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从方言土语看《金瓶梅》的地域性
——《金瓶梅》研究之三
李千树
《金瓶梅》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世情小说，其语言呈现出鲜明的口语化、地域化特征。从方言土语的角度考察其地域性，不仅有助于探讨作者的身份与籍贯，也能深入理解小说人物的社会身份与文化空间。以下从作者行文语言与人物语言两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作者行文语言中的方言痕迹
《金瓶梅》虽以山东清河为地理背景，但其语言并非纯粹的山东方言系统，而是以山东鲁南或鲁西南方言为主，呈现出多元方言交融的特点，这为作者身份考证提供了重要线索。
1. 北方官话基底与山东方言成分
小说整体以北方官话为叙事框架，但夹杂大量山东方言词汇。例如：
称谓类：“达达”（父亲，鲁西、豫东方言）、“婆姨”（妻子，山陕地区用语，但山东部分地区亦用）。
日常用语：“晌午”（中午）、“革了”（角落）、“瓢子”（勺子）等均为鲁西方言。
动词特色：“掇”（端）、“謦”（咳嗽）、“张”（理会）等词在鲁中、鲁南、鲁西常见。
2. 吴语词汇的渗透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混杂了不少吴语词汇，如：
“杌子”（小凳子，今浙江方言仍用，山东农村亦仍在用）。
“面汤”（洗脸水，江浙用语）。
“事体”（事情，苏南吴语）。
“撺掇”（怂恿，南北通用但源出吴语）。
此类词汇的频繁出现，引发学者推测作者可能为熟悉吴语的文人，或曾在江南生活过的文人。有观点认为，作者或许是寓居江南的山东人，或是一位对南北语言皆有涉猎的文人（如王世贞、李开先等说均涉及地域关联）。
3. 其他方言杂糅现象
小说中还可见晋语（如“流水”表匆忙）、豫东方言（如“恁”）等成分，反映了明代商业流通背景下语言的跨地域融合，也暗示作者可能具有流动的人生经历。
二、人物语言中的方言与社会身份建构
《金瓶梅》人物语言的高度口语化与地域化，是其“市井气息”的重要来源。不同人物的语言层次，映射出其社会地位、籍贯背景与性格特征。
1. 市井人物的方言土语
潘金莲、应伯爵等市井角色：语言中方言密度最高。如潘金莲骂人常用“贼囚根子”“歪剌骨”（鲁西方言贬称），应伯爵的歇后语、俚语多带山东民间幽默（如“狗咬尿胞——空欢喜”）。
娼妓、媒婆、帮闲等边缘群体：其对话中大量使用粗俗谚语、切口语（行话），如“卖萝卜的跟着盐担子走——咸嘈心”（谐音“闲操心”），这类语言具有强烈的乡土性与行业性。
2. 官绅阶层的语言“雅化”与方言残留
西门庆：作为暴发户商人兼官僚，其语言在公开场合模仿官话，私下却仍保留方言词汇（如称“咱每”）。
官员、士人：如蔡御史、宋巡抚等人对话多用文言腔调，但偶在放松时露出方言痕迹，体现其地域根源。
3. 女性语言的方言情感色彩
女性骂詈语、亲昵语中方言尤为突出。例如：
孟玉楼改嫁前与媒婆的对话中，“莫不俺一家子都嫁人？”带有鲁中反问句式。
吴月娘与潘金莲争吵时使用的“泼皮”“贱骨”等词，兼具北方通用性与地方特色。
三、方言运用的文学功能
1. 营造地域真实感：通过方言土语构建出“清河县”及其周边围绕着的这一具体空间，使市井生活栩栩如生。
2. 刻画人物身份：方言成为阶层与职业的标识，如帮闲应伯爵的俚俗与蔡状元的文雅形成对比。
3. 增强叙事活力：民间谚语、歇后语的穿插（如“雪里埋死尸——自然消出来”）使文本生动诙谐，贴合市井题材。
四、争议与学术意义
关于《金瓶梅》方言基础的争论（山东说、吴语说、混合说），实则反映了明代语言文化的复杂性：
山东说：主张作者为山东人（如贾三近、李开先等），认为吴语词汇是江南刊刻者修改所致。
笔者即持此论。不止是因为笔者乃山东人，更是因为经长期反复研读后，依然感觉太过亲切，感觉其中人物及作者行文，就仿佛是生活在自身周边的活生生的人。特别是笔者既出身于鲁中，又长期在鲁南学习、生活和工作，并有诸多机会深入到鲁西南及豫东一带，与人交流，故对此一带或片区的方言土语多所感触和濡染。故笔者相信，此书即是产生于该地域。
吴语说：以“兰陵”可能为江苏武进（南兰陵）为依据，推测作者为江南文人。
混合说：认为小说语言是明代官话与多地方言的杂糅，体现了运河沿岸商业城市的语言融合。
五、结论
《金瓶梅》的方言运用，既是作者个人语言背景的无意识流露，也是有意识的文学选择。它打破了传统小说文言叙事模式，以贴近市井的语言还原了明代中叶的社会生态。其地域性的模糊与交融，恰恰反映了明代后期人口流动、文化互渗的历史现实，也为中国小说语言的本土化、平民化开辟了道路。通过方言土语这一微观视角，我们不仅得以窥探作者的身份谜团，更能深入理解小说如何通过语言建构出一个兼具地方特质与时代共性的“金瓶梅世界”。
2025年12月14日夜于济南善居
