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村古寨的惦念

忆发小老大

     导语： 一碗糖精水，甜透了半个世纪；一墙之隔的情分，从童年绵延至中年。他是我的发小，是十里八乡与厂矿单位人人敬称的“老大”，也是一道刻进我生命年轮里的、永不消散的念想。

    晨露滴落在吴村古寨（现普照寺景区）的青石板上，我总会想起我的发小老大。想起他递来的那碗糖精水，那甜，漫过了半个世纪的光阴，也漫过他离去后的所有日子。2021年7月24日，永别了，我的老伙计。

     槐叶上的露珠滚落，顺着虬枝，簌簌作响。这景致，总轻易勾起心底最深的惦念——那碗水的滋味，初涩，而后回甘，仿佛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漫过半个多世纪，漫过他已缺席的这些年。

      缘，是刻在骨子里的。我（小名民娃）与印印同年同月生，他只早我一日：农历七月二十九是他的生日，我是八月初一，仿佛多沾了几分盛夏未完的余温。1975年，两家同迁至北门外，成了一墙之隔的邻居。这份亲近，像命里早早排布好的局。

      同寨，同校，课桌挨着课桌，童年便严丝合缝地叠在了一起。寨墙根下的追逐，打麦场里的嬉闹，老槐树荫里的清凉，田埂上割草挣工分的身影，还有普照寺青砖黛瓦间那些稚气的脚印——这是我们共有的、完完整整的少年时光。那时，寺庙是生产队的仓库，秋后，雪白的棉花堆满佛殿。我们随大人去交棉，一头扎进棉垛里打滚，沾得满身松软的白；跑出来，又在殿前空地上捉迷藏、顶拐拐、打尖牛、滚铁环，笑声绕着古老的飞檐斗拱，盖过了大人们的吆喝。春天挖野菜、逮螃蟹，夏天跳涝池、摸鱼虾，秋天捡豆荚、挖红薯，冬天围炉烤馍、写作业……我们形影不离，情同手足。

      稍大些，常一同去割草。老大力气大，割得又快又干净，草捆总比我的大而沉。可他从不先走，总是先弯下腰，将我的草捆扎实地扛上他的肩，系紧绳，扶稳了，再扛起自己那一捆，然后扭头冲我憨厚一笑：“多挣工分，就能多分点粮。”说罢便大步前行，只是偶尔回头，看看我是否跟上。

      无论是在生产队劳作，还是在自家自留地忙活，老大总把我的事当成他自己的。收麦时节，他在打麦场上挥镰扬锨，干得虎虎生风，眼神却总不时瞥向我，见我吃力便伸手搭一把；分粮后，我挪不动那沉甸甸的麻袋，他弯腰一托，帮我稳稳扛上肩，自己再扛起更重的一袋，从麦场一路送到我家晒台，汗水湿透衫子，也不吭一声。自留地收粮上晒台，那木梯陡，我扛不上去，他就先扛我的，再扛自家的，来回几趟，不喘不晕，只咧咧嘴：“我劲足，扛得住。”

        我们的情谊，在尘土飞扬的跑道上愈发深厚。初中一同进了田径队，我跑一百、二百米，他跑四百、八百米，还练手榴弹；高中又双双入选校队，我拓展到中长跑，他凭着一身力气，主攻一千五百、三千米，兼投铅球。那三年，县里春秋两季中学生运动会的榜单上，总少不了我俩的名字。发令枪响，他如离弦之箭冲出，我在其后奋力追赶，眼里只有他跃动的背影；投掷场上，他臂膀一扬，器械呼啸着划破长空，远远落下，激起看台一片喝彩。那股少年的热血与豪情，至今想来，胸膛里仍隐隐发烫。

      七十年代的韩城，处处是建设的热潮。在西韩铁路、盘河水库的工地上，我们是最默契的搭档。修铁路，一起打石子、抬石子，钢钎铁锤磨得手掌起泡，他却抡得更猛、砸得更准；抬筐上坡，扁担压得肩头生疼，他总悄悄把绳头往自己那头挪，肩膀红肿了也只是憨憨一笑。修水库，陡坡上拉架子车，他把稳车把带我稳稳冲下；平地运料，一人在前拉，一人在后掀，脚步永远踏在同一个节拍上。

     一2 000年，兄弟们各自成家立业，划了新的宅基地。巧的是，两块地都落在了古寨东城墙之下——我们仍旧是一墙之隔的邻居。这份从小到大未曾断过的亲近，连老天爷都格外眷顾。

      老大生得虎头虎脑，浓眉大眼，一米八五的个头，配上一双厚实粗糙的大手，往青砖黛瓦间一站，自有一股沉稳踏实的气场。他力气大——孩子们打架闹腾，他一伸手就能拉开；谁家收麦缺了人手，他二话不说就去帮忙扛粮；老寨门的门轴锈死了，他硬是扛着厚重的门板换了新的。他心肠更热——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他总是冲在最前头张罗。他当总管，安排调度；我在礼房，记账应酬。两人配合起来，格外顺畅妥帖。寨里老人常说：“有老大当总管，民娃在礼房，这事就算妥了。”

      “老大”这称呼，起初是他在家兄妹中的排行，后来却成了人人打心底里敬出来的名号——从吴村古寨，到十里八乡，再到工厂单位，无论长幼，见了他都唤一声“老大”。这声称呼，无关辈分，只关乎他那份待人至真、做事至稳的厚重品格。他把别人的难处当作自己的，把“担当”二字，无声地刻进了骨子里。乡邻同事有事相托，他从未有半分推辞。这声“老大”，是信赖，是敬重，是岁月深处沉淀下的、最质朴的情分。

