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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的30年里，毋东汉以“老母鸡护雏”之心呵护学生成长，以“狗撵兔”的寓言启迪学生心灵；如今退休20多年，83岁的他仍紧握着笔，甚至左右手交替书写，在文学创作里步履不停。
83岁的毋东汉
16岁时发表两首小诗
2025年12月29日上午9时30分，约定的采访时间，毋东汉执意出门迎接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一见面他就说：“我2027年还计划推出一部长篇童话。”
1959年，16岁的毋东汉还是初一学生，两首小诗《算黄算割》《麦穗个个赛高粱》便发表在报纸上。“‘处女作’的发表让我赚了5毛钱的稿费，花2毛买了10斤黄瓜请同去的同学解渴，剩3毛拿回家打煤油。”毋东汉说，至今他已写了70多年，创作发表的各类作品集超过20本。
“现在，我还坚持每天一篇（首）创作。60岁学会用电脑，现在基本都在智能手机上手写，右手食指写累了就换左手大拇指写，写完传到电脑上保存，顺便锻炼左右脑，一举两得。今年，还学会了用豆包。”
童年记忆多与地主有关
毋东汉祖籍西安市长安区中兆村，常年在王莽生活。像他在此前发表的多篇文章中所写的一样，童年的经历塑造了他的人生和创作的底色。
他如数家珍地说起往事。
土改时，他家分到2亩半地，还有地主家的1个窗格子、1个斗，他至今都记忆犹新。
再如解放初期，地主儿子上门催债时一拳砸烂家中木板桌，父亲愤而告状。“即使对方在区政府有人，这官司还是我们家赢了。”
他甚至还记得刚记事时那个明亮的夜晚。“那天我妈急急忙忙出门，对我说‘一会儿就回’，我还让她拉开门帘说要看‘明明’，可等到半夜还没见妈妈的影子。我放声大哭引来隔壁四妈。后来，在我妈的一次次讲述中，我才了解到‘那晚她和村里好些人都被强召到打麦场问话，有人手里还提根棍，挨个问有没有欠税，多亏我大声叫唤，四妈赶紧托人捎话‘家里幼子哭闹不止’，我妈才得以脱身。”
年轻时的毋东汉
他反复念叨着村里那股醇厚的人情味：比如，幼时因母亲体弱多病，他被奶奶抱着挨家挨户乞乳度日，有回讨不到时，明娃哥把自家还没完全成熟的糯稻割了，让奶奶熬成糊糊喂他续命；再如村里老人离世，大雪天抬棂的村民不退缩，草帽、肩膀都落了厚厚的雪，胡子也结了冰；雨下得再大，为坟堆加土的人也不停锨。
“这情谊超过了家属和亲戚，对我触动很大。”毋东汉说。
务农10年，博览群书
“1961年中考时，我所在的樊川中学同级250个毕业生只有8人考上高中，我也落榜了。”
回村务农的10年，毋东汉努力学习务棉、育秧、扶犁、摇耧和嫁接，还曾把番茄和洋芋、向日葵和菊姜嫁接成功，虽结果不尽如人意，却积累了宝贵的生活经验。他还绘声绘色讲起过秦岭掮扫帚、误把大蟒当树根猛砍后仓皇逃走、拉大柴过急弯从悬崖跌落等惊心动魄的事，却又称正是这段可自由支配的时光，让他得以沉下心来，博览群书。
他至今还记得一些事情：深夜在农场看管麦子，因一句“河水流得像鬼叫，让人睡不着”的抱怨，被批判为宣传封建迷信；又因结交的文友中有地主和富农成分被批为“走地富路线”；还有一篇发表的小小说，赞扬贫协组长捡到一根玉米棒不拿回家而是给农场交公，因为将年轻的贫协组长写成老汉而被批判。
毋东汉干农活
“我心想小说本就是虚构的，却不敢反驳。”毋东汉记得，当时村里主要分为“造反队”和“红卫兵”两派。
“两派都想拉我，但我不愿意卷入纷争。没想到平反时对立的两派一致同意先给我平反，入党时更是全票当选。”毋东汉说，“平反后，我被抽调到公社专案组工作。期间，有个案子涉及我干哥，不少人揣测我可能要徇私包庇，但我公事公办，该批判时批判，最终查清我干哥只是个兵，按‘人民内部矛盾’妥善处理，毫无偏袒……”
毋东汉特意提起，村里一位嫂子临终前，特意叮嘱她武艺高强的儿子，“你汉汉叔是个好人，你嫑欺负他。”她儿子醉酒后向他说起这些话。
“老母鸡想鸡娃子了”
1972年底，毋东汉成为民办教师。30年教龄里，他先后在汤房庙小学、王莽初中任教，1996年转为编制内教师，2003年退休。
一说这些，毋东汉像甩掉了包袱一样更自然和真诚。
“我和学生的关系，就像老母鸡和鸡娃子。”毋东汉笑说，老母鸡孵蛋，从不挑剔是不是自己下的蛋。他对待学生，也是如此。
不然，他怎会取“育圃”这个饱含深意的笔名？怎会记得“滚烫的热水倒成能喝的温水，两个碗来回倒腾20下，火候刚好”？又怎敢到现在还给惦念的学生拨一通电话，把名字一喊，只等对方问啥事，再说“老母鸡想鸡娃子了，只等对方那句‘鸡娃子最近很忙，忙完这阵子，就来看望老母鸡’的承诺。”
他对学生的爱在随口说出的几个故事中更加具象。
当老师时的毋东汉指导学生
