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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作协培训听课札记
文/景卫萍
尽管我认同作品诞生于孤独的个人,作家不是培训出来的观点,但面对面聆听名家教授讲学授课,对基层业余作者开阔眼界提升认知,获取行业洞察大有裨益。当我学习了多位老师关于文学与时代关系的论述,文学创作的视野和方法分享后,这些宝贵的经验如同多棱镜,让我从不同维度看清了基层写作者在文学创作中的坐标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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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河》杂志副主编弋舟老师在《时代新局与文学新机》的报告中,以《水浒传》中结局最好的人物鲁智深坐化前的一首诗讲起。他面对眼前这一群已经不怎么年轻并寂寂无名的业余写作者,为文学献身的大话套话何必讲呢,不妨直面现实,谈谈如何消解写作者郁结、重拾信心的话题。

在《水浒传》第九十九回中,鲁智深在杭州六和寺听闻钱塘江潮信后,心中顿悟,当晚沐浴更衣,坐化圆寂。他临终前留下的偈语是“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枷,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这首偈语藏着禅机和深意,需要用心去悟。弋舟老师引用这个偈语,就是在暗示我们这些被世俗名利、教条规划乃至生死执念困住的人,把文学当作人生的修行,早点觉悟弄明白我是谁。鲁智深一生率性而为,见义勇为,却在此刻彻底摆脱了外在束缚与内心挂碍,达到了精神上的自由。而我等这些盯着发表盯着获奖而内心郁闷的人,为何不能把文学当作对自己灵魂的救赎呢?曹雪芹在举家食粥的困顿中十年辛苦写作,他难道是为求名争利吗!如果能从写作的功利化中解脱出来,把文学当作滋养心灵,修正人格,明心见性的修为,我们会因回归写作的本真而率真而自在。摘掉作家头顶虚荣的帽子,人的心态才是澄明而平和的。
“为人随世俗,论世有古风”,这是我们和文学结缘该有的状态。弋舟老师梳理了时代大变局中的文学嬗变的特点,让我明白了在新媒体时代和新大众文艺兴起的大潮中,在AI写作的强势介入后,如果你没有天赋异禀,耐不住孤寂,争不过流量,就把自己的心量放大。在众声喧哗的时代,也许少些机心,沉潜下来多读经典多思考,文学也许会真的成就一个唱出自己调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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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涛先生是以学者、编辑、作家三重身份成名的,他看起来沉稳朴实不事张扬,但讲起古文化来却娓娓而谈如数家珍,风趣的语言中暗藏对历史人物或时局的讥讽,有种文人骨子里的清高。我读过他获鲁奖的作品《先前的风气》,评委会评价其“将古典智慧与现实关怀相结合,展现了知识分子对文明传承的自觉。”贾平凹曾调侃他说“穆涛像关中老农,深挖传统文化的地层,种出的是新庄稼。”
这次听他授课《文学写作,认识力是第一位的》,觉得他以解读二十四节气来考察作家的认知力,有点冗长细碎,但仔细回味,觉得他还是讲出了深意:搞公共文化传播或文学创作的人,得懂常识,得有丰厚的历史储备,你的认识力才会有高度,才会以智性写作立身。他讲二十四节气的出处,讲各节气中蕴含的民俗、官德、民生等内涵,其中涉及的天文、气象、物侯、农学、数学等自然科学,他都讲得明晰透彻,让人懂得节气是“活的文明系统”而非简单的历法。他在讲“清明”时,不仅讲农耕播种,更延伸到古代政治的理念,家风的传承;他解读“惊蛰”时,提出蛰伏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蓄能量,鼓励现代人在快节奏社会中,重视沉潜与内省;他讲“端午”在古代的内涵,颠覆了大多数人对端午的肤浅认知。他对历史文化的考据,让人对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多了几分敬重喜爱,对他以现代视角激活传统的智慧,多了几分敬意。
当他沉浸在二十四节气物侯变化鸟怎么叫虫何时唱时,我才明白传统文化是真正滋养现代人心灵的源头活水。一个作家具备了扎实的古文化素养,看问题才会更透彻,写作才不会出现常识性错误,表达才会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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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震先生是陕西省文艺评论界的知名学者,作为陕师大的教授,他本次讲的课题是《新大众文艺及其媒介哲学与历史文化的逻辑》。望着长着浓密串脸胡,操陕北腔普通话的西北汉子,很期待他在思想意识领域带给大家新的洞见。
李震老师在讲新大众文艺是数字媒介的催生品时,掏出手机晃晃,说智能手机已经成了每个人生命不可或缺的生命资源。他在梳理国家互联网接入到互联网产业崛起与网络社会的形成时,引用了习总在2014年10月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会上首次提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新的文艺组织,新的表现形态,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他在解读新大众文艺理论依据和文化属性时,列举动画电影《哪咤二》、游戏版《黑神话悟空》和刀郎的《罗刹海市》及全国秧歌展演等现象级创作形式和收视率,说明很多的文艺名家都从民间和人民中产生,雅与俗,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走向归一。
李震老师在解读他首次提出媒介本体化、人的媒介化与媒介的人化时的哲学基础时,让读者懂得媒介已不仅仅是一种传播工具和渠道,而成为文化创造的构成性因素和主体性因素,成为文化本身。如网红就是人的媒介化的高级形态。对新大众文艺来说,文艺的创作生产和传播消费基本上已是一种媒介行为,Ip分享、跨媒介叙事、文本盗猎与跨媒介传播等行为已经成为常态。他以《红楼梦》《白鹿原》的跨媒介传播案例,讲到小说改编剧本“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尊重原著,尊重媒介”的创造性和原则性。尤其是他对《红楼梦》《红高梁》《乔家大院》等作品中民族音乐介入的经典性作出了自己的评价,显示了他独特的艺术审美观。
当讲到媒介的人化时,他说媒介是人体的延伸,AI是中枢神经的延伸。机器人、AI写作的应用的,既带来社会重新分工困局和人机对抗的危机,也为文艺的创作生产带来新的可能性。他说,AI时代,我们在艺术创作中更应该追求原创作品的唯一性,拿自己作品的深刻性和独特性突围,才会站稳脚跟。李震教授最后强调民族复兴与国力增强是新大众文艺潮起的必然逻辑。作家要客观理性的对待各种文艺思潮,明确文艺创作中“恒量”与“变量”的辩证统一,以开放的心态关注新的传播媒介如何重塑文艺形态,思考如何用更富有时代感、更易引发共情的艺术形式影响大众。
李震教授的授课内容带着学术思辨的因子,但他讲得却无抽象艰涩之感,我听得很享受。总之,“随着数字媒介技术智能化不断提速,一个可写可说、可视可听、可制作可欣赏、可创作可评论、可打通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可供亿万大众记录生活、表达吁求、表现才情,分享审美体验的大众文艺舞台在中国大地上不断延展。”新大众文艺风起潮涌,都在手中这个奇幻的智能机中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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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头发花白面孔粗糙风尘仆仆赶来讲课的人,是商洛走出来的乡土作家王卫民。他朴素的衣着像是从乡下来的,他宏亮的嗓子也带着乡土的厚实,他的话题也讲的是农民的故事,但他却一下子就抓住了在场所有人的心魂。他创办的农民课堂,从乡村讲到了机关,从本地讲到了外地,从商州讲到了西北大学的文化讲堂。一个从小地方成长起来的作家,凭什么这么令人瞩目?

