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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也有温情
文/苏晓梅
从初中没有毕业离校至今，将近有十几年间没有提笔写字，更不要谈写文章。不只是手指生硬，语言组织起来也是生搬硬套。
有人因为爱好写文章，有人因为天赋写文章，有人因为才华写文章。而我写文章的初衷竟是因为遗憾。
是的，遗憾。遗憾什么呢？孩童时的自己，因为无知，贪玩，贫穷，没有把握住读书的好机会。书读的少，甚至分不清“的、得、地”的规范使用。书到用时方恨少，现在想提笔写作，没有任何写作技巧，仅凭真情实感。
对亲情，也有遗憾。父亲离开的时候我才四岁，我记不清他长什么样子，个子高不高？胖还是瘦？童年的记忆里没有父亲的身影，有的都是无尽的苦涩和母亲的眼泪。
发表第一篇散文前，我惴惴不安了好久。写作之前，我和大多数家庭妇女一样，每天都是千篇一律的柴米油盐。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我写作的事，惶恐的理由有很多，身份不符，学历不符。
苦难的童年造就了我自卑的本性，写出来的都是苦难文学，有几个人喜欢呢？直到我读到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还有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我才明白，苦难不是人生的唯一，有苦难，人才会有感恩，有苦难，人才会有良心。
文学不光是冷冰冰的文字，它可以是一泓温泉，也可以是一条抚慰人心的暖流。
作家李娟说:“文字是攀附着伟大的事物才得以生存。”所以我要感谢苦难，苦难让我懂得了母亲的不易，懂得了做人要知恩图报的道理，这些本身就是苦难过滤给我们的光明。那是希望，也是力量。
父亲的自行车上架着我们全家的营生，每天早早的出门去摆摊，我和弟弟年幼，总嚷着要跟。
“大（方言父亲）给你两个砸核桃去，你两个在家等着。”到现在我都没明白父亲口中砸核桃具体的意思，反正最后拿回来的都不是核桃，是一颗洋糖，几个枣子，再或者是我和弟弟最爱吃的方糖。
日子就这么平淡的过着，大人们依然眉头紧蹙，为光阴奔波，我和弟弟这样的小孩子在父母的庇护下过的很快乐。
可是有一天，父亲在那个凌晨出去，再也没有回来，我和弟弟再也没有等到“砸核桃”。
那年我四岁，弟弟两岁多，话都说不真。
枯黄的落叶在风中打着旋儿，最终无力的贴在地面上，像被遗弃的废信纸。玻璃窗上凝结的水珠缓缓滑落，像谁偷偷哭过的痕迹。
父亲出事了，天还蒙蒙亮，有人敲打着窗户，母亲惊醒，晕厥过去……
“好物儿命不长。”母亲提起父亲总这样说。
对于父亲，母亲是抱有遗憾的，母亲说父亲尽一切力量撑起这个家，命苦着没有享上几天福。可有时候母亲也说，父亲是个命大人，撇下这世间的苦和她的五个瓜子一个人享福去了。
年幼的我不理解母亲的这些说法。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天灾人祸，最疼我们的父亲走了，那种宛心的痛没有人能理解。苦难不会减少，它只是换个方向重新向你走来。
父亲要卖的杂糕没了，骑上车子去离家几十公里的兴隆进杂糕。凌晨五点就早早的出了门。
我猜那天父亲一定心事重重，不然怎么会没看见那么大一辆沙子车呢？
“你咋这么毒呦，撇哈我和五个瓜子，我咋得活呦……”母亲哭的撕心裂肺。
我和三姐搀着母亲朝着奶奶家的方向走去，母亲仰起头，眼也不争，眼泪顺着她憔悴的脸上滑落，像断了线的珠子。任由我和三姐扯着她。
她的脸没有血色，仿佛父亲走了，连带着她的魂也走了，泪比脸有颜色，似乎流的不是泪，是血。
母亲恓惶的背影，可怜的让人窒息。这真是人世间最残忍的刑法，母亲的天塌了。
父亲曾对母亲说过，我走着你前面，你能照顾好几个娃娃。你要是走着我前面，这几个娃可怜的很，娃娃不能没有娘。父亲这句话，一语成谶。
满屋子的人嘤嘤的哭声一片，小姑靠在墙边抱着弟弟，他挣扎着要下来，似乎知道最爱他的父亲没了。
父亲就那么躺在地下的黄土上，像睡着了一样，只是不在理我们，一个人孤零零的不知道去了哪里。
母亲的魂已经被父亲抽离走了，坐在坡子上无力的看着人们抬走了父亲。三岁记老，这些画面，我记得很清。
我无法想象当时的母亲是怎样一步步的接受父亲的离去，父亲给她扔下高房台台一样的五个孩子，自已走了。
现实给她当头一棒，那是要了命的一棒，能不能站起来是个巨大的挑战。得有铁一样的精神。
那年母亲38岁……
父亲离世后，母亲像个陀螺一样家里家外转个不停，不得已，13岁的大姐被迫辍学回家照看我们四个小的。
童年，快乐有多少我忘了，像漏风的筛子，掉的一点儿也没剩。
小学时期，一学期学费35块，35块对于那时候家徒四壁的我们来说是笔巨款。我从来没有拿过新书，不知换了几个主人的课本到了我手里边角已经纤维化，翻书时稍不注意，就有可能四分五裂。
记得二年级开学报名那天，我没有去找老师报名，而是呆呆的坐在教室的台阶上。看着同学们从老师手里接过新课本，眼里压不住的羡慕。我的头压的很低，生怕别人会问起我为什么不进去报名，眼泪在眼眶打转，憋的生疼。
我能去逼母亲要学杂费吗？母亲拿的出这35块吗？结果我是知道的。
