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秋风里送别吕将军
朱海燕

一
我最后一次见到将军,不是在花园村那座熟悉的小楼里,不是在北戴河那个宽敞的花坛旁,不是在外出视察的列车上,而是在人们不愿提及的八宝山。
我以泪眼与哭声与将军告别……
巨大的黑色挽幛上,悬挂着将军的遗像,显得格外庄严而萧穆,让人产生一种高山仰止的敬佩。将军本身就是一座高山,怎能不令人仰止!怎能不让人敬佩!
党和国家领导人来了,中央军委领导来了,将军家乡的亲人们来了,您曾领导的铁道部、铁道兵以及中国铁建的领导和员工们来了,他们含着热泪,送别将军在秋风里远行……
3年前,将军的伴侣刘沙去世,我的泪水化成《哭刘沙》滴血的文字。从那时起,我每天为将军祝福,您要好好保重,跨过110岁的大坎,创造出人生的辉煌。这几年,杨成武将军走了,洪学智将军走了,肖克将军走了,57位开国上将唯您仍然健在,这是军队之福,人民之幸啊!我与淮舟常说:将军在人生的晚年,又一次创造了“长寿将军”的奇迹。您活着,就是活着的一部历史,就是活着的一部传奇。
将军住院后,我与淮舟多次想去看望将军,但终因怕打扰而未果。这不是我们疏忽,而是由于过度的虔敬。说实话,我们需要多么崇高的敬意,乃至勇气,才没有走到您的身旁啊!自将军卸任铁道兵第一政委、兵党委书记之职后,我们二人算是唯一能走近将军的铁道兵战士啦,在您人生的最后时刻,我们应该走到您身边,献上对您崇高的敬意。但为了您的健康,我们最终未去。多少个风雪的寒夜,多少个鸟鸣的春晨,我们默默踱步在301医院之外,默默注视着您住院的大楼,默默含泪为您祝福,盼望您早日走出医院,带我们一起重返冀中和您牵挂的万里铁路……
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我以《铁兵将军吕正操》为题,写下万字长文,祝愿将军以健康的英姿,和我们的祖国一道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那段时间,一位叫陈恩田的同志,给我寄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赋》初稿。他是《康熙字典》总修官陈廷敬的后人,著有《大中华赋》《中南海记》《清字文》《山西赋》等作品,现任《国民教育通鉴》总编辑。他希望我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赋》较交给您,请您最后修改定稿,并题写标题。那时,您是开国上将唯一的健在者,您做这一工作,最具权威性与恰当性。但考虑您入院已久,不便打扰,我还是将此文压在了案头。
将军虽然进入人瑞之年,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最长寿者,是开国上将中最长寿者,但我还是期盼您在晚年,迸发并延长生命的光焰……

二
将军望着我,我望着将军。您的目光里流着关爱,流着一种人生的缘分,也流着冥冥说不清的许多东西。不然,我这个普通的士兵,怎么会走进开国上将的视野?
在您生命最后几天里,我正奔波在京沪高速铁路工地采访,我想,这部100多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一旦杀青,您肯定理所当然地为我的这部作品作序。我朝那个目标奋然赶路,有时夜里,高兴的笑声,竟把一个个美梦赶走。不知为什么,10月10日,我竟突然发起高烧。10月13日,高烧稍退,我从电视里惊闻您去世的消息,泪水不禁籁籁落下。将军,在您告别这个世界之际,我没有走近您的病榻,我愧疚已极,悲痛已极。我突然病倒,莫非是上帝对我的惩罚吗?
