让人睡不着”的抱怨,被批判为宣传封建迷信;又因结交的文友中有地主和富农成分被批为“走地富路线”;还有一篇发表的小小说,赞扬贫协组长捡到一根玉米棒不拿回家而是给农场交公,因为将年轻的贫协组长写成老汉而被批判。

毋东汉干农活
“我心想小说本就是虚构的,却不敢反驳。”毋东汉记得,当时村里主要分为“造反队”和“红卫兵”两派。
“两派都想拉我,但我不愿意卷入纷争。没想到平反时对立的两派一致同意先给我平反,入党时更是全票当选。”毋东汉说,“平反后,我被抽调到公社专案组工作。期间,有个案子涉及我干哥,不少人揣测我可能要徇私包庇,但我公事公办,该批判时批判,最终查清我干哥只是个兵,按‘人民内部矛盾’妥善处理,毫无偏袒……”
毋东汉特意提起,村里一位嫂子临终前,特意叮嘱她武艺高强的儿子,“你汉汉叔是个好人,你嫑欺负他。”她儿子醉酒后向他说起这些话。
“老母鸡想鸡娃子了”
1972年底,毋东汉成为民办教师。30年教龄里,他先后在汤房庙小学、王莽初中任教,1996年转为编制内教师,2003年退休。
一说这些,毋东汉像甩掉了包袱一样更自然和真诚。
“我和学生的关系,就像老母鸡和鸡娃子。”毋东汉笑说,老母鸡孵蛋,从不挑剔是不是自己下的蛋。他对待学生,也是如此。
不然,他怎会取“育圃”这个饱含深意的笔名?怎会记得“滚烫的热水倒成能喝的温水,两个碗来回倒腾20下,火候刚好”?又怎敢到现在还给惦念的学生拨一通电话,把名字一喊,只等对方问啥事,再说“老母鸡想鸡娃子了,只等对方那句‘鸡娃子最近很忙,忙完这阵子,就来看望老母鸡’的承诺。”
他对学生的爱在随口说出的几个故事中更加具象。

当老师时的毋东汉指导学生
“一位同事宿舍失火,纸糊的墙壁和顶棚让火势迅速蔓延,明火四起、浓烟滚滚。屋内两个9岁左右的孩子光屁股在床上不知所措,我想都没想就冲上去,左右手各架一个冲出屋外。”毋东汉说,“后来大伙一起帮忙,把火灭了。等到第二天,我想抱起一个都力不从心。”
还有一次,毋东汉看到队里井沿旁边坐了个女娃娃,哭得撕心裂肺,他连忙上前问娃为啥哭,娃不肯说,只说家在山跟前。毋东汉二话不说,背着娃就往山跟前走,边走边问,八九里后终于到了女孩的舅家。原来,娃是为了追一个卖吃活的小贩,才越走越远。
“后来,女孩儿父母专程来送了一笼馍,还让女孩认我作‘干爸’。我一看,娃她妈就是我多年前带过的邻班的学生,赶紧说辈分不对,叫‘老师’就好!”
不少学生因他热爱语文和写作
作为毋老师,毋东汉最拿的出手的肯定还是他的课堂。
“第一次登讲台,我讲的是《西江月·六盘山》,我特意用口语化写教案,即便紧张得全程照着教案念,评课老师依然赞不绝口,甚至夸‘没见过第一次讲课就这么好的老师’。”毋东汉又说起自己用擅长的寓言故事“狗撵兔”为学生解读“革命”的意义。“狗撵上兔子,不过是吃一顿肉,可兔子被撵上,就会丢掉性命。你们读书,要是只想着吃饱穿暖,就像那只狗,只有拿出兔子的劲头,拼劲全力,胸怀大志,才能真正‘革命’,改变自己的命运。”
有感于此,他还创作了自己的第一篇寓言《狗的名字》:一只嫌弃自己没有威慑力的狗,请教老槐树爷爷改名,狼、豹子、老虎、大象、老鼠等名字,都被狗以各种理由拒绝,提议改成猫时,狗大喊“这是我的手下败将”,文章以“那你还是叫狗吧,你的名字就是最好的名字”结束。
从教30年,毋东汉“教学相长”,在与学生的朝夕相处中,他获得无数的创作灵感。

