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邮电大楼
前几日不经意间在手机上看到一条信息。画面上一群身着工装的男女青年在搬运设备时，一个个兴高采烈地做着各种手势，标题是我们搬家了。他们所讲的家就是贵阳市民人人皆知的贵阳电信综合大楼，一时间我思绪万千，难以平静。作为一位年近八旬久居贵阳老人，邮电大楼已融入我大半生的记忆中，难以忘怀。虽然在清朝现代邮政已传到贵阳，到民国时期也有长足的发展，但实质上的飞跃却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而邮电大楼就是见证历史的标志物。当年几十辆邮车每天从这里开出分赴省内外的盛况，市民排队填单子，等候叫号接长途电话的场景，永远地消逝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大浪潮之中。更令人难忘的是在激情满怀而又动荡的岁月中，邮电大楼像一个无声的巨人，默默地见证了那段不寻常的历史过程。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之故，邮电大楼前宽大笔直的遵义路尽头与邮电大楼遥遥相望的是火车站，而楼前至新路口段，曾一度成为贵阳集会的广场。主席台就设在大楼前的广场上，身后是一幅毛主席视察三门峡时，身穿长大衣的巨幅画像。这里随着社会形态及世界风云的变化，上演过名目繁多的集会和游行示威。既有涉及美国的，也有涉及苏修的，更多的却是国内政治风云中，上至走资派下至现行反革命的游行和集会。
而于我而言，邮电大楼却与我有着别样的情怀。虽然我1962年才从黔东南的镇远回到故乡贵阳，但我就读的贵阳三中与邮电大楼近在咫尺。因我家往东门，每天上学放学，无论从哪条路上学回家都得从大楼前经过，零距离接触达三年之久。更巧的是1964年初中毕业，我由于历史的原因中断了求学之路。当时家庭生活窘迫之下，在四处求职无门后，竟然鬼使神差地混进了建工部（国家建委前身）下属的四局一公司当了一名砖工学徒。而四局一公司正是1958年承建邮电大楼的施工单位。所以闲暇时也常听到师父们讲到修建邮电大楼的往事，同时也了解该公司如何南下支援贵州建设的由来。
现在回顾历史，才知道1958年中央将一大批工矿企业整体搬迁贵州，不仅仅是支援贵州工业的发展那么简单，应视为三线建设战略大布局的前奏。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新址厂房宿舍的基建队伍无疑就是这战略行动的先行官。所不同的是大多数内迁厂矿几乎都是同时进行。据我所知，内迁的工矿企业中来自上海的数量最多。涉及橡胶、光学仪器、食品加工、糖果及制革的单位近二十家之多。而我所在的四局一公司则是成立于1953年，是一支技术精湛、组织严密、勇于担当的队伍。它的基干力量从技术层面上而言，是以旧的营造厂老板及技工为基础，经过学习和整编，并加强党组织领导而建立的队伍。客观地讲，相对于贵州而言，中南地区的建筑水平比贵州要高一些。何况它们的组织体系也走在贵州的前面，它们能在贵州大展拳脚也在情理之中。历史证明当年的建工部，现在的国家建委，中建四局都是贵州建筑业的一张永不褪色的名片。
1958年动工，1960年完工的邮电大楼由于时局的变化，施工后期不仅生活条件出现问题。在国家调整经济、压缩城市人口的政策下，1958年大招工十余万来自农村城镇的工人又全部下放回到了各自的家乡。工程施工所面临的问题难以想象。但作为重点工程，无论政府或施工单位都克服了艰难困苦，于1960年邮电大楼竣工，1961年投入使用。
转战千里支援贵州建设的建工四局，虽然向贵州人展示了自己不俗的实力和素质。但随后几年却处于低谷阶段，到1964年国民经济复苏之后，各行各业才招兵买马、重整旗鼓投入到社会主义的建设的高潮之中。具体到四局一公司也就是在这一年，在贵阳招了第一批工人。其中除中工之外，还招了以家属子弟为主，贵阳十六年岁以上的小青年当学徒工。我就是其中之一。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一批学徒很快成为各工种的骨干力量。乃至于多年后大家喝酒闲谈时，都戏称自己为“黄埔一期”自诩。