当晚21时,我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栏目打来的电话:让我谈谈我心目中的将军是一个怎样的人物?我边哭边谈,访问近一个小时。14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他们对我的专访。这样,心头堵塞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将军,在您西行途中,当年的士兵,总算托付北去的白云,捎去一片心,向您表达深情的问候与沉痛的哀思。我中断艰巨的采访,由上海乘机返京,在阳阴之隔的八宝山哭别将军……
返京之后,我与淮舟通话,两人泣不成声。淮舟说,将军的离开,我们感到无奈与茫然,似乎失去了精神支柱。好在,将军遗言犹在,风范长存,将幻化成我们的品格与力量……
在八宝山,与我一同走进告别大厅的,是原铁道部副部长国林。他含着热泪对我说:“过去,将军每见我一次,都喊我小伙子,他要我每天坚持跑3公里。我说,我都70多岁了,怎么还是小伙子?他说,你国林就是活到100岁,在我面前还是小伙子。如今,将军走了,没人再喊我小伙子了。将军走这几天,我心里异常难过。”
走出告别大厅,将军的秘书魏跃进朝我胸口上猛揍两拳:“海燕,你回来晚了,政委住院时,时常唸叨你和淮舟。”我无言以对,急忙低头挥泪而去……
三
将军望着我,是那么慈祥而深情。我与将军远隔千山万水,从将军知道我开始,便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
1980年深秋,将军的目光,锁定在昆仑山下一个士兵身上。那时,我在铁道兵7师政治部文化科工作,由于干部制度改革,没有学历的我,虽然在军内外报刊上发表大量的文学作品,仍没有提干的希望。
这时,一行作家的脚印,牵引着将军的目光走上昆仑,留下这行脚印的,便是铁道兵文化部创作组组长冉淮舟。在万里长天之下的茫茫戈壁,我们相识了。从那天起,这种师生之谊,一如一望无际的高原,是那么深沉、厚重而辽远。淮舟是著名作家孙犁的门下高足,荷花淀派重要作家之一。而孙犁,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便与将军结下深厚的情谊。后来,作为重视文化工作的铁道兵第一政委,让孙犁推荐一位作家到铁道兵工作,孙犁便推荐了淮舟。
淮舟了解了我的情况后,他自信地说:“我要像孙犁推荐我一样,把你推荐给将军,让他以巨大的影响力,为铁道兵部队培养一名青年作家。”
其实,在一年前的1979年,我已认识了将军,他来青藏铁路视察,在7师小礼堂作报告,我就是在一旁放广播的战士。近在咫尺,又远在天涯,命运的深海,迷雾茫茫,还没有出现让两人相识的轮廓。命运这样的安排:将军将在一年后的远方,在我人生的十字路口等我。由淮舟的介入,我方能走近将军身边,抵达自己新的异乡。
淮舟与我分手时,带走我发表在军内外报刊的一些文稿。其实,那是文字形式组成的我,进京面见将军,并接受将军的考试。
不久,我接到淮舟的来信,他说,将军对我的提干抱有乐观态度,他将安排有关部门办理此事。淮舟传将军话:干部制度改革也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孙犁、梁斌、杨沫等等都没上过大学,难道就不应该成为抗日队伍中的文化干部吗?
在将军的过问下,不久,我被破格提拔为干部。这在当时30万铁道兵大军中,成为唯一的个案。后来,将军的夫人刘沙对我说:“政委在铁道兵工作多年,在干部问题上,只有三个人他直接过问了:一是冉淮舟,把他从天津《天津文艺》编辑部调入铁道兵,给部队调来一位作家;二是把作家王林之子王端阳,从昆明军区文工团调到铁道兵文工团,给部队调来一个编剧;三是你朱海燕,点名将你从战士提为干部,并调入北京。
而我们三人,又都是纯粹的文化人。以官本位的观点来看,属不争气不走官运的书呆子。以现今谁当秘书谁升官的游戏规则看,我们是一帮害怕当秘书,躲着秘书走的人。因为都有当秘书的条件,因想当作家,躲开了那条光明大道。试想,若不是遇到将军,哪有我们三人的出头之日,更不会有什么人关注与提携。
我常与淮舟说,我们之于将军是一种什么关系?想来想去,是一种文化关系,从将军至孙犁、至淮舟、至我,这种文化血脉的流动,不是某种物理上的“血液”,而是一种深藏于心中承载着历史,传承着传统的一种文化力量,血脉能够支撑生命,文化血脉同样是支撑一个民族的生命力。这种文化血脉,一代又一代地流淌,它不仅是一种情感的纽带,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承载着无数个共同的记忆与梦想。
