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我的司机兄弟
刘江
那一天我行走在古城西安的大街上,空中浓云低垂,似雨似雾的水气滞稠得几乎让人喘不过起来。我的手机铃声尽管舒缓得如行云流水,但仍然毫不留情地将金才兄去世的消息从家乡传了过来。顺着马路上的滚滚车流望去,仿佛我那好兄长就在马路的那一头一步步离我远去。他是在我开大卡车的那段日子里和我厮混最多、对我呵护最多的一位好兄长。
这多年由于工作的关系和许多人混了个脸儿熟,在一些公众场合常有人提起我开大卡车的这段经历,当然我毫不怀疑大多数人是善意而友好的,往往紧跟着有一句“英雄不问出路”的恭维,可也不免有一丝“你以为你是谁”的弦外之音。说心里话,在那“手中握个方向盘给个县长也不换”的年代,我没有因我的职业而张狂;改行更业后,我也从未因这段经历而感到过自卑。职业,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一种生存的状态,重要的是支撑这种生存状态的那颗心。我感谢也珍惜人生中的这段经历,因为它使我年轻的心较早地感知了这世上的山高水低和暑热冬寒,走南闯北的阅历打磨出来的那种散淡、隐忍、义气和吃苦是许多行业都不具备的。而我那些司机兄弟无论离开了多久,都永远在我的心里,就像那公路上的里程碑,无论什么时候从我们当年开车走过的路上经过,不经意间朝那路边瞥上一眼,他们似乎还仍然站在那里。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县上成立汽车队的时候只有三辆车,师傅是从黄龙山林业局借调的,我们三位助手是刚招来的学徒工。之前县属的运输业只有一个由马车队组成的运输社,汽车队就落户在运输社的院子里,车停在马棚边,我们三个学徒的宿舍是穿过马棚坐落在河边的一个小屋,屋子的墙壁有一米高满年四季都是潮湿的,尽管我们在地上撒了厚厚一层石灰,还是经常能看见有三三两两的潮虫在墙角爬行,门口则是钉马掌师傅的作业场。那一年我十七岁,不知道什么叫离心力,也不知道汽车还能翻,只要能跳出农门有一口公家饭吃就觉得是老天保佑了,没想到第一次跟师傅出车就困在冰销雪融的大山里,前不靠村后不靠店两天没有吃一口热饭。我便在心里埋怨:这是什么工作呀,就是在老家种地,到了饭时无论好坏母亲都会提着罐儿送来一口吃的。那时助手的工资一月只有十八块半,我还必须挤出五元贴补家用,给多病的弟弟炮制一袋一袋的丸药。所幸的是未等三年学徒期满我就考上了执照,单独驾驶车辆,工资涨到了三十五元。那时候车况、路况和人们的生活景况一样,都是十分勉强,几十公里的路往往要走上一天,不是车子抛锚就是道路不通,荒山野岭常常一天吃不上一顿饱饭,单薄的身子往往为拧不动生锈的轮胎螺丝而发愁。
尽管这样,但车队的大门口每天出出进进的除了马蹄哒哒毕竟有了喇叭声声,要知道那时候县政府的大院里连一辆帆布棚都没有,我们送货的驾驶室里经常搭乘着下乡的领导。记得第一年我们三辆汽车的总利润是七百元,县委书记在大会上讲:这是现代化的运输工具呀,不知道拉一辆架子车一年能挣多少钱?高音喇叭一传,城乡的男女老少都知道了,便成了人们说笑的把柄。可那尴尬似乎只是头儿的与我们下苦的无关,无论到哪里出车要搭便车的人照样跟一屁股。老百姓算的是自己的帐:有了这汽车就少了许多人背驴驮,好说话的司机让搭一趟便车就可以省出几天的腿脚,赔赚那是你公家的事与我何干!
