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湟千秋照昆仑——青海万年变迁纪
文：欢喜有约＆乡泽暖心
“昆仑之墟，方八百里，高万仞。”《山海经》的寥寥数笔，为青海这片高原大地刻下了最初的神话印记。从柴达木盆地的戈壁残阳到河湟谷地的绿野炊烟，从三江源的冰雪融水到青海湖的浩渺烟波，这片横亘在世界屋脊东侧的土地，承载着上下万年的文明密码，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壮阔历程。岁月如河湟流水，淘洗出文明的精粹，也沉淀下“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民族深情。
史前星火：文明的曙光初照高原
两万多年前，柴达木盆地的岩画间已有先民狩猎的身影，昆仑山区的洞穴中留存着采集者的火种。那时的青海，还是一片被冰雪与草原覆盖的秘境，我们的祖先在严酷环境中，用石器敲打出文明的第一声回响。距今六千年前，拉乙亥遗址的中石器时代先民，在黄河上游播下了第一粒农作物的种子，采集农业的出现，让高原上有了定居的炊烟。
真正让青海史前文明惊艳世界的，是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之光。距今四千多年前，河湟谷地的先民们将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绘入红黑相间的陶土器皿。乐都柳湾遗址出土的一万五千件彩陶，堪称“世界彩陶的巅峰”，锯齿纹、蛙纹、漩涡纹交织成灵动的图案，既有“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雄浑，又有“清泉石上流”的婉约。国际友人曾赞叹：“柳湾彩陶可与埃及金字塔媲美，是世界的绝版。”这些彩陶不仅是实用的器皿，更是先民精神世界的写照，黑红二色的碰撞，恰似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最初对话。
喇家遗址的发现，为我们揭开了四千年前的悲壮与温情。这座被地震和洪水掩埋的“东方庞贝”，留存着母亲紧抱幼儿的遗骸，那匍匐的姿态凝固了跨越千年的母爱。遗址中出土的“世界第一碗面”，证明了青海先民早已掌握了成熟的粮食加工技术；而“黄河磬王”的温润玉质，则诉说着部落联盟的礼仪与秩序。同一时期的宗日遗址，榫卯结构的木棺展现了高超的木工技艺，大量的彩陶与石器，印证着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这些史前遗址如同散落的珍珠，串联起青海万年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证明这里自始至终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秦汉经营：羌汉共生的丝路初兴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唐诗中的羌人，早已在青海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千年。战国初期，羌人首领无弋爰剑从秦国逃亡归来，将中原的耕种与畜牧技术带到河湟地区，被羌人尊为“人文始祖”。他教会族人“烧荒种地，驯养牲畜”，让游牧的羌人有了定居的可能，也开启了青海各民族交往交流的先河。此后，羌人部落“或为豪酋，或为编户”，与周边族群逐渐交融，成为青海民族构成的重要根基。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秦兵不西行，羌人得以繁息”，青海与中原保持着温和的联系。汉武帝时期，霍去病出陇西击匈奴，“取天水、陇西、张掖郡各二县，置金城郡”，将青海东部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版图。李息、徐自为率军深入湟中，筑令居塞，开启了中原王朝对青海的有效治理。神爵二年，汉置金城属国安置降羌，临羌、允吾等县的设立，让农耕技术在河湟谷地广泛传播，“湟中多沃野，故汉置县屯兵，以通西域”。
汉代的青海，成为丝绸之路南道的重要枢纽。小月氏南迁与羌人杂处，匈奴、汉、羌等族群在这里贸易往来，玉石、丝绸、马匹沿着湟水河谷互通有无。考古发现的汉代铜镜、钱币与羌人彩陶同出一墓，正是民族交融的实物见证。正如《后汉书·西羌传》所载：“羌人与汉人杂居，习俗渐同，言语互通。”这种交融不是强制的同化，而是“各取所长，互补共生”的自然选择，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埋下了伏笔。
魏晋南北朝：部族迁徙中的文化交融
魏晋乱世，群雄逐鹿，青海成为多民族迁徙融合的大舞台。鲜卑秃发氏、吐谷浑氏先后迁入青海，与当地羌、汉等民族共同生活。公元329年，吐谷浑叶延联合羌人首领建立吐谷浑国，定都伏俟城，其疆域“东西三千里，南北千余里”，涵盖了今青海大部分地区。吐谷浑人“兼营农牧，善通商道”，开辟了连接中原、西域与吐蕃的“青海道”，成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补充。他们既保留着鲜卑族的骑射传统，又吸纳羌人的游牧文化与汉人的农耕技术，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风貌。
这一时期，佛教开始传入青海。高僧法显西行取经，途经青海湖地区，留下了“湖水咸苦，无鸟兽，唯见佛迹”的记载。此后，佛教逐渐与青海本土文化融合，为后来藏传佛教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北魏时期，郭淮、姜维等将领在青海东部展开争夺战，军事冲突的背后，是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西平郡的设立与扩建，让中原的儒学思想、建筑技艺传入青海，而羌人的音乐、舞蹈也融入中原文化，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
“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南北朝时期的和亲政策，更促进了民族融合。羌人首领多次遣使朝觐，鲜卑贵族与汉人通婚，各族人民在生产生活中相互学习，“胡服骑射”与“汉家农事”并行不悖。这种交融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融合，正如河湟谷地的庄稼与草原的牛羊，共同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生灵。