“一位同事宿舍失火，纸糊的墙壁和顶棚让火势迅速蔓延，明火四起、浓烟滚滚。屋内两个9岁左右的孩子光屁股在床上不知所措，我想都没想就冲上去，左右手各架一个冲出屋外。”毋东汉说，“后来大伙一起帮忙，把火灭了。等到第二天，我想抱起一个都力不从心。”
还有一次，毋东汉看到队里井沿旁边坐了个女娃娃，哭得撕心裂肺，他连忙上前问娃为啥哭，娃不肯说，只说家在山跟前。毋东汉二话不说，背着娃就往山跟前走，边走边问，八九里后终于到了女孩的舅家。原来，娃是为了追一个卖吃活的小贩，才越走越远。
“后来，女孩儿父母专程来送了一笼馍，还让女孩认我作‘干爸’。我一看，娃她妈就是我多年前带过的邻班的学生，赶紧说辈分不对，叫‘老师’就好！”
不少学生因他热爱语文和写作
作为毋老师，毋东汉最拿的出手的肯定还是他的课堂。
“第一次登讲台，我讲的是《西江月·六盘山》，我特意用口语化写教案，即便紧张得全程照着教案念，评课老师依然赞不绝口，甚至夸‘没见过第一次讲课就这么好的老师’。”毋东汉又说起自己用擅长的寓言故事“狗撵兔”为学生解读“革命”的意义。“狗撵上兔子，不过是吃一顿肉，可兔子被撵上，就会丢掉性命。你们读书，要是只想着吃饱穿暖，就像那只狗，只有拿出兔子的劲头，拼劲全力，胸怀大志，才能真正‘革命’，改变自己的命运。”
有感于此，他还创作了自己的第一篇寓言《狗的名字》：一只嫌弃自己没有威慑力的狗，请教老槐树爷爷改名，狼、豹子、老虎、大象、老鼠等名字，都被狗以各种理由拒绝，提议改成猫时，狗大喊“这是我的手下败将”，文章以“那你还是叫狗吧，你的名字就是最好的名字”结束。
从教30年，毋东汉“教学相长”，在与学生的朝夕相处中，他获得无数的创作灵感。
毋东汉向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展示自己的作品
“一次放学路上，我看到几位妇女围坐打麻将，完全忘记了回家给娃做饭的正事儿，随口念出一段顺口溜：叮叮叮，当当当，叮当他妈打麻将，叮当放学要吃饭，他妈泡的方便面，方便面过了期，叮当一吃就拉稀，赶紧送到卫生院，医生说是肠胃炎，想住院没得钱，他妈的赌账没还完。”
他还记得，曾牵头为学生组建柳芽、骏马、迎春、终南、蓓蕾等文学社，带学生走出教室、游览翠华山、南五台、天池寺等，让学生写游记歌颂家乡山水。又领着孩子们前往白道峪小学、砖瓦窑遗址等烈士殉难地祭奠，帮助他们了解烈士们不屈的斗争往事，以及抗日志士被敌人以“一层干柴一层人”的残忍手段烧杀的悲壮事迹，鼓励孩子们将红色故事落笔成文，传承英雄精神。在他的指导下，先后有200多名学生的作品发表或斩获各类奖项。
“也曾有人质疑说我让学生在语文上费时太多而偏科，我很想反问但没有，‘我能创办文学社，你们为何不能创办数学社、物理社……”
一生热爱孩子，创作不离儿童
与学生的朝夕相处中，毋东汉越来越发现，比起枯燥的说教，把道理编入故事更能触动孩子。他也因此踏上了儿童文学创作之路。这条路，他一走就是许多年，至今仍在不断摸索、不断精进，先后创作出《育圃寓言》《怪灵外传》等广受好评的作品。
毋东汉创作的《育圃寓言》
“我认为，儿童文学写作者必须学会蹲下来观察生活。”毋东汉说，蹲下来是从儿童的角度、眼光打量世界，并用纯真、幼稚、真诚和活泼的儿童语言来讲故事。”
他拿起吃剩的花生壳说：“在儿童看来，花生壳可以是小船，蚂蚁可以是船上的乘客。”
而那些深埋在记忆里的童年往事也始终滋养着他的创作。“小学时，我无意中冒犯了班里一位凶猛的男生的父亲。”毋东汉说，“我当时甚至觉得老师都要让他三分，也不知道人家的爸爸外号叫‘洋人’。一天课间，我拿纸卷了个假鼻子，放到鼻子上，问人家‘你看我像不像洋人’，换来了一记狠狠的耳光，我不知道原因，却担心对方放学后还要打我。索性逃了最后两节副课，又不敢回家，还要躲开路人。”
靠着一堵残墙的毋东汉，百无聊赖地用绳子拴着树上落下的果实，在墙上砸来砸去。
“这时，我看到了一只蜗牛，开始它的高度和我不相上下。”毋东汉说，“等到放学时，蜗牛已快爬到残墙顶端了。那一刻我恍然大悟：人不怕慢，就怕停。多年后，这份灵感被我写进儿童小诗《蜗牛旅游》里，还因此获得多个奖项。”
2003年退休后，毋东汉接过王莽关工委专职副主任一职，继续奔波在教育前线。
毋东汉在课间辅导学生
“牵头创办了15个关教示范村，筹建了长柞工委纪念馆，在寨沟起义遗址、石门岔、大金坪2个联络点树碑立传，目前还准备在二里村地下支部成立的雷神庙树碑。职位虽小，能干事儿就行，这些红色党史是老一辈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年轻人应该记住并代代相传。”
其实，毋东汉的一生也不难概括：笔耕不辍、育圃不止——这8个字就够了。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付启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