将军不仅是一位革命家、军事家、抗日名将,还是一位艺术园丁,文化大师,卓越的文艺批评家。抗日战争时期,冀中是抗日斗争最残酷、最艰苦、最卓绝的革命根据地,将军一面率领冀中军民打击日寇侵略者,一面抓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工作。在他的培养下,这片烈火燃烧的土地上,走出王林、孙犁、梁斌、杨沫、李英儒等一大批作家和艺术家;血与水的荡涤,使他们创作出《腹地》《风云初记》《红旗谱》《播火记》《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小兵张嘎》《地道战》《战斗的青春》等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新中国的文学天幕上,犹如灿烂的星空,放射出夺目的光彩。我想,如果不是将军,或者说是另外一个将军,他可能留下彪炳青史的显赫战功,但对文化的贡献,与将军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一支军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其伟大的历史之所以继承下来,传承下去,文化是唯一的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军的一生,不仅仅是打仗、建设,更重要留给历史的,是他构建了属于冀中平原的抗日文化与抗日文学。这种文化与文学,已经成为民族精神的丰碑,走进未来千年历史的听觉与目光,是一枚民族的舌头,醒着岁月的音符。由此,可以这样评价将军,他不仅是卓越的军事家,他还是一位非凡的儒将,一位伟大的文学园丁。
将军对我的关爱,绝不是说我有什么特殊的能耐,而是体现他对一位文化战士的重视。文化意识渗透到将军的血液里、思想里。否则,冀中平原抗战文学就不可能如此辉煌灿烂,不可能生命常新。
1983年初,引滦期间,铁道兵文化部将我从青海抽调到引滦工地,参与一部报告文学集的创作。我的几篇拙文居然被天津出版局的一位领导看中,执意要我到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去做长篇小说的编辑。从个人本意来讲,铁道兵改工在即,脱下军装,留在天津,总比跟随队伍到处漂泊打游击要好。我决意到天津去。此事被将军知道了,他认为那里不能长出一个战士痊愈的思想;铁路,才是一个铁道兵战士最理想的驰骋疆场。他上午11点向有关部门发话,下午2点,我的调令便飞到昆仑山下的格尔木,由万里之外,调进事业透蓝的京城。
进京之后,我与将军的接触更加频繁了。在将军的关怀下,我由军人走向记者,由青年走向壮年。
四
北戴河的海浪,有节奏地拍击着海岸。
我与将军坐在一幢别墅宽大的廊下,中间隔着一个精致的藤制的茶几。我读书,他也在读书。他读的是《汉书》。将军不说话,时而瞟我一眼。那年他83岁,我29岁。他发话了,问我《汉书》的特点是什么?我説:我还没系统地看过《汉书》呢?他说:当记者不看汉书怎么能行?汉书的特点是体例严谨,语言典雅,叙事详实,人物刻画深刻,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文章句式工整,凝练简净,史料翔实,笔法精密……
虽然与将军接触多次,但北戴河才近距离走近他。那时,我从苏州铁道师范学院新闻干部班刚刚毕业,军委办公厅发信,从《人民铁道》报借调到我将军身边,做冀中平原抗战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与他在一起读书,我老是思想走神,不敢相信,身边的这位老人,就是领导冀中抗战的灵魂人物;不敢相信,他就是《烈火金刚》中,侵华日军最高司令官冈村宁茨口口声声要悬赏捉拿的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员?我像做梦一样,想象拍打着想象的波涛……
将军继续说:作记者,应该把《史记》《汉书》作为必读书籍,因为你要写人,你要纪事,这些名著,是一个记者成才的家谱……
他循着古典名著考我。
我循着传说中问他。
我没头没脑地问一句:“您会飞檐走壁吗?能蹿楼越瓦吗?能一个人和三个鬼子搏斗吗?”这样问,丝毫不奇怪,因为小说中,他的部下史更新、肖飞、李向阳都是这样的人物。
幼稚的提问,引起将军开怀大笑:“尽说废话!我文不能提笔,武不能挥剑,怎能飞檐走壁、蹿楼越瓦?个顶个,八路军打不过日本鬼子,他们吃得好,有力气。我为什么在冀中平原开展游击战?因为面对面打不过他们,所以要跑着和他们打,转着和他们打,偷着和他们打。八路军不是《平原作战》中的赵永刚,他们也怕死啊!”