我的师傅杨耀林是值得我终生感念的人。他早年支边新疆,虽然识字不多但驾驶员的行道里却没有能难住他的活。他不善言语,脾气耿直,对我像父亲一样慈严并举。他不仅从不让我给他买烟就连点烟也不让,怕我日久生瘾,酒席上的事更不让我沾边。他说,酒是咱们开车人的大敌,你将来能有多大的禄量那要看你的福分,但在我的面前你不要想喝一杯酒。他送给我的礼物是一套彩色的《汽车机械挂图》,他说,我不识字,也讲不出多少行行道道,这铁老虎的肠肠肚肚都在这上头画着,你看熟了想拆就拆,装不上了叫我。当年我们开车时的那路,核定四吨的车只能拉三吨,拐弯还得打倒车,上坡起步,下坡抢档是必须具备的基本功,紧要处的打方向,得反手转盘人都站直了,真像险滩扳船一般。可那酣畅、那过瘾不是开着无级变速的小轿车所能体会得到的。而我那师傅却是哼着秦腔做这一切事的,别人毛发倒竖的险路,他却操持得如行云流水,似乎车后真有三丈水袖随风起舞。去年秋天路过我们当年拉松木电杆的一座大山,我特意走了一段当年的林区路。那路虽然已经铺了柏油,但那路形还在,路边的老树还在,车过时满地霜叶如往事翻飞。当年的路坡陡弯急,十一米长的电杆上了架子,一辆解放车一次只能拉九根,上坡翘头,下坡撅屁股,真是步步惊心。可师傅往往一脚刹车将车撂到这路边说:开上走。我知道,那没有说出口的话是:只有在这样的路上练出的功夫,才能安安稳稳混一口饭吃。
我那师傅,我那杨师傅!直到今天无论何时想起他我的心里都是热的。可惜他因肝病早早长眠在了家乡的仕望河边,每次从那里经过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深深地望上一眼。病重时那从不言苦的人,彻夜喊叫,那发直的声音深嵌在我的记忆之中。
后来车队扩建为运输公司,我们也有了自己的场地,县上分配来一批复员军人,有周树祥、冯天祥、张书和刘金才。金才被安排和我同住一个集体宿舍,他多笑容少言语能包容善同情,我们几个小兄弟也就爱和他开玩笑。一次他出车回来晚了,见炉子生得暖暖的,被窝也暖好了,高兴地说还是兄弟知道心疼哥,却不知我们在他的被窝里藏了一只猫头鹰,脱衣伸腿就哇地一声惊跳了起来。我们的眼泪都笑出来了,可他不恼也不骂,仍只是慢腾腾地说:哎哟,真把我怕结识了。那时候他的爱人在基层供销社工作,偶尔进一次城,其实我们都早早给自己把睡觉的地方找好了,可就是赖着不走,逗着他给大家又是泡茶又是敬烟,还要追着问他:还不给嫂子找睡觉的地方?我们都瞌睡了。他总是说:没事,车里也能睡。
那时候我们县里各乡镇都不通客车,送货的车一月也去不了两三趟,无论你到哪里出车似乎满城人都知道,第二天早晨一开门总有一大堆人等在那里,金华哥的脾气好是出了名的等他车地人也就特别多,有时候竟连猪啊羊啊都往车上赶,可他总是不烦也不恼。领导批评,他受;交管扣了执照,他做检讨;车上趴的人实在太多不敢走,他就蹲到路边抽烟,等那识趣的人自动离去。每逢我和他一起跑车,他总是说:你前边走,哥给咱在后边招护着。有时候晚上有紧急任务即使派我一个的单车,他若有空就会说:走,哥给你作伴去。印象最深的是一年开春,临县的一位领导到延安参加陕西省召开的植树造林现场会,车陷大岭让我们去救急。那正是冰消雪化的时节,山上的雪水小河一样往下流,就是戴上防滑链也寸步难行。无奈之中我和金才兄跑到山下的村子里,借了铁锨和镢头,直猫到午夜过后大地封冻才拱上山去,把我俩累了个半死,把那裹着黄大衣的人也冻了个半死。
那时的车不好路不好,可正是人的好年华,从不知道累。跑队车时,一辆车抛锚大家都等着,拢一堆火,一边吼着歌一边修车。车陷到泥沟里了,就把货一包一包卸下来,等把车拉出去了,再一包一包朝上装。半夜回来,饿了,煤油炉子一生,鸡蛋下挂面是最好的饭食。吃饱了,倒头一睡便不知道了时辰,第二天早上风吹窗外的杨树沙沙响,老经理捣门叫出车,我们却蒙着头大喊:雨下的哗哗哗,出什么车!
