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任孚先研究之六
做帮手,助力大刀淬刀锋
李 皓


郭澄清与他的《大刀记》
在二十世纪山东文学的发展坐标上,任孚先与郭澄清的相交相知,是一段浸润着文人风骨与同志温情的佳话。郭澄清以一部《大刀记》蜚声文坛,成为七十年代家喻户晓的著名作家;任孚先则以研究者的深邃、推动者的热忱,成为郭澄清创作之路上的重要帮手,为这柄文学“大刀”淬炼锋芒倾注心力。这段跨越二十余年的情谊,不仅贯穿了郭澄清的后半生,更在山东文学的沃土上,浇灌出累累硕果。
作为郭澄清创作之路上的助力者与推动者,任孚先的作用贯穿《大刀记》从构思到落地的全过程。1969年,郭澄清身处样
1975年,《大刀记》正式发表,这部凝聚着郭澄清心血的作品,能够顺利与读者见面,任孚先功不可没。他深知一部作品从手稿到出版的艰辛,为此,《大刀记》甫一问世,任孚先以评论家的身份,自告奋勇地为《大刀记》的传播摇旗呐喊。他以多个笔名,在《光明日报》《大众日报》等权威报刊发表评论文章,深入剖析作品的思想内涵与艺术价值,让更多人读懂这部作品背后的家国情怀与时代精神。在那个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任孚先的评论,如同为《大刀记》插上了翅膀,让这部作品的影响力愈发深远。及至八十年代,郭澄清笔耕不辍,创作出《麦苗返青》《龙潭记》等新作,任孚先依旧不遗余力地为其鼓与呼,用文字为友人的创作之路保驾护航。
鲜为人知的是,任孚先还是《大刀记》电影剧本创作组的主要成员。他凭借对原作的深刻理解,为剧本的改编倾注大量心血,从人物台词的打磨到场景转换的设计,都留下了他的智慧印记。然而,出于身份的考量,他主动让出了署名权,将这份功劳默默归于他人。这种“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胸襟,正是文人风骨的最佳写照,也让这段文学情谊愈发显得纯粹而厚重。
如果说创作上的鼎力相助,是任孚先作为“帮手”的责任担当,那么生活中的关怀备至,则是这段情谊最温暖的底色。郭澄清一生数度与病魔抗争,两次病危住进千佛山医院,任孚先皆是第一时间赶赴病房,陪伴左右。1976年,郭澄清在家乡突发病危昏迷,时任山东省文化局创作办公室副主任的任孚先,心急如焚,第一时间参与到救援协调工作中,为挽救郭澄清的生命奔走呼号。1989年8月10日,噩耗再次传来,郭澄清在千佛山医院病危,任孚先接到电话后,立刻联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冯德英与秘书长桑恒昌,三人半小时内便赶赴病房,只为见友人最后一面。郭澄清逝世后,任孚先悲痛万分,亲自出席了为其举办的高规格追悼会,那份溢于言表的难过,是失去挚友的切肤之痛,也是这段情谊的深情见证。
任孚先与郭澄清的情谊,从未囿于两人的小世界,而是延伸至山东文学发展的广阔天地。他们携手并进,共同促成了山东省委对郭澄清的重用,助力其担任山东省文艺领导小组副组长,任孚先则身居山东省文化局创作办公室副主任之职,二人并肩作战,为山东文学的复苏与繁荣殚精竭虑。在那个百废待兴的特殊时期,他们深知文学人才的珍贵,于是奔走呼吁,为文学前辈们排忧解难:恢复刘知侠的党员身份和工资,让这位创作了《铁道游击队》的作家重拾创作信心;安排王希坚、董均伦的工作,为他们搭建起安心创作的平台。与此同时,他们也将目光投向文学新人,悉心培养王凤胜、许晨等青年作家,为山东文学注入新鲜血液。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下,《大刀记》《闪闪的红星》等一批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作品得以创作出版,为山东文学的发展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回望这段跨越二十余年的情谊,任孚先始终扮演着“帮手”的角色,他不求名利,不计得失,以研究者的严谨、推动者的热忱、挚友的温情,为郭澄清的创作之路披荆斩棘,也为山东文学的建设添砖加瓦。他与郭澄清的故事,是文人相亲的典范,更是一段关于坚守与奉献的时代缩影。岁月流转,《大刀记》的故事依旧在被人们传诵,而任孚先与郭澄清的这段文学情谊,也如同淬过火的刀锋,在时光的打磨下,愈发闪耀着动人的光芒。

本文作者李皓与郭澄清之子郭洪志(左)
作者简介:
李皓,笔名浩泉,在济南工作、定居的青岛平度人。中共党员,退休党报新闻工作者。原任莱芜日报社编辑部主任、济南日报社高级编辑,现为莱芜区散文学会副会长、济南市吴伯箫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写作学会莱芜写作中心副主任,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写作学会常务理事、济南市作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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