于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和将军进行心与心的沟通和交流。
将军让我和他一道就餐。碗小、碟小,几筷子,就把碟中的菜一扫而光;几口就把碗中的饭吃去一半。那种饮食环境,对铁道兵出身的战士来说,很不习惯。我饭量大,他饭量小;我吃得快,他吃得慢,很不合拍。于是,我提出到中直机关食堂用餐。但在食堂用餐,也有不习惯的地方,因为那里用餐的,都是在电视里经常见到的领导,哪个桌才属于我这样的无名之辈?我寻找片刻,找到一个像农村支部书记一样朴实的人物。心想,这个人官不大,就和他坐一桌吧。两天后,渐渐熟悉了,我问此人贵姓?他答:杨拯民。原来是西北将领杨虎城之子,也是大名鼎鼎的高级干部。
事后,我将此事说于将军,他笑我没出息,连大胆吃饭的勇气都没有。
我和将军在北戴河住有月余,渐渐由生分到熟悉,由拘谨到自然,两人的谈话,开始有了黏合的韵律。
从北戴河返京后,刘沙让我帮助整理抗日战争时期冀中一批老大姐的史料,她们大多是省、部级领导干部,这其中也包括刘沙年轻时与将军的爱情故事。每晚7点将军的司机将我接到将军处,夜间12点将我送回。在将军居处的二楼上,刘沙讲述的每一个故事,都带着鲜血与烈火的戳记,战争的风云,冷艳的冰雪,甜蜜的爱情,皆一一翩跹在我的笔下,令我激动。将军在一旁看书,时而插话,共同诉说那个壮烈的年代。岁月的弹性,沉淀成他们晚年幸福的时间。
当我整理好的资料送给他们时,刘沙感到十分满意,而将军看了描写他们爱情的一章时,时而大笑,时而不悦。说我把他写成那个样子,是有意编排他,并放言要“狠狠捶我”。之后,将军笑得是那么灿烂与开心。
啊!80多岁的将军,心灵的一角,爱情的绿地上盛开起一片鲜花……

五
将军看着我,我看着将军。
我的目光,跨过一道道看不见的栅栏,在将星云集的天空,我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将军。
将军有不少部下,而且身居高位,他们对将军的看法和我不一样。他们说,将军“架子大”,“难接近”,“很冷漠”,给他送酒不要,给他送茶不要,一生油盐不进。我认为这才是将军的清正家风,才是将军的大将风度。将军权重如山,关系广布天下,但他从不拉拉扯扯,不搞小人官场,向来光明正大,坦荡做人。
将军功勋至伟,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率部驰骋冀中平原,开创了平原游击战的传奇历史,与他相联系的,是地道战、平原游击战、白洋淀等具有历史储存的故事。将军的名字,令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然而,战功显赫、一生传奇的将军,晚年是那样淡定,如同一抹淡定的秋色,总希望在人们的视觉中淡出。
将军绝不是冷淡之人,他心中始终燃着一把火,对同志的爱,对部下的情,体现得是那么淋漓尽致。有一年,将军让我代表他,去保定看望他当年的警卫员吴天增。1942年,在冀中“五一”反扫荡敌机轰炸时,是吴天增用身体将他扑倒在地,使他躲过一劫,而吴天增却受了重伤。将军嘱咐我,一定要把吴天增家庭的生活情况问清楚,需要他解决的要如实向他报告。
将军还嘱咐我。在保定一定代表他去看望魏洪亮将军。魏洪亮当年是冀中九分区司令员,是参加万里长征的老红军,身经百战,伤痕累累,一只脚的脚趾头,全部被日军的炮弹炸掉。将军要我,把魏洪亮的要求带回来,需要他出面解决的,他将尽力去办。战争已经远去,战马不再嘶鸣,然而,将军对部下的关爱,并没有锁入昨天,他一如炮火连天的年代,生死相依,一往深情,他的心一直跳动在燃着战火的战场上……
我随将军去沈阳,省委书记安排看电影,他不去;安排去参观,他不去。省委书记问他:那你干啥?将军说:“我去看东北军的老部下。”
在沈阳的大街小巷,将军走着,时而上高楼,时而入矮棚。将军的部下,有高干,有平民。不管在谁家,将军总是和他们并肩而坐,问寒问暖,唠家常,说生活,话未来,亲如一家。这就是常人不曾看到的将军的另一面,而这一面却真实地反映了将军做人的本质。