毋东汉向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展示自己的作品
“一次放学路上,我看到几位妇女围坐打麻将,完全忘记了回家给娃做饭的正事儿,随口念出一段顺口溜:叮叮叮,当当当,叮当他妈打麻将,叮当放学要吃饭,他妈泡的方便面,方便面过了期,叮当一吃就拉稀,赶紧送到卫生院,医生说是肠胃炎,想住院没得钱,他妈的赌账没还完。”
他还记得,曾牵头为学生组建柳芽、骏马、迎春、终南、蓓蕾等文学社,带学生走出教室、游览翠华山、南五台、天池寺等,让学生写游记歌颂家乡山水。又领着孩子们前往白道峪小学、砖瓦窑遗址等烈士殉难地祭奠,帮助他们了解烈士们不屈的斗争往事,以及抗日志士被敌人以“一层干柴一层人”的残忍手段烧杀的悲壮事迹,鼓励孩子们将红色故事落笔成文,传承英雄精神。在他的指导下,先后有200多名学生的作品发表或斩获各类奖项。
“也曾有人质疑说我让学生在语文上费时太多而偏科,我很想反问但没有,‘我能创办文学社,你们为何不能创办数学社、物理社……”
一生热爱孩子,创作不离儿童
与学生的朝夕相处中,毋东汉越来越发现,比起枯燥的说教,把道理编入故事更能触动孩子。他也因此踏上了儿童文学创作之路。这条路,他一走就是许多年,至今仍在不断摸索、不断精进,先后创作出《育圃寓言》《怪灵外传》等广受好评的作品。

毋东汉创作的《育圃寓言》
“我认为,儿童文学写作者必须学会蹲下来观察生活。”毋东汉说,蹲下来是从儿童的角度、眼光打量世界,并用纯真、幼稚、真诚和活泼的儿童语言来讲故事。”
他拿起吃剩的花生壳说:“在儿童看来,花生壳可以是小船,蚂蚁可以是船上的乘客。”
而那些深埋在记忆里的童年往事也始终滋养着他的创作。“小学时,我无意中冒犯了班里一位凶猛的男生的父亲。”毋东汉说,“我当时甚至觉得老师都要让他三分,也不知道人家的爸爸外号叫‘洋人’。一天课间,我拿纸卷了个假鼻子,放到鼻子上,问人家‘你看我像不像洋人’,换来了一记狠狠的耳光,我不知道原因,却担心对方放学后还要打我。索性逃了最后两节副课,又不敢回家,还要躲开路人。”
靠着一堵残墙的毋东汉,百无聊赖地用绳子拴着树上落下的果实,在墙上砸来砸去。
“这时,我看到了一只蜗牛,开始它的高度和我不相上下。”毋东汉说,“等到放学时,蜗牛已快爬到残墙顶端了。那一刻我恍然大悟:人不怕慢,就怕停。多年后,这份灵感被我写进儿童小诗《蜗牛旅游》里,还因此获得多个奖项。”
2003年退休后,毋东汉接过王莽关工委专职副主任一职,继续奔波在教育前线。

毋东汉在课间辅导学生
“牵头创办了15个关教示范村,筹建了长柞工委纪念馆,在寨沟起义遗址、石门岔、大金坪2个联络点树碑立传,目前还准备在二里村地下支部成立的雷神庙树碑。职位虽小,能干事儿就行,这些红色党史是老一辈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年轻人应该记住并代代相传。”
其实,毋东汉的一生也不难概括:笔耕不辍、育圃不止——这8个字就够了。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付启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