       宽厚，是他生命的底色。烤红薯，先掰一大半给我；粗粮馍馍，匀一口到我手中；过年发了水果糖，他攥着自己那份，跑遍寨子寻我同享。记忆里最鲜活的，是某个夏日午后：放学后我钻进他家老院，丝瓜藤正顺着晾衣绳蜿蜒向上。他拿起那只缺了口的粗瓷碗，捏一小撮糖精，兑入清冽的井水中搅匀，递到我手里。我们并排坐在门槛上，小口喝着，漫无边际地闲话，听蝉鸣一阵紧似一阵，看阳光从叶缝间漏下，碎金子般晃眼。那碗糖精水，成了贫瘠岁月里最奢侈的甜，也成为我关于发小老大最生动、最温暖的念想。

       有一回，我上树摘柿子，滑下来磕破了膝盖，坐在地上直哭。老大二话不说，背起我就往大队部跑，去找赤脚医生。他的脊背宽阔而结实，我趴在上面，听见他咚咚的心跳，闻到他衣衫间淡淡的、阳光与麦秸的气息，竟忘了疼痛。包扎时，他端来一碗糖精水：“喝了，补力气。下次，我护着你。”那水，涩中裹着暖意，是发小之间最直白、最坚实的守护。

      上学时，老大虽只年长我一天，却总像个兄长般护着我。有人欺负我，他立刻挺身挡在我前面；我功课跟不上，他就陪我在如豆的煤油灯下，一笔一画，耐心教我演算。

       1975年秋，我们高中毕业，各自奔赴前程，却未曾真正远离。我先当了矿工，后又参军远赴内蒙古，成为涉核部队的一员；老大则接班进入企业，因为个头高、力气大，被调入保卫科工作。1984年，我转业回乡，穿上了警服；一个守护一方平安，一个护卫厂区周全。我们仍常常凑在一起，聊案件侦查，谈安全防范，那份发小之间独有的默契，从未因身份角色的转换而有丝毫褪色。

      岁月潺潺，我们步入中年。虽都在单位有了公职，却依然选择住在生于斯、长于斯的村里。农忙时节，相互搭把手；村里的红白喜事，依旧是他当总管，我在礼房；遇上修路植树之类的公益劳动，我们也总是一同出力。偶尔，我们还会坐在那棵老槐树下，泡一碗白糖水喝。只是，无论多好的白糖，那滋味，总觉不及当年他那碗糖精水来得绵长、深刻——那是独属于我和发小老大的、岁月的味道。

     前几年，老大去了另一个世界。如今，我常常独自坐在老槐树下，端着水杯，怔怔出神。风穿过古老的寨墙，带来断断续续的蝉鸣，恍惚间，仿佛又看见他在跑道上疾驰，在工地上挥汗，听见他带着笑意说：“喝了，补力气。”

      如今，每当路过空寂的打麦场，或是遇上村里谁家的红白事，我总忍不住想起他——想我的发小，想印印，想那声被无数人真心唤着的“老大”。于是，也学着当年他的样子，伸手帮邻里乡亲料理些事情，将他那份宽厚与担当，悄悄地续写在这片我们共同热爱、也养育了我们的土地上。

     老大虽已远行，可他的影子、他的情义、他骨子里那股热气腾腾的劲儿，早已融进古寨的每一缕晨露与晚风，嵌进我此后走过的每一段路途。那碗糖精水清冽的甜，那声“我劲足，扛得住”朴实的暖，成了我余生行囊里最沉甸甸的惦念，也成为我俯身生活、向前行走时，永恒的底气。

     这份被乡邻们共同记认的“老大”，是我们发小情谊最厚重的底色，是穿透漫长岁月的一束温暖的光。念一生，暖一生。

《吴村古寨的惦念：忆发小老大》创作手记

       写下这些文字时，老槐树下的蝉鸣仿佛还在耳边，那碗糖精水的甜涩，也依旧清晰得像是昨天的滋味。我总觉得，有些情谊不该被岁月冲淡，有些故人，值得被郑重地记下来——这便是我提笔的初衷。

      吴村古寨的青石板、普照寺的飞檐、西韩铁路的工地……这些带着韩城乡土气息的场景，是我与印印半生交集的底色。我想让文字回到那些真实的瞬间里：他扛着我的草捆大步走在前头，他把绳头悄悄挪向自己肩头，他端着糖精水说“下次我护着你”……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愿用细碎的往事，还原一个鲜活的“老大”——他不是什么传奇，只是乡邻口中靠谱的人，是我刻在骨里的发小。

     “老大”这个称呼，是我落笔时反复琢磨的核心。它不只是排行，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认可，藏着乡土社会最朴素的情义。我想透过这个称呼，写出他的宽厚与担当，也写出我们这代人在贫瘠岁月里，相互搀扶着走过的温暖。

      行文时，我刻意让糖精水成为线索——从开篇的惦念，到记忆里的甜，再到离别后回味的暖，让这碗水串起半世纪的光阴。不求文字华丽，只愿带着真心，把这份发小情、乡土味，妥帖地留在纸上。

     定稿前，我反复核对了细节：把“一千五”补全为“一千五百”，统一了量词与数字表述；微调了“衣衫间淡淡的、阳光与麦秸的气息”的语序，让语感更自然；结尾“念一生，暖一生”单独成段，加重情感落点。毕竟，最好的纪念，莫过于让他的样子，活在这些带着温度的字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