将军在沈阳的大街小巷走着,直到日落西山,华灯初上。省委书记比他年轻,感慨颇多,近90岁的人了,跟他跑一个下午,我都受不了,他的精神头咋还是那么足!将军拉起时间的吊桥,去触摸岁月深处储存的战友深情。
河北文安县城,有一位姓李的大娘,战争年代掩护过刘沙,将军委托我去文安看望李大娘一家。那时,李大娘已经去世,大娘的女儿还生活在文安城里。当年的小姑娘,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
我问老人,对将军及刘沙有什么要求?老人说,没有仗打了,生活也好了,只求将军带着刘沙来我家小住数日,让我伺候伺候杀鬼子的英雄。
我将此事报告给将军,将军说:“心意领了,但不能去。去了不惊官动府,也要惊官动府,弄得乡亲们四邻不安,劳民伤财。”这种理念,也可能是将军晚年很少回冀中的主要原因吧。
将军的司机朱胜祥为将军开车几十年,他说:几十年,从将军身上,他触摸到什么是美,什么是伟大。他从未见将军接受谁的二两春茶,一瓶白酒。几十年如一日,将军从不搞不正之风。有一年春节,将军到铁道兵11师给基层的同志拜年,在那里吃了午饭。将军要求自己的一餐饭,交伙食费2元四角,秘书、警卫、司机每人交四角,他查看了收据后,才离开11师师部。
一位铁道兵领导给他送了一只野鸡。将军让司机送到机关食堂,并对这位领导提出严肃的批评。他用一个共产党的胸怀,拥抱着严于律己的晴空。
六
将军亲切地看望我,您肯定没有忘记,1995年初夏,您提出要走京九铁路,要我跟随。将军开玩笑说:“跟我上京九,要和你讨论讨论铁路有关问题。我的天哪,这不是开天大的玩笑吗?我何德何能,与您去讨论铁路问题!
我想来个金蝉脱壳,不去。我说:韩部长让我随他去北戴河。您说:我给你向部长请假。
在列车上,将军考我:“中央办公厅最近出台处级干部36个不准,你给我背背。”
我说:我是记者,不是处长。
将军说:你是记者,也是处级干部,不能因为搞新闻,不牢记这36个不准。不严于律己,要栽跟头的。
将军又考我:最近韩国有一座大桥塌了,你说这桥叫什么桥,桥塌的原因是什么?
我说:记不清了。
将军说:“铁路记者记不清这个,就是不称职。记者要知天下事,懂古今情。铁路记者对世界每一座铁路桥梁的垮塌都应该进行研究,这样才能成为名记者。
车过衡水,地委书记上车来看望将军,口口声声称您“吕司令”。将军严肃地问:“衡水是不是农业地区?”回答:“是。”“种不种棉花?”回答:“种。”“既然种棉花,我要问你这位地方大员,现在棉蛉虫到了第几代?用什么药才可以防治?”书记哑然。将军笑曰:“接待我这个吕司令事小,研究棉蛉虫事大,这关系到老百姓的生产与生活问题。”
将军嫉恶如仇,对不好的风气,敢于直面批评,并且毫不拐弯抹角。将军到阜阳。接待将军的,是后来因腐败判处死刑的地委书记王怀忠,和判处重刑的行署专员肖作新。席间,将军语我:“阜阳的干部就会吹牛皮、呵大蛋,你要写文章狠狠地批评他们。”席间另一位领导圆场说:“政委,这都是过去的事,现在的领导挺务实。”没想到将军声音提高8度,严厉地说:“我说得就是这任领导。”弄得全场哑然。
将军那次走京九,阜阳至九江段还没有铺通,只好由阜阳绕行合肥至九江。在合肥,省市领导拉着将军看合肥又小又破的火车站,想让将军向铁道部进言,改善这一现状。将军说:“火车站是城市的中心市场,营造这样一个市场,不能光伸手向铁道部要钱,要把思路放宽,如和铁道部合资建站,或五五出,或四六出,调动国家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才是发展的正确途径。
火车路过吉安,将军又考我:“你说说宋代吉安出了几个大文学?若回答出三个人物,就算你及格了。”
当我回答出三个人物后,将军笑了:“这次给你60分。”
我随将军从北京一站一站,像老牛拉破车一样,历时10多天,终于走到赣州。将军考察京九铁路之后,关于京九,我求将军写下一点文字的东西。
将军说:我是平头百姓,还能说些什么?