要说话最少,要数张书,他农村亲戚多,雨天发不了车时总是挤着一屋子的人,哪一年物资交流会最少都得吃两袋面,连我们都替他叫屈,他却说:咱可落了个好门户。
冯天祥刚复员时还没有结婚,公司有一辆西安出的“延河”车,毛病多,耗油高,谁也玩不转,天祥接手后却弄得风调雨顺。他出车回来,只要天早就会洗涮一新,换上挺括的的确良军装走上街头,我们问他:有目标了?他总是笑眯眯地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公司鼎盛时买回一辆大轿车,开通了各乡镇的客运业务,盖了一座两层的单面楼,并在围墙边搭了一溜小厨房,每人平均一间,那些一头沉的兄弟就有条件把老婆孩子接进了城。我常开玩笑说司机的老婆是男性的,男人一出车她们的心就跟着扯了千里万里,半夜公司值班室的电话一响,谁家的男人出车没回来谁家的婆姨就会跑出来问:哪里的电话,是不是掌柜的车坏到半路了?但凡遇上能赚点钱的活,无论装石子、卸石灰还是滚油桶,她们从来不怵,一声喊就都上手了。每到下午收车时,她们早早把面条擀好、菜炒好、水烧开,一面坐在门口啦话一面支着耳朵听,墙外的一脚刹车一声喇叭她们就能听出是谁家的男人回来了,心情和那一锅沸水一样欢快。
有天,林场急急火火地打来一个电话,说快点,你们公司的客车出事了,在对面山上红红绿绿撒了一面坡!当时公司的院子里只停着一辆装了油的车,那油桶每个都在两百公斤以上,那些婆姨们一哇声地上了车,三下五除二就将那油桶掀落在地……值得庆幸的是当我们一干人心急如焚地奔去时,我们的班车却迎面从那山沟里开了出来,原来那肇事的车是地区运输公司的。
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搞企业整顿民主管理,大家推举我担任公司副经理,我便有空到隔壁的教师进修学校去听课,去做他们的作业,去答他们的试卷,去啃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那十几门课程。聘请的讲课老师有延安的、西安的,也偶有北京的,他们讲课本上的也讲本以外的,那扑面而来的新信息不知怎么就将我蛰伏在心中多年的欲望激活了,当自己扭扭歪歪写出的文字能变成铅字出现在公开刊物上时,那欲望就越发地按捺不住了。虽然当我站在我们的老经理面前时觉着自己就是一个背叛者,可还是红着脸把自己想转行的想法说了出来。他只是稍稍迟疑了一下就非常痛快地说:我还想把这一摊子交给你哩。年轻人有想法是好事,你要是想走就赶紧走,迟了就不好走了。
后来形势的发展果然被老经理言中,全国上下一哇声的砸“三铁”,我们的运输公司被木材加工厂兼并,有条件有关系的都纷纷调到一些职能部门去开小车,没办法的就承包一辆车还干自己的老本行。再到后来连木材加工厂也倒闭了,我的那些司机兄弟有年老的也有因公致残的,养老就成了问题。有次回县上采访领导,见他们都等在政府的门房里要和县长谈他们的困难,心里便很不是滋味。
不久,那让人伤心的消息就一个一个地传来。张书是在一次车祸中失去了生命;天祥直累得在车上就停止了呼吸;就连身强力壮的西林也冷不丁地就不在了。他是当年我们三个助手中的兄长,公事私事不知为我们操了多少心。
初知金才兄的病,我和妻去看望时,他还谈笑如常,说哥已经活了六十多了,已经够本了。后来再去时,他挂着点滴,已经瘦得失了形,拉着我的手说:哥只给你说一句话……在那样的时刻我嘴笨得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只能是久久地握着他的手。离别时,他坚持要嫂子举着盐水瓶子把我送到大门口,他说我知道,我和兄弟见面就这一次了。
我不忍心去做那阴阳相隔的告别,我要我的兄长永远站在我的记忆里。
我拜托朋友送去一副挽联:痛心伤兄逝,挥泪忆深情。
刘江简介
刘江,男,1954年生,笔名林樵,高级记者,中国散文学会和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当过农民,开过大卡车,扛过摄像机。19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散见《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文化报》《陕西日报》《延安日报》《读者·乡土版》《今古传奇·人物版》《散文选刊·下半月》《延河》《文谈》《延安文学》、等报刊。出版散文集《永远的印记》《孤独行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