他首先讲到他是农民课堂的创办者。对农民讲课讲什么?如何找到切入点,是他着力思考的难题。因为他是“一头沉”干部,经常在田间走动,和农民混在一起谈心,因而他熟悉农民的心思,理解农民的难处。在开展扶贫工作中,面对农民闹着当贫困户的现状,他就有了要讲的“扶智扶志”的话题。他对乡亲们讲:“贫是挣不到钱,困是把人束缚住,没办法施展。贫困是无奈,不可耻,但贫困并不光荣。不怕贫,就怕困,困得丧了志气,等、靠、要能富起来不?政府扶贫扶不了谁一辈子,只有自强自立,才能活出人的尊严。”他贴心入理的话,听的有的农民低下了头,有的农民眼是有了光。
“农民讲堂”的开讲,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效果,但继续开讲讲什么,还得费思量找切口。农民现在过日子不愁吃穿,可不知怎么活得有幸福感。有的人房宽心不宽,有的邻里关系处得差,有的婆媳关系有矛盾,有的找不到发财路,有的人恨人有笑人无,有的农民站在太阳底下嫌冷,站在河里口渴的不知足心理,都需要有人开导明心。还有农业种植问题,还有乡间礼仪民俗、孝老敬亲问题,找到了要讲的切入点,就找到了农民真正想听爱听的话,话题也就层出不穷。一旦解决了农民心上积压的实际问题,就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不应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朝前看我不如人,朝后看人不如我”“对待生活,要把幸福放大,把痛苦缩小”等朴素的语言,加上鲜活的事例,实实在在帮大家消解了“心病”,不知不觉间就和农民建立了感情,就和农民成了朋友。
农民课堂,既引导农民树立了遵守公德的新形象,也让他在不断阅读学习中提升了认知,积累了创作所需的鲜活素材。作家是以创作成就来证明自己的。王卫民说:当你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时,社会就不会亏待你。正因为他扎根于乡土,理解农众的疾苦,因而他的艺术直觉特别敏锐,作品描写、刻划、讴歌的永远是农民,所有发表出版获奖的作品都是农民的形象。小说是生活的产物,文学地理总在滋养故事,滋养语言。学会在熟悉的生活中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多观察多琢磨,灵感的火花才会眷顾你。王老师在分享短篇小说写作技巧时说,短篇小说就是一棵树上所分的三个岔,情节人物都在这一波三折中开展收束,不要写的拖泥带水,不要灌注心灵鸡汤,要把余音留给读者去回味。
听完王老师的讲座,觉得他在乡村建立了自己创作的根据地,踩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径。当然,没有哪个作家的路径可以复制。但他就像一面在山乡招摇的红旗,引领乡土作家去和土地农民亲近,去思考土地人民的呼唤、诉求,写出真正乡土题材的有质地的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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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听王海老师讲课前,我未见其人已闻其名。他的长篇小说《老坟》《人犯》《天堂》《城市门》《辛姨》等多部长篇小说被改编为电视剧、话剧、电影,国家级大奖没少拿。电影《城市门》就是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作品,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优秀剧目展演,在中美电影节参展中获入围奖。《城市门》讲述的不仅是一个关于拆迁的故事,更是一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微观史诗。他聚焦失地的农民生存困境,描写人们在传统乡土与都市丛林间的挣扎。“我的笔必须贴着泥土,才能听见真实的心跳”,体现了他为平民写作的担当情怀。

