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文晓

（原创 家在山河间2025—12—23山西）

父亲从什么时候开始背着手走路，印象里应该是在他的暮年之后。那时，我已步入不惑之年，站在人生的高处回望，岁月正悄然在他身上留下痕迹。日暮时分，他从田间小路归来，夕阳映照着他微驼的背。两只粗糙的大手在腰后交握，指节相扣，迈着迟缓的步伐，几分悠闲，几分凝重。他一步一步走着，每一步都似在掂量着大地的虚实；鞋底抬起时，扬起的不仅是尘烟，还有他曾在田地里反复翻耕的泥土。我远远望着，想起小时候骑在他脖子上的情景，那时他的手掌朝天，将我举成一面旗帜；如今他两手在背后相握，把自己交给了时光，甘愿成为它的俘虏，最终被他侍奉了一辈子的黄土地接纳。

与父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的母亲。母亲今年九十五岁，她的走路姿势，是与大地更为亲近的“弯腰走路”。她的腰，在经年累月的劳作与衰老的侵蚀下，几乎弯成了直角。她拄着拐杖，那佝偻的身影，宛如一枚追问命运的问号。

我曾向做骨科医生的朋友请教。他说，人老了，身体会慢慢前倾，就像背着无形的重量，不得不弯腰来保持平衡；腰背的肌肉像用了很久的弹簧，渐渐撑不直了；这么弯着走，虽然慢，却是身体为自己选择的最省力、最稳当的方式。他讲得很清楚，像把复杂的道理，轻轻摊开在了阳光里。

我虽弄明白了这些解剖学上的道理，但在那一瞬间，仿佛听见自己的心脏在左胸腔里“咯噔”一下，似被什么轻轻触动。 

父亲的一生是与土地纠缠的一生。他驾犁扛锄，风雨交加与酷暑难耐，都阻挡不了他在田地上行走的脚步；他挑起麦捆，两座小山似的麦穗压弯过扁担，却压不弯他的脊梁；他使唤那头倔强的耕牛，汗滴洒进土地，浇灌出葱绿的庄稼。可七十岁后，那一身似乎从未用尽的力气开始枯竭，土地依旧坚硬，他却悄悄把力度收回到自己体内——收回到背后那双交握的手里。那姿势告诉我们，从此，他把再也抡不动的锄头锁进骨缝，把再也挑不起的麦捆压进指节，把再也驯不服的倔牛拴在记忆的后院。他背着手走在田埂上，像一张拉满的弓，箭却永远指向过去。 

母亲至今仍住在老屋，她拄着一根竹木拐杖，拐杖底端被我装了块防滑的皮垫，一步一趋，一步一挪，向地面追问一个她永远等不到回答的谜。她走路时目光只能盯着脚背前那一拃之地，却因此看得格外细致：哪一片地面印下过她的童年，哪一层尘土埋过她的青春，哪一道裂缝吞噬过她的梦想，她都一清二楚。

父亲后仰，她前倾；父亲把回忆拉成弓，她把未来弯成镰刀。同样的土地，给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受力方式：一个用后仰抵抗岁月的前推，一个用前倾接受大地的收容。

我时常担心母亲跌倒，医生朋友说：“低重心带来稳定，就像成熟的麦穗自然低头。”我听完，在深夜的阳台站了很久，城市没有麦浪，却有风，风穿过高楼，发出类似麦芒互相摩擦的声响，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母亲弯腰，不是屈服，而是把整个天空的重量化解成脊背能够承载的夕阳。 

如今，我也过了花甲之年。某个黄昏，在小城那个小小的公园，我下意识地把双手背到身后，动作毫无预兆，像风轻轻把门带上。就在双手在后背合拢的一瞬，我想起了父亲，想起他在晚霞映照里背着手的身影，那一刻，我似乎听见体内“咔哒”一声——不是钥匙转动，是齿轮咬合；不是开关开启，是血脉相连。我试图松开，却怎么也松不开了，那股力道从颈椎出发，沿着斜方肌滑向肩胛，再顺着尺骨、桡骨，一路把指节扣紧。我像一只被往事反扣的铁环，只能继续往前走。那一刻，父亲走在我的背后，母亲走在我的面前；父亲的背影像沉默的锚，母亲的佝偻像低悬的镰。我夹在中间，如一根被过去与未来同时踩住的独木，听见两岸的骨头在同时发出声响。我低头看自己的影子：肩胛外扩，脊柱后仰，像一张未完全拉满的弓，却已绷得生疼，疼，却踏实。 