我说:在百姓心中,您是永远的首长,永远的将军,走了一趟京九,不发表一点感想,是不是对这条铁路的质量不满意啊!
在我的不断督促之下,将军为京九铁路写下这样的题词:
高速、高质、高效建设大京九,造就一大批过得硬、现代化的工程大军。要继续提高科技水平,大力发展铁路。
吕正操
1995年11月
七
将军深情地看着我,看着我走向他深爱的青藏高原。
青藏铁路是将军最牵挂的一条铁路,他向西眺望了几十年,盼望那条天路扶摇直上,飞抵拉萨。
将军出任铁道兵第一政委时,青藏铁路正在建设过程中。由于国力不足,经济贫乏,科技乏人,加上国民经济整顿调整,青藏铁路继续西进面临许多困难。中央决定:青藏铁路下马。
但将军立志要为西藏修一条天路的决心没有改变。青藏走不通,能否走川藏?川藏走不通,能否是滇藏?总之,一定要给西藏人民修出条铁路来。
1978年,75岁的将军,亲赴成都、昆明考察,并听取有关方面意见。将军掷地有声:我们有决心,要把毛主席铁路修到西藏的伟大诺言实现,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
1985年,将军又一次向中央要求赴西藏考察铁路进藏问题。国务院领导发话:“将军能否进藏,让医院的同志决定。”
1985年7月25日,北京医院保健办公室根据卫生部保健局的通知,就将军的健康情况及能否去西藏一事,向中央写出一份书面报告。报告说:
吕正操将军现年82岁,多年来患冠心病,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心电图有明显改变并有完全性右束枝传导阻滞。西藏地处高原,氧气稀薄,对吕正操同志心脏情况极为不利,且有一定危险性。
这份报告送达胡耀邦同志手里。
因健康情况不允许,保健医生不同意和中央领导的极力劝阻,将军的西藏之行未能兑现。西藏,拉萨,这些诗的名字里,在将军那里噙满一生的远眺。
随着将军的年迈体弱,我看望他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但我无时不思念将军。将军看我,再也不是通过我的形象,而是通过我的文字。
2005年,当长征出版社出版我的通讯、报告文学集《青藏铁路》时,我恳请102岁的将军,为此作序。没想到这位让我崇敬的百岁将军愉快地答应了。他认真阅读了这部长达58万字的文稿,并挥笔作序。将军写道:
新中国建立后,修建青藏铁路成为我们的一个梦想:广阔富饶的西藏不能没有铁路;路网布局,西部开发,实现对外开放,西藏不能没有铁路;繁荣西藏,富裕人民,加强民族团结,西藏不能没有铁路……
因为工作,全国很多地方,我几乎都乘火车去过。但是我还没有去过西藏,这是一件憾事。不过看了朱海燕的作品,了解到很多情况,未去西藏的遗憾,得到一些弥补。等青藏铁路全线修通,如果我坐着火车到拉萨去,会是多么欣慰啊!
将军一生写过许多文章,而他最后的一篇文章则是为我而写。那是他生命的绝笔,怎能不令我感动!
开国元勋、开国大将以及开国上将,共77位,而与祖国一同走过60年风雨的,只有将军一人,这又怎么不令我兴奋!
将军望着我,我望着将军。我与将军之间隔着硝烟弥漫的30年代、40年代,以及和平建设时期的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但我们之间却没有代沟的坎坎坷坷;上将与士兵之间,却平顺的毫无障碍,这难道不是人世间无边无际的最好的美学吗!
将军看着我,而后,您高大的身影渐渐隐入白云深处,向着人们心灵的远方走去。在西行的路上,将军不会寂寞,先您而去的将帅们在等您,先您而去的作家孙犁、王林、梁斌、杨沫在等您,他们渴望聆听您的教诲!
将军乘鹤去,秋风阵阵寒……

责编:槛外人 2025-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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