根据我收集的资料和从网上发布的信息中，我了解中建四局在三线建设中主要作出了以下贡献：
一、国防科技工业基地的建设
061基地：参与贵州遵义地区、火箭、导弹、研究设计，生产基地的建设，包括多个工厂和科研单位的施工为航天工业发展奠定基础。
083基地项目负责凯里都匀等地电子设备，电子工业基地及电子设备制作科研单位等项目，助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的形成。
011基地：承担贵州安顺地区（当时的安顺地区包括息烽、修文两县）歼击机工厂及相关航空工业设施分厂的建设，推动航空工业在贵州的发展。
二、能源与工业项目，参与了贵州水泥厂一期和二期的建设，为贵州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提供了材料保障。
三、基地建设、参与川黔、贵昆、湘黔等干线的基地建设。
四、油库建设，承建了二七六油库，一五八油库的建设、保障能源储备和战备需要。
前不久我写了一篇《一个三线建设“小兵”的回忆》文章，被朋友转发到了“都市头条”，好评如潮。作为一位三线建设的参与者，我深感自豪，同时也对培养我的四局一公司深怀感谢之情。文章中详尽的讲述我参加了位于修文扎佐地区的兴红模具厂、万江机电厂、四一八库及位于莲莱的158油库的建设工程，另一座油库位于息烽养龙司天台地区也是由一公司所建的。同在息烽城边大山沟的拖拉机电机厂。虽属八机部（农业工业部）但也是我所在一公司二处所建，网上提到贵阳的农机工具厂，但没有提到位于牛栏关的大型物资仓库，更没有提到后来建成的贵阳地标建筑、贵阳电视塔等建筑。
未到贵州之前，四局一公司在江西南昌修建了新中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为自产飞机飞向祖国的蓝天作出了贡献。更值得一提的是在1956年2月17日，毛主席发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吸虫病”的战斗口号之后，该公司义无反顾地积极响应号召战斗在一线。1958年公司已南下转战贵州，也就是这一年日理万机的毛主席喜闻血吸虫病得以控制时，欣喜之下写下了著名的诗词“送瘟神”的诗词。同时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支曾参加过这次重大行动的建筑大军。在贵阳当地政府的关怀下，将有关人员送到医院进行全面的复查，需要治疗的少数人在住院治疗期间供给营养餐。但后来我听到参加复查的人中，讲得最多的却是肛检时如何难受的趣事。
四局一公司进入贵阳后一面在大营坡建宿舍区，一面投入到火热的大跃进中的建设之中。强者之所以强，源于它内在强大，一出手不经意间在为自己所建宿舍项目中就获得了当年全省的设计奖。沿着山坡地修建的一排排两层小楼房结构虽简单，但却有着它与众不同的亮点。每幢两户楼上楼下，楼上的从后面进户，前面看是二楼后面看却是一楼。而且厨房设计独特之处在于楼上的要下到一层，楼下的则上到二层。此设计既利用了地形，又大量减少了土方的开挖量。现在兴许还有一两幢留了下来。但对实力强大的四局一公司而言这却是不值一提的花絮而已。真正使它名扬山城的却是邮电大楼的修建。资料显示大楼的设计是由建工厅设计院负责。当时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在建筑设计上也不例外。大体上都沿袭苏式建筑简洁、方正、庄重、大气的风格，与之遥遥相望的火车站的设计也如出一辙。建筑面积13815.35㎡，建筑投资246.04万元，主楼高43米、9层，两侧为六层、两翼向后收敛呈双臂状，总体视觉呈向上腾飞状，底层还建有一层地下室。结构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此楼于1960年完工，1961年投入使用，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内以其高度和建筑面积，保持全省第一达三十年之久，直到被贵州饭店取代。而改革开放后大搞城市现代化建筑，高层建筑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直插蓝天。