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起点，是父亲指甲缝里那抹洗不掉的黄泥——那是他躬耕岁月里，嵌进时光的印记。

李大山每天从田里回来，总先在院门口的石墩上坐下，脱掉那双磨破边的解放鞋，倒出里面的沙土。然后小心翼翼地用旧布条擦去脸上、脖子上干涸的汗碱。但七岁的李禾总能闻见那股味道——混着谷壳、泥土和父亲汗水的气息，厚重得像刚翻过的秋田。

“爹，今天咱家稻子又长高了吗？”小禾总是仰头问。

“高了一指头，够你吃三碗饭了。”大山总是这样回答，然后从怀里掏出用桐树叶包好的野山莓，或是溪边捡来的光滑鹅卵石。

三岁那年，小禾的母亲在难产中溘然长逝，留下他与一对早产的孪生妹妹。自此，整个家庭的重担便落在了父亲大山一人肩上，他独自撑起了这个破碎却仍有温度的家。他每天天不亮就下地，晌午回来烧火做饭，下午再去侍弄那七亩水田、三亩旱地。小禾的童年，是在父亲锄头落地的“笃笃”声里，是在晒谷场上扬起的金色尘雾里，是在父亲粗糙手掌递过来的煮红薯里。

村小学五年级，老师让写《我最敬佩的人》。小禾写道：“我爹像座山，一座会长庄稼的山。春天，山把种子埋进土里，秋天，山把粮食背回家。”作文被贴在教室后墙，大山来接孩子时看见了，站在那儿看了很久，回家的路上，破天荒买了半斤肥肉，晚上炒了一盘蒜苗回锅肉。

真正的风雨在小禾十三岁那年来临。

那年夏天，发了三十年未遇的大水，河堤决口，稻田全泡在了黄汤里。村里人都说今年要绝收了，大山蹲在田埂上抽了一宿旱烟。第二天，他带着小禾上了后山。

“稻子没了，咱向山要饭吃。”

父子俩开出了两分坡地，种上了红薯和玉米。大山还重新拾起了荒废多年的篾匠手艺，晚上就着煤油灯编竹筐、竹席，赶集日背到镇上卖。那个冬天，村里不少人家要靠救济粮度日，而李家的灶台上，始终飘着红薯粥的香气。

最让小禾难忘的是那年除夕。大山用卖竹器的钱买了一只猪头，炖得烂烂的。年夜饭上，父亲把最好的一块腮帮肉夹到他碗里：“吃吧，吃了长力气，开春咱们把水田夺回来。”

果然，开春后，大山带着儿子一担担挑土，硬是把被淤泥覆盖的田恢复了。那年秋天，李家的稻穗沉得压弯了腰。

小禾考上县一中那天，大山把家里那头养了三年的猪卖了。送儿子去县城时，他在长途汽车站掏出个手缝的布袋，里面是零零整整的学费和生活费。

“好好念，别惦记家。”

车开动了，小禾回头看见父亲还站在扬起的尘土里，像田头那棵老槐树。

小禾结婚时，大山特意做了身新中山装，却因为长年弯腰劳作，衣服在背上撑出了一道隆起的褶皱。婚礼上，亲家公让他讲话，他憋了半天，说：“小禾苗交给你们了。”然后对着亲家鞠了个躬，腰弯下去时，能听见骨节轻轻的“咔哒”声。

时间是最无情的犁，在大山身上耕出了深深的沟壑。六十八岁那年，风湿和腰肌劳损让他下不了炕。小禾从城里回来接他，大山看着老屋的房梁：“你娘在这里等我，三十五年了。”

于是，小禾每周坐三小时班车回来，给父亲擦洗、按摩、念新闻。一个秋日午后，他在父亲炕头的樟木箱底发现了一个铁皮盒，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他所有的奖状、成绩单，还有那篇《我最敬佩的人》的作文。纸张泛黄卷边，但每道折痕都被仔细抚平过。

盒底有张烟盒纸，上面是父亲歪歪扭扭的字：“禾苗说我是山，其实他才是咱李家的顶梁柱。”

去年开春，大山在睡梦中走了。整理遗物时，小禾在父亲枕头下发现一张自己的满月照，背面是母亲清秀的字迹：“愿我儿如大地厚实，如种子顽强。”

如今，四十岁的小禾也成了父亲。他在农科院工作，但每周末都带着妻儿回老屋。每天下班，他也会在自家阳台上侍弄一片小菜园。五岁的儿子总跑过来问：“爸爸，今天又让多少种子发芽了？”

“够咱们全家吃三季的。”小禾这样回答，然后摊开知识分子的手，掌心里是几颗饱满的番茄种子。

深夜，当小禾为儿子盖好踢开的毯子，看着孩子熟睡的脸，他突然懂了：父爱如山，不在于山有多高峻，而在于它永远扎根在那里——沉默地滋养万物，坚定地守护一方水土。父亲不是不会老去，而是在老去前，已经把生命的种子播进了下一抔土里。

黄土终会被雨水带走，山峦终会缓慢风化，但那些深埋在根系里的爱，会在另一茬庄稼里抽出新穗，在另一片田野里金黄灿烂，养大一代又一代人，温暖一个又一个冬天。

作者：贺占武。洛阳市洛宁县人。一个文学的热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