我开始计算这种姿势的成本：背手时，步幅缩短十五厘米，心率降低七下，可视野却神奇地拓宽了——原本只能看到五米内的路面，如今能看见十米外的天空。原来，当手掌不再参与摆动，身体会自动把“看”的任务交给眼眶，让目光替双手丈量世界。我也偷偷测量母亲的“弯”，从第九节胸椎到第一骶椎，弯成一道一百六十五度的钝角，刚好是麦穗低头时的弧度。我伸手去扶，她却用拐杖轻轻敲我的脚踝：“别挡路。”似乎她仍要赶到屋前的菜园，和她心心念念的菜苗相见。园里的胡萝卜，苗已齐腰，蓬蓬勃勃，像一片绿色的云。

我想起医生朋友告诉我：人老了，肌肉像旧橡皮筋，失去回弹，却学会记忆。记忆把父亲的手背到身后，也把母亲的腰压向地面；两种记忆，一种后仰，一种前倾，合起来刚好是一个完整的圆——圆心是他们攥了一辈子的泥土。我试图在圆心处写下他们的名字，却发现泥土无法被雕刻，只能被耕种，于是我弯腰，把一粒麦种种在父亲八十五岁那年、母亲弯腰九十度的交叉点上。我知道，它不会发芽，却会在某年某月，让某个经过的人忽然停下，背起手，或弯下腰，然后继续走路。 

我每天都会在小城的林荫路或公园散步，双手始终反扣，像握着一把看不见的锄头。有人问我：“老干部视察？”我笑而不语。其实，我最想回答的是：“在耕田。”他们不懂，也许只有风懂——风把答案吹成麦浪，一波一波，从肩胛骨掠过。那天我遇见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她竟学着我的样子，背着手走路，夸张地极力后仰，结果走得东倒西歪，她母亲在一旁笑：“别闹，爷爷那是在练功。”我停下来，告诉她：“不是练功，爷爷是在跟过去握手。”她眨眨眼，很是不解。但她仍把小手放到身后，一摇一摆跑远，我看着她远去的背影，仿佛看见被岁月提前吹起的风筝，正在空中划出一条与我相反的弧线。 

我不再恐惧这背手的姿态，恐惧的是，当我某天突然松开，掌心里只有自己的指纹，却找不到他们的老茧。于是我每天走路前，先让双手在背后交扣，像完成一场无声的仪式；扣紧后，我才能感到父亲当年的力度——那力度不是推，是托；不是拽，是送。母亲则把力度留在地面，她走一步，拐杖敲一下，土地就回一声，咚咚咚，像心跳，也像一面鼓在敲。我走在这种回声里，脚步自动校正方向：不向左不向右，只向“低处”——低到处，能听见麦粒在黑暗中吸水、膨胀、破壳的声音。 

上次回老家，我拿起母亲的拐杖，查看下面的皮垫是否磨损。我右手背在身后，左手拄着拐杖，学母亲弯腰，刚走两步，脊椎似乎“咔哒”一声，像被什么轻轻触动。母亲笑：“你腰又不弯。”我知道这个姿势是岁月赠予她的。她说着拄起拐杖在屋子里慢慢走起来，腰弯得更低。我背手站在门口，看晚霞的光把她的影子压成一张薄薄的镰刀，悬在墙上，又落在地上。那一刻，我的头脑里突然浮现出一个画面：我和父母终于站在同一个几何点上，父亲在后，母亲在前，我在中间；一张弓，一把镰，一根独木；后仰，前倾，合围成一个圆。 

回城的路上，我像接收到某种暗号，脑海里不断浮现那个画面：父亲仍在田埂，身后涌动层层麦浪；我在柏油路上，把他们的名字走成指纹。走路的两种姿势，说到底是同一种姿势：把灵魂低到尘埃，却从尘埃里开出一株麦穗；把记忆反扣在脊梁，却让脊梁成为下一代的独木。我背着他们，也背着自己，一步一步，走在不再柔软的柏油路上。身后，父亲的弓已满；前方，母亲的镰正垂；中间，我被两头的重量压成一座桥。桥不宽，仅容一人侧身；桥很长，一直通到麦穗再次金黄。于是继续走，背手，弯腰，后仰，前倾，在两种姿势的缝隙里，把他们的老茧，走成我的指纹。 

走路何止是一个姿势。父亲背在身后的手里，攥着的是他一生的风霜与倔强；母亲弯下的腰脊上，承载的是她为家庭付出的全部重量。他们用变了形的骨骼，镌刻下时间的年轮，那是一种无需言说的、关于生存的史诗。

而我，这个也开始背手走路的人，正走在他们走过的路上。我的背后，是父亲沉静的背影；我的面前，是母亲谦卑的身形。我走在他们中间，成为一座连接着过去与未来的桥。我不再恐惧这背手的姿态，因为它让我感到，我正以这样一种方式，承接他们的岁月，并理解了他们为保持尊严与独立，所做出的全部、温柔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