据大数据，全国200米以上高楼数量的排列，贵阳跻身前十。虽排名靠后但比首都北京还多17座（贵阳43座，北京26座）。据统计，现今贵阳的十大高楼中，最高的是贵阳文化广场大厦（在建）521米，排在第十位的邮电大楼相邻的凯宾斯基大酒店228米，仅高度而言是邮电大楼的五倍多。然而邮电大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建设的贵阳十大建筑之首，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的一座标志性的建筑。现在从形体上虽不能与高楼新贵们比肩，但它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文物价值，新贵们也难以望其项背。它不仅是城市建筑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是几十万响应祖国号召，搬迁到贵州的工矿企业及建筑单位，为贵州的工业发展，社会进步辛勤付出的精神象征时代的丰碑。
遗憾的是十大建筑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建设的大潮中大都在劫难逃，火车站几度改建易容，汽车站被拆除、省博物馆已被改建为省美术馆。新馆迁到金阳与省图书馆B区为邻。老态龙钟亟待装修，曾为达官贵人服务的金桥饭店是贵阳第一座安装客用电梯，铺红地毯的饭店。沿喷水池一圈的四大建筑全被新楼取代。当年流行一时的“贵阳十大建筑明信片”喷水池却是最抢眼的景致。一座城市的建设中无论建了多少高楼，配置了多少现代化的设施，如果忽略了精神文化艺术的内涵是不可取的。珍惜它就是维护我们的精神家园最好的方式，从人文角度而言，它是当时人们辛劳付出的结晶。其中还有大批被人们遗忘的无名英雄。
其实现在回顾历史。1958年大规模动迁厂矿到贵州，似乎应是日后“三线建筑”战略决策的前奏。只不过在某些环节出了问题所致，才延迟了几年。在热火朝天大搞工业建设的岁月里，大量农村乡镇青年响应号召进城，成为建设者中的一员。据资料统计，贵阳一下猛增加了近十余万人。可时代弄人，一年多后调控经济压缩城镇人口，在一刀切的政策下，他（她）们又响应号召“哪里来哪里去”，回到了农村重操旧业。这一群体无论他们贡献大小、时间、长短都应在历史上有所记载因为他们不仅付出了劳动，还承受了为国分忧的担当与无奈。凡事都有例外，我一位在工会工作多年的朋友写了一篇《历史不会忘记功臣——寻访贵阳砂石厂五十年代全国劳模丘昌珍纪实》。（概况：一个农村姑娘进城当工人，工作突出当选为全国劳模， 上北京见到了毛主席，一年后回到农村，四十四年后才为人知……她固然算幸运的，但那些默默付出的大多数又有谁提及呢？）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经济考量问题，1955年建楼投资246.04万元，大家搜索一下相关信息，抛开当时的综合因素直观的比较得知，现在的一万元相当于1972年的20-30元，相当于1955年仅0.5元。246.04万元相当于现在的几百个亿。在贵州经济滞后于全国的情况下，如果处置和利用该大楼，则是一个事关全省经济和历史传承的重大决策。以现在是施工成本核算，如果大楼拆除的话，拆除、运输、处置废料，也将是一笔天文数字。
话说回来，1958年参加贵州建筑的先辈们健在的都在八旬以上了。他们这一代人是建筑贵州的功臣，是献了青春献子孙的新一代贵州人，以历史进程分类：大体上，一是从1949年11月15日，由苏振华，杨勇率领的二野五兵团解放贵州后的新政，带领全省人民建设新贵卅的阶段；二是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与成果；三是三线建设时期的贵州的建设及重大意义；四是改革开放后贵州建设与发展的现状；五是远景规划中的贵州。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另：至今官方没有明确该楼的处置方案，风传此楼地基下沉，不知是真是假？我也算多少知道一些建筑常识。1958年该楼的结构采用就是现在建高楼所用的钢筋砼结构。这种结构的特点是整体性强，一座仅9层的大楼，就是有些下沉也不是不能处理。这种理由缺乏说服力。除非另有所图。