打小我就知道自已和别人不一样，走到人跟前总是感觉短半截，短掉的那半截，是因为我没有父亲。
我不知道哪里生来的勇气，走进了校长办公室。
校长姓赵，皮肤黝黑，平时总是板着脸，农村的孩子性格胆怯，像校长这样的“大人物”见了从来都不敢主动问好，大多会吓的躲起来。
我支支吾吾半天，嘴里挤不出一个字。 “咋了？你这娃娃进来咋不说话？”
“不交学杂费可以吗”我的头几乎折进了怀里，卑微的问校长。
“为什么？不交学费你咋上学？”校长手背起来，严肃的问我。
“我没有大，我妈一个人拉扯我们姊妹，我妈没有钱。”
泪水和这句话几乎同时汹涌而出，我哇的一声哭了。正端起茶杯喝茶的校长被只有八岁的我吓到了。他的眼神很复杂，我这个孩子看不太懂。
我仰视着校长，校长俯视着我。半天，校长突然笑了:“可以，让你妈给你去找旧书，只要找上，你就来念。”
“真的吗？”我不哭了，认真的问校长。
“真的，回去吧，让你妈赶紧去找旧书，不要耽误了上课。”
我飞奔出校长办公室，甚至忘记和校长道谢。我飞奔回家，想快点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这样母亲就不用为我的学费发愁了。母亲知道，该多高兴啊！
我初二那年，也和大姐一样辍学回家了，如今按母亲的说法，是我自己没有把握住机会，贪玩不好好学习，姊妹中我学习成绩是最好的，那都是我的命。可是只有我自已知道，每次开学时的学杂费，一个本子，一支钢笔，都是我不读书的理由。
我没有为当初在校长办公室力争上学机会时那个小小的自己后悔，每一件事存在，都有它的理由。
我们姊妹的求学路并不顺利，母亲一个人，家里家外花销都得母亲扛。
二姐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家里的气氛沉闷的让人喘不过气。
望着那封录取通知书，全家人都沉默了，连我们这几个小的，都懂得那一千多块钱对于我们这个千疮百孔的家来说有多难。
薄薄的信封，显得那么沉重。
半晌，二姐开口了:“妈，我不想读这个大学，出去打工也挺好的，还能给你寄点钱让弟弟妹妹念书，你也轻松些”。
二姐说完这话，指甲掐着手背，牙齿咬着干裂的嘴唇。
那一瞬间，我看见二姐的肩膀在颤抖。
“你这是撒话？考上个大学容易吗？妈再难，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养你们几个，不能像妈一样，当个睁眼瞎，”
大姐也附和说:“就是就是，你安心把你书念去，家里还有我，我在裁缝店当学徒，一个月还有15块钱，能成哩，”
二姐抬起头，眼里满是感激，泪水混合着笑容，一瞬间让人分辨不出是哭还是笑。
二姐考上了宁夏大学，在校期间，做过家教，也在校园里勤工俭学，导师把能挣钱的机会和资助都留给二姐。二姐的学费是助学贷款，生活费从未和母亲要过。当别的女孩子打扮的花枝招展出现在联谊会上时，二姐永远穿着那一身朴素的蓝色衬衫骑着自行车奔波在去家教的路上。上大三时室友为她集资用三百块钱买了一部翻盖的摩托罗拉的手机，二姐一直小心翼翼使用，直到毕业工作后才换了手机，那部翻盖的摩托罗拉手机也被二姐收藏起来，那里面存着的都是同学们满满的爱心和回忆。
二姐读大学时我在银川打工，我见过二姐拿着五块钱一瓶的摸脸油还不舍得用，手指把盖子擦了又擦的场景，也见过二姐一天只吃一顿馒头就凉皮的样子。我明白，二姐的节省，和贫穷脱不了干系。
直到如今，二姐在生活方面依然很节俭。她从苦难的岁月里一路走来，明白粮食的来之不易，明白母亲供养她上学的不易。
二姐在西吉中学上高中时，多少个寒冷的早晨，母亲在路边跺着脚把蒸好的米饭和洋芋菜揣进怀里，等着去县城的班车带给在学校的二姐，只为改善一下每天都吃干馍馍的可怜女子。二姐一周能吃到母亲带给她的两次小灶，其余的时候都是干馍就白开水。二姐的胃，就是这么吃坏的。
三姐和弟弟考上大学后母亲就没那么吃力了，因为二姐已经毕业工作，三姐和弟弟的生活费就不用母亲在负担，尽管学费依然是助学贷款，但这已经减轻不少了，母亲很欣慰。
有人说，这个妇人不容易，年轻轻的失去了丈夫，一个人拉扯五个娃娃，还供养了三个大学生，太伟大了。也有人说，这个妇人超着哩，女子娃，最后还不是给别人供养着哩。母亲却不以为然，她用自已最美好的年华承载着我们姊妹五人的未来。虽然母亲大字不识一个，可母亲却懂得读书才是唯一出人头地的道理。女儿怎样？儿子又怎样？都是她和父亲生命的传承。母亲用她的体温，温暖着我们的童年，滋润着苦涩的日子，童年不只有苦难，还有母亲给予我们那伟大且无私的关怀。
烂包的光阴不会一辈子附在一个家庭身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苦难总会过去，迎接我们的都会是光明的未来。
如今，赶上党精准扶贫的好政策，前些年家里盖房时政府也有补贴，早几年就通了自来水，上下水方便的很。日子一年比一年好。
光阴似箭，操劳了一辈子的母亲安享晚年，乐呵呵的坐在家门前给侄女唱着那首马莲花儿， “马莲花儿双棵叉，找的媳妇像阿家……”
作者简介:
苏晓梅，女，回族。九零后，宁夏西吉人，农民。热爱文学，闲暇之余喜欢读书写作，作品发表于纸刊与网络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