当见到朴素壮实的王海老师时,方知越是大家越是低调谦和。课一开讲,他就直言说今天给大家讲讲文学创作的捷径。他说好司机是跑出来的,好经验是创出来的。读书能读出学者,不一定能读出作家。学多少游泳理论不下水扑腾,都学不会游泳。只要你用心去做热爱之事,写着练着,作品由量变就转化成了质变。写作时立意很关键,先想清作品内核是啥再动笔。写完后更要沉淀反复修改,经过对语言的锤炼打磨,才能让故事有张力,让人物个性更鲜明。当你在某种意境中创作时,创作就一定会有神来之作。
王海老师开门见山分享创作干货后,又现身说法讲他当年不想困在农村劳动,想出去闯(当兵)的倔劲儿,讲他在退婚事件中抗拒父亲离家出走和犯人一起生活的经历,都让人觉得他在青年时代就是一个有主见的血性汉子。当他谈到自己在生活中做人处事的细枝末节,谈到自己创作小说的背景故事时,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他对弱势群体的悲悯,对良知的坚守,对伪善丑恶敢于批判的正气。他说做人不一定要风风光光,但一定要堂堂正正。
当年他写《天堂》历时共八年,曾深入拆迁村落与农民工同吃同住,这种笨功夫,验证了一个作家的担当和情怀。文学情怀既要有铁肩担道义的的骨气,又要有细雨润人心的柔情。人一旦精神缺钙,就容易迷茫没自信。“没谈过恋爱没打过架没丢过东西,你念的啥大学。年轻人就是在犯错误中成长起来的。”他对上大学儿子遇到挫折时说的话,显示出一位父亲的气度。他直言不讳的表达对文学新人陈毓小说《我们结婚吧》的赞赏,声称陈毓的作品研讨会一定得在省上开,一定要请平凹主席参加。王海老师爱才的率真令人动容。虽只是几个小时的交流,但王海老师的文人风骨却为大家树立了榜样,引领大家要有为时代立心、为人民抒怀的良知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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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平老师分享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几个问题》讲座,让我明白了诺贝尔奖设立的渊源,诺贝尔文学奖是对世界文化多样性做出创造性贡献的作家进行奖励。莫言的获奖,让中国文学走向了世界,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学在启蒙和人文方面与世界文学的差距。好作家都是思想家,都很珍视自己对世界的生命体验,都具有人道主义情怀,都具有前瞻性的智慧,以独特的眼光审视社会,站在人民的一边为弱者鼓与呼。只要不跟风去写作,打工者陈仓也会获鲁奖,裁缝出身的残雪也会获诺奖提名。李老师的讲座虽从谈诺奖引申到国内大奖的一些话题,但给人的启示也是深刻的。
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周燕芬的讲座《中国当代文学视野中的陕西作家》,让我明白了陕西文学的渊源背景和现当代陕西文学的发展及代表性作家创作的风格。杜鹏程、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陈彦等名家的文学成就,为后来者树立了创作的标杆,引领我看到代际传承的使命。作为基层作者,如何从思想观念的陈旧板结中突围出来,在陕西深厚的文学传统中汲取营养,写出有分量的作品,是我要认真思考并践行的课题。

此次讲座中最令人振奋的是军事专家、交大教授李业平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深入解读。七十六岁的老将军,气势饱满语气铿锵,他在解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时没有照本宣科,而是从中国百年大变局的背景谈起,讲了我党在近百年的大变革中,如何在经济、科技和国防等方面有志气有骨气有底气成为主导世界和平发展大国的历程,语言睿智风趣有感召力,提振了所有在场听讲人对国家民族的自信心。他对当前国际局势的分析,对我国解决台湾问题的预测,都极令人信服。尤其是在他分享自己退休发挥余热,每天坚持早起读书看报学习丰富自我,走进各地的大学课堂授课时,热烈的掌声传递着对老教授的敬意……
在学习中提升眼界和认知,领会文学赋能时代的内涵后,我对自己有了更清醒的定位。国家有强国之梦想,民众也应该有自己的小梦想。既然热爱阅读写作,就要守住一颗平常心,以更开放的心态理解新文艺形态的嬗变,以敏锐的感知扎根生活乡土,以阅读经典淬炼思想深度,以笔为犁沉潜下来抒写生活,为小人物立传,方不辜负文学这些年对我的滋养。

作者简介:景卫萍,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协会员,西安市作协会员,周至县作协理事。散文集《涓滴成河》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