《姚华与万勉之》
大体而言，他们都是在清末赴日留学时结下的情缘。只不过姚华是1904年由进士馆出资赴日留学的。而我伯伯则是1905年由贵州巡抚林绍年在“贵州大学”钦点的8名留学生之一。
而在日本弘文学院补习普通学科学习日语时，我伯伯与云南的学子周钟岳，孙光庭，刘钟华等人结下异国情缘，待弘文学院毕业后，根据考试成绩与清政府对人才的需要，升入高一级的大学深造。我伯父与孙光庭二人同时考取东京帝国大学，再度共尽同窗之谊。我伯伯与云南的学子在日本弘文学院学习的主要目的是补习日语，学习也存在选择专业的导向作用。毕竟各个学科都有自己的专业术语。而自费生则不受此约束，选科转科随心所欲。伯父在自传中谈到一个问题，我至今也没想明白，写此文也望有知情者赐教。“考入农科改为官费生，月领日币四十五元”。这钱是大学给的还是清政府给的？我一直没弄明白。如果弘文学院都是自费就读的话，就当时的家庭经济能力而言，万家是没有这个实力的，以至于刚入大学第二年，我的二伯父（清末武备学堂毕业），不幸病殒于独山哨长任上。在此情况之下，他为缓解家庭经济拮据之故，每月用度力事节省，稍有积蓄即托平少皇（平刚）马悦川诸君转拨家用，所以我曾在文章中说，伯父不仅是一位淡泊名利的学者，而且还是一位有家庭责任感的仁者。作为长兄，他对父母弟妹儿女的关爱情深义重。姚华比伯父早一年（1904年）赴日留学，于1907年归国。
伯父于1905年赴日留学1910年才学成归国，这是他们在日本留学时已成为好友的原因。我伯父回国后，不仅寓居在城南莲花寺的姚华家中，而且我的爷爷奶奶带着我时值芳龄的五姑妈万佩兰也一直住在姚华家中，于是又才有了姚家、文家、万家的故事，直至伯父在西城区大七条建筑一座集住家与种植为一体的新居时才有了自己的住所。父亲1925年南下报考黄埔军校时，所留的地址就是北京西城区大七条万园收。在清末民初姚华在京城文化界、文艺界的名声可谓是如日中天。他在书画、诗词、曲艺众多领域中游刃有余，不经意间在鸡蛋壳上画京剧脸谱，也得到梅兰芳、程砚秋等京剧大家的追捧。他点石成金最具代表性的则是他将唐宋以来传统的拓片艺术与他独创的“颖”融为一体，各取神韵，使作品不仅具有立体感而且更传神，另外在资料收集与保护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大到碑石小到瓦当可以任意放大缩小如照片一般。给人以雄奇、逼真、清雅、新颖的艺术享受。哪怕物件因年代久远等因素所出现的表面变化，也能给人们一种近似原物又胜似原物的艺术享受。其艺术魅力来源于它特殊的制作工艺。我虽不是文人更不善书法，但大体也知道“拓”的操作过程。我在40余年前旅行结婚时，母亲一手安排了旅行线路。先到成都再到西安，随之到北京然后经上海返筑。到成都和上海是代母亲去拜见她大夏大学时同学好友叶慧英夫妇。她夫妇都在位于杜甫草堂不远的华西村“财经学院”任教。二位老师皆是母亲的同学，盛情接待不说，还将铺有虎皮的卧室让我们住。我们到西安则是去拜望我同父异母的大哥一家子。也就是在西安时参观碑林时，我看到了印象深刻终生难忘不到二十秒钟的惊人绝技。我在碑林中漫步仅是看个热闹。但我突然见一位中年男子，变魔术般的掏出一张纸覆盖在石碑上，左手压着纸，右手用一个纱布状包成布包，迅速地在碑面上拍打不止，完事后迅速悄然离去。看来他是常客老手，不仅技术娴熟，而且也全不把外地游客当回事。而四十年后，也就是今年年初，外公埋在王氏家墓园的坟面临拆迁时，我珍视墓碑上的书法，在请不到人之时，我也买了工具准备自己动手去将字拓下来以作纪念。因为外婆的王氏家族人才辈出，其中以书法著名之人不在少数。据家谱记载外婆与王蔬农、王仲肃是一母所生，虽无法考证碑文为何人所写，但我相信在当时没有哪一个外人能插手其间。说起来轻巧做起来却是另一回事。当我同表弟兴致勃勃的忙了半天，揭纸时却不能整张揭下。据内行人说贴纸应用一种中药白及熬成糊状，选天气晴朗气温高动手最相宜。因天气热，白及水会自然失去粘力。而我自作聪明用乳胶替代，失败也在所难免。或许也是天意使然，经我不懈地努力下。外公及两个外婆和我母亲的四座坟墓得以保留，拓碑之事也算不上什么遗憾了。我们到北京是去拜见伯伯家儿女们，到上海则是去拜访母亲的好友，住在当年法租界衡山路一栋老式楼房中的赵琼华老师。仅四层的楼房却装有电梯。而且还有人专门负责不说，还兼保安工作对来客盘向认真无比。