唐宋元明：古道通衢与文化扎根
唐代的青海，因唐蕃古道而声名远播。“自从公主和亲后，逻些城头望汉家。”文成公主远嫁松赞干布，途经青海日月山，留下了“日月宝镜”的传说。她带来的种子、工匠与经书，在青海大地生根发芽，汉族的农耕技术、建筑工艺与藏族的游牧文化、宗教艺术深度交融。日月山成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也是民族友好的象征，“过了日月山，两眼泪不干”的民谣，既饱含着思乡之情，更见证了和亲带来的长久和平。
这一时期，藏传佛教在青海迅速发展。宗喀巴大师出生于青海湟中，他创立的格鲁派，对藏传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大师“融通显密，兼收并蓄”，其教义既保留了藏传佛教的核心精髓，又吸纳了汉传佛教的修行理念，成为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桥梁。他的弟子们在青海建立了塔尔寺等著名寺院，这些寺院不仅是宗教圣地，更是文化交流的中心，汉族的木雕、藏族的彩绘、回族的砖艺在这里完美融合，成为“中华民族一家亲”的艺术见证。
宋代，青海成为茶马互市的重要场所。“茶马古道”上，汉人的茶叶、丝绸与藏族的马匹、皮毛互通有无，各族商人往来不绝，“马行千里不迷路，人走四方皆为亲”。元代，青海正式纳入行省制度，中央政府设立宣政院管理宗教事务，进一步加强了对青海的治理。明代，张问仁等青海籍官员致力于文化建设，其著作《河右集》既体现了中原儒学的影响，又融入了青海的地域特色，成为文化交融的典范。这一时期，回族、撒拉族等民族陆续迁入青海，与汉、藏、羌等民族共同生活，形成了多民族聚居的格局。
清代至今：民族团结的薪火相传
清代，青海的民族融合进入新阶段。杨应琚等封疆大吏注重民族团结，“抚羌安回，兴农劝学”，在青海兴修水利、创办书院，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李世泰等民间医者悬壶济世，其医学著作吸收了汉、藏、回等民族的医药精华，成为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晶。这一时期，青海各民族在抵御外侮、维护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形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的共同体意识。
近代以来，青海各族人民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红军长征途经青海，各族群众踊跃支援，送粮食、当向导，用生命保护红军战士，谱写了“军民鱼水情”的壮丽篇章。喜饶嘉措大师等爱国人士坚决反对分裂，积极宣传民族团结，为维护祖国统一奔走呼号。邓春兰作为中国第一位冲破大学女禁的女性，不仅为女性解放事业奋斗，更致力于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成为新时代的巾帼典范。
新中国成立后，青海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民族当家作主，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蓬勃发展。青藏公路、青藏铁路的修建，凝聚了汉、藏、回、蒙古等各族人民的心血，“天路”不仅是交通大动脉，更是民族团结之路。“两弹一星”研制期间，青海各族群众全力支持，为国家国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今的青海，“汉族、土族群众种的小麦磨成了面粉，藏族、蒙古族群众养的牦牛熬成了鲜汤，撒拉族群众栽的花椒辣椒做成了调料，回族群众用双手拉出了一碗碗致富面、和谐面、幸福面”，一碗拉面，彰显了各民族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生动实践。
从柳湾彩陶的纹路到塔尔寺的金顶，从无弋爰剑的教化到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爱国情怀，青海的万年变迁，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生动缩影。这里的每一座山脉都镌刻着团结的印记，每一条河流都流淌着共生的情谊。“赫赫我祖，来自昆仑；滔滔江河，润我中华。”青海的前辈们用智慧和汗水，浇灌出民族团结的花朵，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今，三江源的生态守护者中，有汉、藏、回等各族儿女；乡村振兴的战场上，各民族群众携手并肩；文化传承的队伍里，不同民族的艺术家共同创作。正如昆仑山的冰雪融水汇聚成黄河长江，滋养着华夏大地，青海各民族的智慧与力量，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绽放出璀璨的光芒。这万年的变迁告诉我们：民族团结是历史的必然，是发展的基石，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青海的明天，必将在“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和煦春风中，更加繁荣昌盛。
作者简介
文/欢喜有约，原名：赵登岳。青海乐都人。出生于80年代。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建造师、工程咨询师。曾在《河湟》、《柳湾》《税务学习》等文学杂志发表过作品，作歌词《纳顿之光·黄河谣》、《世界第一碗》、《梦飞扬》等。系乐都区作协会员，《都市头条》“欢喜有约”专栏。
文/乡泽暖心，原名：张正兴。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专家咨询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中国乡村发展协会专家，青海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实务导师，青海省税务学会副秘书长，企业法律顾问，经济师。发表散文在《河湟》杂志文章《土族儿女，笑靥如花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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