在她家我看到了她先生的遗像，而且也姓蓝，而他可是当年以做棉线著名的蓝棉线的后人。蓝先生戴着眼镜永远儒雅地看向前方。回到正题上来讲了拓、现该讲“颖”的产生和应用。从字义上讲“颖”就是笔尖，也就是说用笔尖画、抹、点、拓出来的画就叫颖拓。制作者需精通诗、书、画、印，所以历史将此创举由姚华来铸就而成也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姚华不仅精书画而且还是著名的金石篆刻家。但“颖拓”因制作费时，难度大，世上作品少之又少。更何况姚华制作“颖拓”时大都是四十岁之前身强力壮之时，晚年左臂有疾更力不从心。所以现今无论谁拥有一方姚华的颖拓作品，其价值可就难以估量了，据资料显示现今仅南昌黄氏后人为全国最具代表性的颖拓世家。他先祖是北宋著名的诗人、词人、书法家、江西诗派的始祖黄庭坚。但他家的“颖拓”却说是源自齐白石。而当年姚华、陈师曾、齐白石皆是画坛名家，而齐白石还是陈师曾的弟子，具体传承关系就不好妄加评议了。现掌门人叫黄宾辉，有兴趣者可搜索南昌黄宾辉就可知详情。云南李杰森先生所写的文章叫“草木滋多识己疏——姚华为植物花卉学家万勉之题辞。”文章起始就无限感慨的写道：姚华的女婿邓见宽编著的《姚华诗选》中，姚华与当时名流的诗作大都表现为题画诗及刻碑古迹诗及古印玺之类。而为自然科学书籍，特别是一部科技专著《花卉园艺学》书题跋的实为罕见。这首诗是作者在研究姚华为铜墨盒画稿《葵园》时发现的：“千年诗教了无余，草木滋多识已疏。若向陆（玑）稽（含）数别子（皇上），灌园何意得君书。”落款：勉之治花卉园艺学书见示，题二十八归之，甲子六日八日篆猗室，早窗遇雨书。姚华茫父押三枚印章：千年右侧押“甲子”印和“宪孝子孙”两方印，以硬毫枯笔书写，不囿一格，十分随意，大有书铜艺术的韵味。该题跋写于（1924年）六月八日。篆猗室就是书房，窗外并下着雨可见用情之深。全诗仅二十八个字，把清末民初重文轻理之风的忧虑与愤慨，以及对书的学术价值都作了高度概括，甚至以古代著名的植物学著作相提并论。这种思想境界艺术造诣只有姚华才能达到。本文作者则称《花卉园艺学》为一本精彩而有趣的书，因为全书融艺术与科学为一体，不仅插图精美，而且全书用小字毛笔书法书写，美不胜收。可惜我能见到的仅一张黄蜀葵的画稿。全书为竖排大十六开线装本署名万勉之识。但据我所知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古籍部有此书藏本，但不曾面世。
我伯父在出书时，首先想昔日贵州大学校长，赴日留学的领队周恭寿，请他为书提词。周校长欣然写五言一首;新著群芳谱，生生道不穷。得心传老圃，应手夺天工。草木名多识，荣枯性可通。园成趣日，方见此书功。前文已交代“草木滋多识己疏——姚华为植物花卉学家万勉之题辞。”作者是云南学者，他爱人的祖父就是当年留学日本的刘钟华。而刘钟华也非等闲之人，在日本留学期间，云南学子为解乡愁，由刘钟华主编办了多期《滇话》杂志。庆幸的是老北大藏书楼竟然有收藏。他得以复制实属幸事一桩。伯父在出书之时也未忘记当年同读大学的好友孙光庭，也不远千里地请他为书题辞。（孙光庭简介：他被人称为清末云南风华绝代人物，他曾任过清朝内阁中书，曲阳书院山长，留日学生监督，云南民政司副司长，云南图书馆馆长、云南首任博物馆馆长等职）另外我看到一位学者另样地评价我的伯父万勉之。称他将西方园艺科学方法，结合中国传统农学智慧，形成独特的跨学科研究的框架，为现代园艺学发展奠定基础。相对而言我觉得比什么说伯父是现代植物学的奠基人之一，更精准一些。作为云南人他除讲姚华在书画界的领导地位之外，也谈到李根源，周宗岳等在云南辛亥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影响和地位，进而提到这一批始终是民国书画界台柱的留日学者。他们偶尔留下的一个铜墨盒，都能在欣赏把玩之余引发出无尽的遐想和情思，进而走近他们那远逝的时年，感受他们的人生情怀。他将这批人定位为“既是清朝腐败制度的见证者，也是腐败制度的推翻者。”而我早年给康老师闲聊时说得更直白，拿清政府的钱留学，却干反清政府的事，历史有时真的很有趣啊。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